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的法律我不清楚。我仅仅是根据纽约州“二级杀人”（second degree manslaughter):【 He recklessly causes the death of another person】这句话分析一下。 1. causes the death （导致 死亡 ） --- 这里面的这个 cause （导致）是法律分析的关键。假如你出门遛狗没拉紧绳子，狗跑到路中央，汽车为了躲避狗结果突然拐弯，结果压到了一个行人。显然，你遛狗没拉紧绳子是行人被压的事实 cause （cause in fact) -- 因为你拉紧狗，就不会出现后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么遛狗人是否得为那个行人被压负责呢？ 这就涉及一个概念那就是法律上的 cause，又叫 proximate cause 。 具体到梁警官有两个问题：死者死亡的事实原因是什么，是（1）仅仅是中弹；还是（2）中弹+没有及时抢救。如果即使及时抢救伤者也必死，那么梁警官之后是否及时打电话与死者死亡毫无关系，他没有打电话也不是死亡的 cause，根本无须考虑没打电话是否 reckless. 网上有人说梁警官没有及时打电话求救是其被定罪的重要因素，这个思维先假定了是否打电话求救与是否杀人有关。梁警官面临的指控是杀人而不是渎职。如上所说，如果没有及时求救是一个定罪因素，检控方必须先证明没有及时救助是死者的死因之一。除非死者本来可救活，那么之后梁延误几分钟时间根本不是死亡的事实原因（cause in fact)，这个延误也就与杀人无关，根本不应作为其杀人法律责任程度的证据。目前，没有看到任何证明说，梁警官几分钟延误是死者的死因之一。这一点应该是上诉的一个重点。 梁警官射出的子弹是死亡的事实 cause，是否这个事实 cause 构成 proximate cause，也就是说他应不应该负刑事法律责任？ 这个显然归结于 recklessness 这个要素。 2. Recklessness 的关键 是 “aware of and consciously disregards”，就是说对于相关的危险必须是“主动意识到”而且“有意识地不顾”危险可能发生。两者必须同时成立。换言之，政府必须证明梁警官当时的意识状态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如果把所有的证据摆在桌上，政府是否证明了这一点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梁警官从听到动静，到手枪击发，中间有多少时间？他的举动是反射性的还是意识到射击的危险而且有意识的无视其射击的危险？这是法律责任的关键。如果从听到响声到子弹射出不过电光石火一瞬间，恐怕很难说这是 “ consciously disregards” 射击的危险。辩护应该从反应时间以及子弹是打到墙上说明当时梁不假思索。 上诉至少有两个门槛（1）被告必须在审判时保留 (preserve)了相关的争议 -- 审判时没有提出的反对 (objection)，上诉时就不能提了，否则只能就法律问题进行争辩；（2）上诉时所有的证据都必须从对检控方最有利的一方看。 美国法律的目标并不是保证绝对的公正，而是社会有秩序地运行。很多程序上的规定其实本身就是不公正的。举例说，程序规定，必须在多少天之内提出要上诉，这个天数不同情况不一，但都相当短。如果没有及时提出上诉，那么对不起，上级法院说，我们没有管辖权了（jurisdiction）。在Bowles v. Russell 案中，一个被判刑 15年的犯人由于区法院法官的错误，提起上诉晚了一天，上诉法院说 sorry，你晚咯。此人说这得怪下级法院啊，美国最高法院 5:4 判决到：区法院无权延期，“we make clear that the timely filing of a notice of appeal in a civil case is a jurisdictional requirement.” 当然了，有4名最高大法官气愤地说这太不公平了：“It is intolerable for the judicial system to treat people this way, and there is not even a technical justification for condoning this bait and switch. ” 但这四人是少数，五人多数的是美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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