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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鲁迅真的不抗日吗: 他乡异客 2016-4-20 10:51; 鲁迅真的不抗日吗众所周知，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正是学校公然放映日本人枪杀中国人的电影，以及电影中围观的中国人的麻木不仁而悲愤不已，中国学生受到校方干事的无礼刁难，进而促成和增强了鲁迅弃医从文，立志文艺救国的信念，成为鲁迅人生道路的转折点。鲁迅有关抗日的作品主要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萧红作生死场序》、《三月的租界》以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萧红作生死场序》两篇文章中,鲁迅积极为青年作家的抗日文学作品作序，对田军、萧红的两部长篇抗日小说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评价。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在病中，面对“九一八”事变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投下的失败阴影，国内甚嚣尘上的悲观论调，发出了中国人当自信自强的呐喊。文中说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污蔑。”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一文中，鲁迅写到：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 ；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鲁迅写到： “……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一九三七年，延安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的主题就是“鲁迅与抗日”。另巴金亦著有《鲁迅与抗日战争》一书。 2013年10月25日; 个人分类: 评论|446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冯学荣：赤俄，国民革命以及东亚局势: light 2015-11-9 19:17; 冯学荣：赤俄，国民革命以及东亚局势问：古人说“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塞翁的儿子骑马摔断了腿，这本来是坏事，但不久后打仗了，村里所有健康的男子都参战并且都战死了，只有塞翁的儿子没有参战，他没有参战是因为他的腿残废，结果坏事成了好事。还有一段，塞翁丢了一匹马，这本来是件坏事，不料不久之后，这匹马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而且它带了一群马回来、都归塞翁使唤，这反而又成了好事。答：是的，所以说：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往往要将它放在一个更长久的时间段里面来，综合考察，才能总结它的得失。所以我们要谈“抗日”的得失，要从1926年国民党北伐、和日本交恶开始谈、谈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样还不算，甚至要将审视的眼光一直拉到1978年某国改革开放、重新承认私有制、重新走市场经济道路为止，也就是说，从1926年到1978年，要看这五十二年一整段时间的得失，才会看得更清楚。问：你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谈过：国民党北伐是中日关系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能否具体说说？答：国民党北伐的动机是要推翻北洋政府、上台执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要从名誉上搞臭北洋军阀。怎样搞臭北洋军阀呢？国民党当年的秘诀就在于利用“民族主义”这颗药丸。当时国民党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十分响亮的口号。这两个口号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键就在于“走狗”两个字。国民党将北洋军阀定义为“走狗”、“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试图告诉人民：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都是一伙的，是要一并打倒的。问：这跟日本有什么关系？答：关系大了。1926年之后，北洋政府实际上是张作霖在执政。而张作霖是在东北和日本鬼子鬼混出身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民党为了打倒张作霖，将张作霖和日本鬼子当作一伙来宣传了。在当时，国民党打出了一个振兴人心的、抗日性质的口号——坚决收回旅顺、大连、南满铁路。问：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在当时都是日本控制的。答：是，当时都归日本控制，其依据是1905《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以及1915年《民四条约》。问：那么张作霖是怎样对待这些条约的？他都承认吗？他支持日本人吗？答：张作霖是一个坚决反对赤俄的死硬派军阀，绞死李大钊，查封苏俄使馆，这些都是张作霖众所周知的作为。至于张作霖是否亲日？答案是：他表面上是亲日的。当然，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走向了阳奉阴违，但在1926年的关头，张作霖对东北的日本势力，还是支持的，至少在表面上是支持的。问：张作霖按理说也算是个爱国者，他为什么会支持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存在？答：张作霖身边有一群稳健派顾问。当时的中国东北是一快危机四伏的地带。北面有赤俄，虎视眈眈。南面有日本，野心勃勃。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东北得以维持了从日俄战争以来长达二十多年的艰难和平。在当时维持这个和平的诀窍，就在于张作霖巧妙地、小心翼翼地维持了日、俄两国势力在东北的均衡——日本和俄国，谁也吃不了谁，所以东北得以暂时相安无事。问：也就是说，国民党想要将日本势力从东北驱逐出去，实际上是在破坏东北的势力均衡？答：正是。而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不但是在破坏东北的势力均衡，而且它并不知道自己在破坏东北的势力均衡。问：那么国民党排日的着眼点在哪里？答：国民党排日的着眼点在于“爱国”。当时的国民党人认为：大连、旅顺、南满铁路，都是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是侵犯中国主权的，只要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我们就一定要收回，为什么？因为我们国民党人都是“爱国者”。问：除此之外，是不是也有苏俄顾问的怂恿？答：当然少不了。在第一次国gong合作破裂之前，国民党有大量的苏俄顾问，鲍罗廷、达林、加伦、季山嘉……一大帮的赤俄顾问，他们打着“指导某国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排除日本、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并最终全面赤化某国的“事业”，这是他们的使命，在今天看来，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问：假设破坏东北日俄的势力均衡之后，东北就会赤化吗？答：应该是会的。当年赤俄顾问不是没有尝试在中国北方搞赤化，只是北洋军阀对待赤化人士的态度太狠，吴佩孚杀工人、张作霖杀教授，一个赛一个狠，赤化工作根本无法在北方顺利开展。问：所以赤俄看中了广东？答：是。所以赤俄看中了广东的孙文。这里山高皇帝远，北洋军阀管不着。于是，孙文搞了第一次国gong合作，赤化工作才得以从中国南方开始。问：北洋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它们为什么坚决反对赤化？答：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都是精英主义政权，都是富人、军阀、财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的政权，而赤化则是煽动穷人打倒富人、均分富人的财产、实现公有制，而且当时的赤化国际宣扬赤化是没有国界的，也就是说，全球赤化蓝图实现之后，国界就消除了，所有国家都要灭亡，只剩下一个赤化的新世界。问：所以事后看来，当年反赤化是对的？答：现在看来，反赤化是正确的。公有制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是一场乌托邦的胡闹，是民粹主义，是一条铺满鲜花、但是却通向地狱的邪路。问：你曾经说过，张学良以国民党为靠山、在东北实施的排日政策，导致了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因而使东北沦陷？答：这样说有点过于简单。国民党的排日行为，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更多的原因，比如1929年经济危机、比如1928年赤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日本的刺激等等各种合力，促成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但是话又说回来，张学良在东北的排日政策，的确是主要原因之一。问：那么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明智的决策是果断放弃东北、承认满洲国、并和日本联手、共同抵御赤潮？答：我认为明智的决策不是在“九一八”之后放弃东北，而是根本就不应该让“九一八”发生。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这个事，本身就是错的。问：你认为如果北洋政府不倒台、则日本侵华、乃至后面的赤化都不会发生？答：历史不容假设，但北洋政府比国民政府更加稳健，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假设北洋政府不倒台，那么日本和赤俄在中国东北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势力均衡，而某国的赤化，则更是成为未知数，也就是说，会不会赤化，都不一定。问：那么你认为“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应该怎么做呢？答：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当时的做法是不承认满洲国、并暗地里准备抗日、务求有朝一日收复东北——事实上，它也只能这么做，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已经被激起了，任何割地丧权的事情，谁都不敢做，国民党也不敢做，任何政治家都不敢轻易做，因为谁都不想“遗臭万年”、谁也不愿意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问：那么假设北洋政府不倒台呢，东北会怎样？会不会进一步被日本殖民地化？答：会。一定会。因为殖民东北是日本当年的既定国策，但这里要注意一点——“殖民东北”不等于“吞并东北”。我在前文已经讲过，日本殖民东北有两个动机：一是解决经济问题，二是抵御赤潮南侵。其中第一个动机是自私的，第二个动机也是自私的，但第二个动机同时也是为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宁、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问：当年日本人的思想很怪，他们认为东北根本就不是中国的。答：是这样的。在日俄战争之前，东北是清国的龙兴之地，属于军事管制区，一直没有设置行省。1905年日本将俄国军队从东北打跑、并将东北还给清国。1907年清政府实行“东北改制”、在东北设置行省。1912年清国颁布《退位诏书》、将东北作为嫁妆、并入中华民国的版图。问：但是日本不承认？答：官方渠道是承认的，但是有不少日本人心里不服，知识分子、政治家、军阀，很多日本人从心里认为：满洲是我打下的，是我打下在先，你国民政府受让在后。问：那么日本侵占了东北之后、又染指华北，怎么解释？答：因为国民政府拒不承认满洲国，所以日本觉得“日中必有一战”，主要是基于这种严重的不信任和不安定感，日本才要将华北“非军事化”、拉开满洲国和中华民国的距离，用俗话来说就是：我不和你做邻居，不做邻居了，就不见面，不见面了，就不会打架——这就是当年日本染指华北的主要动机——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日本染指华北的行为是南辕北辙的，这正是日本人愚蠢的地方，属于败笔，他们未能在抵御赤潮和照顾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取得平衡点。问：那么侵华战争打响之后、日本又侵略东南亚、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又如何解释？答：有不少人认为日本人是先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然后才侵略中国、并吞并整个亚洲。我很遗憾地指出：这是政治宣传，不是历史，而是假历史。典型的倒果为因。事实上，“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是在1938年初具雏形、并于1940年正式提出来的。事实的真相是：因为中日战争爆发了，日本的石油资源等不够用，为了维持战争，不得不染指东南亚、攫取当地的资源、以继续打下去。也就是说：不是先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才侵略中国，而是恰恰相反——是先有中日战争，日本才产生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诸位可以细读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等史料，在此不赘述。问：据说汪兆铭在世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抗战胜利之日，就是某国赤化之日？答：是的。汪兆铭说过这个话。他在南京伪政府时期的多次公开演讲中，都说过这个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汪兆铭是说对了。问：你是想说，中国人的遭遇，其实都是咎由自取？答：不但中国人。所有民族的遭遇，基本上都是咎由自取。包括日本民族，他们的命运，也是咎由自取。所有的现象都有其原因，一切的历史，都是因果环环相扣、一步演化为下一步，一步对则步步对，一步错则步步错。而且更讽刺的还是那个“塞翁失马”的定律——你往往要将眼光拉长到50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利弊，作出更准确的判断。问：那么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到底有没有避免后来厄运的机会？答：中日谈判的档案显示，在抗战爆发的初期，假设国民党拿出“壮士断臂”的决心、果断放弃东北，并从此与日本联手、共同对付赤俄，那么国民党后来的覆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这一点也不能肯定，因为放弃东北就失民心，中国有内＊乱的风险，所以说历史不能假设。问：但问题是，这个只能在理论上成立，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行的，因为无论哪一个政治家，都不敢放弃东北，谁都不愿意戴上“历史罪人”的帽子。答：你说得对。但是当年的日本鬼子觉得你放弃满洲不算历史罪人，因为满洲在明朝的时候，本来就不是你汉人的地盘。换句话说，当年的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对满洲太执着，可是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人对满洲也是太执着了。问：中华民国的精英阶层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从小接受的是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教育，不可能接受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事情。答：所以国民党当了文天祥、也因此失去了中国、并败退台湾。关注冯学荣公众号：fengxuerongdushi; 392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八年抗战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热度 3 岳东晓 2015-9-1 11:54; 本文的目的是纪念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我国抵御倭患的伟绩，通过对国共双方抗战历史的一个综述，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在抗日救亡的战斗中，其民族精神从逐渐复苏终于达到了完全的觉醒；满清三百年，脑后一根长辫在中国人身上造成的奴性和麻木，终于从根本上被清除。当年满兵在扬洲屠城十日，杀戮八十万人，此后三百年的枷锁，三百年的沉寂。从一九一一年武昌发难，到二次北伐，中华民族终于开始找回了自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遭受了鸦片战争以来最凶残的侵略，中华民族似乎走到了最低点，但它也是中国走出低谷、重登世界高峰的开始。抗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文明将重新领导世界的契机。从这一点来看，回顾和总结抗战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中日七十年的战争史中，日本对中国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侵略。第一次的甲午战争以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二亿三千万两而结束。中国由此而日趋没落，日本由此而日益强盛。然而，第二次中日战争却完全不同。一九四五年，一百七十多万倭寇在中国领土上投降，中国收复包括台湾、东北在内的失地。中国终于获得了完整的主权，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在此之前一百多年的奋斗目标。随着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日本的失败，中国才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取得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在承受一百年的不断打击之后，终于有了复兴的机会。这一成果即源于中国民族精神的恢复。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等地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听到这一惊心的消息，北京学生提前原来准备五月七日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爆发” 五·四”运动，全国响应，揭开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篇章。在此情势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公开和会经过，并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刚刚成立的苏联政府主动放弃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而后美国亦根据其远东战略拒签凡尔赛条约，并逼迫日本放弃了其在华的诸多利益。这一胜利，毫无疑议是广大中国人民力争取得的。”五· 四”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民族振兴的事业中走出了以科学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一大步，在精神上建立了抗日救国坚不可摧的阵地。抗日战争中国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中国人在只有作『最后之牺牲』的时候没有投降，终于赢得了胜利。当时中国几乎所有军火都要从西方进口，没有武力为后盾，难以直接为所有的仇恨报复。但观东京审判结果，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倭大将松井石根被绞毙，而谷寿夫则被引渡到中国处死，也总算给南京的死难者一点交代。当时弱小落后的中国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胜利。这场胜利是盟军赐予的吗?在世人的眼中日本的投降是两颗原子弹的速效，但实际上日本军方在遭核打击之后还力主血战到底，倭酋裕仁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军部长期自夸必胜，但日军实则在所有战场上都已失败，因此失去信心。特别是日本原来计划迫使中国人迅速投降、加入其”东亚共荣圈”作亡国奴的目的没有得呈，反而在中国战场上欲进不得、欲退不能。中日战场早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就已陷入僵局。自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每每提出诸如华北特殊化等议和条件，都被国民政府坚决拒绝，这与一九一九年的北京政府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其后日军到处实行如南京大屠杀一般的血腥恐怖以逼中国人就范，但我中国人宁死不屈、决心抗战到底。日本不得不以百万兵力将战火扩展到华中、华南腹地，实已深陷泥潭。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宇垣外相又向国民政府提出承认满州国、中日共同剿共等议和条件，被坚决拒绝，宇垣不得不辞职。不久德国承认满州国，英法等国力劝中国同意日本的条件，但都未动摇中国政府抗日的决心。在我坚忍不屈的情形下，倭国计穷，不得不使出下三滥手段，扶植傀儡政权。倭国首相近卫文麿先是想栽培唐绍仪为伪政府首领，在唐被刺杀身死之后，乃与汪精卫、高崇武、周佛海等勾搭。吴佩孚不愿与倭国合作，而被倭人害死，但总算保住了晚节。汪与近卫一唱一和，一奸一贼，一九四〇年在南京组成伪政权，周佛海任汪伪财政部兼警政部长。汪伪旋与倭签订条约，出卖了远远超过当年袁世凯拒签的二十一条的利益，承认伪满，将蒙疆、华北、长江下游等地归倭国永久占领，伪政权军、警、财政经济、交通等等均由倭国控制，倭占领区内资源一律由日人开发。日本国民纷纷涌向中国淘金，占领区所有实业都由倭人管理和经营。正是这些吸血恶魔，对中国工人最大限度地压迫与折磨，在各矿山、工地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国民政府早在汪精卫从河内发出艳电之后，立即开除汪出党，后又宣布凡汪伪与倭国所签条约一律无效。蒋介石在揭露倭国的『东亚新秩序』和『日满华协同』等令我作亡国奴的阴谋时，说道：『现在日本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如果我们还想以和平妥协求独立平等，『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一经屈服，就将万劫沉沦，锁链一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胁，以致于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中国人要『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从蒋介石这一番话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政府与甲午一战即降的鞑虏政权是大不相同了，而中国人民与甲午战争时对国事不闻不问的状态也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日本第二次侵华之前，中国的工业技术还极为落后，经济还未恢复，但人民却已经是大大地觉悟了，也正是这一觉悟使我们没有在日本的屠刀下成亡国奴。抗战打了八年，为什么?因为中国落后!中国当时的年钢产量不过十万吨，到抗战结束时机枪生产总量也不到一万支，重武器和坦克、汽车更是不能生产，几乎所有军备都须从外国进口。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除苏联曾一度援助武器设备，并于一九三七年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外，美、英等国援助几乎为○。一九三八年三月和七月苏联两次贷款共一亿美元给中国。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几百架飞机，还派阿沙洛夫将军带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到中国参战，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在汉口以东击落日机三十九架中的三十六架，而中国空军损失九架，苏军损失两架。一九三八年一年，苏空军在华击落日机一百多架，炸毁日船舰七十多艘、飞机三十多架。苏联空军两年内在中国战场牺牲了近一百名飞行员。《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日本即怀疑还有秘密条款，事实上，斯大林原则上已同意在中国最危急时候出兵参战。而此时，美国在日本压力下勒令陈纳德的航空队回美国。一九三九年六月苏联再次对中国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用来购买军火、汽油等工业品。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贷款四亿五千万美元。后来因苏德战争，苏联自身难保，苏联军火就断了供应；苏联为免腹背受敌，与倭国签订中立条约。在苏联援华的时候，美国却把大量的废铁和航空汽油卖给日本，中日战争前三年内美国供应了日本军需物资的90%以上。蒋介石多次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援助，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恳求道：『兹代表此流血之人民，愿再声请阁下惠予吾人更大之援助，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得告成功』。但美国怕中国会投降而无人还债，不肯借钱。在陈光甫和当时驻美大使胡适的忍辱负重、多方活动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国终于同意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中国以二十二万吨桐油支付本息。一九三九年英、美积极活动，企图制造『远东慕尼黑』，劝国民政府对倭妥协，未获效果。一九四○年五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而倭国则利用时机约制英、法在东南亚的势力。一九四○年七月二日，罗斯福签署法案规定四十多种军需品出口须许可证，开始对倭进行限制。但七月十八日，英首相丘吉尔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禁止军火、卡车、汽油等经缅甸和香港运往中国，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只剩下中苏之间的一条路。一九四一年美日谈判破裂，七月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到中国 (比苏联是来得晚多了)，国际形势有了好转。后来倭国对美国的禁运恼羞成怒，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偷袭珍珠港，为后来初次品尝两枚原子蛋奠定了基础。中美此后建立了同盟的关系，但美国在整个抗战期间给中国的借款和租借物资总数也不过十几亿美元而已，只相当于中国军费的百分之五左右。由上可见，在八年抗战中的前五年内，军事工业几乎为○的中国基本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而倭寇则有可与美国抗衡的精良装备。国军虽然人数多，但装备远不如倭寇，战斗力相差极大，很多士兵不但有多少训练，有的甚至连枪也没有，中国军人完全是以血肉之躯跟倭寇拼命的。一九三五年中国有常备军一百七十万人，共有火炮五六七门，其中过于陈旧的就有一一○门。推行征兵法之后，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国的作战兵力增加到二百六十一个师加五十个独立旅共四百一十六万人；中国军拥有步枪总数为一百五十六万支，重机枪共一万七千多挺，火炮两千多门。尽管抗战爆发后中国军实力有很大增强，但大部份士兵还是连步枪都没有。而冈村宁次所辖日军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投降时还有三十六个师团、四十一个旅团等一百二十八万兵力，向国军缴械火炮一万四千多门、汽车一万五千多辆、飞机一千多架。即使处于如此劣势，中国军的顽强战斗赢得了多次胜利。一九三九年八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薛岳指挥下，国军击退倭寇十万之众的进攻。在新墙河，在洞庭湖，在汨罗江，我军部队往往血战至最后一人，连倭寇都不得不承认其顽强。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广大民众献财献力；全国人民忍受艰苦，修建铁路、公路，抢运物资；妇女也参加战斗；大学迁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课，培养出杨振宁这样划时代的科学家...这等等的一切，充份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证明了中国顽强的生存力。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以来进步的表现。一九四一年九月，倭寇又以十几万兵力第二次进攻长沙，第九战区在薛岳大将指挥下抗敌，直至在长沙城内挨街巷战。中国军十个军赶到战场，收复长沙，倭寇弃尸一万多具败走。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倭军洪水般的攻势下，美军节节败退，数万大军在菲律宾投降，麦克阿瑟遁至奥大利亚。然后十万英军在新加坡投降。美、英的降兵也被倭人杀头甚多。这以后，美、英才开始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建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倭寇发动在珍珠港胜利后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以四个师团等十二万人第三次进犯长沙。在薛岳指挥下，国军以三十万人应战，诱敌深入。倭军强袭长沙不成，反陷入包围，倭军拼死冲出，死伤惨重。蒋介石称第三次长沙会战为抗战以来最为得意之作。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表示庆贺，海军部长洛克斯指出这是所有盟国的共同胜利。而宋美龄更是牛烘烘地在美国大谈中国军人魂。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的纽约时报载宋美龄的文章，摘录如下：『过去三个月来，我中国人民以惊奇难信的眼光，目睹着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据他们解释是因为日军实力优越之故』。『过去五年之中，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对敌投降的例子；相反地，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实例，证明我中国的官佐士兵每当矢尽援绝，除了投降不能苟全生命的时候，总是战至最后，宁愿牺牲生命，不屑选择别的途径』。接着蒋夫人举了在湖南新墙河国军王超奎营在日军包围中五百多人全部战死为例子。蒋介石对外国人的赞美也感慨，英、美在惨败后才知道日寇之强，如今长沙大捷，世界方知『我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文化为不可侮耳』。之后，在中国的要求下，美国乃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对华贷款五亿美元，英国也跟着贷款五千万镑。但美、英军政官员却对中国战区采取歧视和轻视的态度，中国在军火分配委员会(The 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没有代表。蒋与罗斯福交涉，但没有实效。美国空运物资一九四二年五月为八十吨，六月为一○六吨七月为七三吨，远未到希望每月五千吨的数量。一九四二年初，美国又要中国把十万最精锐的部队作为缅甸远征军到热带丛林中与日军作战，并不关心中国本土战场。英国军方在日军从泰国(日本的盟国)向缅甸进攻的前一天才同意让中国军陆续进入缅甸，延误时机。结果远征军大部份败退回国，部份退入印度。一九四三年日军发动秋冬攻势，在华北力求消灭中共军队，华中第十一和第十三军联合进攻湖南常德和安徽广德，以打通平汉线。日军十月初在四天内攻下广德，然后于十一月以四个师团向湖南西北部津市、澧县、石门、慈利、常德、汉寿一带。在德山、常德又是一场血战。中国第十军左翼孙明瑾师长阵亡，全师只剩六百余人。中国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外围战三天，城郊苦战五天，城内核心战两天、巷战三天，再碉堡战两天，弹尽粮绝，八千五百二十九人只有三百二十一人突围，战况之惨烈惊天地、泣鬼神。英伦敦新闻纪事报在报导此战时称之为『战史上最光荣』的一段。守军在弹药用完之后，用木柄长矛去刺杀攻城的日兵，后来又与突破进来的日兵白刃战，到最后甚至用手格斗。日军入城后放火烧毁平民的房屋，朝日新闻电讯称：『凄怆：常德血之攻略七日间，黑烟冲天，红莲之焰』。十二月四日，九战区薛岳援军到达战场，先克德山，后收复常德，日军占领常德不过五天乃于十日全线退却。日第十一军接到再夺回常德的命令，但日军司令横山勇认为此次作战损失不小，还是抗命退兵了。湘人强悍，且与川人相比较，更为机智善战，而又从不气馁，与粤人相较，更敢为天下先。中国军队在湖南的作战得到了广大民众密切地配合与帮助。老百姓不仅是箪食壶浆犒劳国军，更积极参加各种协助战斗的活动。例如破坏敌后的交通线，提供情报，掩护我军，运送伤员，搬运器材，不仅从精神上给中国军队极大的鼓舞，而且从人力、物力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仅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有组织的战时服务队为例，长沙县有46，495人，浏阳86，058人，平江有34，340人，湘潭约36，000人，醴陵、宁乡、沅江、湘阴等地也在组织训练服务队，担任筑工事、破坏道路、输运粮弹、收容伤兵调队兵等任务。在敌北溃时，平江乡民自发组成武装，携带粮食早出晚归，在敌溃逃经过的大山中严密搜索，见到单独行动的溃兵即予杀死。中国军队有如此爱国的民众同心协力，倭寇安能不败?用古人的话这叫『用兵不如用民』，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观近代中国史，浏阳谭嗣同、胡耀帮，长沙蔡鄂、黄兴，湘潭毛润之，宁乡刘少奇，平江彭德怀...真可谓『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者也。我华夏有经纬济世之才、忠勇大义之民若此，倭寇堪与争锋乎?这里我忍不住要提到我祖母常讲的故事之一。当时我祖父母居于安乡县湖区，时倭寇大军至，全家妇孺很害怕。我祖父说：『反正是一死』，乃双手持柴刀立于门后，只待倭兵进门即刀起毙敌。幸好敌军只是匆匆路过，并未停留骚扰安乡县百姓。祖母又常讲述村中几个汉子(可能是游击队)，将两名在湖边排泄的倭兵摁入淤泥中毙命的事。今按时间推算，这些应当是在一九四三年底倭敌从华容途经安乡分两路进攻常德和津市时发生的事。同年美国以停拨租借物资为要挟强迫中国派大军第二次远征缅甸。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罗斯福发电报给蒋介石道：『自去年以来，吾人装备中国远征军正为今日之战』，中国若不出兵缅甸，则美国空运器材失去意义。一九四三年八月后，中国战场在美国人眼里的价值逐渐低落，主要原因是美军占据了绝对优势海、空优势，B-29型远程轰炸机的问世使美国无需使用中国的机场即可轰炸日本。美国『维持中国作战』政策的目的即在其兵力尚不足与日本抗衡的时候让中国牵制大量的日军，现在其兵力强大了，就把中国人凉在一边不管。基于此，美国决定装备中国军队将以三十三个师为限。年底，罗斯福背弃他十天前在开罗会议中对蒋介石作出的海、陆夹攻缅甸的诺言，说要推迟攻缅甸计划一年。中国要求美国十亿美元贷款也被拒绝，中美关系走到最低点。十二月二十日，罗斯福居然又置他推迟进攻缅甸的建议于不顾，敦促中国军出兵支持英军收复缅甸的作战。在美国不断催迫下，国军最精锐的七个军兵力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陆续开赴缅甸。蒋介石在致罗斯福备忘录中说：『北缅一战将中国所有储藏之装备一概用尽，同时又将应用空运来华之吨位占去』。陈纳德说：『史迪威(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把盟国在中印缅战区资源的百分之九十倾倒入缅甸的鼠洞里，还加上近一亿美元的公路建筑费和大量的中、英、美三国人的血液』。在中国战场，原计划装备三十个师的物资只运来了十分之一，士兵大多是徒手训练。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胜利完成了任务。但在华中战场，中国却连连失利，河南许昌、洛阳等地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沦陷。日军又从国内和东北调来大军，一九四四年六月使用三十六万兵力(未包括海、空军)再攻长沙，创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一次用兵最多的纪录。日军并改变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术，迅速包抄长沙城，将岳麓山上的中国炮兵与城内的步兵各个击破，长沙失守。然后日军两个师团围攻衡阳，国军第十军两次击退日军的进攻。衡阳的胶着状态，促成了东条内阁的崩溃。八月，日军再以三个师团在空军轰炸支援下猛攻衡阳。中国军死守苦战，利用地形和高达四米的人造断崖，使用交叉火力，造成日军伤亡甚重。日本第十一军曾一度悲观而想停止攻击，但见其第五十八师团已突入市区，就坚持了下去。国军虽几次派援军来解围，但被挡了回去。苦战四十七天，周围稻田里的青苗不知不觉已成一片金黄。日军虽然攻下衡阳，却付出了死亡一万多人的代价，上级将校战死三百九十人，伤五百二十人，因死、伤、病而失去战斗力者近五万人。日军虽然取得豫湘战场的战果，但北面的中共军队却扩大了势力。此后，日本人除了砍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女、儿童来发泄外，实已无力再战。这期间日本发现汪伪政权实在毫无用处，就把一系汉奸撇在一边。同时与中国的议和条件也越来越低，到后来连塘沽协定也表示愿意放弃，并废除日本与汪伪的条约，退回一九三一年的状况。但中国政府识破了日本苟延残喘的诡计，坚持日本非完全退出东北不可。日本无计可施，冈村宁次乃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开始，集十万兵力试图攻下湘西的重镇芷江，梦想打开通往四川的道路。结果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兵包围，几乎被全歼，中国收复了一些失地。到此时，敌我的力量对比是逆转了。后来倭寇就是在芷江向中国乞降的。在日本占领区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一九三五年冬，国共开始进行建立抗日联盟的谈判。一九三六年在中共中央指示下，杨靖宇等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中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共四万二千兵力。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利用有利地形伏击倭寇一个旅团，以短兵相接的百刃战抑制倭敌优势火力的发挥，首创歼敌一千余人的的战果(林彪师座被子弹穿肺后去苏联养病，从此脱离抗日战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以土枪、土地雷在日军盘踞的敌后占领区与倭寇周旋。由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多人，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发展到八十余万人，建立大片根据地，使倭寇逐渐龟缩，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在强敌面前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持久战”的成功运用。中共在遵义会议摆脱共产国际控制后便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苏联的援助，更没有美国与国军的援助，而要与摩托化的、有空中掩护的倭寇作战，完全只能采取零敲碎打的游击战。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拔据点、炸碉堡、打埋伏、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发动群众，孤立敌人，进行了一场智力和勇气对武器的较量。地雷战、地道战搅得敌人焦头烂额，寝食不宁；狼牙山五战士一类的英雄不断涌现。倭寇对八路军恨之入骨，每抓到我抗日将士，或砍头、或活体解剖(见 http：//centurychina.com/wiihist)，并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共抗日的成效。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和战略相持阶(1938.11-1943.12)的战绩，再略举几例如下。一九三七年十月，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二十四架，歼敌百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友军(国军)在忻口作战。一九三八年三月，一二九师在神头岭全歼日军两部共一千五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击毙与缴获战马六百多匹，此战被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一二九师主力埋伏于响堂铺，歼敌四百多人，焚毁汽车一百八十辆，令特邀来观战的国军将领大为叹服。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几次战斗歼敌第一○八师团四千多人，收复县城十八座，扩大了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九月，一一五师在汾离公路线，三战日军第一○八旅团，击毙日本山口少将以下一千二百多人，俘十九人，毁汽车三十辆，缴枪五六○支。一九三九年，新四军在繁昌五次击退日军三千多人的进攻，敌伤亡四百五十人以上。一九三九年四月，一二○师在冀中的齐会战斗，歼灭日军七百余人。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主力在梁山伏击日军一个大队，全歼日军六百多人，俘二十人，第一次创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全歼敌一个大队的战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一二○师在黄土岭伏击日军一千多人的扫荡队，战至八日，毙敌九百余人，在太行山上折撷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开倭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战死的先例。一九四二年初，三五八旅在田家会围攻孤军深入的日军扫荡队，毙日军大佐以下六百余人... 以上都是共军集中歼敌的范例。共军歼灭战，必占有利地形，再以局部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抗战中后期，日军常以数万人的兵力扫荡解放区，面对这种强敌，共军都采取避其锋芒、旁敲侧击的战略，一如当年在苏区的反围剿。这样的反扫荡给敌人很大的打击，而我军损失甚小。但由于每次战斗都是歼敌几人、几十人的小打，无法与国军的大会战相比。如一九四○年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历时数月，作战一八二四次，歼敌二万余人，缴枪五千八百支，但每次都是零敲碎打，故未在上面提到。又如一九四三年冈村宁次集第17，21，26，32，110师团的精锐，再加第1，2，3，4，8，9，10混成旅共十三万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扫荡，和对晋冀鲁豫与晋绥根据地的扫荡同时进行，号称『百万大战』。但经八百余战，敌战死和被俘八千多人，我军死一千八百余人。冈村只得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间所能奏效』，并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自我解嘲。这样的游击战看来不甚壮观，却同样消耗了敌人，百团大战即歼敌两万余人，也至少抵得上一次长沙大战了吧! 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和附近根据地考察，给共军很高评价。当时观察组认为，中共乃一民主力量(Democratic force)，并希望拨给武器，增强其战斗力，但被蒋介石否决而未实现。现在有一种观点错误地认为共军在抗战中不积极。八路军从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敌后根据地扩展到有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一亿人口。试想这新增的几十万人枪是从哪来的?不是蒋介石将军发的，不是苏联给的，也不是美国支援的，而是从通过杀死敌人夺来的。事实上，共军在敌后作战十二万多次，毙伤倭寇五十多万，缴长短枪六十多万支、炮一千八百多门。国军有六百万人，虽经大小血战，但接连退却，丢城失地，颇乏用兵之道；而共军以四万余人、土枪、土炮，不断壮大，其战略是很成功的。又有一种更为荒诞的观点，从解放战争的结果而推论共军一直比国军强大，所以认为共军在抗日战争是保留了实力。共军确实比国军强，但那是战术与战略上的优势，是顺乎民心的政策的胜利。日本投降后，尽管朱德下令叫日军就近向八路军投降，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在美国政府指示下，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对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国军投降，而对共军则可『自卫』。美总统杜鲁门也承认，如果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那么整个国家将被共产党接收，所以就命令日军坚守原地。而同时，美国则空运国军千里迢迢去北方受降。由于日军的抵抗，共产党军队所获甚少。不过，共军从苏联红军手里获得了六十多万日本关东军的部份装备，缺乏重武器的共军大大地增加了力量，为日后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共军无论在人数和装备上总都远不如有美式装备的庞大国军。辽沈之役，林彪是冒了被国军围歼的危险的。但国军各兵团互不协作，每每当共军以优势兵力围攻国军一部时，其它国军迟迟不去支援，贻误战机。结果一个兵团往往在几天内便被围歼，而且很多国军立刻就变成共军战士。到渡江战役时，国共军力已然逆转。国民党军队组织性远不如共产党军队，他们还有很大的军阀性质，当官的把军队作为私有财产，舍不得用。这在抗战中也很明显，对付强大的日军，国军常常是逐次用兵，而不是全力一击，结果往往送去的部队有去无回。如在上面提到的豫湘桂战役的衡阳保卫战，国军曾以四个军逐次去救援，每次都被挡回。倘以四个军合一而击，对久攻衡阳不下的日军的威胁岂不大得多?毛泽东在其《论持久战》中建议针对日军每个兵团组成兵力三、四倍于敌人的野战兵团。但国军将领大都多谋而寡断，又缺乏合作精神，很难实现这样高度统一的指挥。一九四四年许昌、洛阳、长沙、衡阳等城的血战，守城部队都坚守防御，但配合支援部队都未能完成其预订任务，甚至随意撤退、见死不救，被敌各个歼灭。相比之下，共军不但指挥统一、军纪严明，而且用兵如神。正如岳武穆论兵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倭寇百万兵八年不能胜国军，共军三年能统一中国。当时共军若有国军一样的武器装备，倭寇实不足以成如此之大害。解放军的战斗力并不是作者在这里任意夸大，而是可以从得到韩战证明的。当时麦克阿瑟公然把矛头对准中国，在边境多方挑衅，我多次警告无效，不得不挥师数十万与十六国联军一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志愿军以超人的毅力在极恶劣的环境下以劣势装备与屠倭如斩草的美军精锐作战，美国及其附庸望风披靡，一泄千里，败退至三八线。中国军将美军驱离边境，消除了美国从陆上进攻的威胁。此战更改变了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每战不利的状况。韩战时，美国的将领为其自以为最强的麦克阿瑟，我方将领并非林彪、粟裕一级的神将，而是较为持重的彭德怀，饶是如此，中国军还是取得了成功。关于国共在抗战时的冲突，主要有皖南事变和黄桥之战。但都是局部的，没有改变抗战时国共之间『友军』的关系。从大局上两个原来是死敌的政党，能走到一起，为民族大义而战，这是无法否认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第二次合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两个政党虽主义不同，但都是以革命救国、复兴民族为己任。在今天救国使命已经完成、复兴大业还须同志努力的时候，中国人民也自然希望国共能再次合作，制止违背民族利益而分裂的不明智之举。对此，作者感到很有信心，因为目前的中国已有相当的领导能力，中国人民有更大的向心力。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这个民族就等于不存在。一个民族如果忘却它的历史，这个民族就等于没有历史。中华民族不只是一种基因、一种肤色、一种文字，中华民族是一部历史。中华民族的进化不仅在于要提高科技、繁荣经济，更在于从自己的历史中找寻前驱的方向与道路。从满清三百年统治，万马齐喑，到太平天国，功亏一篑；从武昌起义，驱除鞑虏，到军阀混战、二次北伐；从九·一八、卢沟桥、南京、上海、长沙、芷江，到驱除倭寇。中华民族在找回自我、重建尊严的艰苦奋斗中经历了失败与挫折，有的是血与泪、仇与恨。中国人民从此是站起来了，中国人是觉悟了。但是我们民族的大业尚未完成，南京三十多万的冤魂还在注视着我们，三千多万同胞还无法瞑目九泉。我们无泪，我们有志。今天，日本对它的罪恶的全盘否认和美化，更加加深了中日两个民族间本来就已经很难消除的仇恨。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除了奋斗，别无选择。岳东晓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 本文所引史实来自 1)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册，吴相湘，台北， 1973. (主要资料来源) 2) 日军侵华战争，全四册，王辅，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3) 中国抗日史稿，王沛，杨卫和，湖北， 1983. 4) 长沙三次会战，容剑光，台北， 1990. 5) 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马洪武等，上海， 1986. 注：日军最高编制为师团，其兵力一般在两万人以上。日军的”军”相当于集团军，由不定数量的师团和旅团组成。编者注：上文1995年发表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学生刊物《明华》以及ALT.CHINESE.UNICODE,ALT.CHINESE.TEXT; 个人分类: 汉文明|7182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也是民间历史:　一个“七零后”的经历: 天涯过客 2014-12-13 10:40; 也是民间历史:　一个“七零后”的经历作者：伍国 2011 年回国，和过去的一位同事和好友见面后互发邮件，和我同年出生的他让我“谈谈美国，谈谈自己”，这时我才意识到自2009年起我在贵阳和他见面的若干次，确实是既不谈“美国”，也从不谈“自己”的。“美国”太大，“自己”太小，都欲说还休。我们见面就好象这十年什么都没有发生，还是象以前那样下了班，找个地方坐下胡侃。最近看了我社会学学者陈心想博士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把个人经历放在社会背景下追索的文字，倒也真的引发了我的一点兴趣，我想，同为“七零后”，我比陈心想只大一岁，同一个社会和时代，对我倒底起了什么作用呢？那些关键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社会，时代与个人的互动，前者我更愿意叫做“势”，就是各种客观条件的合力，即中国人常说的“时势”。“时势”会造英雄，因为它会提供土壤，舞台，机遇。毛泽东晚年的在多次和外宾会谈中，不止一次提到他自己不过也是被社会推出去的，此为正解。我1974年生于四川西北部山区，一个汉族，藏族，羌族杂居的小镇，母亲在这里做小学老师。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的名著〈羌在汉藏之间〉研究的就是这一地区。两岁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学校里庆祝游行，高喊口号：打倒四人帮！这本来没我的事，但我也出去了，站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喊出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口号：打倒毛主席！母亲大惊，急速把我这个小反革命抓回家暴打了一顿。四岁，五岁时，我两次从楼上直接摔到楼下的地上，但两次都大难不死。 1980 年我六岁，分居两地的父母团聚了，把我们接到贵阳定居。我5岁的时候，已经非正式地上了小学，但到贵阳以后，尚不到入学年纪，贵阳的小学又要求先考试才能考虑转学。我和7岁的姐姐一同应考，她考上了，进入一年级，我看着题发了半天呆，没有考上，只能等待明年。从此我成了闲散人员，天天去学校找姐姐，趴在窗口往里看，姐姐的班主任是中年女性，李老师，后来来家访（不知今天的小学老师是否还这样）了解到情况，说班上刚好有一个学生转走，空出一个座位，让我去非正式附读，这样家长可以省心。据父母说，我在随后的期中考试中，考了全班第二，善良的李老师就让我正式留在班里，直到1985年小学六年级毕业。父亲大半生纵有千般不是，有几件事情我还是欣赏的：一是鼓励孩子读课外书，扩充知识，二是鼓励旅游，三是鼓励独立思考。我从小就毫无顾忌地读家里所有的书，小学阶段是给儿童的期刊，如“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到中学就读《收获》，《人民文学》之类，我对四大古典名著是在大学以后，甚至出国以后才细读，而中学阶段印象最深的是莫言的《红高梁》，王朔，王安忆，韩少功的作品等，家里还有《日瓦戈医生》，我没有试图去读，因为太厚，但一直记得第一句话是“他们一面走着，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我至今记得大约初中二年级时在《收获》上看王朔的《顽主》。里面竟有这样一句话: “朋友分为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读到这句下流的语言对于还是初中生的我就象偷窥了大人的秘密，既刺激，又惊讶：居然有人写得出这种话还能发表！父亲是〈参考消息〉的忠实读者，经常还莫名其妙地从单位带回一种叫《内参选编》的密级不高的内部材料，我每次都读，记得上面登载的都是和报纸基调不同的通讯报道，全是负面消息，坏人坏事。1982年和1983年有过两次比较值得记忆的经历就是旅游。1982年，我父亲和几个同事出差去广西，广东，湖南，他生性喜欢游山玩水，很想带我和姐姐去，但这时还不到暑假，父母决定向学校撒谎说奶奶病危，要回四川，其时父母两边的祖父母都已早逝，这样说大概也不算不孝。学校批准了，其实我们并没有隐瞒李老师，但她很谅解和支持。记忆中，我在广西梧州西江边上陷进沙滩，嚎啕大哭，最后被我父亲救了出来；第一次坐了江轮；在广州看见了从香港过来的货车，吃了广东人爱吃的炒河粉，还去了佛山等地。1983年暑假，我父亲又带我和姐姐一同去杭州，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北京，和北戴河。这时大了一岁，记忆很清楚了，记得在杭州灵隐寺前的小溪里玩水，和姐姐一起比赛爬泰山，在南京长江边上用石片打水漂，在济南吃了很美味的饺子，在北京吃全聚德烤鸭，在北戴河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时电影也看得比较多，国产的新片，比较好的都在电影院里一睹为快，象《黑炮事件》。在独立思考一面，我记得的例子是一次看了小学组织的电影，之后照例要写作文，我说，可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怎么办呢？父亲说，那就写出来，你为什么不喜欢这部电影。父亲还鼓励我们姐弟两参加小学生知识竞赛。小学到了六年纪，有了新的老师。这位教语文的杜老师思想非常开通，性格也很活泼，我写的一篇作文被她大大夸赞为构思巧妙，后来在天津的《小学生作文》上发表了。我的数学一直不好，初中考不进重点中学，进了一所名声不好的普通中学，好在班主任张老师热心又负责，又是老乡四川人，虽然她教的数学我越学越差，但她仍然对我很好。英语老师是一个很严格的女老师陈老师，上海人，高大威严，每次上课师生互相致礼，她总是站得笔直，拉拉衣角，郑重地还礼。因为我有一次背不出课文又和别的同学一起大吵大闹，陈老师把我留下来，黑着脸一言不发，举起课本重重地打了我的头，从此我就老老实实了，其实陈老师一气之下已经把那些她觉得无望的学生直接赶走，而留我下来，我想她是不想放弃我。 1988年考高中，我勉强进了重点中学中名声最差的一所，当时正因为一起两名男学生因争风吃醋而杀人的案件在全市声名狼藉。因为我这时对数学已经深恶痛绝，我父亲找人帮忙，把我送进一个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的班里。全班有五十多个同学，学号按进校分数的名次排，我忝列第44号。班主任李老师, 又是一个思想很开通的人，直到去年我才知道，李老师自己出身不好，在读大学期间很内向和压抑。那时我开始很喜欢写议论文，李老师在评语中总是赞扬我“尖锐”，甚至包括我评论1989年学潮的议论文和批判中国文化的文章。高二以后文理分科，我逃亡一般地进了文科班，因为我的理科越来越糟了。文科的班主任张老师过去是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后来在教育学院拿了中文系的文凭。她其时中年，离异带着一个小男孩生活。张老师性情活泼，思想自由，记得她让同学轮流上讲台自己讲课，带领我们排演《雷雨》片段，还让我们在课堂上欣赏钢琴曲。英语老师是一个颇有风度的中年男子姜老师，总是穿西服，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口音，他教得很好，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决定把英语作为大学的专业。但是我的英语这时候变差了，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己补习。姜老师刚刚调来，家在郊区，一人住在教学楼一侧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经常在晚饭后去向他请教。有意思的是，他对于班上“早恋”的学生竟很在意，有一次他跟我说，谁谁和谁谁，谈什么恋爱，同龄人根本不合适，男的找老婆要找比自己小七，八岁的才好。我一直觉得好笑，一个老师为什么跟一个高中生讲这种事，大概是他宝贵的人生经验，也或者是教训。我的高中虽然名声不太好，但其实气氛活泼自由，校内有两个学生文学社，互相竞争，我参加的那个名字叫《新月》，社员们来自不同年级。我们写稿，编稿，刻蜡纸，油印，印好后到处派发，花费了很多精力，老师对我们则完全支持。学校学生会实行自由选举制度，学生自荐，公开演讲，当场由学生投票，老师唱票，然后走马上任。学校还把当选人的照片挂在宣传橱窗里，我当时也成了学生会的一员。这里不得不提到1988年的社会思潮和阅读环境。尽管我是个身处“三线城市”的中学生，但时代潮流的波及仍然无可逃遁。在1988年到1989年期间，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读物包括《丑陋的中国人》，李敖的书，和《河殇》。《河殇》的电视解说的荡气回肠，观念的新颖，文字的煽惑性对于一个15岁少年来说实在是太强了。我从这里第一次听说了“普列汉诺夫”这个名字和“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些名词，以及“蔚蓝色文明”这个闻所未闻的意象。对《河殇》的客观评价当然是必要的，但回到当时，对15岁的我来说，唯一记得的就是：它的启蒙作用太大了,　它的作者们实在太牛逼了。报纸很快全文刊登了《河殇》的解说词，我买了一份，反反复复在家朗读，以至有的句子和段落到现在都记得。这段时间里，我还读了罗斯•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和施拉姆的《毛泽东》，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郑念的《生死在上海》（现译为《上海的生与死》）和张国焘《我的回忆》，印象最深的是张国焘评说毛泽东的人品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曹孟德是也。我高中阶段的一些阅读可能和当时很多大学生保持同步，例如《山坳上的中国》，虽然我还没有读过韦伯和佛洛伊德。这样，在如火如荼的1989年春夏之交，我参与所在中学的声援游行，确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令我惊异的是，平时严肃的老师们，在我们游行的那一天，象炸了锅一样亢奋，办公室沸腾一片。李老师甚至后来还在课堂上和我们讨论北京戒严的形势。当时市区主干道交通已经断绝，街头的气氛之热烈而积极健康，令我永生难忘，而六月四日后的沮丧，震惊和愤怒，相信是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体会过的。1989年5月17 日贵阳市的中学生游行，在香港明镜出版社的《中国六四真相》里竟然专门有提到，我2004年左右看到在美国看到这一段时很吃惊，也难免感慨了一番。也正因为这段经历，在我后来对２０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兴趣中，一直喜欢关注国家权力和社会思潮在边缘地区的影响，以及印刷品的传播。 1991 年到1995年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大学生活主要是接触到诸多来自西方英语国家的外教，和日本，韩国的留学生，磨练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技能。我在大学期间读了很多英文原著小说，古典诗歌，比较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毛姆的短篇小说。但在所有课程中我更喜欢翻译和口译课，教笔译的沈叙伦教授常常把我的作业的片段在全班宣读，口译所要求的那种应变和机敏也是我很喜欢的。这一段时间的五道口，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段传奇。记得我们常骑车或步行到五道口，在工人俱乐部看电影，在五道口商场买东西，在外文书店买词典，参考书，在小摊上买烤白薯，烤羊腿。在路边书店里我也买过各种小说，散文，如梁实秋，汪曾祺，川端康成的作品，徐志摩的诗，音乐磁带——那时“黑豹”，“唐朝”等摇滚乐队正大行其道，稍后校园民谣开始流行。当然，罗大佑，齐秦，郑智化我们也非常喜欢。自然，还有学校南门难忘的酸奶和燕京啤酒。作为文科生，我们过得确实比较“文艺”。 1992 年暑假，我决定和同屋刘淳一起去内蒙古看草原。我父亲很支持，写了信给他的中学老师，当时在内蒙古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丁正彬教授。我们坐火车到了呼和浩特，颇惊异街上的人如此之少，不费力地找到了丁教授的宿舍，他和夫人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我们住了一晚，就买长途车票去四子王旗，到了这里以后，已经错过了当天开往草原的班车，刚好遇到一群香港学生, 我们就一起搭一辆小货车一路颠簸去了草原。晚上，我和刘淳住在旅游蒙古包里吃方便面，香港学生吃了大餐回来了，给我们带了点羊肉来，看到方便面袋子笑嘻嘻地说，方便面都吃过了? 北京语言大学也是一所比较自由的大学。这里的学生会同样是自由报名，公开竞选，公开唱票。我担任过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大学学生会的社团部长，在此任上成功组织过一次全校文艺汇演。在接触信息方面，我们可以观看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录像，自由阅读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我在这些刊物里得知了首钢和邓质方的关系及腐败丑闻。我去图书馆只对教师开放的港台报刊阅览室，也没有受过阻拦，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庐山会议的详细记录，如贺龙大骂彭德怀，和关于朝鲜战争毛泽东并不愿意出兵的文章，这些内容现在早已不足为奇，但在１９９３年左右，对于一个１９岁的大学生来说，还是很新颖的。由于同学中有人的父母在中央任职，我们有时也传阅一些通常看不到的书，　比如香港出版不久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其间谈到１９８９年以后，邓家人如何试图说服乔石出任总书记未果，江泽民如何上位等等。不过，同学中有学术兴趣和社会关注的人似乎并不多见，当时就业也很容易，到邓小平南巡，“东方风来”之后，市场经济大潮下，学英语的毕业生都很容易去部委大公司等，过得都很不错。大学四年，缺少学术意识和研究训练，也缺少对我影响很大的师长和可以深度交流和切磋的朋友，但是基本的兴趣和价值取向，在1989年前后已经打下了底色不再改变。 1995年到2000年间，我不停尝试不同职业和人生选择，仍然没有机会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一度考新闻学研究生，但最后因为专业分太低而惨败。这期间较大的收获大概是读顾准和读余杰，摩罗的书。1999年左右，余杰和摩罗来贵阳与读者见面，我见到了他们，记得摩罗表情非常抑郁，话很少。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的文化氛围和八十年代相比怎么样？”摩罗回答：“差得太远”，然后就不再说话了。历史学著作，我记得读过的只有几本：保罗•柯文关于王韬和晚清革命的书《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我感觉我对晚清历史更感兴趣。真正开始接触历史学是从2001年春天开始。2000年夏天，我２６岁，拿着一封国际学生办公室副主任，我一生的朋友鲍勃临时写的介绍信，走进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鲍勃的好友任达（Douglas Reynolds）博士的办公室。此时我认识鲍勃刚刚一个小时。我直言不讳地说，我在中国做过种种工作，现在希望读历史学硕士。我厚颜无耻地表示，我不但希望能被录取而且要得到奖学金。中日文化比较专家任达很高兴，估计他也没有几个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学生。他和我谈起了孙中山。任达对孙中山不以为然，但我对任达的观点不以为然。我提到了袁伟时这个名字，因为我所知道的学者实在不多，任达说，他自己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正是袁伟时推介译成中文， 199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借给我一本，要我读后再去找他。大概我的简单直率和比较好的口语表达帮了我的忙，加上我在国内已经考过托福和 GRE：托福630分，GRE的verbal 590，数学640，不是很坏，数学分数还让我沾沾自喜。接下来比较顺利了，2001年1月，我正式坐在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教室里，五年半以后，从纽约州立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与王韬保持通信联系的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并在毕业前被聘为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大我２８岁的任达老教授和我从此成了忘年交，他有缺点，但是他是一个可爱的性情中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装。环境，意愿，机会。个人和时代的因缘际会让我走了一条自己没有想过，也没有特别计划的道路。我自己是很愿意把自己放进“七零后”这一类别里，也愿意承认“七零后”这一类别的存在，原因是“七零后”没有五零，六零后上山下乡的苦涩，没有受教育权被政权侵夺的遗憾，也没有自怜和悲情，而和“八零后”相比，“七零后”的成长环境可能更为宽松和宽容，社会压力相对较小。有人说，“七零后”是低调务实的一代，我也完全赞同。“七零后”没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但又似乎有那么一点理想色彩和底线。“七零后”成长受益于国家的开放和机会的增多，也受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包括流行音乐和摇滚，我个人的经历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我现在仍保持联系的高中大学同学中，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有人一直在静默而持续地关注着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作为一个也算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我把自己微不足道的经历作为研究当代史和普通人经历的原始材料分享，可以算是一只小狗在大狗们旁边叫上两声。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December 18, 2011;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322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皇甫欣平：终结腐败: 热度 1 Chico 2014-10-10 23:51; 周瑞金期望，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反腐败工作将更强调按法律来惩治腐败，只有通过制度反腐，以此彻底终结腐败。原标题：皇甫欣平：终结腐败编者注：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之一周瑞金先生，10月9日晚，给凤凰网发来署名“皇甫欣平”的最新长文《终结腐败》，探讨如何从制度根治关系中共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 “皇甫欣平”在文章中称，当前这场反腐运动可算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历时最长、强度最高、范围最广的一次反腐行动，特别是延伸到历来较少曝光的军队高层。他分析，短期高烈度高密度反腐的目的和作用是打破现有固化的利益链条，震慑特殊利益集团，赢回民众信任和信心，树立执政党形象和改革者权威。但如何终结腐败？“皇甫欣平”认为最终要靠制度建设让人不敢贪，技术手段让人不能贪，改造思想让人不想贪。 “皇甫欣平”预计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成为这场反腐运动的转折点，“反腐大概率会转入更加注重长效机制和制度建设并重的阵地战和持久战阶段”。凤凰网全文刊发：腐败问题始终是困扰着当下中国的重大忧患，高层反复表示，腐败问题关系到中共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矛盾的根源很多同腐败有关，普通百姓对官员腐败更是深恶痛绝。如果能够根治腐败，那么大多数的社会矛盾都可能化解，国民的凝聚力、社会的和谐度以及政府的合法性也将大大提高。一、反腐闪电战现在我们大致应该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了。今年1-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2953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4.7%。而从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闭幕到现在，已有48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违法违纪遭到调查，其中包括3名副国级、2名十八届中央委员、3名候补中央委员。如果按现在的速率的话，差不多是两周下马一个副部级以上官员，现有的副省级及以上官员(包括军队和企事业单位)是大概5000人左右，你可以算一下 “坏账率”和“替换率”。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6月，有包括两名副国级领导人在内的六名高官密集落马。新华社就此发表猛评：“一天打四虎，中国共产党以特殊的方式迎接自己的93岁生日，也向人民昭示，不管大老虎、军老虎、老老虎、病老虎，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不但要摸老虎屁股，还要把老虎关进笼子……”。还有就是7月末宣布的震惊中外的周永康案。众所周知，腐败是一种瘟疫，人类已经无法把它控制在经济上有效率的范围之内。一旦容忍腐败，它就会侵蚀社会的肌体以至灵魂，瓦解公正和信任等基础价值理念。腐败的本质是公权力私用，目前阶段最常表现为权钱交易。而掌握权力的就是官僚集团，如果不设法驯服和规制官僚集团，无论实施什么政策，都无法避免小集团瓜分财富、多数人利益被剥夺的局面。一个一个腐败案件实际上大多都是在重复呈现同样的故事。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30年来中国一直奉行政府主导和推动型的经济发展，而商业的高速增长需要众多要素的有效结合，结合则需要一些所谓的“润滑剂”和“粘合剂”，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的“大推进”战略下存在GDP 锦标赛和国企垄断这些强有力的催化剂的环境中。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过程(年均10%的持续GDP增长)中，最具操控力的各级官僚成员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私人利益需要得到照顾。这跟党性无关，而是人性，官员也是人，每个人都有马斯洛需求中的较低级的部分或者基础需求要得到满足，就算他们没有，他们的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也会有，毕竟谁都不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而满足这些需求的最便捷方式，就是通过权钱交易和设租寻租来实现。所以土地、房产和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是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企业上市并购，则是常见的利益输送管道，所以经常有人会说“哪里有建设哪里就有腐败”。还有更加恶劣的则是买官卖官，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构建特殊利益集团。久而久之这些官员在灰色地带呆久了，也已经习惯到无法回头，越过了阀值，就变成了黑色的死亡肿瘤，最终只有数量级的区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当河里面捞出几条死鱼时，你会说是可能是鱼病了，当捞出成千上万条时，你觉得那可能是水的问题了(制度问题)。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不论是英国美国，还是韩国日本，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中，不为此付出高额的贪腐成本(此外还有环境成本)。吕晓波曾经建构了一种政府角色、经济发展与官僚纪律之间关系的类型学。如果一个社会有廉洁守纪并且富有效率的官僚系统，（1）如果它奉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就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型社会(比如二战之后的日韩)或国家社会主义一再分配型社会；（2）如果它奉行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就会变成规制型社会或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社会。反之，如果有腐败乱纪的官僚系统，(3)如果它奉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即会变成一个“新传统主义行政国家”(也就是“四旧”披上新外衣的官本位社会)或者是“分赃式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以再分配的名义为统治集团谋福利的社会)；4)如果它奉行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就会变成世袭寡头型国家或分赃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权贵主义)。这个分类未必完全准确，但确实有一些启发性，如果硬要对号入座的话，这个体系从它取得的绩效和目前的表现来看，客观上说，一开始它也许是同增长相兼容的，但经过30多年的时间，它可能正在经历从形态1)到形态4)的不断蜕变。一个明显的例证或者说悖论就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有着大量的国资和国企，但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贫富分化过程(类似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基尼系数从0.17上升到接近0.5左右。考虑到中国式原始积累令人瞠目结舌的速率，那么不难推断出：在土地(包括矿产资源)、国企等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过程中一定存在有重大的漏损，而这种漏损的大部分可能都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这意味发展型腐败(即所谓的润滑剂式腐败)可能已经全面恶化为掠夺型腐败和垄断型腐败(即赢者通吃)。这就非常危险了--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就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更准确的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所以进一步看，反腐的对象貌似官僚体系，但官僚体系的背后是利益集团。从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犯罪金额数量和越来越高的层级来看，这些集团攫取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正在不断快速上升过程中，很可能这些集团业已成为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最强大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利益集团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从目前的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目前反腐行动正在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拔出萝卜带出泥，结果泥里还有大萝卜，而这又带出更多的泥和更大的萝卜。感觉执法者有点像陷入群殴的境地，他们不仅仅是非常辛苦，而且处身于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一方便要保证自身队伍的毫无瑕疵，“打铁还需自身硬”；一方面还要去甄别笑脸相迎的支持者背后是不是都还有各自的时刻表；更得积极响应来自民间对“打老虎”越来越高涨的期望和诉求。当然这一方面会形成巨大的民意推动力，但有时也可能会令情况失去控制。在这个开放年代，预期管理非常困难，也益发显得重要。另外从技术角度看，打群架致胜的诀窍是先集中火力放倒一个，形成强大威慑和有效分化，否则等对手回过神来，形成联盟再七手八脚一拥而上，就有点麻烦了。不管怎么说，即便还远未结束，这大概可算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历时最长、强度最高、范围最广的一次反腐行动，特别是延伸到历来较少曝光的军队高层。官方的口号包括“反腐进行到底”，“全天候反腐”，“反腐无禁区，打虎无死角”，“苍蝇老虎一起打”，这种决心终结腐败的信号释放是很非常强烈的。短期高烈度高密度反腐的目的和作用肯定是打破现有固化的利益链条，震慑特殊利益集团，赢回民众信任和信心，树立执政党形象和改革者权威。目前看来攻坚的重点依然是通过“斩首行动”来袭击核心利益集团并连根拔起他们的“朋友圈”，全中国以至全球都正在密切关注着情况的最新进展。二、治标：群众路线与反四风治标当然是与时间赛跑，这一轮治标是从群众路线和作风改进开始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对中国官僚体系做出了堪称史上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些批评直指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工作效率和工作态度。 2012 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整风随即开始。应当说这次整风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远超预期，并不惜重拾毛泽东时代的形式。在各级党委的常委层面，开展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做一是提醒领导干部，务必牢记权力基础来源于群众，心里要有群众；二是政党内部要做到互相监督，相互揭短，威慑那些可能有着自己日程表的各级党政大员。人人都要过关，各级干部公开作出的各种承诺有一定约束作用，届时如果整改不力，兑现不了，就有可能被惩处，可谓形势逼人。一年多来，包括中纪委三次全会公报在内，先后已出台15个文件通知，以“禁”“严查”的口吻砍除公务员的灰色利益，这些规定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15道禁令推出的时间，大多集中于2013年7月份之后。据不完全统计，15道禁令所消除的“灰色利益”包括豪华超规格办公楼、党政机关文艺晚会、会所歪风、企业兼职(任职)、一般公务用车、殡葬敛财、摊派党报党刊、会员卡、公款旅游、公款宴请吃喝、公款发放赠送月饼年货烟花爆竹等节礼、公款印刷赠送贺年卡、公务接待使用鱼翅燕窝或香烟高档酒水等。各级部门还把减少“三公消费”制度化，制定了勤俭节约的具体规定。2013年10月31日，国务院规定政府各部门不得安排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的出境考察或培训，不得在风景名胜区举办培训；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12月8日中央又公布了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于公款吃喝做出了各种限制；年底财政部发布了党政机关临时出国、培训、会议费等方面的具体标准的规定；今年1月7日，财政部规定所有部级以下官员出行不得乘坐商务舱或住套间。对于社会关注度很高的官员待遇问题，2013年12月11日中纪委网站称，将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一方面规范在职领导8项待遇，抓紧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警卫、公务接待、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其中重点提到了秘书和警卫(也是关键的身边人)这两个方面，要求不能随便配秘书，尤其是专职秘书；也是不得任意扩大警卫范围，尤其是不能随便交通管制扰民。而在住房方面，则推行官邸制和周转房。为高级干部配置官邸，家人可以在高级干部任职期间一起居住，一旦该官员离开，就应该及时腾退，由继任居住。对于中级干部则配套异地任(挂)职的“周转房”制度。官员异地任职时，在当地安排的住房可以住，但不能买卖，离任了要交出来。另一方面，对于老干部退休后的待遇问题，也有了明确规定。预计“退休但不降待遇”的老问题终于将成为过去式。这些都是治标的规定动作，有人会怀疑是不是形式主义，我们则认为形式也很重要，照着做久了，常态化了，形式也就变成了实质。确实经过了不到两年时间，相信各级官员和普罗民众都能同时感受到党风、政风的众多改进，不良的官场文化在逐渐消退。相信再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坚持，将来会出现官本位变成民本位的变化，公务员将不再是特权阶层，为官不易可能将成为新常态。三、治本：七位一体的制度笼子在抓人和整风两者治标的同时，治本也在进行中，治本的关键在于有效设计制度的笼子。国家廉政体系理论认为，廉洁社会的实现有赖于所有廉政支柱，包括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审计机关、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等共同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中国式传统反腐的痛点和难点在于“中央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中纪委监督太晚，群众监督太难”。考虑到现阶段中国人特有政治诉求包括以下特征：德治优先于法治，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张明澍)。所以当下制度建设的核心就应当是顺应民意，阳光化权力并实现异体监督，然后逐渐通过反腐败立法建设，以及独立的司法来实现长治久安。因此行政阳光化和可问责是当务之急。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视为改革的总目标，其中含义隽永，笔者预期在不久的将来，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标志性工作将很快全面展开。它们都具有类似的原理和效力(公开和制衡)，这包括但也不限于： 1) 事前：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约束设租寻租。中国政府为了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拥有大量的决策权、执法权、审批权、处罚权等权力。仅各级政府掌握的行政审批权就有数千项之多，而且很多权力其实是由地方或部门自行制造，本身并无法律依据。一方面各级政府掌握庞大的权力资源，另一方面对这些权力的监督制约整体偏弱。公共权力面广量大，由于制度变迁、机构改革、人事变动等原因，某些权力有可能被忽略甚至遗忘，而实际由小集体甚至官员个人自行掌握。事实证明，这些处于监督盲区的公共权力，最易沦为腐败“温床”。而借助这些权力进行寻租和设租历来就是官僚体系权力变现和交易的主要实现形式，与腐败一墙之隔。所以无论是站在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角度，还是从提高执政能力建设角度上考虑，都应该探索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加大权力公开的力度。目前正在推行的权力清单制度就是推动权力公开运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重要举措。目前的权力清单主要包含了权力名称、权力依据和行使规则等前端信息，今后还应继续向权力运行的后端延伸，即公开权力过程和权力结果。唯有完整地公开才能使公众不仅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真正发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还有就是“负面清单”，广义上讲“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领域不开放，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各类主体均可自由平等进入。政府管理模式从以前容易滋生寻租设租腐败风险的正面清单(例如几乎全军覆没的国家能源局案例)转向负面清单，这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是从0到1的重大且不可逆的变化。这将从根本上重塑政府的行为，并真正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改革的方向就是大幅度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实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就根据前面的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全程公开。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可以确信，这两项关键制度的建立和配套实施，将终结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收权放权”循环怪圈，彻底治理和最终牢牢约束住各级政府闲不住和常常乱摸的有形之手，抑制住权力寻租和审批腐败。同时打破民间资本和政府官员的复杂利益纠葛，治愈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政府的极度依赖)。 2)事中：公共财政法案实行过程监督。财政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民主是借鉴英国百年“光荣革命”和美国“进步时代”改革的最重要成果。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传统国家建构完成向现代国家建构的转型，都是由财政税收领域起始的，中国应该也不会例外。如果要约束政府的行为，就从财政预算上约束，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让群众能看懂、社会能监督？提高透明度是最有效的途径。财务一旦公开，权力的运行就暴露在阳光下了。预算公开本质上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不透明的政府，是无法监督的政府，无法监督的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现代化的治理就要求逐步将各级政府财政运行从黑箱中逼出来，使其有形之手暴露于阳光之下。下一步围绕建立透明预算制度，要增强预算的完整性，完善全口径预算(常规预算、国有资本、基金收入、社保基金)；除涉密信息外，进一步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和内容，到达具体明细科目等细节。还要通过立法要求政府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便于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行为进行动态跟踪。而这也就要求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财政预算审查职能，将预算支出作为人大批准预算的主要目标，确实强化立法机关对政府的约束和监督，加强对预算程序的监督，合理、充分行使对预算的修改权和否决权。特别是重大事项要进行听证，重大情况要让老百姓知道，重大问题让老百姓讨论。这将把每一次重大项目的决策从暗箱放到台面上。这样很多的形象工程，例如豪华的大剧院就不会仅仅凭主要领导的“一支笔”就可以开工，一旦上网公开，相信谁也不敢轻易签这个字。当务之急就是加快通过《预算法》修正案。预算法准确地说就是政府支出法，是约束政府花钱的规矩。预算法不仅是上级政府管理下级政府的工具，更是人民对政府支出的约束。它是约束和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制度规则，更是构建和塑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法律依据。毫不夸张的说，预算法是当下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交汇点，关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运行效率、关涉民生改善、关涉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调整梳理。今年8月通过的新版预算法显示出了更多的进步主义姿态，开始真正具有现代化的公共财政法案的某些雏形和要素。可以预见，包括预算法案在内的系列公共财政法案的修改通过，将昭示着中国公共财政改革的大步迈进，它会有效的扬弃GDP锦标赛，使得政府真正看得见，可以监督，可以问责，并转向为服务型、民生型和发挥更好作用的政府。推进民主理财，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将标志着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在关键环节上的双重启动。它提供的全过程监督必将使得工程腐败、建设腐败受到最强力的抑制。 3) 事后：增量阳光法案进行结果控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以增量带存量的中国式阳光法案的雏形。常识告诉我们，“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反腐不如防腐，而防腐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阳光化--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将有利益瓜葛的官员财产公之于众接受监督。既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章上宣称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什么不能公布财产呢？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这个问题是有明显路径依赖的，早解决早受益，设想25年前就执行增量改革，现在的局面就不会如此被动。而且如果这个历史遗留包袱的存量积累越来越大，则越拖越棘手，并具有定时炸弹的性质。与其在一步到位的民众愿望和阻力如山的现实中间停滞不前，不如退一步从各方面都能有基本共识的地方做起。与其在过高的标准上难于启步，不如看准大方向后，先开枪再瞄准。与其继续坐而论道，争论不休什么赦免、宽容与和解，不如现在就实行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所以现实的态度就是从增量做起，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普遍经验，也就是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原来笔者以为这只是从新任职的处级干部或者新科的公务员开始实行，那么从这些人开始，新的约束条件也就能建立起来，也就意味着20-30年后，当他们成为高级官员甚至决策者时大概率都应该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这点时间对于一个励志伟大的国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但现在看起来实际执行力度会更大，因为它是从新提任(新后备)的干部就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如果现有官员从任何目前官阶往上提拔的话，他都会受到这个阳光法案的约束，例如从正部上升到副国也得满足这样一个约束条件，这会使得原来的存量也都一并进行管理了，除非这个官员永远不打算升迁。这就像上海目前试点的房产税一样，名义上是对增量收取，只要你不交易就理论上不会被课税 (成本太高)，但如果你要进行任何一套的交割，则可以对你名下的所有的房产都进行房产税征收，如果不交税则不予交割。一些基层的反馈显示，部分试点地区已经在根据拟提拔的干部的家庭资产情况来进行候选人的甄别和筛查了。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放弃了一日建成罗马的目标，改成在若干年内逐步渐进地有序实现。既消解了既得利益，又避免了疾风暴雨，做到了润物无声。一旦成行，就会形成结果控制(刑法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会成为对腐败的最大制约。它同时也是无声处的惊雷，切勿低估它的严肃性和作用力，回想下前面提到的那个“替代率”，虽然无法精确测算，但这个法案净化官僚体系的速度一定比期望中要快得多。 4)审计监督：这也是事后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国家治理中，审计实质上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在《世界审计组织战略规划(2011-2016)》中，明确要求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在坚定反腐、加强问责、促进透明、强化良治方面不断努力，以展示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审计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财务数据上的可疑线索。刘志军案就是由审计署发现的线索“牵”出来的。2013年全年，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共审计15万多个单位和政府部门，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经济损失4500多亿元，移送2400多件违法违纪案件线索至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特别是今年6月16日到25日，审计署连发17份公告，移送至2014年5月已办结的35起经济案件和事项、中国烟草总公司等11家国有企业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国家发改委等37个中央部门单位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仅11家央企2012年财务收支审计，就对19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32人(人民网)。 5)考虑到前述三项制度建设的渐进性，当下体系内的中共各级纪委仍然会是中国反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方面包括以下五项制度升级和优化： A) 提级管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中共十二大正式确认了纪委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但实际上纪委仍主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这成为影响其工作独立性的最大障碍。以前各级纪委书记发现了线索，都必须向同级党委一把手汇报，对方同意后才查处。如果一把手想瞒报，上级也不知道。现在显然这种方式不行了，必须同时报给上级纪委，隐瞒难度加大。另外开始执行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同级党委一把手说了不算，而且“上级纪委”还放在“组织部门”之前。 B) 巡视组：强化派驻监督和完善巡视制度。以前中纪委的纪检组，都是派驻到国务院系统的政府部门，比如教育部、公安部等，而在党务部门比如中组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除少数特例外，还都没派驻。现在则是要全部派驻或者全面巡视(包括增加专项巡视)，包括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巡视监督范围内，谁都不例外；对于巡视工作发现的重点线索，责任到人、逐一核实，做到件件有着落，对违纪违法的，及时报告、及时移交；同时创新性组建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授权，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有助于提高巡视质量和实效。 C)权力制衡：重点是要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党政一把手)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首先是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减少其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一把手确实会管宏观，但是没有具体事权，想绕过副手很麻烦；同时降低一把手对同僚晋升时候的影响权重，就算副手拒绝一把手的不合理要求，至少不能直接处理意见不同的副手，形成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 D)廉政问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要领导对本单位的反腐问题负责，如果下属腐败频发，其必然脱不了干系。如果发现一把手在此类问题上有失职，那么就要采取倒查的办法予以追究，而且一是要追究到个人身上，绝不能以集体名义敷衍了事；二是终身追究，即不管其将来职位如何变动，都会要追责，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终身追责一样待遇。 E)选拔标准：用人选拔则是源头控制。2013 年底通过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强调重用四种人，即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同时首次明确若有以下六类情形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群众公认度不高的；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有跑官、拉票行为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这些措施也是多年摸索和磨练的经验积累，而且有自己的逻辑，例如如果上级有效监督下级则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为什么效果还是差强人意呢？因为下一级官员往往是上一级官员亲手提拔起来的，所以又要分散主要领导的人事权和决策权，还要配合派出巡视制度，同时还得要前置通用的选拔标准，还要实施“连坐”性质的问责制度。但是仅仅依靠内部风控难以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这已经在一系列重大腐败案特别是“一锅端”的窝案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中国的党纪国法之网不可谓不密，执行法纪的部门不可谓不多，但为什么仍然问题频出呢？特别是如何才能彻底防止出现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领导干部？问题的根源显然是同体监督，内部制衡和暗箱操作。只有异体监督，外部制衡和阳光操作，才能真正做到事半功倍。 6)异体监督。所以除了体系内的办法，更需要依靠社会和民众的监督。尤其是在目前的权威体制下，如果没有足够的反馈机制就会发生方向性的偏差。正如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窑洞对”中所指出的：“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体系外监督包括媒体舆论(目前多数还是以打落水狗为主)，特别是网络监督。根据民意调查，腐败一直位居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中的前列。要知道贪污的赃款是老百姓和纳税人的钱，是民脂民膏，因此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对官员的监督必须上下结合，形成一种浩大气势，使腐败者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和全民公敌。特别是在群众主体性和网络公开性等导致社会监督的主体力量和技术手段都已经日益具备的前提下，作为现代政治的最重要监督力量的社会监督通过网络技术的放大，已经成为了最为直接的民主监督力量，新的社会契约正在逐渐达成，这有别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其实微博微信已经使得部分官员“被公示”，众多“表哥”和“房姐”的落马就是很好的例子。官方应该回应和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有效的网络反腐原则就三点：一是对网络上举报的要及时查处；二是对失实的要及时澄清，把内部查处结果进一步透明化，既是对公众交代，也是对相关官员交代；三是对诬告陷害的要追究责任--网络举报大都是匿名，这也算是对网络举报的一种必要的约束。贯彻这些原则的体外监督会使得政党与社会之间会形成了一个联合互动的净化机制，社会监督将有效配合上述权力清单、负面清单、预算公开、财产公示等阳光化制度，帮助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这其实也是群众路线的有效实现形式之一。 7)法律监督。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因进入深水区而难于推进的中国司法改革已被提至改革日程前列，其中的核心就是司法独立。要尽快进行《反腐败法》立法，反腐处分未来主要依国法办理，党纪只能对本党内成员的约朿和处分，不能作为反腐的法律依据。加强检察院在监督官员方面相对于纪委的独立性，保障法院依法审判时相对于政法委的独立性，促使反腐模式从党内主导转为司法主导。这就要求在人民法庭探索建立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做到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确保权责统一。加强审判活动监督管理，深化司法公开，要立足人民法庭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多、审理的案件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大力推进庭审公开、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扩大信息技术在司法公开中的应用，防止产生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确保司法权依法规范公正运行，提升司法公信力。去年山东法院对薄熙来案的审理就可圈可点，特别是其中微博直播等做法，多少为中国的司法公正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标杆。最高法院也要求自2014年1 月1日起，各级法院应当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将符合条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布。法律监督方面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就是美国也帮着中国一起反腐，而且还应该掌握着不少关键线索和情报。例如近期美国监管部门已扩大了对大型银行在亚洲招聘行为的调查，SEC在2014年3月初，向包括瑞信、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瑞银在内的一些公司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提供在亚洲招聘方面的更多信息，调查这些银行或其雇员是否招聘了与业务有关联的政府官员的亲属，从而违反了美国的《反贿赂法》。这方面国际媒体爆料不少，警示作用也正在凸显。最新的进展是，在刚结束的第六轮中美战略对话的成果中包含以下执法合作内容：美国更新中方在逃人员名单，并优先处理现有案件。双方重申在二十国集团所作打击外国商业贿赂、拒绝提供安全庇护和资产返还的承诺。有理由相信，这种七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应该就是所谓“制度的笼子”的最坚固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增强的可行路径和最佳实践，它能够有效发掘和充分调动政党内部、国家制度、市场秩序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的各种正能量和积极性，并进行有机结合和互动，这将促使最终形成正反馈系统，一定会有利于腐败问题的彻底根除和政府治理水平的快速提升。四、三项技术保障标本兼治的反腐，除了有决心、有方法、有制度以外，还要有充分的技术手段保障。中国即将进入更加精确的“数目字”管理阶段(黄仁宇)，执法系统将有能力全面获取关于居民财富的存量信息，特别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一旦关键数据库完成并且实行全面联网，则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将永久高悬于腐败者头上。这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技术支持： 1) 不动产登记。所谓不动产是指不可移动的物，比如土地以及房屋、林木等土地附着物。不动产登记是建立物权制度的重要基础。物权法草案经多次审议、反复修改，最终确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2013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中明确要求：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现在已经7月了)。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土资源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土地、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基本做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2014年5月8日国土资源部正式挂牌成立不动产登记局。同时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实现不动产审批、交易和登记信息在有关部门间互通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并推动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显然房产登记和联网系统是真正的大杀器，因为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50%-70%是体现在房产上的(160万亿左右)，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仅将为房产税的开征奠定基础，同时也能为反腐添上一柄利刃，所以王石也说对房地产的最大调控就是反腐。 2)海外资产登记。随着对外开放度不断加深，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不少贪官和富人担心，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安全，十年前都玩起裸官和移民潮。有媒体披露，中国居民海外存款折合接近30万亿人民币，海外资产和投资可能还要加倍。2013年11月22日国务院签发第642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申报办法规定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范围为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以及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状况。要求拥有海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申报相关情况。如未按照规定进行申报的个人和机构，由外管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给予处罚。决定自 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2013年4月2日，俄罗斯发布的针对官员申报个人财产的总统令，要求本国高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3个月内关闭他们的海外账户并出售海外资产，否则将被解雇。 3)全球税收情报交换系统。实际上国外也在进行类似的行动，这会对中国的努力形成配合。这主要是指：全球税收情报交换系统以及相关的《全球账户税收合规法案》(GATCA)。为打击跨国避税行为，遏止恶性税收竞争(特别是税基侵蚀利润转移 BEPS)，经合组织一直希望提高国际税收信息透明度，并打造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新秩序。2014年2月13日，OECD发布了全球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新标准。该标准要求世界各国间进行自动的系统化税收情报交换，这将使得纳税人居住国与纳税人账户所在国自动分享纳税人在境外金融机构账户内的各类财务信息。6 月6日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和巴西、中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共同签署实施该标准的国际协议。经合组织表示将进一步细化实施规则，并提交2014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预计将于2017年生效。基于这项标准产生了两个重要事件和影响： a)美国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该法案规定若美国纳税人个人或机构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总价值达到一定标准(个人5万，机构25万美元)，该纳税人将有义务向美国国税局进行资产申报。同时，FATCA要求全球金融机构与美国国税局签订合规协议，规定海外金融机构需建立合规机制，对其持有的账户信息展开尽职调查，辨别并定期提供其掌握的美国账户(包括自然人账户以及美国纳税人持有比例超过10%的非金融机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美国纳税人的姓名、地址、纳税识别号、账号、账户余额或价值以及账户总收入与总付款金额。该法案在2014年7月1日正式启动，并于2014年至2017年分阶段实施。它使得美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收集纳税人的海外账户信息。届时，未签订合规协议或已签订协议却未履行合规义务的海外金融机构会被认定为“非合规海外金融机构”，在合理时间内未披露信息的账户将被认定为“拒绝合作账户”，未披露信息说明美国纳税人对其持有比例是否超过10%的非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及部分特定类型的企业未被包含在内)将被认定为“未合规非金融机构”。作为惩罚，将对上述“三非”来源于美国的“可预提所得”按照30%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截至2014年5月，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同美国就FATCA法案达成了政府间协议，巴西、韩国、印度、香港及台湾等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也已经与美国政府就 FATCA签约基本达成协议。按照这一趋势进展，对中国而言履行这个法案并且要求美国提供对等信息作为交换也就是迟早的事情。未来中国将把有关美国公民所有在华账户信息提交给美国国税局，而美国则会将中国公民在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 b)离岸中心的破灭。根据1934年通过的《联邦银行法》，瑞士银行应防止客户信息被第三方获知，无论第三方是私人还是官方。否则将面临最低6个月到5年的监禁，以及最高5万瑞士法郎的罚款。最为重要的是，该保密协议终身生效，不会因为银行职员离职、退休、解雇而失效。瑞士因此赢得全球客户信赖，吸收了高达全球三成的离岸财富逾2万亿美元。但同时瑞士也因其银行业保密传统缺乏透明、涉嫌帮助客户逃税被指责为“避税天堂”。也有不少国家指责瑞士银行吸纳了一些腐败高官和恐怖分子的资金。 2014 年5月7日，瑞士政府表示支持关于实施银行间自动交换信息标准的宣言，承诺将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料。这是全球打击逃税举措的最重大突破之一。与瑞士一起签署协议的还包括开曼群岛和泽西岛等离岸中心。其他的离岸中心预计将被进一步孤立，经合组织今年可能列出一份不签署信息透明协议国家的黑名单。随着经合组织成员国、传统“避税天堂”瑞士和国际重要离岸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加入这一标准，银行保护客户隐私的传统可能被终结。电影 “华尔街之狼”里面背着大量现金去瑞士的桥段将不会再上演。未来全球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网络的构建是大势所趋，任何富人和跨国企业想通过离岸避税港藏匿资产并毫无代价地逃避纳税义务将几无可能，腐败分子也是一样。结论：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勾画出系统化改革的美好蓝图，但仍然是知易行难，执行相当困难。尤其是经过最近这十多年的一轮高速增长和成果分配，路径依赖已经形成，利益分肥已经被特殊集团“准私有化”和“封建化”、而社会矛盾加剧难以凝聚民众合力来形成足够的改革共识和动力。在这种环境下，完全可以理解决策者运用反腐作为政经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并将为政经体改提供重要保障和基础支持。反腐既是治吏，从严治吏才能使得政令畅通扫除阻碍，为转型改革保驾护航；反腐也是党建，高压肃贪才能聚拢人心，从而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反腐更是关于国家治理如何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和主要内容之一。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尤其是应当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对官员手中权力的限制、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保护。一个权力配置失当且无足够监督约束的官僚制度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巨大酱缸或者说绞肉机，这边进去的是一个有为青年，那边出来的则是一个贪官污吏。比较各种各样笼子的方案，发现还是营造廉洁清明的为官环境最为重要，总体而言反腐不如防腐，提级监督不如异体监督，思想教育不如阳光公开，后者的性价比高得多。阳光化过程和规则透明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历史不厌其烦的证明透明度与腐蚀度成反比，能见度与廉洁度成正比。这其实也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即通过社会与政府双向良性互动，同时抑制过度的权力和过度的资本，以及最坏的这两者的结合。当然反腐还需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要求通过对大数据的有效监测来从技术方面提供支持，即配套一个对内的资产统计和海外申报程序，以及对全球账户信息的归集管理功能，这些技术手段正在投入应用并日渐成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下一轮重大改革任务里头又有国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户籍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土地确权以后的流通流转改革。劳动力、资本、土地这几大生产要素将再次得到解放，但其过程都面临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要求。改革是一次再度切割利益蛋糕的过程，而目前情况下皆大欢喜的帕累托式改进几无可能，所以博弈会更加激烈，如果难以形成共识，又加上不当操作，会败坏改革的名声和人气。如果规则透明就会在破除既得利益的过程中不会再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但如果不透明，则又会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剥夺过程，又会创造更多的腐败和不平等，社会矛盾可能会急剧放大到失去控制。更进一步看，国家治理说到底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反腐亦然。人治的系统很残酷，它并不保护任何特的个人，因为都会“还施彼身”，“反攻倒算”，唯有法治。三中全会决议中要求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因此必须以公开促公平公正，以法制求问责负责。阳光化、问责和制衡，允许舆论监督，让公民社会成长，然后到立法规范(例如阳光法案和反腐败法案)、再到独立司法，维护人权。在程序上更加正义，在技术上更加可操作，直至完成一个治理的民主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的过程。民众有眼睛，法律有牙齿。总之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公民化是大趋势、大潮流和最终答案的核心部分。中产阶层的崛起，政治透明和包容性增长都在为这个方向的努力添砖加瓦，一步步推进，你会发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原来也没那么难，求仁得仁，良治顺理成章而水到渠成。最后，反腐最终需要改造人们的思想，触及利益更触及灵魂。制度建设让人不敢贪，技术手段让人不能贪，但改造思想才能让人不想贪。当下中国谈这个其实相当奢侈，转型期间价值观容易紊乱，精神普遍缺钙。传统封建文化中对权力的膜拜，高度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再加上市场化带来的个人主义甚至病态追逐物质享乐的消费主义。中国当下充斥着“人人都在捞，不捞白不捞”的市侩思想和“捞一把就跑”的投机心理。但人们不会明白，最风光和最疯狂的后面，毁灭正在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所以腐败的终结最终是靠政治良治、社会良序，公民良知三者合一，虽有轻重缓急，但无疑缺一不可。这次堪称史上最强的反腐运动即将从闪电战打到攻坚战，再到歼灭战阶段。预期今年秋季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应该是一个转折点，记录显示历届党的四中全会基本上都重点围绕党建展开，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议将会在反腐方面取得标志性的成果。根据最新的消息，四中全会将在中共历史上首次在全会层面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也就是说反腐大概率会逐渐转入更加注重长效机制和制度建设并重的阵地战和持久战阶段。穿越镀金时代迎接进步时代，反腐必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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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要尽快让厉以宁和吴敬琏退休: 热度 4 稻草 2013-9-27 19:49; 厉以宁和吴敬琏对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是有贡献的，厉是厉股份俗称，吴是俗称吴市场。经过30年的私有化潮，中国的发展进程进入到一个新拐点，十八大提出共同富裕，习主席提出复兴中华的中国梦。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大进步。而厉吴二人，对此束手无策，除了会一些私有化的玩艺，没有一点新招式，乃至把发展当改革，把私有化当教条，长此下去，中国不会进入拐点，不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机。让他们退休，新的时代呼唤年轻人大有作为。前进吧，中国！;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6599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中秋话己:人生如棋每一步都是转折点[10P]: 热度 3 zjx 2012-9-30 10:51; 379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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