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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6-1-16 11:2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 　　 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 国办发〔2015〕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依法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户口登记管理工作，近年来对加强户口登记管理、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等问题多次提出明确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下大力气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政策性障碍等因素，部分公民无户口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并直接影响国家新型户籍制度的建立完善。为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的《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要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着力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为推进公安改革、创新人口服务管理和构建新型户籍制度奠定坚实基础，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二）基本原则。坚持依法办理，切实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户口的合法权益；坚持区别情况，分类实施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政策；坚持综合配套，将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与健全完善计划生育、收养登记、流浪乞讨救助、国籍管理等相关领域政策统筹考虑、协同推进。 　　（三）任务目标。进一步完善户口登记政策，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加强户口登记管理，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努力实现全国户口和公民身份号码准确性、唯一性、权威性的目标。 　　 二、依法为无户口人员登记常住户口 　　（一）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户口人员。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申请随父落户的非婚生育无户口人员，需一并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二）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户口人员。在助产机构内出生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向该助产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在助产机构外出生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需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拟落户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无户口人员或者其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三）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员。未办理收养登记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员，当事人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按照规定办理收养登记，凭申领的《收养登记证》、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1999年4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施行前，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未办理收养登记的，当事人可以按照规定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事实收养公证，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尚未办理户口登记的，可以凭事实收养公证书、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四）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户口被注销人员。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人民法院撤销宣告失踪（死亡）的生效判决书，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 　　（五）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的人员。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的人员，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未在其他地方落户的，可以在原户口注销地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恢复常住户口登记后，符合现居住地落户条件的，可以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六）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造成的无户口人员。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造成的无户口人员，可以向签发地公安机关申请补领、换领户口迁移证件，凭补领、换领的户口迁移证件办理户口迁移登记。不符合迁入地现行户口迁移政策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可以在原籍户口所在地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其他人员可以在户口迁出地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 　　（七）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在国内非婚生育、未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具有我国国籍的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父母的非婚生育说明、我国公民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需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八）其他无户口人员。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可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三、切实抓好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无户口人员落户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本意见精神上来，加强组织领导，周密研究部署，细化政策措施，明确工作要求，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切实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并向社会公布。 　　（二）认真核查办理。各地区要深入开展摸底调查，认真梳理本地区户口重点问题，摸清本行政区域内无户口人员底数及有关情况。要规范受理审批程序，严格工作要求，及时办理无户口人员户口登记。要升级完善人口信息系统，加强对无户口人员人像、指纹信息备案和比对核验，确保登记身份信息的准确性和户口的唯一性。要严密户籍档案管理，对无户口人员户口登记材料逐一建档，确保档案资料完整有效。公安机关应当将办理无户口人员户口登记的情况，及时通报相关部门。 　　（三）完善配套政策。各有关部门要对与本意见精神不一致的政策措施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该修改的认真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公安部、民政部、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抓紧按程序修订户口登记、流浪乞讨救助、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四）积极做好宣传引导。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公民登记户口的权利和义务，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努力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和配合，积极动员无户口人员主动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五）强化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分解细化任务，落实责任分工，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公安部要会同民政部、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加强对各地区的督查指导，对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力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凡以前文件规定与本意见规定不一致的，按本意见规定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5年12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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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5-11-4 09:04
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部分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随着银行不断上市和不断落入外资手中，日前统计的银行资产流失又进行了相应补充修正，再次列出来供国人参考。) 　　目前中国100多家银行先后完成了由外资参股控股的任务，在这场竞相贱卖银行股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如长江大河般流向国外，形成了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下面的统计资料显示，仅仅十多家银行低价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这个损失意味着拿走了我们2006年GDP增长额的六分之五，拿走了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三，拿走了全国2年半的公费医疗(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计算)，拿走了全国2年多的教育经费，拿走了当年全国房地产的六分之五……这还只是十几家银行贱卖的损失，全国100多家银行损失会有多少!全国所有行业外资又拿走了多少!中国在连续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在耗尽全国资源换取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现象?这份资料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 　　之所以说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有历史为证，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战争赔款总额共13亿银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3亿英镑;日本侵略中国14年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上述十几家银行股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2000亿美元，并且绝大部分还仅仅是一年的损失!再看耗尽中国资源浸透中国劳工血泪的1.4万亿外汇，按照中方5%、外商95%的利润分配比例，中国储备1.4万亿外汇的同时，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28万亿美元的利润，折合人民币超过210万亿，也就是说，仅外汇储备这一项，13亿中国人每人就为西方发达国家贡献利润超过16万元人民币。付出如此惊人代价获取的外汇却不能用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因为用在老百姓身上没有投资效益，昨天刚刚成立了外汇投资公司，负责把这1.4万亿外汇再送还给西方发达国家。 　　最让国人痛彻心肺的还不仅仅是已经发生的财富浩劫，而是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更大规模的财富浩劫。面对惊人财富浩劫，国家商务部的官员宣布，目前外资收购中国资产的规模还很小，要继续扩大规模;中央银行发表专文宣布，要“坚定不移地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目前中国的银行已经100%地由外资参股，继续深化改革，无非是要把所有银行都像北京银行、深圳发展银行那样整个送给外资。商务部是管商品的，中央银行是管货币的，他们两家如此表态，国人还有什么指望!为什么中国的政府部门就不能像其它国家政府部门那样维护本国利益呢?1997年美国龙星投资公司趁金融危机之际，低价收购韩国外汇银行股份，今年卖掉赚取了46亿美元，韩国举国震惊，首尔警车呼啸，美国龙星公司和韩国外汇银行的高管人员接连被捕，可是在一年损失就超过韩国十年损失50倍的中国，不仅银行高管人员没有被捕，甚至还发表文章向全国人民宣战：要继续“坚定不移动地深化国有银行改革”，要像当年卖光国有企业那样把银行也卖光。银行不同于其它行业，银行一旦落入外资手中，不仅整个国家经济，甚至包括整个国防都会被外人控制，国家主权将不复存在。 　　这份资料或许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美国对中国的“双重关怀”：一方面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铁桶包围，并且操纵中国台独藏独僵独势力分裂中国;另一方面又全力推动中国改革，甚至威胁中国改革不能放慢速度，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去年来北京时就警告中国：“如果中国放慢改革步伐，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损害”。本月5日，美国众议院以404票赞成、4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金融业对美国企业全面开放，随即由美国政界和金融界组成的庞大游说团降落北京，迅速渗透到商务部，银监会以及各大银行，当然这种活动肯定还少不了北京大学。美国游说团和北京大学内外联手的攻关活动，加上美国众议院决议的恐吓，中国人民银行正副行长先后宣布：中国将要解除金融管制。 　　流氓强盗的欲望从来都是由退缩忍让刺激起来的，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几乎亡国灭种换取的基本教训。可是眼下我们又在重复历史的悲剧，并且是在更大规模上重复历史的悲剧。每年超过1万亿元的银行资产流失，引起了美国对中国整个60万亿金融资产的欲望，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数百万亿财富的欲望。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正在“磨刀霍霍向牛羊”，准备宰杀世界殖民史上这头最肥大的国际奶牛。国内各种官僚、买办、汉奸力量也空前活跃起来，积极配合国际垄断资本，在政治上瘫痪中国和精神上麻醉中国。 　　几天前，公开宣称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改革教分坛坛主、《炎黄XX》杂志社社长，在香港公然声明下个月才会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没有采纳左派一个字”。所有听到这个声明的中国人都被震惊的目瞪口呆，要知道，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是反对右派黑暗统治的左派组织，可现在这个身为共产党部级官员的改革教分坛坛主，居然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没有左派一个字!没有左派一个字，那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是什么派的字?世界许多主流媒体都刊登了这位改革教分坛坛主的声明：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没有左派一个字。国内那些极端右翼的汉奸网站和汉奸报刊更是得意忘形地狂呼乱叫：“左派的几声抽泣，几声凄厉”，根本改变不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发展大潮。目前情势也的确如同汉奸买办叫嚣的那样，13亿中国人民如同被赶进屠宰场的待宰羔羊那样地麻木顺从，甚至连猪羊被宰杀前的那种本能呼号都没有，默默接受着被宰杀的悲惨命运。 　　难道真的是天妒中华、报应降临?古老的中华民族将由此走向解体，结束二千多年前秦皇开创的一统天下，重新堕入相互残杀的多国乱局?难道我所尊敬的那些正在奋斗着的同志们，不过是在撰写中华民族最后的墓志铭?只是在告诉未来所有黑眼睛黄皮肤的炎黄子孙，他们曾经拥有过一个名字叫中国的伟大国家，在经历二千多年辉煌之后，最终毁灭在一群名为改革教的魔鬼手中，她那最后一批铁血子孙的不屈魂灵，却长久不息地徘徊于悠远浩茫的历史天空，依然用声声悲愤的泣血呼唤，向所有人们讲述着一个伟大国家是怎样被一个邪教组织毁灭的悲惨故事—— 　　我颤抖了!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突然感受到了古往今来历次亡国灭种惨祸前那些自杀警世的民族士子的悲愤心情，从投江自尽的屈原到投海自杀的陈天华，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爱国士子几乎都走上了肉体自杀或精神自杀这条不归路，只有两个人例外，就是选择了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和人民革命的毛泽东，而使中华民族真正摆脱掉亡国灭种惨祸的，只有带领人民革命的毛泽东。 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 　　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每股价格1.16元。当年上市后，按照2007年8月15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313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018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84倍，世界罕见。该股国内发行价3.12元，是对外资发行价的2.69倍。 　　2，中国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不到20%的股份，购买价格1.22元.当年上市后，按照2007年9月7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335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1932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4.8倍。国内发行价3.08元，是外资购买价的2.52倍。 　　３，兴业银行 　　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赚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2007年初上市后，当年股价就达62.8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60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是外资购买价的5.92倍，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 　　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1股，目前股价已超过40元，投资增殖10倍，净赚130多亿，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800多亿总市值。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能不能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 　　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23元多，净赚112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市值近10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 　　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接近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100多亿，合计将近900多亿，6倍多回报。该股国内发行价7.9元，是外资购买价的4.25倍。 　　7，中国建设银行 　　上市前，美洲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约300亿人民币)，每股定价约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按照2007年9月25日上市首日9.05元市价计算，市值已达2932亿人民币，2家净赚2600多亿元。建行A股发行价6.45元，是外资购买价的6倍多，申购资金超过2万亿。 　　８，浦东发展银行 　　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57元，花旗净赚100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再赚取100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 　　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8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１０，中信银行 　　2006年，西班牙毕尔巴鄂维茨卡亚对外银行(BBVA)以5.01亿欧元认购中信集团持有的中信银行5%股权，且之后有权增持至9.9%.，每股价格2.77。同时BBVA还以4.88亿欧元认购中信集团在香港的金融平台——中信国金15%的股权。按照2007年8月28日盘中12.88元价格计算，净赚近200亿人民币，日后行权将再赚取数倍。该股国内发行价5.8元，是外资购买价的2.1倍。 　　１１，南京银行 　　2001年11月28日，国际金融公司以每股1.21元的价格，出资2.19亿元人民币，购买了南京银行1.81亿股股份，后将其中部分股份转让给法国巴黎银行。按照2007年8月2日盘中价格25.12元计算，每股净赚43.28亿元。2005年，法国巴黎银行以每股3.04元购入南京市商业银行19.2%股权，总作价7.04亿元人民币，按照2007年8月2日盘中价格计算，净赚51亿多人民币。该股国内发行价11元，是外资购买价的9.1倍。 　　１２，宁波银行 　　2006年新加坡华侨银行以5.7亿元人民币收购2.5亿股，每股2.28元，按照2007年8月3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已超过80亿人民币，一年赚取78亿元人民币.该股国内发行价是9.2元，是外资购买价的4倍多。 　　１３，北京银行 　　2005年荷兰国际集团下属ING 银行购买其19.9%的股权，总投资达到17.8 亿元，折合每股1.78元，成为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同时，国际金融公司购入北京银行5%的股份。按照上市首日盘中价格25元计算，两家外资公司获利近300亿。控制市值1550亿市值完全外资控制。该股国内发行价12.5元，是外资购买价的7倍，申购资金超过1.9万亿。该银行1996成立，8年自从增加8倍，利润累计100亿，各项指标在亚洲银行排名中都名列前茅。 　　１４，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以每股2.49元的价格将4.68亿股转让给国际金融公司、汇丰银行等三家外资金融机构，占总股本18%。上市后三家外资公司至少能赚140亿元以上 　　１５，广州发展银行 　　今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３５５８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１６，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100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港股市值超过2800亿港元，A股约6000亿人民币，总市值近9000亿。汇丰原本10%，又花86亿人民币购买了高盛和摩根9.9%，目前获利超过1500亿人民币。并且形成“一拖四”的控股结构，直接控股平安寿险(控股99%)、平安产险(控股99%)、平安信托(控股99.3%)和平安海外(控股100%);平安信托又控制平安银行(控股73%)和平安证券(控股75%)，形成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其所收集的产险、寿险、信托、投行、商业银行等数张金融牌照，均被齐齐端上国际资本市场。 　　１７，１１０家城市银行正在贱卖中 　　渤海银行被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19.9%的股份。西安银行被国际金融公司和加拿大丰业银行参股5%，并且规定在未来四年内以期权投资的方式认购西安银行总股份的24.9%。济南市银行被澳洲联邦银行购入11%的股权，并规定对方有权在2008年5月将所持股份增至20%。杭州市银行被澳洲联邦银行斥资6.25亿元获取19.9%的股权。 　　１８，新华人寿 　　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瑞士苏黎世保险公司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公开持股比例为19%，加上苏黎世公司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部分，所持股份总数已超过56%，也就是说，新华人寿上市前已经变成外资公司。苏黎世公司投资34亿，一旦上市，控制市值至少800亿，净赚大约500亿。控股新华人寿是典型的抗战模式：80万日军控制200万伪军，200万伪军控制1000万汉奸，1000万汉奸管理4万万中国人。 　　（作者：张宏良，注：此前统计资料的数据略有修正，以本次统计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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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要文斗，不要武斗
热度 1 岳东晓 2015-10-14 08:12
（《人民日报》 一九六六 年九月五日社论）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这些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 　　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要有脑筋，要用文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毛丅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对我们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敌人对人民是不会宽恕的。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文斗，就是要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动言行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年轻的一代。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种文斗的办法，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所最害怕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丅泽东同志的著作，活学活用十六条，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 　　人民的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主张文斗，是因为我们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是因为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相信用文斗的办法足以制服敌人。同时，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怕人民的敌人捣乱。如果敌人胆敢动武，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律，那就坚决依法制裁。 　　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1967年6月6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要求纠正当时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有关通令。简称六六通令。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中发（67）178号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趁机捣乱，特发以下通令： 1.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的私设公堂。 2。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和文件印章，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准抢夺，盗取或破坏。 3。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4。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的所有财物。 5。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6。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严加处理。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 7。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个通令可在城乡广泛张贴，并在群众中广泛宣读。 聂元梓 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聂元梓等整理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 聂元梓 毛泽东 林彪 1968.07.30 〖传达要点〗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 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 聂元梓 清华大学 蒯大富 北师大 　谭厚兰 北京航空学院 韩爱晶 北京地质学院 王大宾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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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5-9-19 15:18
刘鹤同志召开会议部署落实国有企业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鹤同志召开改革专题会议，研究《指导意见》中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的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改革任务的部署落实。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同志参加了会议。 　　刘鹤同志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要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要求，着眼于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做“活”做“优”国有经济，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更好融合，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的共同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高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刘鹤同志要求，下一步，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结合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等领域改革，开展不同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示范。要支持地方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地方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的经验。（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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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5-7-13 20:09
只有尊重历史的真实，才能从历史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谎言治国，迟早垮台。 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各位代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巩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各位代表! 　　我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阐明了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各级领导班子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积极培养青年、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能上能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 　　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各位代表!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世界上到处讲缓和、讲和平，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对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我们支持西欧国家在这个斗争中联合起来。我们愿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为增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他们背弃中苏两国总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达成的谅解，拒绝签订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内容的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致使中苏边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他们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连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防止武装冲突这样的事情都不干，却侈谈什么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条约，这除了为着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奉劝苏联领导，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保持警惕，加强防御，准备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全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战备。要认真办好民兵。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各位代表!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大事，抓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 　　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 　　我们必须发扬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讯)　　(《人民日报》1 9 7 5 0 1 2 1 第1 版) 黄思婷 - 心灯.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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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5-5-7 12:05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1967年至1976年，GDP年增长6.8%， “文革”之前 14年(1953年至1966年)平均GDP是8.2%。 　　1970年5月14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要求自当年5月起，恢复工业、 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 和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 门搜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到1971年底，这三年的主要数 据基本补全。 但是， 1950年-1976年 农村农田水利建设，生产建设兵团等的许多劳动是义务劳动，相当于学雷锋，GDP数字并没有体现，没法统计，也就没有统计。 如果加上这些数字，GDP远高于8%了。 1950年-1976年，中国主要是发展重工业包括军工，农业和轻工业投入相对较少，1972年农业杂交水稻、杂交小麦的成功，以及1976年前后化肥厂和一大批纺织厂的峻工，标志着 1976年后， 农业、轻工业也将步入一个象重工业一样快速发展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就当时中国整体经济结构而言，基本是合理的。第一，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农业，这是国家生存的需要，这个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错，倒是1976年后钢铁企业盲目发展，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是错误的；第二，国家、省、县、乡都有相关的企业支撑，这也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布局；第三，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提出适当协调农轻重的关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成为必然。 这种合理性，也被后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所证实。后来一边倒地搞开发区，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分化、失衡，沉疴至今，已经形成了，过份依赖房地产，不调整经济结构就崩溃的严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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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农业为什么成了中国的包袱？
稻草 2015-4-26 11:24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说中国农业要减少补贴，能够进口的农产品尽量进口，说中国人不能有战争思维，同时建议把农村人口进城放开，减少农村农民数量。对于一个财政部长讲这种话，尽管浑，但也说明，他觉得中国农业现在不但没有贡献，反而要政府补贴农业，这一笔钱肯定是不少的，因为财政部没有公开过这些数据，这也是老百姓听到他的“牢骚真言”吧。 中国农业家庭承包，并没有增产，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大承包的第一年198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反而比上年 下降了1100多万吨，1981年也比承包前一年总产量少，并且后来的连续几年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农业专家统计，粮食后来的增产主要是杂交水稻，杂交小麦的广泛应用，以及化肥的大量施用。笔者亲自调查过一个农村大队支部书记，他在承包初期多了一个心眼，因为他担心农民两极分化，故意把大队的第六生产队没有承包，这个生产队直到1990年还没有分到户，但粮食产量，这个生产队的产量反而是整个村最高的。同时这个生产队只有一部分人从事农业劳动，另一部分人照样上乡镇企业或者到外地打工。可惜的是，后来这个支部书记他调走了，这个六队顶不住政策的压力，也没有再搞集体了，六队秦队长后来感概地说集体没搞了，生产队也就散了，各弄各的了。 现在农业是国际竞争了，中国人多地少，家庭农业，竞争力差，成了一个靠政府补贴才能活下去的产业，这是一个时代政治的悲哀。 事实上，上述的六队经验推广到全村，让少部分人耕种几千亩地，搞集体化农庄，另一部分人搞乡镇企业，再一部分人外出打工融入城市。这样农业改革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中国农村加油吧！ ===================== 附录：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昨日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据报道，楼继伟是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称，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部长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 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去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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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4-8-16 15:05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及附件 ［1.邓小平同志的信；2. 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 　　中发 ［1973］ 1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严于解剖自己，认真作自我批评。全党同志都要从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决定连同两个附件，印发到县、团级。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 　　――――――――――――――― 　　（注）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 　　附：（一）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二）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一九六八年六、七月） 　　附件一： 　　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主 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那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要搞托拉斯，一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的胜利！ 　　× × ×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其他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 　　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侯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 小 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二： 　　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现将他检查其重要错误的部分和叙述他受王明“左倾”路线整他的简单过程，摘录如下：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后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一九三○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的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末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时间，来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消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问过，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叛徒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贵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笫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客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意，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来源：宣讲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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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VANO 2014-6-8 07:42
习近平会见侨领: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魂
6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下午在北京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下午3时，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同代表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见到大家感到特别亲切。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与会的侨胞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祖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广大海外侨胞的功绩。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广大海外侨胞一定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希望大家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繁荣发展的正能量。广大海外侨胞要运用自身优势和条件，积极为住在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更好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栗战书，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参加会见。 　　国务委员杨洁篪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勉励海外侨胞加强团结互助，传播中华文化，建设和谐侨社，树立和睦相融、合作共赢、团结互助、充满活力的侨社良好形象。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本届大会的主题是“服务社区、和谐发展”，来自119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侨团负责人出席大会。(刘维涛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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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被发现在其办公室自杀身亡
热度 1 稻草 2014-4-10 12:21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4月8日上午被发现在其办公室自杀身亡。财新记者从接近国家信访局人士处证实了前述消息，不过自杀原因尚不清楚。 4月8日晚间，徐业安自杀身亡的传闻即广泛传播。接近国家信访局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徐在4月8日上午被发现自杀。据称，徐身体一直很不好，最近几个月耳鸣，情绪也不太好。至于为何情绪不好，目前尚不清楚原因。 徐业安1955年5月出生，湖北武汉人，1982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湖北省委办公厅信访处工作，此后的32年间，一直在信访系统工作。1989年，徐担任湖北省委省政府信访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之后升为处长，1997年到1998年间在湖北省南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然后任湖北省委省政府信访办公室副主任，省信访局副局长，2005年调任国家信访局，任办公室主任，2010年任正局级信访督查专员，先后兼任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综合指导司司长，2011年10月担任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截止4月10日上午，在国家信访局官方网站上，“局领导介绍”一栏中，徐业安的名字仍在列，为排名第三的副局长。 此前的3月11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在京会见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徐业安参加会见。之后的3月17日，国家信访局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徐业安参加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坐。 此前的2013年11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中国的信访制度被定位为“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途径”，是老百姓向政府反映问题、行使民主监督权利、实行“下情上达”途径。 国家信访局的主要职责，包括承办领导同志交办的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领导同志有关批示件的落实情况，向地方和部门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近年来，随着“进京上访”上访情况越来越严重，协调处理群众集体来京上访和异常、突发信访事件的任务越来越重。 随着“进京上访”人员的数量和规模成为的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信访考核和问责压力下，地方用各种手段到北京“截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由此催生了“黑监狱”、黑保安公司和广泛的非法拘禁等乱象，包括出现地方政府到上级信访部门花钱销号的情况。 2013年年底开始，执行多年的信访考核和问责制度出现松动，很多地方不再搞信访排名和通报。在此前后，涉诉涉法信访改革进程加快。由此，北京地区暴力截访事件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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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务院新闻办主管互联网副主任李伍峰坠楼身亡
稻草 2014-4-2 10:47
　　3月30日新闻，大公网向国务院新闻办求证，该办一位权威人士称，李伍峰副主任因于3月24日下午坠楼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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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占国有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国有企业要全部民营化
热度 1 稻草 2014-3-5 08:5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会上表示，对于占国有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比重完全可以退到零。 　　中国大概有145000多家国有企业，只有8000多家是大型企业，13万多家是中小企业，占90%以上。这13万多家中小国有企业完全没有必要去绕一个弯子搞混合所有制，彻底的民营化。 　　张文魁认为对于8000多家大型和特大型的国有企业是可以搞混合所有制的，根据不同的行业来规定比例，我所谓的行业跟前面大家讨论的公益性的还不太一样。第一类真正提供普遍性服务和那些真正涉及到国家核心安全的极少数的国有企业，可以暂时保持国有全资，没有关系，这样的企业极少。 　　“我担忧的是未来几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速能不能保持在一个中高速的状态。现在还有企业对市场形成很大的扭曲，对经济增长形成很大的拖累。”张文魁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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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稻草 2013-12-7 11:32
当代中国政坛的精神领袖——叶选宁 作者：烹槚听枫 在一九九五年四月举行的纪念叶剑英诞辰九十八周年的座谈会上，与江泽民及所有中央军委成员共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叶剑英亲属中，长子叶选平(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长婿邹家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都是人们早已经通过报刊照片、电视新闻熟悉了的身影，而正襟危坐在叶选平身边的叶剑英次子叶选宁，许多与会者却还是第一次谋面。 两年后，随著邓小平去世，北京政坛各类小道消息多得不能再多，涉及元老家族、中共“太子党”成员的小道消息中，最耸人听闻者莫过于叶剑英次子叶选宁“匿身海外”的消息。但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公布的中共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不但在十五大上已经不再是中央委员的叶选平仍然名列其中；叶选宁也同五年前的八届全国政协一样，再次以“岳枫”的化名出现在“特别邀请人士”的行列之中。 关于叶选平及邹家华“太子党”出身，在海内外都是“知名度”甚高。而整个叶氏家族成员中，长期刻意保持低调的，当属叶剑英次子叶选宁。此公在中共解放军总部系统中，与贺龙、刘伯承等人的后代同为“帅门将子”，但却因为具体担任的职务是极少对外公开曝光的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职务，而且又对外使用化名，所以关于他的背景资料及个人资历等情况，外界知之甚少。 众多中共高干子女们，特别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等几大元老家族的后代们，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比如邓、陈两家后代从不相互走动；邓、杨两家后代虽然曾经亲如一家，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的“倒杨”事件便开始交恶。而能够在他们之间起到矛盾调合作用和内部凝聚作用者，便是叶选宁。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领袖”的说法，据说首次出自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之口；而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更是谦虚地表示：“我与选宁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可见，“众多太子党只服叶选宁”的说法，毫不夸张。 周北方出事后，经商太子党内即有议论说：周北方败就败在抱住一条邓家二公子的粗腿便自认为万无一失。如果他当年是投靠在叶选宁门下，即使出了事情，选宁绝对可以保他不进监狱。 同时也有人议论说：周北方那种太过招摇的行事作风，就决定了即使他想投靠叶选宁，也不会被收编。 叶选宁与叶选平，说起来是同父异母兄弟，但两人似乎都是继承父亲的基因更多一些，外貌特征有几分相象。 自称有包括叶剑英在内“四个父亲”的戴晴曾经著书披露：叶剑英去世之时，“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四 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他们七人全在世，但都未能露面”。 叶剑英与第一任夫人－－叶选平和叶楚梅的生母，是二十年代初在家乡广东梅县的包办婚姻。叶选宁的生母，也就是叶剑英的第二任夫人，名叫曾宪植，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第五代孙，生于一九一零年，小叶剑英十三岁。 众多中共元老夫人中，像王光美、卓琳那样出身富豪者有之；如江青那样年轻时依仗个人姿色与才艺而艺坛留名者有之；如张茜（陈毅元帅夫人）那样容貌出众而又堪为贤妻良母者亦有之。但她们中间家庭门第最高者，都远远无法与曾国藩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顶尖家族相比；她们中间容貌最出众者，在曾宪植面前也会暗然失色。更何况，曾氏本人不但才貌双全，同时又生就一副侠肝义胆。 叶剑英在广东开始他的第一次婚姻时，十五岁的曾宪植刚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但学习成绩总是居于前例，还是学校篮球队的投篮强手。二十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女子进学堂尚还是“新生事物”，女学生打篮球无疑更为少见。曾宪植的叛逆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湖南女子第一师范的校长是中共“革命老人”徐特立。在他的影响下，曾宪植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投考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不久即担任叶剑英所在的军官教导团准尉文书，并随叶剑英开往广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往香港从事地下活动。 一九二八年春，不满十八岁的曾宪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与叶剑英结婚。婚后，上级机关本来计划令曾氏随夫前往苏联留学，后因人数超额，曾氏便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别人，体现出豁达胸怀。接下来，曾氏被派往上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却又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幸好其家庭出身十分显赫，因日本人对曾国藩崇敬备至，作为他后代的曾宪植因此逃过此劫。 一九三一年曾氏回国后，有幸与叶剑英见面，并逢中央之命，双双前往中共苏区。但成行之前，却又考虑到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担心化妆打扮后经过国民党封锁线时，容易惹人注目，夫妻只好再次分手，曾氏二次去了香港。 西安事变后，曾宪植奉调武汉新华日报工作，叶剑英以八路军驻南京代表身份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夫妻再次见面。一九三八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 一九三九年曾氏被派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担任交通联络工作，襁褓中的儿子只好暂留香港。 一九四一年，曾氏终于盼来调往延安的机会，但此时的叶剑英不但已经另娶，而且已经生下了女儿牛妞（即后来成为电影导演，因一部《原野》轰动一时的凌子）。 中国共产党共建立政权后，曾宪植同众多开国元老夫人一样，被安排进全国妇联工作，叶剑英则在凌子的母亲之后，又迎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夫人。这第四任夫人为叶剑英生下一儿一女后，在反右斗争的高潮再又告离异。 叶剑英幼子“文革中”大难不死 与第四任夫人分手之后，已经身为开国元帅的叶剑英再未正式结婚。至于前面所提到的戴晴所说的她的养父叶剑英在“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生命的三位女性”都是何许人也，以何种方式“比较深入地介入”叶剑英的生命，对叶选宁的生母曾宪植来说，早已是“事不关己”，她对叶家的关注，全部集中在自己的亲生骨肉叶选宁身上。当时，凡与曾氏相熟者都称她阿曾，对叶选宁则称阿宁。直到一九八九年去世，曾氏房间内只有两张照片摆在明处，一是她在武汉与另几位女生队员的合影－－十七岁女兵的英姿；另一是她在香港怀抱叶选宁的母子照－－二十七岁少妇的倩影。无论是毛、刘、周、邓的太太，还是叶剑英之外的其他九大元帅的妻子，相信都会在这两张照片面前自叹弗如甚至自惭形秽，曾氏的亲朋好友自然就更不理解堂堂一介儒将的叶剑英，怎么就会将如此一位集美貌与贤良于一身的难得妻子轻易抛弃？ 中央政权进北京城之初，叶剑英以在广东工作为主，叶选宁则在北京高干子弟的寄宿学校就读，每逢寒暑假就留在生母身边。叶剑英调北京工作后，叶选宁则一直在互无往来的生父与生母身边穿梭。 二十二岁那年，叶选宁考进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不久，即赶上“ 文化大革命”。当时，康生、江青等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度将叶剑英四任妻子所生的六个后代及他们的配偶，或投入监狱，或逼出北京，叶剑英本人也一度被“疏散”到湖南。 叶选宁先在北京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发配湖南株州无线电厂实习，接著又转到江西上饶。一九七四年，一次工伤事故将他的右臂整只切断。事情汇报到周恩来处，周恩来亲自下令抢救，当地医疗部门才把断臂帮他接上，叶选宁但从此右臂功能全无。 而此时的曾宪植早已经被下放到衡水的全国妇联干校，不但每日被罚专司掏粪工作，而且还被迫给死刑待决的刑事犯陪绑。 当时在这所干校劳动改造的妇联工作人员事后回忆，年近花甲的阿曾每天浑身沾满稀粪，一天劳作下来，腿都抬不动，不可能为自己清洗，弄得许多同在一起的劳改分子都嫌恶地躲开她。一九七四年，胳膊上还吊著绷带的叶选宁前往干校探母时，几乎不敢相信监管人员带来的那位叫花子打扮而且还一身粪臭的老妇人就是自己多年失去音讯的母亲。 叶选宁少年时代的玩伴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但这次在干校见到母亲的惨状，再诉说起自己失掉一只胳膊的遭遇，终于再也控制不住眼泪。 曾氏本人更是一个轻易不在人前落泪的人。当年千里寻夫到达延安，面对丈夫另组家庭的残酷现实，曾氏不但没有落泪，而且还能冷静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向包括叶剑英在内的首长们汇报自己的工作。而这次面对残了一只胳膊的亲生骨肉，她仍然没有落泪，直到送走儿子，被好友问及“阿宁的胳膊为什么吊著绷带” 时，这才把强压住的眼泪一洒而尽。 叶选宁回到北京后，提笔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了母亲的遭遇。抗战后期，曾氏曾经给邓颖超作过秘书，与周恩来夫妇关系极为密切。周恩来就此专门请示毛泽东后，曾氏才有幸回到北京。但她的所谓“问题”，一直拖到毛泽东死后才给予平反。 返京后，曾氏又回到他从一九五零年开始居住的全国妇联机关大院。曾氏在这里占居两间各十平方米的小屋，冬日必须在外屋生煤球炉取暖。这样的居住条件，她孤身一人前后住了三十年。这是她在全国妇联系统群众关系甚好的重要原因。一九八九年十月她在广州病逝后，许多老妇联干部及其丈夫、子女撰写的怀念文章，读来感人至深，看得出来确实是发自肺腑。 除了个人生活的简朴，曾宪植给人更深的印象则是她的侠肝义胆。无论是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之初的镇反、肃反；无论是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还是六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曾宪植每次都是扮演“右倾”角色，而且每场运动中都有一些人被她成功地保护下来。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又开始营救别人。比如当时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后来担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长），就是在曾宪植的努力下获释的。正因为这样，曾宪植在“文革”中被编排的主要罪名便是阶级异己分子的“大黑伞”，以至后来她在广州与叶选宁一家住在一起时，孙子小红和孙女镜子都戏称奶奶是“大黑伞”。 叶选宁的胳膊致残时，毛泽东已经在北京重用叶剑英。于是，叶选宁的工作关系得已调回北京，先是在中国科学院任华罗庚数学方法推广队队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叶剑英才弄明白儿子迷上了华罗庚的数学“优选法”，为此还特别召见了华罗庚一次。不久叶选宁即调国务院侨办二组任副组长。撤组建司后，继任副司长。 无论是出于对毛泽东、江青夫妇的憎恨；还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感恩，叶选宁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过程中，表现得是所有中共元老子女中最大胆的一个。不但与叶办工作人员合谋到天安门抄诗词送给父亲看，而且还自己亲自写了一首诗，跑到天安门贴到纪念碑上。事后，江青等人在北京市的特务人员根据纪录下来的汽车牌号，查到了叶家头上。而此时的叶选宁，早已经从总参谋部情报负责人戴镜元等人那里把北京市的特务水平打听得一清二楚，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录影设备。于是，一句死无对证，躲过了追查。 当时，右臂失去功能的叶选宁已经练就了一笔刚劲中透出潇洒的左手行书。“ 四人帮”垮台之后，前往叶家或前往曾宪植家中致贺的人们，都忘不了安慰叶选宁一句，而他却总是说两句笑话堵回对方对他的同情。如此表现，不由得叶剑英对他这个二儿子不另眼相看。 国家得军火公司由元老后代分掌 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在党内的威望如日中天，自己不用说话，其子女们的工作安排自然有人主动“建议”。于是，长子叶选平进入国家科委任主任，次子叶选宁则进入国务院，在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处当秘书。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叶剑英、王震三人在一起商量请荣毅仁出山，筹办国家信托事业。由荣氏牵头的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成立之初，中国大陆的军火出口完全由这家公司经理，但不久便带动成立了军方两家最大的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和凯利公司实业有限公司，前者由在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任职的王震、邓小平子女掌控（王震后代全部掌控中信公司后，保利公司则全部交给邓家）；后者由刚刚从国务院干部改穿军装，直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叶选宁牵头，亲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一九八四年，叶选宁正式穿上军装，一九八八年在中共恢复军衔制首次授衔时，即获授少将军衔。 正如本章开头所介绍的那样，叶剑英是在一九八五年九月被宣布主动辞职的。与此同时，其长子叶选平和长婿邹家华分别被从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一级。因为引出了邓小平与叶剑英之间的“政治交换”一说。假如这种“政治交换”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邓小平开列的对叶剑英的政治回报，还不仅仅对叶选平和邹家华政治前途的设计。相比于长兄叶选平和姐夫邹家华，叶选宁在军内的发展速度才是地地道道的“突击提拔”。四年军龄即官拜少将，在中共军史上不知是否还能找出第二例。 在何频先生所著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曾经详细介绍了中共另一元帅贺龙之了贺鹏飞的从军经历。“文革”中曾历尽磨难的贺鹏飞，一九七七年从国务院系统的机械进出口公司进入军队，紧接著被保送进国防科技大学（前身为哈军工）研修军事工程。进修结束后，先是出任总参谋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八四年初升任总参谋部通讯部副局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下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 也就是在贺鹏飞出任总参装备部副部长这一年，叶选宁才穿上军装。次年，贺鹏飞又升任装备部正职。一九八八年，仅仅只有十一年军龄的贺鹏飞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且是当时解放军中最年轻的少将。与此同时，叶选宁也挂上了少将肩章。但这个时候，叶选宁的具体职务还只是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一九九零年，他正式接替了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金黎的职务。金氏当时完全是因为年龄原因而交出这一职务。 自此，叶选宁对外便不再使用本名，而是用“岳枫”这个名字。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多数人都知道其中的萧榕就是邓榕（邓小平的女儿）；但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岳枫”其实就是叶剑英的二公子叶选宁。 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时，一方面是考虑到叶选宁的前任，已经于一九九零年九月去世的金黎生前曾被安排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对叶选宁的安抚。而叶选宁对政协委员的头衔之所以愿意接受，只是因为这对于他身著便装在港、澳、台以及美国、日本等地进行“民间”活动有好处。江泽民接替中央军委主席后，想改组部队人选，没有叶选宁的点头，寸步难行，后来在曾庆红的反复协调下，才过了这道坎，当时江泽民表示要给叶选宁一个总政副主任头衔，并晋级中将，但叶选宁处事极为低调，坚辞不受。 曾国藩当年权倾天下，很多人力劝他趁机推翻清王朝，收复汉人江山，曾国藩也完全有这个能力，但他并未采纳，还力劝其弟弟曾国荃放下兵权，告老还乡，他自己也功成身退。从此，中国近代史上少了一代王朝，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圣人。不难看出，叶选宁身上，就有很多当年曾国藩的影子，这便是叶选宁能成为太子党核心人物的原因，自邓小平之后，每每政权交替，各派势力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只有叶选宁出来说话最有分量，这也是叶公选宁实际成为当代中国政坛精神领袖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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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朱令案最新进展：清华与朱令父母已开始接触
热度 1 VANO 2013-9-27 17:26
今晚9点22分，律师李春光在其 微博 上发布了案件的最新进展。从通报中，记者获悉，清华大学校方已收阅此前发出的 《律师函》，并且校方高层开始与朱令父母接触。律师团也已启动向国务院法制办申请信息公开事宜，目前，北京警方与朱父母仍保持沟通中。 www.6park.com 记者电话联系到李春光，他表示，朱令案的进展颇为缓慢， “这个过程也比较艰辛，所以今天才发布案件进展，也感谢律师团的其他成员的协作。” 据李春光介绍，他们为朱令案成立了专门的律师团，共计10人。 “基于校方要求并尊重朱父母意愿，律师暂不介入该接触过程，亦不就此接受任何采访。”李春光说。 www.6park.com 19年前，清华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朱令离奇中毒，至今案件仍未告破。 然而，昔日才女现已重度瘫痪完全痴呆，生活不能自理。 今年8月，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李春光作为朱令的代表律师，向清华大学发出《律师函》，正式对学校启动追责程序。 目前，校方已收阅《律师函》，并且校方高层开始与朱令父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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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侄女自杀内幕
热度 1 稻草 2013-8-17 08:51
王曼恬（1914-1977.10），1913年出生湖南省湘乡县。毛泽东的表侄女（大姨表兄王星臣之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是王星臣的亲弟弟）。1930年代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学习美术。做过地下党工作，从事文艺界的抗日统战运动。后到延安边中一队任美术教员。1938年与革命诗人天津文联主席鲁藜结婚，育有一子二女。1949年后，曾任天津教育局分局长。1957年“毛主席大义灭亲”，鲁藜被打为胡风分子被抓后，她卧轨自杀被救，后与鲁藜离婚。文革中造反起家，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7月经万里推荐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党组成员，分管全国美术工作，推广户县农民画，卓有成效。1973年11月兼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 因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被倚为毛的私人信息源之一，说话能直达天庭，实际影响力超过职务。一些牵扯面大的敏感事项常拉她参与办理，以开辟方便通道、协调关系。粉碎“四人帮”后，她作为“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1977年1月,王曼恬在狱中用扯破的床单结成绳子上吊自杀,终年63岁。图为王曼恬与丈夫鲁藜。 突如其来的绝密会议 1968年2月21日，一个绝密消息突然传出，那就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一大批人，昨天神不知鬼不觉地都去北京参加什么会议。我那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许多群众代表都去北京开会，我为什么一无所知呢？ 当时秘书组有两位军队干部，他们也不知道情况。市革委会副主任江枫的杨秘书也来秘书组打听此事，秘书组同样告诉他不知道。他发牢骚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呀，通知领导人去开会而不告诉秘书！江枫原来是公安局长，是“革命干部”参加领导班子的代表。这才时过两个多月，人们和杨秘书做梦也不会想到江枫要出事了！ 后来得知，这次去北京开会是由支左联络站组织人分头通知的。市革委秘书组管会务的王水田直接到市革委委员家挨户通知，只通知本人21日上午9时到干部俱乐部开会，也不说什么内容，只告知多带点衣服。（王本人也一无所知）听说他们到了俱乐部静静等候，快吃午饭时给每人发一袋面包充饥，下午统一乘解放军的大篷车进京，先去第二炮兵司令部那里住下，晚上去京西宾馆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革命群众代表以及驻津部队、文艺系统代表约千余人。 人们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群众代表在前一段闹革命时一度成了“主人”，而参加这次活动直到开会前居然一无所知，又成了只会喊口号的工具。 其实，不仅是一般群众代表，就是时任中共天津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解学恭对此会事先也是一无所知。据跟随解学恭的秘书回忆，他随同解赴京开会时，因为当时他的家在北京，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是京西宾馆各个房间的电话一律卡断，服务台的电话又不准使用。解学恭等人先到的京西宾馆，可是人家不让进，还要在外面等候，估计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电话问题。 王曼恬在天津小靳庄 这件事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神秘秘？原来是后来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曼恬，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天津市出现了“黑会”和“黑戏”。她所说的“黑会”是指1967年全国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艺界的造反派联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王曼恬说这个会议是阴谋夺文艺界的权，后面有黑手，就是天津的方纪和孙振。她所说的“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戏是以当时闻名全国的“陈里宁事件”编排的。 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后来被公安部作为反革命要案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精神病医院治疗。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了解到苏联克格勃对待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很快发现了陈里宁，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 1967年初“陈里宁事件”被披露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普遍地将“陈里宁事件”诉诸舞台，形成了“文革”中的一次重大的群众性自发文艺运动。其中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是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六场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该版本在六十几天内共演出了47场（包括在北京12场），观众达五万余人。不料，陈里宁又被发现还有攻击毛泽东的言行，很快打成了反革命。 王曼恬是毛泽东表兄王星臣的女儿。她的信触动了江青敏感的神经。“文革”中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她岂能容忍别人染指文艺界，而且还敢妄称夺权。陈伯达出狱后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中央首长接见 1968年2月21日晚9时半至11时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部队负责人接见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会上讲话。 这次会见异乎寻常地由江青主持。江青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二黑”问题。江青一出场就说：“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问好！”会上热烈鼓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不绝于耳。江青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讲道理。”其实，在场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所谓“二黑”？可是群起响应。群众不仅是会喊口号的工具，而且是盲从的、一呼百诺的、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工具。 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叶群做翻译。陈伯达首先迎合江青讲了所谓“黑会”、“黑戏”问题。他特别点了一些人的名。他说：“在我们国家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不是文艺界的人士。 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系。陈伯达在1964年来天津专程去小站地区的西右营看周扬，之后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与王亢之、方纪、江枫本来都熟识，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这些人的问题，陈伯达见风使舵，极力开脱自己。他说：“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工作，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 陈伯达进而又说“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 姚文元接着讲话，重点批判了方纪及其作品《来访者》和孙振及其小说《战斗的青春》，并且批判了王昌定《创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青接着讲话，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其中有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她还点了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这里又牵连一大批人。因为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 她还说：“由于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在谈到公检法时，江青还说什么“过去还有一个什么许建国”。许建国是解放天津进城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后任副市长，再后调上海市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后来转入外交部出国任驻外大使。江青接着又颠倒黑白地说：“这个公检法如果不把盖子揭开，害苦了人了，他们不是专了资产阶级政，他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盯梢，他们都装窃听器。这允许吗？（众答：不允许。呼口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呼口号）” 据我所知，中央领导人来津都是公安局局长亲自出来负责保卫工作，怎么又成了“盯梢”呢？再有，何时何地何人装过什么窃听器呢？江青还说：“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更是信口雌黄，天津哪里有人整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呢？江青像个疯狂的人，而群众也跟着疯狂地喊口号。 1953年，毛主席在丰泽园部分亲属合影。后排左起：李敏（长女）、毛远新（侄子）、朱光（表外甥女婿）、刘松林（长媳）、李讷（次女）、王海容（表侄孙女）；前排左起：两位表嫂、文静纯（三表姐）、毛泽东、王季范（九哥）、肖石英（九嫂）、刘媛英（表侄媳）（括号内为合影者与毛主席的关系）王季范的母亲王文氏，系湖南湘乡大坪棠家阁（解放后划归韶山）文芝仪的次女，行六，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的亲姐姐，即毛泽东的二姨妈。她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是王星臣（王曼恬父亲），次子王季范（王海容祖父）。 康生接着讲话。他在批判“黑会”“黑戏”中又点了尹淑坤、李启厚的名字，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者叫尹淑坤的，有没有在座？（众答：已揪出）（江青：好！）（呼口号）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在不在呀？（众答：没有）也揭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有人说：揪他有阻力。江青插话：不怕阻力！不怕！）……” 最后是周恩来讲话。他首先说：“让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祝同志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他在讲话中除表示完全同意以上讲话批判“黑会”“黑戏”外，还特别表示重视江青的讲话。他说：“去年9月5日江青同志刚讲了三条：我们拥护支持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帅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力量革命委员会。讲话之后，就在同一时期，天津有一小撮刘邓陶的死党和陆定一、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11月9日和12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天津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搞他的黑会，这不清清楚楚是垂死挣扎吗？”他还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检法……”正是在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 市革命委员会的改组 这次“二二一”接见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随即进行了一次改组。当时，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组成人员中，被结合进来的原天津市的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江枫、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等人。江枫、王亢之、范永中都是在小站地区参加过“四清”的，因为陈伯达当年“红”了，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们参加小站“四清”也成了“光荣经历”，被早早结合进市革命委员会。陈伯达对江枫、王亢之、方纪等人本来是支持的，但是江青态度一变，陈随即迎合，这几个人便成为牺牲品。江枫在散会后立即被隔离审查。王亢之在从北京返回的当天住在招待所中，服安眠药自杀。范永中是原市外贸局局长，革委会成立时担任办事组组长，不久就因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 王曼恬（前排中）在担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期间，在陕西户县视察文化工作。 当时原天津地方干部参加领导核心的就是江枫。江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从1960年开始任市公安局局长。天津解放时，江枫属于来自于晋察冀社会部和冀中公安局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主要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市委书记万晓塘带着来自于冀鲁豫公安局的一些人，主要负责经济保卫工作。据说两批来自于不同山头的人马，过去就有矛盾，可是人们都得按组织原则行事，相安无事。“文革”开始后，鼓动人们造反，故矛盾激化了。支持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公安局“造反总部”，反对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政法公社”。前者反市委，后者保市委。万晓塘心脏病猝死后，江枫最早提出怀疑是自杀的。 1967年2月14日，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天津警备区接管天津市公安局，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即宣布公安局的“天津政法公社”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之后成立“干代会”时，公安“造反总部”又成了“干代会”的主要成员，成为江枫进入市革委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当时江枫参加了市革筹小组。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一次接见天津市代表时，周总理曾给江枫写过纸条，要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并在会上表扬过江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京召见过江枫，动员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从江枫在“文革”中的命运就不难看出，当年他是靠中央、中央文革支持起家的，而后又被江青打倒的。江枫是老公安局局长，精通业务，但个性强，对以万晓塘为首的市委有不满情绪，在一定气候下起来造反。 记得在“四清”时，赵武成认为公安局右倾，找江枫谈话进行批评，江枫在市委大厅碰见我时，皱着眉头说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革筹小组又因为个性太强，与驻军负责人发生过顶撞，把他拿下来，正符合驻军的意愿。把他清除掉之后，除了上边还有个解学恭以外，天津市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了。江枫从这次会后一直被“监护”审查，直到1971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1978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对江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陈伯达的迫害予以平反。 在陕西户县农民画展览馆中，王曼恬的照片后面配上户县民众对她关心户县农民画的评价。 当时天津市极少数起来参加造反的领导干部，其后几乎都没有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人们都知道是王曼恬向江青写密信引发了“二二一”事件，但是光凭王曼恬一个人恐怕也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 近年来在关于“文革”的研究中，有人说在“文革”中有两股势力，或者说是两个集团，一个是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人，其中江、张和王洪文、姚文元关系最密切，后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一个是以林彪为首的少数军队高层。后者与“四人帮”的矛盾不断激化，毛泽东采取措施，林彪出逃丧生，这股力量被粉碎。陈伯达由于向林彪势力靠拢，首先被打倒，“文革”的进程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王曼恬之死内幕 王曼恬当时凭借她的特殊关系，向江青写密信告发天津的“二黑”问题，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从此上台，担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立市委后又担任市委书记。 她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又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来往于津京两地工作。她为什么到中央文化组任职呢？据吴德回忆，当年吴德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吴德工作起来很困难。当时万里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万里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 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会泳等人接受审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问题成为重点。从1976年12月开始，市委常委开会清理自身的问题，每次都是解学恭先讲，然后王曼恬讲。市委先后召开过六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让王曼恬讲清问题，她讲来讲去，一些问题始终也说不清楚。王曼恬对于清查她的问题思想抵触很大。 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安眠药自杀。当年市委书记都在市委大楼小院内办公，每人一间小办公室，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时，警卫人员才发现王的办公室紧闭未开，打开门后发现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杀，市委将王曼恬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她的态度向华国锋、党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对王曼恬实行隔离审查。报告发出后，市委随即指定由市直机关党委和市委警卫处负责人共同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对王曼恬采取保护性措施。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问题调查小组，由我主持的清查办公室负责。1月18日至26日，经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大、南大等五个单位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面对面揭发批判。王曼恬于1月22日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和报纸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再加上对她实行看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员谈家常、讲故事的办法，麻痹了值班人员。20时她向值班人员要了两片安宁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时15分王熄灯并将门用方凳顶上。值班人员为防止意外，又将凳子搬开，将门半启。 20时15分王睡觉不打呼噜引起值班人员怀疑，推门进屋见王没有动静，21时10分又拉亮电灯，见王用被子蒙着头仍无动静。21时40分，值班人员揭开被子见王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瞳孔放大，呼吸脉搏已经停止，随即采取药物和人工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经医生、法医、现场检验人员确证，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条毛巾和床单边缘布条勒在脖子上自缢身死的。 王曼恬自杀的当晚，市委书记王一、赵武成和我都分别赶到现场。王一当晚在家里已经服了安眠药，我们一起听值班人员汇报时，他情不自禁地摆着头。我是第一次看到自缢的，听说“吊死鬼”都吐出舌头，其状甚惨。可王曼恬只是脸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样安详。原来她将毛巾、布条的一头拴在床头栏杆上，一头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听说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长，被审查时就是在床上用这种方法自缢的。王曼恬当时曾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看来她是了解这种自杀方法的。无独有偶，时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自杀身亡。江青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 王曼恬自杀身亡后，我和市委清查办公室的人员一起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种资料。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我虽然身为办公厅主任，在她生前却从未登过她的家门。她虽然主管文教工作，但是工作上我同她联系也不少，因为她这个人有时管得很宽，什么事情都喜欢过问。例如1975年秋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王曼恬的电话，说引河桥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业污水排入农田，要我马上去解决一下。我立即找市建委管治理环境污染的人，一起去现场察看解决。 那时觉得王曼恬虽然水平不高，但在工作上是敬业的，而且敢说话、敢负责。1973年国务院决定将河北省所辖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划归天津市，这对于天津往后的发展非常有利。但在国务院尚未决定之前，这又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王曼恬受解学恭的委托，跑到国务院直接找李先念副总理，再三陈述理由，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文革”初期军队干部一统天下，各级领导核心主要控制在军队干部手中。因为王曼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军队干部对她另眼相看，遇事也要让她三分。 当年我们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电话记录23份。她的主要问题，就是上述向江青写密信制造了所谓1968年“二二一”事件，后果严重。其次是由于她在中央文化组兼职，经常给天津传些上边的小道消息，特别是1976年她积极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就是她对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积极紧跟。 当时市委把王曼恬定为“四人帮”死党，并把王作山、张继尧、陈相文列为王曼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现在看来根据都是不足的。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当年几亿人都对毛泽东狂热地崇拜，王曼恬肯定要比别人更多几分愚忠。毛泽东逝世时，我见到她比任何人都要悲痛。说她跟着江青积极参与“评法批儒”，反对周恩来，其实在周逝世的时候，我见到王曼恬也是伤心流泪的。可是在清查中说王曼恬“疯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资料源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毛泽东表侄女自杀内幕》等文章编辑配图)（杨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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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3-8-6 22:57
　　《美报文章：中共越来越注重倾听民意》，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2日文章。这一现象无非说明，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结束以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被中国的领导层所重视，甚至连表示有所重视的“倾听”这样的姿态也没有。这一现象只是到习总书记上台之后才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然而，尽管作为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已经明确表态要重走群众路线，或者说，尽管执政党已经有了这个明确的态度，但是，这一表态是否能够真正改变中国各级政府的行为处事方式，那还很不好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不仅看不到中国政府在积极响应习总的号召，相反，中国政府中的有些部门依然在出台和落实一些严重违背群众路线的政策，不仅不尊重民意，相反，还极力打压民意，更有人甚至以民主、以反对搞一言堂、以反对把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等为由来为自己抵制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号召做开脱，并且为自己的罪行进行无耻地狡辩，其中，关于转基因主粮是否可以在未经充分试验就大规模进口和推广的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问题。中国政府，从国务院到农业部在未经告知中国人民的情况下，擅自把转基因主粮作为商品种植、进口和销售，甚至在人民群众被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勾结美国企业对中国的部分青少年做人体试验，在被人民群众获知而遭到极大反对之后，又百般狡赖，并且企图用它们所掌握的话语霸权强迫中国人民认命，其丧心病狂的程度已经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让中国人民深信，中共中央关于走群众路线的决定未必能够得到国务院有关政府机构的响应和落实，更未必能够得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响应和落实。因此，关键在于如何维护中央的权威，在于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在于如何体现执政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作用，而不是使结果表现为地方架空中央、国务院架空中共中央等乱象。因而，当下真正要强调的是如何体现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即如何使总书记的号召、中共中央的路线真正转变成国务院乃至各级地方政府的实践路线。倾听民意当然是落实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究竟是真的倾听还是假的倾听，究竟是把倾听民意当作贯彻群众路线的手段，还是把倾听民意当作是糊弄人民群众的手段，这是有本质差别的。因此，尽管新闻机构和高校成立了很多舆情监测中心，但是就目前这些民意调查机构所出台的报告内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都存在严重伪造民意的现象，比如清华大学出台的那个涉及取消“五一”长假的报告，就根本是在和人民群众作对。而各级政府的听证会，无论是国务院的，还是地方政府的，都存在严重的伪造民意的问题，这些伪造出来的民意实际上成为了各级政府出台损害民众利益的相关政策的借口。因而，这种“落实群众路线”的实践不仅不可能起到争取民心的效果，相反，它只会进一步地增加人民群众对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官吏的不满和反感。 　　另一方面，从国务院及各级政府聘用的专家口里，我们看到了各级政府“倾听民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危机，而只是为了“控制危机”。因而，它们做出倾听民意的姿态只是为了糊弄人民群众，从而使得各项违背民意的反动政策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很自相矛盾的是，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指称网民的意见不能算作是民意，并以此为由拒绝接受部分网民提出的意见，但是，另一方面，在它们需要的时候，又把网民的意见作为它们行事的借口。更为荒谬的是，有关部门一方面表示要坚持“自信”，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以实际行动表示它们对自己是最没有自信的，以至于不相信自己所设立的舆情调查机构所获得的调查结论，由此就转而去干所谓的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勾当，然而，私营调查机构本身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否则它们本身就根本不能生存，因此，它们所得的调查结果一定不会和它们自身的生存方式相冲突，因而，私营调查结构所得的调查结果一定不会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结论。因而，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极大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又拜托私营机构去调查导致中国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的原因。这不是与虎谋皮么?!如此购买到的调查结果又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最后，无非又是在这种“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勾当中把人民群众的血汗输送给资本家而已。（作者：竖琴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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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3-7-30 11:18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将于8月展开。目前，国家审计署暂未公布本次审计的具体安排。 但据人民网消息，与2011年的第一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相比，本次审计将更彻底、更全面，将由第一次的“三级审计”（即省级、市级、县级三级地方政府），延伸到“五级审计”（即中央、省级、市级、县级、乡级五级政府）。据此，本次审计将摸清全国政府性债务“详单”。 什么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具体包括哪些？地方政府举债是否符合现行法规？地方政府向谁借钱？怎么还钱？怎么花钱？此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预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可能失控，是否属实？ 针对上述问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庸军、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等专家学者接受了新京报采访，作出了解读。 1问 何为地方政府性债务？ 2011年首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国务院曾下发文件，其中明确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概念和范围。 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其他相关债务。 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指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政府负有直接偿债责任的债务，例如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指因地方政府（包括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时，政府负有连带偿还责任的债务。例如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向企业举借的债务。 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偿债资金由政府财政负担；后者的偿债资金则来源债务单位的预期收入。 其他相关债务，是指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等举借的债务，由非财政资金偿还，但地方政府没有提供担保。据法律规定，该类债务政府没有偿债责任，但如果债务单位出现了债务危机，政府应承担救助责任，因此也划入地方政府性债务范畴。 2问 谁是地方政府债权人？ 据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今年3月通报，目前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为15万亿至18万亿。巨额地方债务，钱从哪里借来？ 审计署2011年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和今年的36个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债权人”主要有三方：银行、地方债券、其他单位和个人。 银行一直是“最大债权人”。在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占79.01%；截至去年底，36个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占78.07%。 对比36个地区2010年底、2012年底的债务余额发现，两年来银行贷款占比下降5.6%，而地方债券、其他单位和个人，分别增长62.32%、125.26%。 为何“其他单位和个人”增幅高达125.26%？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上月的审计报告透露了部分端倪，一些地区违规集资、变相融资，金额高达2181亿。 例如，江苏省如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008年至今，已向公众四次集资，承诺利息最高达14%。 3问 地方债务资金怎么花？ 按规定，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须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 2011年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表明，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整理、科教文卫及保障性住房、农林水利建设等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占86.54%。7575.89亿花到了“其他项目”，占7.89%。 审计署未通报“其他项目”的具体内容，但指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将债务资金违规投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修建楼堂馆所。还有一部分债务资金，投向了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项目，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此外，2011年审计还发现，19.94亿债务资金被损失浪费。 今年对36个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表明，用于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占92.14%。审计署特意通报称，对比两年前，该36个地区用于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土地收储、市政建设这四项的支出，均有增长。但仍有一些地方政府“挪用”债务资金。审计发现，共计378.16亿债务资金，用于非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或用来归还到期债务。 4问 地方政府如何还债？ 据光大证券等金融机构测算，下半年，大约1270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为2000年以来最高。明年到期的债务达2088亿元，比今年增加10%。数千亿的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地方政府怎么还？ 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表明，从1979年至今，土地出让收入一直是地方政府主要还债来源。 2011年对全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发现，12个省、307个市、1131个县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债务资金量占37.96%。 地方政府的其他还债来源，还有债务单位的事业收入，如高校的学费收入；经营收入，如车辆通行费收入等。 由于预期收入不稳定，一些地方政府陷入“拆东墙补西墙”、“举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中。 以车辆通行费收入为例，2010年，全国高速公路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借新还旧率高达54.64%，审计署分析的原因为“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处于建设期和运营初期，其收费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本息，主要依靠举借新债偿还”。 5问 地方发行债券合法吗？ 《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文件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既然法律不允许地方发行债券，那10余万亿的债务是怎么来的呢？据了解，地方政府债务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当年有8个县区举借了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至2010年底，全国仅54个县级政府没有举借政府性债务。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虽然法律严禁地方发行债券，但未禁止地方政府设立的公司举债。因此，地方政府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公司，绕开法律约束。 据审计署去年公布的数据，全国涉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有6576家。 融资平台的最早雏形，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采取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开始更多依赖融资平台，筹措资金。 叶青说，融资平台大多有政府背景，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发行城投债。但是，融资平台的具体举债规模和偿债能力审核，并未纳入人大审议。所以相当一部分债务，成了隐形债务。 6问 国家怎么管地方债务？ 从2011年至今，国家审计署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两次审计。第一次是2011年3月至5月，全面审计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及所属市（地、州、盟、区）、县（市、区、旗）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第二次是去年11月至今年2月，“抽查”了15个省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3个直辖市及其所属的3个市辖区。 这两次审计，审计署均提出，由于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债务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两次审计，审计署均重点提及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的问题。2010年6月，国务院曾下发通知，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 但据通报，2011年以来，按银监会规定，共有61家融资平台公司应转为“退出类平台”，但其中的55家并未完全剥离原有政府性债务，或继续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建设融资任务。而且，还有4个省、1个省会城市的18家融资平台公司，以转为“退出类平台”为由，少统计政府性债务2479.29亿元。 7问 债务审计都审计什么？ 2011年国办下发通知，圈定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的四大审计重点：摸清债务规模、结构及增减变化；分清债务类型；分析债务偿还能力，揭示存在的风险隐患；债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等。叶青认为，本次审计也将主要包含上述内容。 其中，“摸清债务规模”主要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特别是地方政府借助信托、BT（建设-移交）、违规集资等手段，变相融资所获得的资金规模。此系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 “债务偿还能力”将分析地方政府的四项指标：债务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借新还旧偿债率。 上述四项指标可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今年对36个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表明，不少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堪忧：9个省会城市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219.57%；13个省会城市偿债率超过20%，最高的达67.69%；5个省会城市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2个省会城市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达16.36%。 8问 地方债务失控可信吗？ 此前，穆迪等国际机构预测，下半年中国数千亿债务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严峻挑战，可能首现境内债券违约。同时，一些业内人士也表示，某些地方政府因过度举债，有可能面临像底特律一样的破产危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否会失控？ 对此，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都曾表示，地方政府性债务整体风险可控，债务优良率为95%到98%。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对比其他高债务率国家，我国的债务总量在安全区间内，但需防范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出现债务风险。 叶青提出，本次审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五级审计”，审计范围首次延伸到乡级政府，由此中央政府能有效掌控地方政府性债务实情。而且，国情不同，即便个别地方政府资金运转困难，也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法，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危机。 上述专家都提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模式，比如财税体制改革等，解决地方政府的“差钱”问题；立法放开地方政府的举债权，设定合理的地方债务审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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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3-20 12:45
反腐课题考验“习李新政” 章立凡 联合早报 2013年3月16日 自中共十八大结束到十二届人大召开，经过一百多天的热身，执政党即将完成全部权力交接，正式开始“习李新政”的第一个周期。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领导人来说，上任后的最初半年，是向国际国内展示自己形象和能力的最佳时段。毋庸讳言，公众对上届领导人的政绩普遍感到失望，习李团队必须树立强势形象。其中最紧要的课题之一，就是针对积重难返的体制性腐败，交一份能及格的答卷。 改革时机错失，利益集团坐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受监督的权力垄断体制，逐渐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体制内部开始酝酿建立制度上的预防措施： 198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提议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1988年，全国人大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仅作为 一种内部监督方案，未真正付诸实施。1989年重大事件后工作停摆。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要求申报收入，并未要求申报所 有财产，而且不对社会公开。自2000年始，中央先后出台颁布多个文件，申报范围不仅限于收入，还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股票等。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和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收入，但缺少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具备的公示和法律惩罚等关键环节。直至2012年底，广东省才开始安排财产公 示试点。 80年代反腐败的阻力主要来自高层，如今自省部级到农村基层政权，腐败已无所不在，阻力则来自整个体制。究其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延误，错失了清除腐败的最佳时机。 回 顾十年前的换届时刻，国人普遍对“胡温新政”寄予厚望。2008年进入第二个任期后，政改未见任何进展，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雪灾、地震应对乏力，北京奥运 歌舞升平……。同年4万亿的经济决策失误，导致游资冲击市场，助长了“国进民退”，央企国企野蛮成长，利益集团迅速壮大，官场腐败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五年 间，公众对体制性腐败日见焦虑，逐渐丧失耐心。据央行网站披露，贪官们在2011年之前转移到国外的资金已超过8000亿人民币。 据人民 网2008年网上调查，被调查者中94.3%的认为腐败问题“很严重”，5.1%认为“比较严重”，共有99.4%的被调查者对腐败现状不满。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新华网与《半月谈》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中国未来发展面 临的挑战”调查显示：“腐败问题”以70.5%的得票率位列第一。目前光明网的“两会调查暨国是建言征集”中，“反腐倡廉”按得票数位列第二。 触及权力基础，如何自我开刀？ 送 走10年“胡温新政”，国人又迎来了“习李新政”，未来5-10年任期内能否清除腐败，实关系“新新政”之成败。新领导上任以来，处处以廉政形象示人，出 则轻车简从四菜一汤，言必高调反腐依宪治国，引发了新的期盼；而内部传达的讲话版本，又令许多期盼者深感不安。其实无论政治主张开明还是保守，“永远执 政”都是中共领导人必须坚守的底线。 新领导层的主体，是被称为“太子党”的红二代，而上届领导层主要来自草根出身的“团派”。前者犹若创 业大股东的继承人，后者只是职业经理人。这种分野在中国历史上传承有自，前者源于门阀制，后者源于科举制，在清代则被称为“满臣”和“汉臣”，前者凭血统掌权，后者靠科举入仕。胡温一代对建立红色江山无尺寸之功，政治资本不足是其任内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 “血酬传代”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物，红二代对其父辈打下的江山，则有一种天然的血缘感情，希望绵延千秋万代；而中共的老一辈领导人也认定“把政权交给我们的孩子，至少不会挖我们的 祖坟”。这种根深蒂固的“血统论”或许也算人之常情，但将国家名器视为政治团体的战利品，只是一种“家天下”的升级版。 胡温时代末期面 临政治腐败、社会分化造成的多重危机，一些红二代担心祖业不保，对“职业经理人”的软弱管理感到不满，急切推动“自己人”尽快上位。从去年中共十八大到今 年“两会”闭会，红二代的接班行将全部就位，中国将出现一个类似于清末“皇族内阁”式的权力结构，既有中兴祖业的冲动，也有誓死捍卫政权的决心，在操作层 面上显得相对自信。 中国有句成语叫“医不自治”，即医生不应给自己或家人治病，盖因亲情利害等因素易导致误诊误治。“习李新政”未来所面临的困局恰恰在于：即便有决心做体制的良医，也很难在自己肌体上开刀动手术。 红 二代是新领导层的权力基础，同时自身（不是所有人）又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垄断了央企、大国企等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的掌门人地位。新领导人果真要推行改革清 除腐败，就需说服“哥儿们”带头放弃部分既得利益，以换取本党长期执政的长远利益，这几乎是一件与虎谋皮的工作，且须冒比80年代胡、赵等中共领导人更大的政治风险。 政治体制不改，反腐难于奏效 近期媒体不断宣传新政刮起的“廉政风暴”，“网络反腐”揪出 “表哥”“淫官”“房姐”之类的小贪，也令网民亢奋不已；殊不知“小贪置房大贪买矿”，公众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多地政府迅速出台 规定，防止利用房产查询系统“以人查房”。“阳光法案”博弈26年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外部竞争和制度监督，仅靠党内自查自清，难以遏制盘根错节的腐败。 一个不能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实现相对公平的政府，很难维持政权的稳定。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警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的今天，谁都无法否认中国社会已经两极分化，但无人承认改革失败。 2008 年两会后，笔者曾撰写《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一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悖论在于：“改革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并发出预警说： “没有民意选举的背书，现政权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增长维系，一旦经济崩溃，合法性就不复存在。而腐败恰恰是寄生于经济命脉上的血瘤，伴随着宿主的成长而无 限膨胀，现已到达危险的临界点。” 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当机体腐熟到一定程度，外力的偶然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崩溃。我在2009年曾提 出：仿效“人体生物节律曲线图”，为中国社会绘制一幅曲线图，分别将“政治”、“经济”、“社会情绪”以曲线标示，如三曲线错峰接近临界点，局面尚属可控；当三曲线同时到达临界点时，则可能出现崩盘。 多年来，体制内流传着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不反腐要亡国，反腐会亡党。”以团体利益绑架国家利益，其实是一种不靠谱的“党国史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是“铁打的江山，流水的政权”，大江东去，腐败的政权死在沙滩上，但中国不会灭亡。 新领导人若想实现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就必须通过政改这道生死攸关的“历史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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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锅盖 2013-1-13 21:31
正在核电股票疯狂重启之时，核电业内传来的消息却并不乐观。《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国内的核电大型设备制造仍然面临着挑战，甚至在核心锻件领域，遇到了日本的出口壁垒。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国内已经有四处核电站建设重启，分别是华能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江苏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广东阳江四号核电机组和福建福清四号核电机组，但此间关键技术的国产化问题仍未解决。 遭遇日本设备技术壁垒 唯一能够救活行业与中国核电业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正在紧急推进之中，然而推进过程并不理想。 日本福岛事故后，中国的核电事业也随之停滞了20个月。“现在，我们又开始接订单进行生产了。”中国一重总经理吴生富向记者表示。 2012年10月24日，《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这两份文件被认为是核电重启的重要标志。但是，核电重启并不意味着核电装备业将重见光明。 “按照核安全规划，核安全事故发生几率指标10的负5次方到10的负6次方。”吴生富表示，“这只有第三代核电才能满足需求。”中国一重是中国核电领域最大的锻件制造企业，在核岛核电设备的市场占有率超过80%。而核电锻件则是核电站建设最核心设备的使用原料。 “新的订单正在核算，原来的订单暂停了。”吴生富这样形容企业目前的状况。 唯一能够救活行业与中国核电业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正在紧急推进之中，然而推进过程并不理想。其遇到的阻力和复杂程度已经超乎想象。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人士表示，由于生产第三代核电所需要锻件的技术要求特别高，所以，在国内企业难以达到生产要求的前提下，中国从日本和韩国购买了大量设备和锻件。 但是，这一解决方式也遇到了复杂的难题。吴生富表示：“日本企业不会什么都卖给你，尤其是反应堆压力容器核岛锻件，这是重中之重的产品，其他的还可以卖给你。” 据了解，在反应堆容器低温冲击韧性这一问题上，日本制钢所掌握着目前最先进的工艺，日本制钢所总裁Ikuo Sato曾表示，该公司在核能行业关键领域的统治地位， “我觉得，未来几年，很多中国竞争对手将对我们构成巨大威胁。”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制造用于核压力容器的大型钢铁铸锻件市场，日本制钢所约占全球80%的份额。 实际上，2011年，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核技”)曾经带领中国的4家锻件企业前往日本制钢所，其中包括中国一重。“引进他们的技术也很困难。”国核技人士向记者表示。但是，具体原因并未指出。 中国核学会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在中国核电发展中，类似的情况不止发生过一次，日本和美国都有过对核心设备和技术保密的行为。” 第三代核电技术知易行难 接受巨大考验的第三代技术核电站，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难题。管理难题同样复杂。由于AP1000机组核岛设备采购模式非常复杂，核岛主设备的关键材料和部件经过多层分包。因此，各级分包商的质量、计划的沟通异常困难。 受到日本技术壁垒的制约，国核技最终采取了一种复杂的合作模式，反应堆堆压力容器由美国西屋负责向中国联合采购方供货，由韩国斗山重工承制，而韩国斗山重工则又把部分大锻件给中国一重制造，呈现层层分包的局面。 最终，在韩国技术的指导下， “中国一重已经掌握了成套设备的生产技术。”吴生富表示。但是，这并没有取得最佳的结局——虽然中国一重掌握了生产技术，“但是，锻件生产的性能并不稳定。”国核技人士表示。 “新开发产品质量稳定性有一定问题。”吴生富也承认这一问题。按照中国一重的规矩，“不合格打废，合格才提供。”因此，在锻件建造成本上，远远高于日本制钢所。目前，中国一重正在进行生产线改造，以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中国从美国西屋公司处引入的第三代核电技术，也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即将建成的第三代技术核电站位于中国的浙江，由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负责引进技术，该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建设最快的一个机组，预计进行试运行的时间为2013年11月，在此之前，计划使用第三代核电技术的企业，只能等待这个项目的成功完成。”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全行业基本都处于等待的状态。在发改委放宽审批后，国内已经有四处核电站建设重启，分别是华能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江苏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广东阳江四号核电机组和福建福清四号核电机组。 这四个机组与西屋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并不相关，因此得以放行。 据了解，华能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属于第四代核电项目。广东阳江四号核电机组和福建福清四号核电机组的设计，是中国二代半的技术，但是由于机组建设必须要成对，因此在建成三号机组后，必须要引进四号机组。江苏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则是俄罗斯的合作项目，是中俄标志性的合作项目。除此之外，已经审批通过的核电项目几乎都停滞下来，等待AP1000(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的进展。 此外，各大核电公司都在开发自己的三代技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关于三代技术的设计，中国一重参与研发，只有部分材料达到要求。 目前，接受巨大考验的第三代技术核电站，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难题。管理难题同样复杂。由于AP1000机组核岛设备采购模式非常复杂，核岛主设备的关键材料和部件经过多层分包。因此，各级分包商的质量、计划的沟通异常困难。 “同时，考虑到锻件制造技术的保密和避免制造车间出现多方建造人员同时见证的情况，韩国斗山和中国一重的锻造车间都不允许设备监造人员出入，因此导致各方设备监造权利难以落实。”一位参与中国一重生产和研发的人士表示。(索寒雪) From: http://news.qq.com/a/20130113/000556.htm 顺便看看跟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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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十八大后，中国政府如何开局？
热度 1 稻草 2012-11-24 15:50
十八大后，中国政府的开局，悄然无声地开始了。大多数人还在关注反腐，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其实是一个前朝“陷阱”。 温州金改为民间融资松绑 11月23日，浙江温州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试验方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通报，并公布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12条实施细则。 　　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国家层面确定了金改方向之后，实施细则的出台就一直成为市场瞩目的焦点。 　　在此次公布的实施方案中，温州提出，金融改革以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为重点，落脚点则在着力破解温州市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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