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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如何正确认识阶级斗争
稻草 2017-6-4 09:29
阶级是以人群来划分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一旦与人类的社会观念相结合，那么，它就会形成政治力量，因为观念总是在变化发展的，因此，因阶级而形成的组织，及阶级之间形成的斗争，总是存在的。 你承认，或者不承认阶级斗争，它总是存在的。 对于统治者来讲，不承认阶级斗争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个道理再进一步讲清楚，就是说，阶级是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它的存在现象，也是不可否认的。阶级斗争会在各种社会形态和矛盾中得以体现，这就要牵涉到我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内容了，不便多说了（下面简约地继续讲一下）。 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来。阶级斗争的阶级表现是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本质，表现是，最初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斗争，现在是资本家与员工的斗争。 尤其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是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剥削与被剥削矛盾交织的，它表现在官僚与资本家和其他人之间的矛盾，敌对势力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正确定义人民的概念成为了正确把握阶级斗争的关键。 正确的人民观是：除官僚主义者、颠覆派资本家及敌对势力外的人都是人民，人民与官僚主义者、资本颠覆派、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 再啰嗦一句，经常有人说：“就是一些党和政府的官员、国企及学校官员比某些老百姓还反党反政府”，这就对了，这些人就是官僚主义者，它们是人民的敌人，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对象。 陈蓉晖 -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小提琴版.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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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台湾青年团体开启社会主义启蒙
稻草 2016-12-8 16:02
台青年团体夜袭蔡英文官邸抗议并宣告与民进党决裂 （图片来源：台湾“东森新闻云”） 　　中国台湾网12月7日讯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台“立法院”6日强势通过“劳基法修正案”，包含“一例一休”、砍7天假、增特休假等皆全数通过，学生团体趁深夜突袭蔡英文官邸，并在墙上喷上砍假领导人、民主资进党字样。学生团体宣示，青年绝对会记住民进党硬干砍假的这个历史时刻，并宣告彻底与民进党决裂。 　　数个学生团体自9月以来在“立法院”、民进党中央党部、柯建铭“立法院”研究室、蔡英文官邸、蔡英文办公室等地点，多次表达拒砍7天假的诉求，民进党以“听到年轻朋友的声音了”来敷衍、蔡英文表示自己也很痛苦，砍假案即将通过之际，民进党还动用前所未见的层层警力与栅栏，将劳工的心声隔绝在外。 　　学生团体失望表示，背负众多青年期待的民进党全面执政之际， 是时候该认清事实了：无论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是听命于资本家的政党，不能期待它们改变青年的处境，或是期待它们来改善工时无法有效下降、薪资停滞、教育愈趋商品化等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必然剥削──更多时候，它们就是加剧剥削、恶化青年处境的帮凶。 　　学生团体表示，已经完全认清民进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宣告彻底与民进党决裂。拒砍七天假只是抵抗青年贫穷化的其中一环，接下来，下降工时、提高工资、教育公共化等斗争，都必须靠青年团结起来去争取，遏止青年贫穷化继续恶化下去。（中国台湾网 卢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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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
稻草 2014-12-9 14:08
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 　　　　　　　　作者：魏一 ［说明］全文一气哈成，为了使大家易于记住要点，在文中特别提出，注意：不是小标题。 ［提要］全文以化肥工业为例，用过硬的证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什么破坏了生产，而且把我国的生产力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 在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着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和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斗争。正是大跃进使我国建立了自己制造设备建设大化肥工业的能力，也创造了符合国情的地方小化肥工业。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度连中央大工业也要下马。毛主席路线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不但建成了大化肥厂制造能力，小化肥工业也搞成功了。 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仍不甘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们加紧了篡党夺权步伐。如果他们上台不但小化肥将被扼杀，大化肥也将受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翻了这一已经完全腐朽的反动阶级，改革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小化肥如雨后春笋地爆发出来，大化肥工业也得到了大发展，毛主席还批准了四三方案，引进了一大批外国先进工业，建设超速节约资金，并通过批判改造创新学会了自己建设特大型化肥厂。我国的化肥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产量急剧猛增，位居世界第三。小化肥也已经向运动战、阵地战发展了。 邓小平匪帮的复辟也证实了作为一个曾被推翻的腐朽反动阶级残余，对生产力纯是破坏因素，从反面证实了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他们果然一上台就对已经成功的小化肥大砍大杀，还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大规划”，挤了四三方案，使得不少引进大项目工期拖延，开销增大。我国的化肥产量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甚至倒退徘徊。 但文化革命带来的大建设后劲是巨大的，四三方案终究全部建成，小氮肥虽大半砍掉，功不可没也已为一切有识之士承认，我国毕竟成了世界第一氮肥大国。依靠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邓匪劳民伤财的大规划尽管工期极长、浪费极大、不少孝敬了外国主子，也已建成。当然邓匪只有破坏没有丝毫功劳。地方和基层干部尚有人对我国经济有些贡献，尽管大多面目可憎，但属于另一伙走资派，比高度垄断资产阶级高出一个阶段。 尽管有大量化肥等投入，我国农业还是被邓匪推入了严重的危机，“好政策”包产到户的作用完全是个大负值。只有推翻这个反动复辟匪帮，才能使我国经济重新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 我国化学工业主要是在文革以来的伟大十年中建立起来的 大跃进成就巨大，但不过是一个起点 解放前我国几乎没有化学工业 解放初八年的情况 大跃进化工成就伟大，但还是初创阶段 小化肥的产生和在艰难曲折中的成功 毛主席路线指导下，小化肥在大跃进中应运而生 在刘邓路线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对下起家 1961年下马风：刘邓路线和陈云下马风摧残下小化肥差点全军覆没 少数小化肥厂在毛主席路线指导下经过工人努力得以幸存成长起来 小氮肥厂能过技术关 驳“办氮肥厂只能大，不能小，这是客观规律”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技术关，一 驳陈云对小氮肥的攻击 驳所谓执行八字方针，真正破坏八字方针的正是刘、邓、陈等人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技术关，二 依靠工人阶级解决了刘邓一伙在原料上卡小氮肥厂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经济关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使用关 小化肥的翻身和顶着刘邓路线重新上马 文化大革命前夕化工猛增及其原因，大跃进的胜利，两条腿走路的胜利 小氮肥厂成了技术革命的尖兵，大厂最好的中间试验车间 包括小氮肥厂成功的大跃进的胜利与政治斗争风向的转变 毛主席煽动地方顶着刘邓闹独立，小氮肥建设复苏，文革的酝酿 刘邓一伙顽固坚持反对小氮肥厂，驳所谓发展小氮肥造成了力量分散 驳所谓“集中地方自筹的资金可以办大厂”，不搞地方工业就什么都不会有，而地方工业刚起家时只能是小、土、群。 一切反动派、右派和看不起工农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只会说空话，却从来不会给国家做什么贡献 中央和老工业区支援不发达地区建立自己的工业是合算的，支援是相互的，地方也大大支援了中央 文化大革命——独立战争推倒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 阶级根源：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对待地方就像对待殖民地，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革命，史无前例地在革命时期就完成每专区建立一个小氮肥厂的任务 大革命带来了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 大批判开路，独立战争解放了地方，小氮肥如雨后春笋爆发出来了 第二次大跃进：目标每县一厂的大规模建设小氮肥热潮 社会主义大协作，工业发达地区的支援，先进带后进 各地加强自立，尽量立足于当地原料改吃“粗粮” 红花遍地，硕果累累，繁如满天星斗 “十年浩劫”中我国化肥工业的大跃进超过了石油，且潜力无穷 大跃进创建了我国的大氮肥建设能力 大氮肥的建设：建设能力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大跃进创建的 大氮肥的建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大跃进开创的，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我国大氮肥厂的建设能力 文革前夕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加紧篡党夺权，再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大氮肥的大飞跃 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在大化肥建设上的巨大成就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的大规模技术革新运动 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但不排斥引进，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的伟大成就和空前成功，邓小平匪帮抢了女儿又杀爹娘 我国在第二次大跃进还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建造了特大型氮肥厂 1977年大庆、沧州、云南一次投产成功，四三化肥半数以上投产 邓匪复辟抢了女儿又杀爹娘，四三方案遭劫 大建设使得化肥产量迅猛增长，邓小平匪帮一上台就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红利，却恬不知耻地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竟然诬蔑“十年浩劫”留下了烂摊子 邓小平匪帮篡权后四三方案尽管快要完工却进展显然减慢，批邓那年投产的不仅建设工期缩短，还迅速达到了设计要求，收回投资 1978年大规划：邓小平的匪祸 四三方案未能按时投产并收效，完全是邓小平匪帮带来的人祸，出于篡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他们另起炉灶搞了个1978年大规划，1976年批邓的必要性和对保护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邓小平匪帮大规划挤压下我国建设长期互相挤压，使得先建的不能及时投产，待姗姗来迟终于建成了，却长期没有达到生产能力 邓小平匪帮还使得建设大大超过了投资，批邓时投产的大化肥厂却大大节约了投资 邓小平匪帮出尔反尔，反而从两面暴露了他们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和掩盖一上台就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卑鄙目的 建设战线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多了邓匪的大规划，陈云和邓小平匪帮都要把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陪绑。可大规划的破产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批邓保护了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匪帮搞大规划破坏生产建设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历史已经把他们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大规划明明行不通了，邓小平匪帮却还要硬撑，并借机大规模摧毁深恶而痛疾之的地方工业，小氮肥也在劫难逃 重点建设：用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为邓匪大规划擦屁股 1983年邓匪利用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搞“重点建设”实质上就是为1978年的大规划擦屁股，为此还加紧了对地方的勒索 对能源建设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开工不足，使得第二次大跃进建成的大批企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邓小平匪帮还是一贯的“红色买办”，只引进不消化长期依靠外国 小化肥——邓小平匪患的重灾区 小化肥是邓小平匪患的重灾区 卑鄙的政客作风，不择手段的可耻表现，批“四人帮”时张春桥居然成了小氮肥的破坏者，而邓小平倒成了保护者，匪帮终究是匪帮 1978年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之流终于凶相毕露大肆攻击“小生产方式” 评邓小平匪帮给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加的罪状 在国家多次大降价下，小氮肥仍能盈利的几个典型，这些厂能够做到的其他厂也能做到 在摧毁包括小氮肥的五小工业的同时邓小平匪帮又提出农用工业为轻工业让路，大办小轻工，和大厂争原料、争市场，严重污染环境的小厂泛滥成灾了 第二次下马风的失败之一：虽然大批小氮肥厂被“彻底否定”了，小氮肥企业反而在化肥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亏损更严重了，原来一直盈利的厂反而亏本了 对邓小平匪帮究竟摧毁了多少家小氮肥厂的探索 邓小平的匪患比唐山大地震还厉害，下马时的大破坏，把工厂搞垮的人反而大发国难财 1985年小氮肥厂遇到了又一次大匪患，连年的匪患，破产法，最后幸存数 邓小平匪帮控制下的经济，对化肥厂造成的其他浩劫或灾难，归根结底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我国的磷肥、钾肥、农药工业 我国的磷肥工业也走了一个和氮肥及其他工业大致相同的路 我国的钾肥工业 我国的农药工业 从江苏、山东看匪患 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工业跃居第二位的江苏省，如今作为三大“支柱”的农用工业步履艰难岌岌可危，因为化肥农药供应不足使农业遭到了损失，南京的化肥工业全军覆没，四三特大化肥也有“彻底否定”的 山东省在文革推动下的大发展和邓匪篡权上台后的遭遇 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后劲，严重匪患下成了第一化肥大国 我国各年的化肥产量和新增生产能力，小氮肥的产量 1976年上半年是我国七十年代上半年工业生产最好的两年之一，只是唐山大地震才使全年增长不多，这本来已是奇迹了，可邓小平匪帮居然作为批邓破坏生产的“根据” 1974年情况，停工停产的原因，土皇帝阶级的出现，即使如此也比复辟时期好得多 总的来说七十年代我国化肥生产增长极其迅猛，化肥生产能力的增长更是迅猛。可尽管有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大批化肥厂投产，八十年代增长速度却大大下降了，甚至徘徊倒退 邓小平匪帮产量没上去用词造句却特别夸张，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化肥工业投资迅猛增长，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以来极为低下 为1978年大规划引进的四个大化肥厂擦屁股的结果：建设时间特长，达到设计要求特慢，如果不是一上台就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这些邓小平匪帮大规划中的项目，是绝对不可能建成的 建国以来我国基本建设新增化肥生产能力，主要就是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成果，邓小平大建设却没建出什么名堂来 对于1988年及以后十三年邓小平匪帮即不准备再搞大建设，又表现了信心不足，还大叫任务艰巨，即使如此也没有完成 尽管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我国的化肥工业生产很不正常，增长大大减慢，但是主要由于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后劲，我国还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氮肥生产国，生产的氮肥全部加工成炸药足以打十几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土八路早就鸟枪换炮了，小氮肥由游击战进入了阵地战 第二次下马风的失败之二：小氮肥工业早已经不是初创时的样子了，早已由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和阵地战，许多小氮肥比文革以前的大氮肥还要大，土八路早就鸟枪换炮了 历史的结论：小氮肥功不可没 第二次下马风的失败之三：历史的结论：九十年代中期小氮肥厂的作用终于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承认 第二次下马风彻底溃败：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再一次地表现为贪天之功为已有，小氮肥竟成了他们支持下建立的，骨子里却还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不管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如何厚颜无耻，总算说明了大跃进搞小氮肥厂是完全必要的，是巨大的功绩，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小氮肥如雨后春笋地爆发出来，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功绩，而1961年的“下马风”以及复辟以后对小氮肥的大砍大杀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没有大跃进，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国的化肥工业。 毛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群犬吠日纯属徒劳 展望：如果不是邓匪复辟破坏，我国氮肥工业的前景 毛泽东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定将为全世界所公认。对他狂吠的群犬，如陈云之流说他“建设有过、文革有罪”，显得多么的渺小，多么地无知，多么地可笑。 在文化大革命中和第二次大跃进中，不少地方基层干部拥护毛主席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路线对经济建设有过功劳，即使现在大多数已经成了土皇帝，还是地方工业、小氮肥等能够在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下幸存、坚持和壮大的组织者，而邓小平匪帮和陈云只有破坏，没有任何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建立的强大化肥工业极大地支援了农业，但复辟以来我国农业仍陷入了长期深刻的危机，从化肥就可看到邓匪的包产到户政策是个大负值 只有再次推翻这一反动阶级，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新的大发展。 附示意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国化肥工业的特大发展 说明：图中每一个小星表明一个小氮肥厂，每一个大星表明一个特大型氮肥厂。上半图是1964年情况，下半图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及其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情况。因故其他大中型氮肥厂和磷肥厂及钾肥厂不能画了。各化肥厂位置不能拘泥，不能不随便画。特大型和实际地理位置大致接近。这儿小氮肥厂1534个是1978年情况。大跃进兴建的小氮肥厂，到1965年普遍由800吨达到3000吨，邓匪复辟已经达到二、三万吨，相当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氮肥厂了，不过十几年。所以在第二次大跃进中兴建的小氮肥厂普遍3000吨，邓匪复辟时有一部分已经大大超出设计能力。如果照此趋势发展，那么再十几年，到九十年代初，我国的合成氨生产能力即使仅仅小氮肥厂也足以超出现在（2007年）全国所有氮肥厂的总和。九十年代已有小氮肥厂生产能力达到30万吨。除此以外复辟时还有好几百个正在建设即将投产，如果不是邓小平匪帮大砍大杀而夭折，应该达到的生产能力还更多。特大型到1977年已经投产七个，还有六个引进的和上海自行设计的吴泾快要建成，但在1978年由于邓小平匪帮“大规划”的干扰，一个也没投产。陆续拖到1983年，一个尾巴收了五、六年比复辟前的建设时期还长。 不要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只有化肥工业才如此，一切邓匪分子和反共极右派都是如此，对成绩毫无根据地急急忙忙否定，证据确凿就急急忙忙关门。比如石油工业早已举世闻名了，他们中有的人不得不承认石油工业取得了极大成就，但紧接着就说：“文化大革命只有石油工业才有些发展。” 第二次大跃进我国建成了3400个小水泥厂，还有大批的小水泥厂在建，能以每年几百家的速度投产。最大的产量已达30万吨。如果照此趋势发展我国光凭小水泥早就应该达到现在的水泥产量。可邓匪要搞冀东，大肆摧残小水泥，中央的大水泥反而一败涂地。目前我国小水泥在地方领导下已经把中央的大水泥淹没了。但邓匪仍然在加紧摧残。 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地方建设了一大批机械厂，其中农业机械厂就有1400家，农机修造厂2800家。邓匪复辟大肆摧毁地方的机械工业，尤其破坏农业机械化，而地方的土皇帝则将它们转向，使得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还在手工操作。但是地方的小机械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实力在邓匪的重重摧毁下发展起来。目前我国的许多家用电器、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等等企业，绝大多数是地方小机械厂发展来的，品质相当优良。 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兴建了90000多座小水电，大跃进中福建兴建小水电的经验受到了联合国的重视。复辟伊始，联合国还专门到福建来开会。所以虽然没有什么新建，但在地方工业中摧残相对较轻。邓小平匪帮最大的摧残是“一平二调”，强行将地方小水电并入大电网，以低价收购全部电力，而小水电兴建者用电必须支付高价。打乱了地方和农村的经济。 第二次大跃进中兴建了大批的地方煤矿。在我国的煤炭总产量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额，其重要性更不是产量能够比的。比如浙江极端缺煤。受到邓匪摧残最烈。但刚复辟时就有人算过，尽管每生产五万吨煤炭要亏损20多万元，但可以创造一亿元的工业产值，创造国民收入4000多万元，利税2000多万元。问题是愿意补贴20多万元还是不要2000多万元。 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也兴建了大批的小钢铁厂。那也是邓匪复辟的重灾区，他们劳民伤财搞了个无底洞宝钢。但目前我国中央钢铁工业已经被地方小钢铁厂淹没了。据冶金部总工程师周传典同志说，他是从解放前的鞍钢出来的，七十年代全国30多个地方性的中型钢铁厂他全都去过，无论设备还是技术力量，没有一个不超过解放前的鞍钢，包括他自己。2006年宝钢依靠并吞上钢和9424（1969年九大4月24日新的中央批准建设的江苏煤铁基地）才勉强位居我国钢铁企业的第二位，实际早已被原来的地方小钢铁厂唐钢超过，唐钢位居第三。除此以外大跃进中大炼钢铁起家的邯郸和邢台钢铁厂都已经超过了邓匪花费几百亿元的宝钢。目前已经合并，准备在五年内建成年产3000万吨钢的全国第一大钢铁企业。可笑的是宝钢居然企图并吞，遭到拒绝。2007年河北省的钢铁产量已经超过了一亿吨。邓小平匪帮仍然加紧逼迫地方摧毁生产能力。倒是地方领导还做了不少工作。 第二次大跃进中地方工业还建设了许多其他企业，甚至轻工业。如到处都建起了自行车厂、手表厂甚至电视机厂。中央工业也得到了大发展，航天、航空、核工业、造船工业、电子、电子计算机、化工（特别是化纤和塑料），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以上这些能不能都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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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务院新闻办主管互联网副主任李伍峰坠楼身亡
稻草 2014-4-2 10:47
　　3月30日新闻，大公网向国务院新闻办求证，该办一位权威人士称，李伍峰副主任因于3月24日下午坠楼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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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顽石：请大家读读这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
热度 4 稻草 2014-1-16 17:49
　　 顽石 按： 宋彬彬“文革道歉” 引起轩然大波，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文革真相，顽石和诸位一起来学习文革初期一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 　　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派驻工作组进驻学校等单位(工作组具体做了什么，请参看附于文后的邓小平三公主邓榕文革中写的大字报)，大规模武斗由此而起，宋彬彬她们打死的卞仲耘校长就是死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对文革前期这种混乱局面非常不满，于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文革进行全面部署，并于1966年8月8日通过一项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登出)。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关于文革的纲领性决定，看看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搞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 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 ，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 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附： 　　邓榕1967年揭批其父的大字报 　　【文革史料1967.4】图文编辑/默人 　　《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XX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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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稻草 2013-10-22 23:14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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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3-8-22 11:51
毛主席在1966年就已经洞察：“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近日某大佬不察，才是真正的“昏乱失智”。 　资料1：陈小鲁口述：参与发起、组织了西纠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3/08/305167.html 　　陈毅之子、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说：“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 　　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①陈小鲁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之一》) 　　资料2：秦晓口述：参与发起、组织了西纠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一)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tegao.asp?NewsID=213490 　　作者：米鹤都等 　　选举网声明：该系列口述史由编写人之一米鹤都先生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走出烏托邦 　　秦晓口述 　　采写: 唐欣、米鹤都 　　编辑：墨诞、米鹤都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资料3：老舍之死--令人费解的死因 　　节选自《联动覆灭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12/63673.html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 　　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25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资料4：西纠与文革暴行 　　节选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10802/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中间的骨干分子，可以当“红卫兵纠察队”成员。 “红卫兵纠察队” 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响的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女十中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者之一。这个学校初三年级有四个红卫兵当上了“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其中之一曾经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有人问这个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队员，她怎么能打人凶到这个程度。她回答了三条原因。第一，一开始也怕，后来认识到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气，就努力打。第二，“西纠”别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去，就得一样打。第三，打人打上瘾了。 　　资料4： 　　http://xzj.2000y.com/mb/1/readnews.asp?newsid=172759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1966.08.25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 　　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力：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京三中红卫兵 　　红大附中(北京女一中)红卫兵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女三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女六中红卫兵 　　北京七中红卫兵 　　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卫兵红旗 　　北京女十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 　　东方红四中(华嘉寺中学)“七一”赤卫队 　　北京三十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三十一中红卫兵 　　红二七中学(铁三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 　　空军红鹰红卫兵 　　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 　　北京三十九中红卫兵、二七战斗队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红卫兵 　　抗大四中 二龙路中学 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北京四十一中学)红卫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红卫兵 　　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四十中红卫兵 　　首都井冈山中学(北京九十八中)红卫兵 　　北京一百一十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第3版，刊载时未注日期，此处日期根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编辑：《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 通令集(1-10)》，1966.9.。) 　　注：根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 通令集(1-10)》，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以后，又有西城区十九个学校的红卫兵及其它红组织陆续参加。这十九个学校是：西四中学、师大二附中、安德路中学、三十八中、七十七中、外贸学院外语专科、丰盛学校、一○六中、社会路中学、外语学校、三十二中、民院附中、铁二中、二十三中、八十六中、北海中学、五十三中、三十七中、二十九中。 　　资料5： 　　请看《红卫兵档案》一书的如下记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b858e90100kra6.html 　　(1966年8月)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1966年8月、9月，是中国人（主要是北京人）自杀、他杀的又一个高锋期。而“自杀”、“他杀”的罪魁或始作俑者，就是“老红卫兵”！ 　　另据《大事记》记载： 　　1966年11月19日，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六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一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2)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为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陈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 　　资料5： 　　▲给清华井岗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 　　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 　　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　　　　　　　　　　　　　　　　　　　　　《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1966年11月15日 　　资料6：浩然：老舍投湖自杀，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 　　节选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 　　=======================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1966年8月23 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红卫兵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契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199 8年12月9日口述) 　　资料7：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就制止武斗问题《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注：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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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稻草 2013-7-23 17:55
胡耀邦辞职始末 　　作者：赵紫阳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 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 　　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 　　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题，也难以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小平当着耀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邓小平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主任，由胡来接任。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是耀邦告诉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他的这些话即使邓有些不高兴，那也不是主要的，影响不大。对他们两个关系影响大的，还是前面讲到的两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陆铿的谈话。 　　这里顺便再讲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虽然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辞职没有关系，时间隔得很久了。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传说，甚至说这件事和我有点关系。 　　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其目的是邓小平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但是我和计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 　　我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比如，耀邦讲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八条意见。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有许多错误，要好好考虑。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吧。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高兴。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他人因陈云同志一讲也不好发表意见。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 　　来打个招呼。当时，小平同志只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吧。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胡启立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会引起全国思想混乱。这事耀邦不好讲话，于是我就出面干预，给邓力群打了电话，批评他这样做不对，并要新华社把邓力群的讲话收回，不得向外扩散、传达。后来我去了天津。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同时，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我当时这样看)。我说他们是文人嘛。至于陈云更不会有什么野心。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不要有别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讲话。不久我见到胡启立，他告诉我，耀邦那天同我谈话后非常高兴，说紫阳那个话讲得好，现在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这件事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社会上可能传开了，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批评了耀邦。其实没有，就是陈云讲了篇话，因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发言。本来，我同耀邦在经济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对耀邦到处乱说话也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这样的场合讲不合适，所以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邓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谈话。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我当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小平接着批评了姚依林，因为在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给常委和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计委工作很难办。邓小平对姚依林说，你这封信有情绪。姚依林当场就承认错误说，是，我是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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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天涯过客 2013-6-12 17:33
这些年贪官入狱后的检讨书里，几乎都有一句同样的话：“是党把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培养成国家高级干部”。却从来没听说那个资本家，高知子弟成为贪官，检讨自己说，我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拒绝思想改造，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贪婪成性。因为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受过道德教育，懂得怎么做人。 /redir.php/bwxc/myblog/62831/201306/8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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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稻草 2013-2-5 10:44
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毛泽东 （1949年6月20日）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 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 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为着说清我们在下面所要说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 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二○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学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 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 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 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 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本文不打算多谈经济问题，这里不来详说。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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