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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6-2-3 11:05
中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 作者:钟洁锦  来源:新浪网(2012年)   随着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最近中国政府陆续双规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并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前副主席王益、商务部条法司前正司级调研员郭京毅等在内的一批金融界和涉外经济涉贪高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一损俱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及时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 。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滋生和壮大于朱鎔基当政时期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金融业之时。在此之前,中国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全面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涉外金融业主要包括小规模和零散的外汇结算等业务。当时中国的外资业务也主要是吸引外国厂商企业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业包括全球性投资银行和金融中介还没有什么中国业务,也不大能插上手,在国际投行打工的中国籍雇员不仅职位低微而且数目不多。   在朱鎔基副总理让李鹏总理赋闲,而于九二年实际掌握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主导权并后来继任总理后,伴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国企开始海外上市,银行开始商业化运行,国内股市也开始活跃,外国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国业务。这一切,为这一涉外金融集团营造了滋生土壤,使其如脱缰的野马般一发不可收拾。朱鎔基总理当年提携的一批人马正是这一涉外金融集团的核心,如今遍布于中国各金融要位和海内外金融机构,共同拥戴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成为主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业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并且其个体和总体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际受益者。   朱鎔基总理当年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执掌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大权后,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例如雷厉风行的国企海外和国内上市、疾风暴雨般的国企兼并破产、成千上万工人的下岗分流等等, 在企业和民众忍受巨大痛苦之时,实际上为包括自己儿子朱云来在内的涉外金融集团提供了获得天文数字般个人利益的机会、基础和环境。 人们说,朱鎔基总理个人可能做到了清廉,但是其公子朱云来却是中国依靠国家和特权、官倒和帮派而成就的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朱鎔基总理当年就有不循照旧规,内举不避嫌,重用其班底的美名,不仅在其主管的金融领域,更影响着海外金融机构。   综观中国历史和当前,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有朱鎔基总理般的高瞻远瞩并顾及实际,不仅确保其班底长期掌控中国金融和财政大权,并且构筑百年大计使得其班底能够实际拥戴幼主,长期保持实权和共享利益。朱鎔基总理深明现代治国最重要的是掌握金融和财权的道理。就这一点相比起来,毛、邓、江、胡,无一有朱鎔基总理的谋略和务实。朱鎔基总理当年所用之人,虽然丑闻不断,折将不少,如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被捕于朱鎔基总理任内,但仍然是前仆后继,硕果多存,其班底不仅在本届政府仍然执掌金融和经济要津,而且极可能会延续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小平可能完成了隔代任命政治领导人,但是朱鎔基总理却是实现了隔代乃至多代掌控金融和经济权力的宏伟大志。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核心人员,分别控制着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命脉部门和要害岗位,并且涉及到外国的机构。 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   1,掌管着至少2000亿美元规模,最有能力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实际掌握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决策权。   2,对中国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实行控股和参股,并直接控制着中国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所有重要实体的中投公司下属的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实际掌握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决策权、人事任免和话语权,进而直接影响银行系统的运作。   3,由朱云来作为个人企业来掌控的,在朱鎔基总理任内特批设立并获得所有经营特许,占有通过建行出面的国家出资,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个别香港人士构筑了战略利益关系,有着便捷资金出入推出机制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   4,在中国长期投机,包括从中国各类企业收取上亿美元费用、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吞云吐雾、去年将中投几十亿美元投资化为泡沫、并且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又企图设计诓骗中投公司为其买单、作为中金公司外方股东的摩根士丹利及其为代表的外国投机机构。   5,由周小川掌控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总行)操持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外汇的投资,包括附和美国利益和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增值,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在美元不断贬值之时,让中国持有巨额面临贬值的美国国债。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包括:   1、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是朱鎔基总理在上海时就重用,并且在退出总理位置之前专门安排去财政部“盯着钱袋子”的嫡系。中投公司依赖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是中国最大投资者,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西方评价他是中国最有权势之人、对中国改革最具贡献之人。   2、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当年由朱鎔基总理跨过正常程序,由王雪冰手下的子公司负责人一举提拔到证监会当副部级副主席。虽然各种告状信一箩筐,涉及他超生(至少3个)超婚(至少2次)、生活作风、经济犯罪等,但却能得到该利益集团的搭救和重用,屡屡化险为夷。   3、境外人士如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女士和因丑闻而下台的香港前财长、目前担任美国黑石集团(黑石)中国区主席的梁锦松等。他们合伙安排中投公司以总计80多亿美元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逆时入资,使国家损失过半。对黑石的投资是孙玮代表摩根士丹利作为财务顾问、朱云来从中牵线搭桥、梁锦松名义上得到功劳和好处、中投公司(并先前的中央汇金)楼继伟、周小川、高西庆和汪健熙共同搞定的。对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损失也是同样由这几个人以相同的手法密谋定案的。   4、朱鎔基总理的前秘书李剑阁,目前担任着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朱云来当总经理的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以千万计。   5、人总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屡败屡战,应当对中国证券市场和货币政策近年来的重大失误承担责任,他与美国财长保尔森等遥相呼应,强买美国国债,强逼人民币升值,强把中国直接牢牢绑在美国经济战车上,使中国失去应对自由度。周小川也是由朱鎔基总理主要提拔,自六四流亡海外归来后,几年之内,即被安排担任中行副行长、建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直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从小与周小川同院长大的玩伴,虽然劣迹癍癍,却一直就受到周兄弟般的关照,一直带着到中国银行、证监会、到建行、担任中央汇金副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后传给李剑阁)、担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外市场上广泛认为,这些天之骄子,哪里有钱上哪里,哪里热门到哪里,哪里有权在哪里。    7、众心捧月的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是这一利益集团的核心 。朱云来在朱鎔基总理任内转行到金融领域,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短暂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后期一举被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   中金公司的背景是建行、摩根士丹利以及香港查史美伦家族作为股东,在中国特批的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并曾任中行行长的王雪冰,中金公司的董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现今仍然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此人去年在摩根士丹利走下坡路时从中投公司拿走中国56亿美元,目前已经亏损过半。港人史美伦当时被朱鎔基总理直接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部长级副主席,在中国证券市场引起广泛争议,留下长远隐患,后来不得不黯然挂冠离去。    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小集团利益均沾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其组织之严密,运作之顺畅,古今中外,难有其上者。    1、长期经营、盘根错结 。该利益集团起始于九十年代初,历经两届政府,横跨近二十年,并且强劲不衰,大有继续传呈之势。当年朱鎔基总理以副总理之名掌总理之权,进而担纲总理之位,前后达七、八年之久,牢牢掌控金融和经济各口,使其能够广猎班底,遍插亲信,充分锻炼,羽翼丰满。其它派系的后备干部,难以有机会真正涉猎金融财经实务,造成直到今天也只能经验断代,隔靴搔痒,望洋兴叹。朱鎔基总理的班底,几乎都在其任内就实现了积累阅历,掌握经验,实现卡位的历程,确保能够在继任政府中担任重任。   楼继伟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上海市政府局级,挂职到云南省副省长,到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过程。现在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走了挂职云南省副省长的路子。高西庆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中银国际总裁,到证监会副主席,到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过程。李剑阁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经贸委司长兼朱的兼职秘书,到证监会常务副主席的过程。周小川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中行副行长,到建行行长,到证监会主席的过程,为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奠定了基础。朱云来在朱政府期间,则实现了从美国无名大学的普通留学生,到中国最重要的和当时唯一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总经理和实际掌控人的飞跃。   要说朱鎔基总理“清廉”,看来还是需要事实来说话。该利益集团还相互盘根错节,相互依存。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十来年,几乎垄断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和国内的股票上市、企业融资、财务顾问的高端市场,其所得个人利益保守计算也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在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庇护之下非法取得的。在朱云来执掌和大肆利用中金公司大发其财的起始和大部分时间里, 为父的是当朝总理,为子的是最大合资投资银行的总裁和实际控制人,靠的是吃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饭,发得是个人的亿万横财,并且没有任何回避和遮掩。   事实情况还是, 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老板到中国访问,都把会见朱云来(英文名字为Levin Zhu)视为最重要行程,以见到Levin为荣,而朱云来在国外的行程安排规格,不低于一个王子,搞得中国国不为国, 相信从这些年朱云来的工作行程中不难找到相关答案。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获取几乎所有重要国内金融和海外涉华高端业务,并破例获取国内券商牌照时,高西庆和史美伦是证监会副主席、周小川是证监会主席。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介入中投公司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海外投资时,楼继伟、高西庆和汪建熙是中投的决策人,而外方则是与他们私人关系密切的麦晋桁、孙玮和梁锦松。   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总是由该小圈子的人为朱云来担任保驾护航的中金公司董事长,他们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和当前的李剑阁。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成为一个真正的严密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业内外和海内外广大人士迫于这一利益集团的权力之压,只能敢怒不敢言,仰叹人家彼此抱团,利益攸关。    2、相互提携、内外呼应 。该利益集团可能是所有政治经济组织中最能显得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且不大遮掩的。当年朱鎔基总理在涉及人事问题时,就往往独断专行力排众议。可能是由于共拥其主或利益相关之因,其班底都相当团结,相互照应。   楼继伟在组建中投公司班子时,就力主排除其本身所出之财政部的力量,而强求安排其同属一伙的高西庆和汪建熙进入班子,实际集中了对中投公司的绝对控制,结果才会出现像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这样靠私人朋友做事,让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重大投资失误。中投公司40亿美元入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所关联的J.C.Flowers私人直接投资基金,就指派周小川在当证监会主席时安排在证监会后又安排到建行的亲信宣昌能前去担任高管,又是自家人作自家的生意。   当前中投公司又在全球招兵买马,提携亲信和知己,又是其建筑跨代班底结帮结派的佳机。 周小川当证监会主席时,排挤异己,安排亲信,把他带到中国银行的高西庆和汪建熙分别安排当副主席和主席助理,港人史美伦当副主席,港人梁定邦当顾问,把中国的证券市场搞得乌烟瘴气,消极影响至今难以消除。   周小川到人民银行当行长,继而当上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更是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不仅直接插手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并购,而且亲自大肆安排自己的人,在银行上下引起了公愤。他把汪建熙安排成建银董事长兼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兼中金董事长,一时间成为举世无双的“三环董事长”。他把为其做尽坏事,飞扬跋扈,道德败坏和人称“人总行恶霸”的秘书李超短短几年里一路安排为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发言人和行长助理。   该利益集团的相互提携还是跨境跨国的。周小川等把在香港因为触犯法律和道德而被迫下台,以年轻的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为妻的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安排为交通银行董事,使其得以东山再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介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犯有诈骗、误导和传播虚假信息罪责之嫌。李剑阁的女儿就是由梁定邦亲自安排到美国最难进入的私立贵族学校留学。本身没有国内背景自己嫁给外国人的孙玮女士更是照顾一大批国内高官的子女,或就学,或进入摩根士丹利等投行,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就有已被双规的落入国内“情妇门”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公子,换取了中石化的众多业务单子。难怪人们说, 所谓前财长金人庆因之下台的李蔚的国内“情妇门”比起“国际情妇门”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该利益集团的网络远不是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球各重要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其布局之广泛和严密,令人震惊。在美国追查其投资银行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的犯罪行为的今天,着实有必要彻查该利益集团多年来主要通过境内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内外呼应的犯罪事实。 众所周知 , 所有的金融、银行和投资业务,都是有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和成本的 。在这些业务竞争的过程中,除非依靠明显的业务优势和综合效益取胜,否则一定会有灰色利益的输送,或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或是冠冕堂皇的权力关照,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律。   周小川在人民银行任内,在与保尔森唱双簧,让人民币快速升值造成中国经济内伤的同时,却在美元大幅贬值之时促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达到近六千亿美元,造成中国政府和国民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中国不得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为避免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继续贬值,而不得已可能再行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美国救市,中国买单”的被动局面。 试问,美国国债的买卖和交易都是有中介交易的,中国政府是如何挑选和使用这些中介的? 这一过程透明和清廉吗?楼继伟、高西庆、汪建熙等操持中投公司与孙玮、麦晋桁、梁锦松等在巨额亏损的美国黑石和摩根士丹利投资中的相互关系,超出一般的商业逻辑和投资规则。试问,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如何?究竟谁遭受了损失?谁得到了好处?   摩根士丹利多年来在中国业务中,呼风唤雨,享尽特权,去年在自己走下坡路时能够让中投公司逆势投入巨资蒙受几十亿的损失,用国家的钱去救摩根士丹利董事会眼看就要罢免的麦晋桁,今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关头还竟然在美国政府最后通牒摩根士丹利要么关门要么转业的关键时刻,差点让中投提高摩根士丹利已经遭损的投资比例,并且由高西庆和孙玮在美国进行了秘密谈判。试问,都是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孙玮女士是否就是外面广为传说中的那种经济间谍?高西庆等人是否就是外面广为称之的那种金融买办?    3、朝野相随、利益均沾 。该利益集团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其在体制内外遥相呼应,亦官亦商,定时换位,利益均沾,享尽体制内外的优势,当官赚钱两不误,更使得巨大个人利益国际化和形式上的合法化。   人们说,该利益集团没有一个人不是隐形支持着一个或者几个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运作并得利其中,就像贾府门前的狮子一样不干净。例如,李剑阁在体制内外的角色变换,成为年收入几千万人民币的中金公司董事长;高西庆在体制内外的进进出出,利益所得难以估价;汪建熙在机关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来回跳跃,由中金公司董事长变换为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游弋于名义收入和“投资收益”之间;港人梁锦松丑闻下台后凭借与国内的关系得到黑石投资和年薪几百万美元并加奖励;被称为可能是国际“情妇门”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多年来依靠中国“业务”收取了几千万美元的工资和奖金;朱云来实际上将国家持股的中金公司据为己有,每年个人收入上亿,十来年积累个人财富几十亿,尚不算其占有和隐藏的股份和资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朱云来单凭自己是朱鎔基总理的儿子,多年来掌握和控制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攫取巨额利益,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界一个高衙内式的恶霸的事实,将作为古今中外最大的官倒,载入史册,而朱鎔基总理也要避免因为纵容朱云来官倒而可能被当成中国历史上的高俅, 严重影响他个人的声望,特别是国家的荣誉。   更为重要的是,朱云来凭借朱鎔基总理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大鳄和官倒,将遗憾地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脚注,永远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的全体人民抹黑。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由建行代表国家持有大股,其余股东包括摩根士丹利投资和香港查史美伦家族等。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本不是学习金融和经济的,他放着环境保护本行专业不做,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末一举由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王雪冰经请示朱鎔基总理后,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掌控了这一国家投资的平台并据为己有。自此之后的十几年中,中金公司成为在中国享受最大特权、拿到最多投行业务、取得最多牌照、个人收入最高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   首先,朱云来一直把国家持有股份的中金公司作为个人公司来经营。早在近十年前,华尔街日报就有整版文章揭露说朱云来如何象黑社会老大一样把持中金公司,并把股权和资产偷偷摸摸往海外转移。   第二、以拥护朱云来作为幼主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拱手将中金公司实际上转让给朱云来,并且保驾护航,分享利益,成为中国历来国有资产流失的最恶性和最典型的案例。中金公司的董事长由该利益集团与朱云来商定,由朱云来拍板,已经成为惯例。自朱云来以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分别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李剑阁。   第三、其官倒性质造成了中国金融业的变相垄断,破坏了金融业的正常竞争机制,造成了以国企为主的广大客户企业不得已而支付垄断价格,其对中国金融秩序的破坏,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糟蹋,对中国大众不满心理的压迫,进而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影响,难以估量。   第四、朱云来数年来已经从中金公司攫取了巨额财富。美国投资银行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层无限的贪婪和巨额的报酬。中金公司就是以美国投资银行的模式建立的,在依靠父荫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朱云来的中金公司拿到了中国涉外和国内投行、券商和财务顾问最多和最优厚的业务和收益。特别是中金公司一直采取比照外国同行的分配方式和规模,朱云来十来年从中金公司所得到的收益,已经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换言之,朱云来依靠官倒,用国家投入的平台做个人的生意,发个人的大财,并且披着合法的外衣,实乃旷世未闻。   第五、朱云来一直在盘算和实施着将国家在中金的投入,以貌似合法的方式,例如个人持股激励、个人持有关联业务乃至最终上市,彻底归为己有。这种赤裸裸地瓜分国有资产,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惩戒。    国家用国有资产建立、用特批执照增值、用国企业务喂养的中金公司,如果让朱云来私有,将是最大犯罪和丑闻 。在此过程中,朱云来与作为中金公司股东的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中国区主席孙玮之间,就摩根士丹利所谓的自愿减持中金股份的勾结,如果放在朱云来与涉外利益集团有意或无意在投资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过程中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背景中,其相互勾结就不难理解了。在美国都认定独立投资银行模式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祸首之一而开始调查其管理层犯罪事实的今天,完全有必要争取主动,尽快彻查和取缔中金公司、彻查和惩治朱云来和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种种犯罪行为、没收不法财产和所得。   这就如同打老虎运动,惩处了这个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整个金融和经济界就会振奋,就有正气,就能立威! 否则中国金融和经济就会另有决策中心,中国金融危机的隐患就永远难以得到消除, 胡温的和谐社会目标就难以真正服众和实现,社会的公信力也就长期得不到建立。   综观中共历史,没有哪个领导人的子女能够有朱云来的胆识,能够公开傲视一切,高调巨额攫取利益,垄断市场破坏金融秩序,内外勾结损害国家安全。毛泽东不能、邓小平不能、江泽民和李鹏也只是在体制内根据孩子们的特长低调渐进地往前培养。胡温就更是循规蹈矩大气不出。父亲在前面当清廉的总理搞经济改革,儿子在后面掌控并试图将中国最大和最早的合资投资银行居为己有,做国家的生意,直接成为亿万富翁,旷世未闻,简直就是对国家的讽刺和对人民的嘲弄。    三、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内外勾结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攫取巨大利益,破坏金融秩序,左右金融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影响政治社会安定。   首先,他们攫取巨大利益,中饱私囊,个体和整体都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收益者,将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最大定时炸弹。 例如,他们操持国家购买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好处费是多少? 他们合伙大量垄断企业上市的承销和顾问,好处费由多少?他们将大批银行贱卖给外国人,好处费有多少?他们逆势向海外投资于贬值企业,好处费有多少 ?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官倒是朱云来,最大的利益集团是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第二、他们破坏金融秩序,垄断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投资领域的高额和高端业务,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扭曲了市场价格,妨碍了资源配置,压制了市场人才,减低了市场效率,犯下了破坏国家金融、经济和市场秩序的严重罪行。   第三、他们左右金融政策,内外勾结,掌控了中国的金融决策、货币政策、对外投资、金融机构,他们恃主傲人,以其他人包括其他领导人不懂金融和业务为名,独断专行,危害了正常决策程序。虽然当前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暂未受波及,但是他们要对中国经济的内伤和金融风险的隐患负责。   第四、他们已经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明显的和未知的巨大的损失,他们主导的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亏损、将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部分错误地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让国家大型金融机构以海外上市的名义贱卖给外国人等等,已经远远超过了决策失误,而是严重渎职。加上其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已经成为百恶不赦。   第五、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其长期以来内外勾结,损害了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外汇政策、国企改革等重大决策,与外商一起损害国家现实和长期的经济利益,其性质就是里通外国。   第六、他们长期掌控金融和经济,破坏了国家政治、组织和思想工作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正常开展,其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影响力,由于其国内外相勾结和掌握金融命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比掌握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都有效的权力,与中央存异心,欺上瞒下,干扰中央决策,短路政策实施,严重危害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政府的运转。   第七、在中国以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和谐社会,优先解决农民和工人疾苦问题的今天,如果不尽早和干净地剔除这块毒瘤,将有可能引起广泛民愤,使得国将难有宁日。 上海乐团管弦乐队 - 共产党员.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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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炎黄之子 2014-1-16 08:00
编剧赵华按语: 方舟子“义务代言转基因”始自2001年,其风头甚至超过了那些专门研究转基因植物的专家学者,绝不是偶然的。请看被方舟子的“后花园”新浪网封了博客的亦明如何揭开方舟子画皮。 在 亮出自己是受聘于“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的“美国生物信息学科学家”的大牌子后,方舟子这位从来没有研究过植物、更不要说是转基因植物的所谓“科学家”,很 快在国内发表了第一篇为转基因植物大唱赞歌的文章:《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环球》半月刊2001年第12期)。从此,方舟子一直是国内支持推广转基 因植物、转基因食品最有影响的人物,其风头甚至超过了那些专门研究转基因植物的专家学者。 但仔细分析一下方舟子的“十来篇与转基因有关的 文章”,以及做过的“三次讲座”,我们就不能不惊讶地发现,方舟子的所作所为,既象是一个卖力推销自家产品的商业贩子,又象是一个被人雇来压制反对派的打 手——他拼命宣传转基因粮食作物如何如何好,而对那些反对推广转基因的环保人士则象是有着刻骨的仇恨。比如,在他的第一篇关于转基因植物的文章中,方舟子 还只是说:“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甚至包括活跃分子,大多其实并不了解转基因技术是怎么回事。目前的这场恐慌,不过是因无知而恐惧的又一个例子。”(方舟 子:《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但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方舟子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的攻击调门几乎是提高了三个八度:“绿色和平组织就是一个热衷于 制造基因恐慌的反科学组织”;“反科学组织和人士猛烈抨击基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制造对基因的恐惧。”(《“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作于 2002年12月8日)。谁都知道,在方舟子的词汇中,“反科学”的含义,与十年文革期间“反革命”的含义,几乎是一样,它们都充满了腾腾杀机。他对于转 基因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 1、反对者都是伪科学人士; 2、欧洲不允许进口转基因农作物,那是欧洲的一个阴谋; 3、咱中国不但要允许美国转基因产品进口,而且进来之后不能加标注,以免‘无知的大众’对转基因产品产生‘不必要的偏见’ “以上都是他在一次关天讲座中表明的态度。他那一次的讲座内容,充斥着谎言。比如说在美国转基因产品不标注;比如说美国人自己吃转基因大豆产品,吃不完才出口;比如要以牺牲大众的知情权为代价,呼吁在中国不要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注。”     但这个美国博士在拼命推销其“转基因植物无害论”时所表现出的无知,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2004年底、2005年初,方舟子接连发表文章,接受记者采访,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转基因植物可能造成的“基因污染”。在作于2004年12月16日的《“转基因”与“转生态”》中,方舟子说:     “反对转基因的人士认为推广转基因作物会带来环境问题,例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风或昆虫带到野草的花中,会不会使外源基因转入野草中,造成所谓‘基因污染’?      “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远,是不可能杂交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则有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因此,人们担心转基 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虽然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已出现了这种情 形,但是为慎重起见,许多专家建议对转基因作物的栽种范围做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水稻的地区推广转基因水稻,以免野生水稻群体被‘污染’。      “这只是一种慎重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过于慎重了。在有野生水稻的地区,人们也大量地种植栽培水稻,包括杂交水稻,为什么就不担心这些水稻品种的基因 也会污染野生水稻呢?转基因水稻不过是比其他水稻多了一个或少数几个外源基因而已,即使污染了野生水稻,也不过是在水稻原有的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 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野生品种的优良性状不会因此丧失。即使万一出现了意外的大面积‘基因污染’,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实际上,在病毒的作用 下,这种跨品种、跨物种的基因交流,在自然界中也是常常出现的,‘自然’得很。”     在作于2004年12月23日的《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中,方舟子说: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转基因是否有风险,而在于风险的可能性多高、是否可以控制、如果出现意外是否可以承受。有的风险根本不可能存在(例如,吃转基因 食品改变了人体基因),有的风险可能存在但是可以控制(例如转基因食品中外源蛋白质是否会成为过敏原的问题),有的风险难以控制但是并非不可承受(例如转 基因作物对传统作物造成所谓‘基因污染’,即使真出现了,不过是在传统作物原有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不是什么灾 难)。”     2004年12月31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题为《专访著名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转基因不是怪物》的文章,其中记者问道:“有 人担心,转基因技术会破坏物种原有的基因库,您对此怎么看?”方舟子答曰:“这主要是担心转基因作物会与野生的亲缘物种发生杂交,例如转基因水稻和野生稻 发生杂交,‘污染’了野生稻的基因库。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没必要有太多顾虑。人们并不特别担心人工栽培的水稻,例如杂交水稻,会‘污染’野生稻的基 因库,为什么就要对转基因水稻另眼看待?与其他人工栽培的水稻相比,转基因水稻不过是多了一个或少数几个外源基因而已,它不是什么怪物,即使‘污染’野生 稻的基因库,也不过是在水稻基因库中原有的几万个基因中多加了一两个新基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也就是说,方舟子关于“基因污染”的 观点,不外是以下两点:第一,承认“基因污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认为即使发生了污染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述两点之中,第一点并非方舟子的观点, 而是货真价实的“主流科学界的立场”;第二点才是方舟子的独立见解。不过,为了掩盖他编造的“支持转基因是主流科学界的立场”这个谎言,方舟子在上述文字 中,一方面将真正的“主流科学界的立场”(即承认基因污染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含混地说成是(这种担心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好象担心之人不是 主流科学界似的——,并且在它之前说这个立场“有一定的道理”,在它之后又马上加了一句“虽然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已出现了这种情形”。另一方面,方舟子在介 绍这个观点之时,不仅不提这是“主流学术界”的立场,在后来,他更连“学术界”这仨字儿都不提了,只用“人们”来代替,不明真相的读者会以为这是那些被方 舟子称为“反科学”的“人们”、或“非主流学术界”的观点。由此可见,方舟子对消除这个“主流科学界的立场”的影响,确实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机。     但也许是仍旧担心读者领会不了这么拐弯抹角的暗示,方舟子於是赤膊上阵,公开嘲笑 “主流科学界的立场”,说这些专家是“过于慎重了”——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学术界”在建议商家和政府做没有意义的工作,浪费人家的资源。      方舟子并不是转基因问题专家,他凭什么来嘲笑“主流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呢?另外,对於一个未知的领域,“小心不为过”是古今中外都认同的行为准 则。也就是说,即使从常识的角度来考虑“基因污染”这个问题,那些专家的建议也是合情合理的。方舟子嘲笑“这些专家”“过於慎重”,有悖于人之长情。从方 舟子的话里,我们可以嗅到他口中冒出的铜臭味道,而看不到他自己所标榜的什么“良心”。     不过,如果说方舟子嘲笑“主流科学界”全无理由, 那也确实是冤枉了这位美国“博士”。方舟子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基因污染不过就是在野生植物的基因组中多加了一两个转基因而已,相对于被污染植物的数万个 基因,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第二,这种污染,在自然界中,“在病毒的作用下……是常常出现的,‘自然’得很”,——所以主流科学界专家们的慎重,就更加显 得无知得可笑了。     事实是,方舟子的这两条“论据”,全都是来自他的无知。     不错,高等植物的基因组确实含有几万个基因。而 转基因,在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只有一两个。但是,基因污染问题,并非象方舟子所想象的那样,只是这两个数字的简单比较。一般来说,基因的存在价值在於它的 功能,而基因的功能只有在“表达”(expression)之后才可能出现。植物基因组的几万个基因既不是同时全部表达、也不是在所有的细胞和组织中都表 达,并且它们表达的强度——除极少数基因之外——都相当低。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细胞之中,基因组中的几万个基因,只有一部分得到表达。这就是所谓的 “转录组”(transcriptomes)概念的根本所在。方舟子显然对此一无所知。     不仅如此。为了使转基因能够超量表达 (overexpression),在植物中,绝大多数转基因都被置于一个超强的“启动子”(promoter,可以看做是一部机车的引擎)的控制之下, 其目的就是要使这个转基因连续地、大量地、在所有的组织和细胞中表达,从而产生大量的转基因蛋白。这个超强的启动子,在多数情况下是花椰菜花叶病毒 (cauliflower mosaic virus,CaMV)的35S启动子。在这个启动子的控制之下,一个转基因的表达水平,即产生功能蛋白质的能力,是一般植物基因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 可以达到上千倍。也就是说,被污染的植物中,转基因(DNA)虽然在数量上仅占几万分之一,但转基因的产物(蛋白质),却可以达到这个数字的成百倍、上千 倍。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转化叶绿体基因组的植物中,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含量可达到植物总蛋白质的3-5% (二十至三十分之一)。 所以说,仅仅比较基因的数量,就象是说,这个岛上有一个老虎,几万兔子,老虎的数量是兔子的几万分之一,所以,老虎的侵入“不是什么灾难”。还有比这更荒 谬可笑的结论吗?     那么,方舟子这个美国“博士”为什么会如此的无知、如此的可笑呢?其原因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转基因技术的一个基本前 提,就是要使这个基因“超量表达”。这个前提不满足,转基因技术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达到预期的功能的。也就是由於这个无知,使方舟子在2005年仍旧不知 道早在十多年前,人们在设计、构建转基因的时候,会人为地加入一段“垃圾基因”(内含子),以提高转基因的表达水平。 所以,他才会貌似天真无邪地反问人家:“什么叫‘基因蛋白成形过程’?内含子、假基因之类的垃圾基因对此有什 么意义?”     至於方舟子说,在自然界中,基因污染“在病毒的作用下……是常常出现的,‘自然’得很”,更是他无知的妄言。据方舟子后来承 认,他所说的这个作用,指的就是所谓的“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HGT)。(方舟子:《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的批评》)。事实是,HGT在原核生物中是常见的,在真核生物中则比较罕见,而在植 物中,这种“在病毒的作用下……的基因交流”,不仅不是“常常出现的”,恰恰相反,人类至今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假如这种“基因交流”真象方舟子所说的那样是“常常出现的”,现在的科学家就不会仅仅使用农杆菌和基因枪来获得 转基因植物了。方舟子如果发现了哪种植物病毒会有这种“作用”,他今后就不用再冒充什么生物信息学家,也不用再谎称自己有什么基因专利——这个发现,会让 他获得国际大奖、获得全球专利,奖金和专利费会足以满足他对“金钱和股票”的渴望。     【注1:科学家发现,烟草基因组中含有与联体病毒基因 组相关的序列,(geminvirus-related DNA,GRD),因此怀疑它们来自联体病毒。但是,第一,这种怀疑尚未得到实验上的证明;第二,即使这种怀疑属实,它们的发生在进化年代上也甚早,并且 根本就不是“常常出现的”;第三,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联体病毒可以介导HGT。】     【注2:方舟子的这个观点,很可能是他对侯美婉(Mae- Wan Ho)一篇文章(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 The Hidden Hazards of Genetic Engineering,http://online.sfsu.edu/~rone/GEessays /horizgenetransfer.html)的误读。在这篇文章中,侯美婉写道:While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s well-known among bacteria, it is only within the past 10 years that its occurrence has become recognized among higher plants and animals. The scope for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s essentially the entire biosphere, with bacteria and viruses serving both as intermediaries for gene trafficking and as reservoirs for gene multiplication and recombination (the process of making new combinations of genetic material). 侯女士在上文中提到病毒在水平基因转移中的作用,是泛指在整个生物圈中,“the entire biosphere”,包括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而方舟子却以为在高等植物中也是如此,所以出丑。方舟子的这一观点来自侯女士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他在作于 2005年1月的《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的批评》中写道:HGT“是近十几年来才引起生物学界注意的遗传现象”。实际上,HGT“引起生物学界注 意”是在八十年代初,到2005年已经有二十多年的 历史 。方舟子把侯女士上文第一句话按照字面来理解,所以他说“近十几年来”。】      方舟子对转基因技术的无知当然并不仅仅限於上面这几个例子。在那三十余篇关于转基因的文字中,方舟子反反复复地向人们介绍苏芸金杆菌的一个杀虫蛋白 基因——bt基因——,好象他对昆虫学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可惜的是,他一再说外行的蠢话而不自知,结果是,他越是要显示自己的博学多才,越是暴露出自己的 浅薄和可笑。比如,他说:“苏云金芽孢杆菌(拉丁学名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在它的芽孢中会分泌一种称为‘内毒素’的蛋白质晶体。”“把编码内毒素的基因克隆出来,并转入到作物细胞中,这样 培养出来的转基因作物也能分泌内毒素,害虫吃了转基因作物的叶子后,也吃进了内毒素,将会被毒死。”(《为什么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抗虫害转基 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误读“转基因”》)。     只有对bt和bt转基因植物一知半解 的人才会说,苏云金芽孢杆菌和bt转基因植物“分泌”内毒素。在分子生物学中,“分泌”(secretion)是有特殊含义的,它是指某种物质从细胞内向 细胞外转移。而一种蛋白质要被“分泌”,在多数情况下,它需要含有一段信号序列,只有在这个序列的引导下,蛋白质才能够穿越细胞膜,被“分泌”出去。而 bt内毒素根本就不含有这样的信号序列。事实是,在苏云金杆菌中,内毒素基因(DNA)在表达之后所产生的内毒素(蛋白质) 并不被“分泌”到细胞外,而是在细胞中形成与“芽孢”相似的结构,叫做“包含体”(inclusion) 或“类孢子包含体”(parasporal inclusion)。包含体与芽孢并没有什么关系(芽孢是细菌的休眠体,可以大致认为是细菌的“种子”),更不用提什么“分泌”关系了。      而在bt转基因植物中,转基因的表达所产生的内毒素也是储存在细胞之内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分泌”的过程发生。国内文献一般把bt转基因植物根际土壤中 的内毒素称为植物“分泌”的,但实际上那属於根部表皮细胞脱落、分解之后,内毒素的被动释放,并非分子生物学意义上的“分泌”。方舟子很可能根据这些中文 文献,想当然地以为转基因植物的叶子也可以“分泌”内毒素,结果却恰恰是把自己的无知“分泌”了出来。     按道理讲,一个人做科普,他只需要 把书本中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复述出来就可以了,因此,一个“科普作家”只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和理解能力,他犯错误的可能性并不很大。那么,为什么 方舟子这个美国博士在对转基因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进行科普时,会频频出错呢?这当然与他自身的科学素养不足有关,也与他根本不是在真心搞科普有关。但还有 一条就是,方舟子喜欢把道听途说来的、对自己的既定观点有利的东西,都自动地信以为真,然后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东西,再贩卖给被科普的对象。而由於极端的无 知,他在东抄西凑的过程中,根本分不清真假,辩不出对错,因此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上面提到的方舟子误读侯美婉女士关于HGT的文字就是一例。下面 再举一例。     在作于2006年3月17日的《误读“转基因”》 中,方舟子写道: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 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 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五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粉不会危害大斑蝶幼虫。大斑蝶数量减少的原 因,更可能是过度使用农药和破坏了它的生态环境。”     任何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对方舟子上面所说的“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五米 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这个陈述感到难以理解。花粉一般是通过气流来传播的,玉米的花粉粒之小,肉眼几乎难以看到,它会有多重 呢?方舟子说“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是和哪种植物的花粉比较的呢?根据是什么呢?再说,“在五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他到底 根据的是谁的研究呢?当然,对於这些问题,方舟子是绝对不会把答案主动告诉你的。     2004年12月17日,新语丝新到资料中的头条是一个叫做贾士荣的人写的文章,题为《国际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几个事件的剖析》。文中写道:      “1999年5月,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组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转基因抗虫玉米的花粉飘到一种名叫‘马利筋’的杂草上,用马利筋 叶片饲喂美国大斑蝶,导致44%的幼虫死亡。事实上,这一实验结果在科学上没有说服力。因为试验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且没有提供使用花粉量的数据。现在这个 事件也有了科学的结论:第一,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玉米地以外5米,每一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     显 然,方舟子的“玉米的花粉非常重”那段话,是抄自贾士荣上面的“现在这个事件也有了科学的结论……”后面的文字。贾士荣何许人也?他是中国一位著名的转基 因植物专家,并且和方舟子一样,也是拼命主张在中国全面推广转基因植物的人士。《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说:“贾士荣则是多种身份的人,他是转基因科学 家,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有商业利益。”(刘鉴强:《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南方周 末》2004年12月9日)。可以想象,这位贾专家因此成了极少数得到方舟子青睐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之一。     那么,这位贾科学家所说的“科学 的结论”又是来自何处呢?奇怪的是,尽管他把那个“在科学上没有说服力”的文章来源交代的明明白白,但他就是不说出他那“科学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好在 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小小的鼠标可以代我们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原来,《美国科学院院刊》在2001年10月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Corn pollen deposition on milkweeds in and near cornfields》。根据作者,他们作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有代表性的自然发生的花粉密度资料”,以便为那个大斑蝶试验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 (The purpose was to obtain a representative picture of naturally occurring pollen densities to provide a perspective for laboratory and field studies of monarch larvae feeding on milkweed leaves with Bt corn pollen.)。(PNAS 98,11919-11924。链接:http://www.pnas.org/cgi/content/full/98/21/11919)。因此,这 篇文章肯定就是贾科学家的知识来源。     根据这篇论文提供的数据,花粉的密度在玉米田中最高,平均每平方厘米171个花粉粒。离玉米田越远, 密度越低:在0米处,这个数字是63;1米处是35;2米处14;4-5米处是8。(见该文表2) 。笔者反复阅读这篇文章,想要找出贾科学家所说的那个“在玉米地以外5米,每一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的出处,但就是找不到。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细读那个“Table 2”,我才恍然大悟。这个表的标题是“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ollen density levels on milkweed leaves inside a cornfield and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cornfield edge”,所以表中给的主要数据是频度,在“4-5米”这一栏,第一个数据是“0.996”,意即在4-5米处采集的样本中, 99.6%花粉密度在0-100之间。显然,这个贾科学家没有读懂这个表格,把这个“0.996”理解为花粉的密度,并且把“0.996”四舍五入,从而 得出了“每一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这样的“科学的结论”。至於所谓的“玉米的花粉非常重”,很可能是他把人家在摘要中所说的 “Pollen density was highest (average 170.6 grains per cm2) inside the cornfield and was progressively lower from the fieldedge outward, falling to 14.2 grains per cm2 at 2 m”的前四个单词(Pollen density was highest)读成了一个句子,“直译”成“玉米的花粉非常重”。而实际上,这个density是指“密度”(单位面积中的花粉数量),并不是指比重。      方舟子曾说,“我以前一再强调,科普著作应该由专家撰写,因为只有专家才可能具有必要的学科知识,并能阅读原始论文,根据第一手的材料写作。” (《虚妄的“人体革命”》)。显然,方舟子在做转基因科普时,并没有“阅读原始论文”,也没有“根据第一手的材料写作”。他根据的,不过是一个读不懂英文 的贾科学家编造出来的假材料。     实际上,PNAS在2004年5月18日又发表了另一篇关于玉米花粉传播的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之一就 是:bt转基因玉米花粉造成的基因流动可以远达31米,并且造成非转基因玉米中含有低到中等水平的bt内毒素。(We report that pollen-mediated gene flow up to 31 m from Bt maize caused low to moderate Bt toxin levels in kernels of non-Bt maize refuge plants. 见:PNAS 101,7526-7529。http://www.pnas.org/cgi/content/full/101/20/7526)。这篇文章发表在贾 科学家和方科普作家各自撰写的文章之前,并且免费向全世界公布全文。贾研究员如果稍微能够读懂英文,方博士如果稍微地象一个真正的学者那样搞学问,他们就 不会闹出这么一个丢尽全世界学者脸面的大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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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美政治差别——叛国罪
热度 6 稻草 2013-7-5 01:13
【中美政治差别——叛国罪】目前,美国棱镜计划监听所有国民的所有交往信息,美国公民斯诺登揭露了美国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被美国国会两党共同认定是叛国 罪,全球追捕。与此相对照,美国宣布的中国百大公知中绝大部分人士损害国家的行为远远超过斯诺登,可不仅逍遥法外,甚至天天大骂所谓“爱国贼”。( 仅新浪网上这些活跃的汉奸大V,其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行为,对中国的危害都千百倍地超过斯诺登对美国的危害,与美国两党共同决定追捕斯诺登相比,中国却在 替这些汉奸大V打压爱国人士,还把中国企业可望不可即的金融牌照颁发给这些汉奸大V,让他们在颠覆国家的同时,还能掠夺中国百姓。什么时候中国也象现在美国全球追捕斯诺登一样,追捕那些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的汉奸公知,中国才真正能够拥有三个自信,才真正有希望走向民族复兴。) 作者:张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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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际羽联不应成为道德招牌的“杀手”?(转自新浪网 作者; 张志威) ... ...
热度 7 鱼雷一号 2012-8-2 11:51
国际羽联不应成为举着道德招牌的 “杀手” 文/张志威 在伦敦第3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国际羽联开出处罚大单,一对中国选手、一对印尼选手、两对韩国选手被剥夺了继续比赛的资格。罪名是:涉嫌消极比赛。 还是要简单叙述一下过程:已经小组出线的中国组合于洋/王晓理在与韩国组合郑景银/金荷娜的比赛中,0比2败了,看上去像很多无端失误,引来全场一片嘘声。据说,中国选手是为了躲避同另一个小组出线的同伴不互相残杀才这样做的。而另外两国被取消比赛资格的选手,也是因为这样大同小异的原因,被奥委会和羽联认定“未尽全力争取胜利”=消极比赛。 “涉嫌消极比赛”这是用很委婉很文化的用词来美化这个“罪名”的用语了。但无论如何文绉绉的,无论如何委婉,被取消比赛资格的运动员都不能承受之重。原因很简单,这不单纯是队员的过错。 为什么运动员在比赛中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本届奥运会,羽毛球比赛将以往的单淘汰赛制改为小组赛加淘汰赛的赛制,使队员有机会在小组赛提前出线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输赢,以决定未来的对手,为消极比赛的现象埋下了祸根。 不错,队员是比赛的主体,但这个主体,放在国际羽联新的比赛规则下,放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比赛主体的队员,却不能完全支配自己的行动。事实上,队员在这样漏洞百出的规则面前,在有国家体育官员的领导、有教练、领队的战术部署、安排,队员只有被动执行的义务,作为比赛主体的队员在某些方面不是强者而是弱者。 试想有哪个队员敢不执行教练、领导的意图和安排,有谁想为了什么精神?什么道德?违背教练和领导的意志,甘冒丢掉饭碗的风险去迎合挥舞着道德大棒的“道德人”的风雅,在小组已经出线的情况下,场场拼命,目的就是干掉自己的队友,以符合什么体育精神? 这里无意为所谓“消极比赛”的运动员辩护。但作为这项赛事被动执行方的弱者——运动员来说,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动不动就以什么“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体育精神,颐指气使的声讨、批判,批倒批臭,恨不得再踏上一脚,让她们永世不得翻身。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中说: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自1896年雅典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后,奥运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了,过度商业化或者赋予政治化的奥运早就不能承受其重了,在很多方面离“原始”的奥运理念渐行渐远,我们容忍奥运越来越浓重的铜臭气,容忍让他变成越来越畸形化的政治化工具,唯独不能容忍运动员被动的那怕规则内的,仅仅是涉嫌“消极比赛”的一点点过失。 制定规则的国际羽联的那些老爷太太们,你们可以找出N个理由,一拍脑门就变一种游戏规则,哪怕这种规则是最愚蠢的,最弱智的,你们也无需负任何责任。你们希望在漏洞百出的规则中,人人都应该是活雷锋,人人都应该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国际羽联制定规则的老爷奶奶们,把以往的单淘汰赛制,修改成小组赛、单淘汰赛制,还给其冠名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多打些比赛。但是老爷奶奶们大概不会想到,小组赛输掉比赛都能晋级,这是不是一种另类的鼓励慵懒的规则?这个规则公平吗?如果输掉比赛都能晋级,你凭什么要求队员在你把“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都当屁放了的那个规则中玩命? 这就好比高考取消了录取分数线,只要走进考场你就能上大学,你这样的规则,凭什么要学子们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反过来你还指责学子不努力,不拼搏。 规则出了问题,你们就亟不可待挥舞道德、奥运精神的大棒,无情打向运动员。如果说运动员们“涉嫌消极比赛”有违体育精神,躲在幕后,不敢站出来承担规则漏洞责任的老爷太太们更不道德,更有违奥运精神。 站出来,不是“杀”掉替罪羊,而是勇于承认你们在制定规则中的错误,尽力消除影响,弥补规则漏洞。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适当批评惩罚当事运动员,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这才是你们应有应尽的职责。毕竟奥运四年一次,而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非常珍贵,不像羽联的老爷们规则出了什么洋相都可以在你们的位子上把牢底坐穿。 胡适先生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一个民族、一个族群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组织也同样如此。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想一想,当年王治郅的遭遇,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明确的规则,按规则办事,而不是按所谓爱不爱国的道德办事,王治郅会受到那样的待遇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篮球我们已经对不起王治郅了,羽毛球我们因为让球已经对不起一个周蜜了,不要再制造道德的冤案对不起于洋/王晓理,如果非要有人承担责任的话,是爷们的站出来,扛起来。那些惟锦标主义、金牌主义政策制定者、那些把让球当爱国当荣誉的始作俑者最该受到处罚,最该受到声讨。 文/张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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