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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叶剑英就是这样回报毛泽东的(多图)
热度 3 稻草 2013-12-7 10:57
叶剑英的孙女,叶选廉之女出嫁,在北京故宫太庙举行。
个人分类: 生活转帖|4054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 赵欣瑜晒全家福 公开承认丈夫是叶剑英之子
热度 2 稻草 2013-12-4 20:05
今天(12月4日)下午一点半左右,京城名媛赵欣瑜在微博首次公开承认丈夫为叶剑英之子叶选廉,随后三点时分晒出一家三口全家福并配文表示:“谢谢关心.爱护我的朋友们,我很幸福...”   赵欣瑜,北京社交名媛、歌手。经常出没于高级俱乐部,也是北京最豪华俱乐部的投资人。赵欣瑜经常举行派对活动,与众多名人、艺人熟识,亦是天后王菲的好友。赵欣瑜曾参与演艺行业,现被称为京城第一名媛。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075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文革大跃进和改革开放的投机分子秦晓、吴敬琏之流
热度 1 稻草 2013-8-16 07:33
文革大跃进和改革开放的投机分子秦晓、吴敬琏之流   1972年6月28日,毛主席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毛主席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毛主席指的在文革期间“所谓‘左派’即是大搞所谓“全面出击、打倒一切”阮铭、吴敬琏、任志强、秦晓等这些“最最革命”、“彻底革命”的“左派”。当年在文革大跃进中的这些投机分子与改革开放的投机分子恰恰是同一拨人。今天宣称别人是文革余孽,极力妖魔化文革的多半是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鼓吹改革是最大红利的十之八九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急先锋,当年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马宾苏铁山恰恰却主张为文革正名。  1,吴敬琏——大跃进中“马屁精式”政治积极分子   1957年科学院经济所里发生争论,而新来的代理所长孙冶方(上面有着中宣部、中科院党委以及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介入),与群众中间的“马屁精”(例如吴敬琏)紧密结合,把原本处于权力中心的狄超白、林里夫等人作为右派打下去,这样,新的代理所长不仅获得更高的个人权威,而且还通过提拔吴敬琏这样的“马屁精”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外围构筑起构筑起一道非常巩固的防线:使自己成为不受群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绝对领导。吴敬琏这样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他下跟新所长的步伐和意愿,上乘中宣部、中科院党委和团中央刊物支持的东风,把林里夫、狄超白等比较正直的研究员和所领导打成了右派和反党集团,这样,就方便了新所长在经济所建立起“一言堂”,此后,所有的研究员都变得胆小谨为,时刻检点着自己的言行,任何人都需要防止被吴敬琏这样的积极分子“偷偷记账”和机会一来就向所长“打小报告”。就这样,孙冶方所依赖的积极分子就成为一种时刻起作用的“线人”,在“线人”的眼皮底下,任何人都需要穿起“防护衣”并戴上“假面具”过日子。到了1964年的四清运动期间,吴敬琏又在更高层级的“坏干部”于光远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棍子”和“打手”来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谬论。虽然批判的对象总是在变,但是,为了政治投机而在大官的指使下损害他人正当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投机手法则不变,假积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问是非,唯一的标准是谁的官够大,跟着谁去批判别人捞到的利益够多。(《老田:“反右扩大化”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形成——谈谈“党史造谣学”的方法论基础》)  2,胡耀邦亲信阮铭——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中的投机分子   一个代表就是胡耀邦的亲信阮铭。此人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1961年之间,调任为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1977年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 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恒旭:既得利益者秦晓凶猛“普”来,党中央并左翼和群众应着力应对》) 3,秦晓——文革初期保皇派联动组织重要成员 改开后集官学商为一身并擎“普世价值”大旗   谈到秦晓,不得不从文革的联动组织开始,文革初期,北京四中的高干子弟结成保皇派联动组织,并组建所谓纠察队,在某主席的挑唆下,不顾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明确要求,暴力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打杀砸抢和提出血统论,就是从这个保皇派联动组织开始,而普通群众组成的造反派组织成了打杀砸抢和血统论受害者。秦晓就是联动重要成员,并狂热支持血统论。中央文革发现了联动的反动性质,并明确否定和批判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中央文革迅速采取行动,抓捕了秦晓在内的联动主要成员,联动覆灭。后来周总理因念及联动成员多为少年,虽犯下滔天巨罪,但毕竟少不经事,背后受某人指使利用,所以网开一面,对大部分联动成员予以长期教育后,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改革开放后,秦晓等高干子弟近水楼台先改开,率先出国留学经商。秦晓成为超级央企招商局集团的主席后,集官学商三重身份与一身,民间称之为超级大买办。后又开办私营博源基金会。让秦晓成为公众焦点的事件是,秦晓一手造成的“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前者是以超低价卖出,造成四百亿美元国有资产流失,后者是以超高价买进,同样造成数十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二者都是教科书般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而造成如此天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后,秦晓高调亮相主流媒体,擎起“普世价值”的大旗。(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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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总结
热度 3 lzh112 2013-8-9 12:05
20世纪90年代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范硕著《叶剑英在1976》一书,对此有了翔实记述:毛泽东在病重期间,有一次深情地望着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叹地说:“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身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个人分类: 流水日记|14503 次阅读|12 个评论
分享 叶剑英忆毛泽东临终“托孤” 尽力扶持华国锋!!
zjx 2012-10-4 23:59
 叶剑英比华国锋大24岁。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叶剑英在饱受了300多天“流放”之苦后,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从长沙调来北京三年零四个月的华国锋升迁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早已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同时兼任国防部长。华国锋此时与叶剑英的高层政治接触依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职责范围不同。 叶帅点醒梦中人   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使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名字同时成为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笔画来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则成为毛泽东之下8亿人之上的“正面主角”: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   此时,叶剑英、邓小平等“靠边站”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脑后,他们担心的是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叶剑英对自己的“生病挂职”早有思想准备。他想到,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毕竟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集团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没有让江青集团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叶剑英知道,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对最高领袖忠心耿耿,为人也老实。他也听毛泽东说过,华国锋办事“公道不蠢”。叶剑英觉得,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毛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对这样一个“接班人”,叶剑英自然会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   华国锋初接代总理之位,非常谦虚,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争取毛泽东的进一步肯定。   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的意图“批是要批,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因而江青集团想利用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致邓小平于死地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就是到了4月初,毛泽东在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江青等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对邓小平留有余地,与此同时,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被正式确定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随着局势的演变,华国锋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慢慢开始出现了。进入夏天,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经常昏迷。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有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却不顾事实地称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   讨论时,叶剑英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病情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9月9日,毛泽东去世。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本来,华国锋“资本”单薄,毛泽东重病时给他写了三条,它们是:1、“慢慢来,不要招(着)急;”2、“照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有了这三句话,华国锋就像吃了定心丸。然而,江青集团却打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号,妄图取代华国锋对毛泽东临终嘱咐的专有诠释权以及接班人的地位。在叶剑英一而再的提醒下,华国锋猛然醒悟,于是他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组织反击。为了制止这一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终于走到一起,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 他终于成了政治上的过渡人物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千秋大业着想,没有夹杂半点私心。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 军事 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当然,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交代,在宣传华国锋方面也有些过头的地方。不过,查阅有关史料,也可以看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不仅是叶剑英一个人说了过头话。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说了过头话。   事实上,这些文章、报告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对华国锋的热爱和信任,人民群众热切希望华国锋带领自己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创新的局面。那么,华国锋能否承担起历史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呢?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未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叶剑英与华国锋开始了渐行渐远的历程。   叶剑英同华国锋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做自我批评,还针对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提出的批评,作了回答,表示今后“不要宣传我个人”,向上和下发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领袖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华国锋的能力、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左”的思想决定了他未能与时俱进,而且总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华国锋这个被动转变的过程,也是华国锋被不断否定的过程。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我确实把他当做‘后主’”看待了 细心的读者会有疑问,为什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要开25天那么长的时间呢?原来要说服华国锋承认错误和要他辞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次会议也因此连续开了9次会。   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犯的错误,这也是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华国锋同志,而且对我,对每一个在座的同志,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叶剑英的这番话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听了大家对他的批评以后,感到难以继续担任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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