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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北京大学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
热度 2 稻草 2013-12-12 20:42
“毛泽东和北大有特殊的关系,毛泽东以师从北大先贤为骄傲,北大也以走出毛泽东这样的人民领袖为骄傲。今天在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学校缅怀这位历史巨人的伟大功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朱善璐在12月4日举行的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说。 会上,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教学科研机构的10位学者选取毛泽东思想领域的不同侧面、实践领域的不同维度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会议现场 “北大的进步师生为国家和民族探索一个光明的前途做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北大师生应把先哲的精神、传统和文化继承发扬,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精神。”朱善璐发出号召寄语师生。他还从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与教育的不解之缘、与北大的紧密联系,阐述了北大师生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精神的时代意义。 朱善璐讲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巨变的切实感受,从创建新中国、建设先进的党、缔造人民军队和理论贡献四个方面梳理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他感触尤深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战略远见,他说:“如果没有当年毛泽东下定决心突破尖端科技,就没有今天航天事业的辉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以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等六个关键词,深入阐释了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从新中国的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党的建设、国防和外交事业的发展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卓越贡献,着重指出毛泽东知行统一的优良精神品格,值得当代青年学习。 北京大学的学者也针对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青年学子如何传承毛泽东的精神发表了见解。“反对‘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北京大学沙健孙教授在科学评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面临的严峻课题。在30年前的学生时期,曾经聆听过沙健孙讲授党史的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强调毛泽东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民族派,是人民的领袖,并用毛泽东的事迹激励在场的北大青年为社会发展贡献无悔的青春。“只有一个科学的信仰,才能成就大业。”北大资深教授梁柱如是说。针对“非毛化”思潮,梁柱教授感慨:“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但是他的事业、思想和精神永远的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历史人物千千万,有的人物可以轰轰烈烈一时,但是很快烟消云散;有的人虽然惠泽后世,但很难持久;有的人如高山流水穿行于历史长河之中,对未来继续发生引领作用。毛泽东显然是属于后者,是值得我们崇敬、学习、继承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研部原主任、山东省科学院院长唐洲雁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杨凤城,北大哲学系陈志尚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占安教授等在会上也作了专题发言,参与了研讨。 两百多位北大师生参加了座谈会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于鸿君在总结讲话中说,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时期,实践和弘扬毛泽东的精神和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本次会议从多个维度研讨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思想精髓,拉开了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深入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高思想认识,用扎实的行动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各项工作。 来自北京大学的200多名师生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主持。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82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毛主席对刘邓倾注了太多心血
热度 2 稻草 2013-11-2 15:06
  主席“护犊”刘邓“报冤”   ——流波谈澄清党史国史现真章 作者:流波   毛主席做为党的领袖,自觉不自觉地培养战友是分内之事。如早期就开始历练刘少奇,使刘成为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井冈山时期刻意培养林彪,使林彪成为方面军统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加快培养刘少奇接班步伐,使刘少奇很快成为中共中央二号人物;解放后特别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鉴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变修而在中央实施一线二线,扶持培养刘邓一线可谓用心良苦,“护犊”一直到文革前期,并最后力排众议坚持保留小平党籍。正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教育了中国人民,“占领华尔街”正在敲响美国西方私有化的噩运,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又一次呼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澄清党史国史,还原主席时代,是当前中华民族、爱国、社会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中华复兴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复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当务之急。   一、毛主席扶持刘邓在中央实施一线二线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主席考虑培养接班人,自己退下来,将培养者扶上马再送一程愿望在中央工作的实施;这一实施由于1953年月3月因斯大林逝世而加快了步伐,毛主席于同年下半年提出这一想法。按照毛主席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所谓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中,他处在第二线,其他同志处在第一线。而事实上,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之前,在毛主席有意安排下,中央日常工作就经常由刘少奇主持,体现毛主席一直以来培养刘少奇等做接班人的一贯主张。虽然这一制度始终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内容,它开始实施的时间,都是模糊的,但由于毛主席刻意培养刘少奇、邓小平,高饶事件后,中央一线二线实际形成,从此,实际权力向刘邓倾斜。   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953年之前,毛主席就有意让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来主持,着重培养;1953年上半年斯大林逝世,毛主席下半年就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想法思路;接着从1953年底到1955年4月,开展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维护了刘周邓等实际一线的形成;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毛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期间毛主席在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说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少奇、恩来、小平等同志,开始了党的最高会议上的实际交接;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可见,毛主席刻意培养刘邓是下了大力气、花了大功夫,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二、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   (一)、关于资本家剥削的问题。刘少奇1949年4月到天津讲话,其中讲到资本家剥削问题时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党内的一些干部对少奇这样讲话难以接受,高岗就是其中最反感的人物之一。刘少奇天津讲话后,了解到东北在城市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东西,就给东北局发电报,要求东北也要注意“左”的问题。高岗当然不予理会,认为刘少奇这个思想是“右”倾。   (二)、关于富农党员问题。1950年,虽然新解放区刚土改,但东北土改早,一些农民分了土地致富成了新富农,有些新富农还是是党员、土改骨干。共产党是要消灭剥削的,现新富农三十亩地一头牛,又得雇人了,这不是和党的宗旨发生了矛盾吗?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赞成党员可以雇佣,富农党员不可怕,并把这个理解传给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安子文根据刘少奇意见就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给东北写了封信,允许雇工;如果现在就制止,大家都不敢雇工了,生产力会受损失。高岗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生产力发展要靠大家组织起来,搞剥削的就不能进党,毛主席赞成高岗意见。   (三)、关于互助合作的问题。起因于1951年华北局对山西省委互助合作的一个批示。农村分田单干后,除了产生新富农发财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一套组织及生产系统面临解体;因为大家种自己的地单干了,互助合作失去基础,山西省委就提出来必须重新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山西省委这个意见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认为这是“左”倾,报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同意华北局的意见。高岗思路与刘少奇的思路相反,认为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机械化。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推广高岗东北合作化经验。   (四)、工会工作方针的问题。工会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还是站在工人的立场?当时李立三和刘少奇赞成工会有相对的独立性,高岗表示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毛泽东否定刘少奇的意见,支持了高岗的意见。从1950年到1951年发生的这些事情中间可以看,刘少奇一心要单干,高岗是要走互助合作,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当时高岗所领导的东北是全国的模范区,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头。显然,在建国后的政争分歧中,毛主席和高岗是高度一致,对刘少奇却采取了批评态度,这也是后来刘邓必然走向主席反面的思想根源。   (五)、高饶事件。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3年,斯大林同志死,赫鲁晓夫变修,毛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决心提前退下来,扶持刘少奇、邓小平到前台工作。高岗、饶漱石认为刘等能力不够,思想认识也存在问题,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向中央要权,引起一线强力反弹,毛主席支持和维护了刘周邓一线。1953年12月24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对高、饶行为进行初步整治。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其实,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只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由头;高岗、饶漱石都是毛主席很欣赏的党的高级干部,从系统上说饶漱石还是刘少奇一脉;但为了刻意培养刘邓,当主席提出要退居二线高饶急着向刘、周、邓分权时,主席毫不犹豫把天平倾向刘、周、邓一边,这也是从党的大局出发。   三、毛主席大跃进纠刘邓“五风”底线还是维护一线   虽然出了高饶事件,但毛主席培养刘邓一线的一贯思路没有改变。“毛主席对少奇、小个子是有感情的,前者在延安、西北坡时就开始要培养成接班人;后者因在长征前的红色摇篮时期跟着受过冤屈,所以虽然时不时的有些出脱,主席也还总是寄予厚望。革命刚胜利,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共和国几年时间同时取得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治理淮河等的伟大胜利。做为哲者的毛主席想从繁忙的政务退下来,想沿长江黄河走一遭,想搞工业农业的调查,还想写本书来总结一下自己,如果毛主席的这三个愿望实现了,多好呀;同时,鉴于苏联1953年斯大林死后出现赫鲁晓夫接班的问题,也想退下来培养好接班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高岗、饶漱石想拱倒刘少奇的问题。论水平高确实不在刘之下,但毛主席护‘犊子’,从此有意培养刘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59年刘少奇成为共和国国家主席和邓小平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再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周邓成为中央的实际第一线。毛主席是急呀,本来想好好的去做这三件事,却省不了心;以为将刘邓扶上来了,好好的送一程就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少奇、小平这两个不是右极端就是左极端。起先少奇大讲什么资本家剥削有功,党内有意见,高岗、饶漱石抓住不放;好了,到了反右时刘邓又急速左转,下指标搞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时期泛起‘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严重歪曲了党总路线,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强迫命令、瞎指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放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尤其是少奇搞的点还实行男女老少分开的准军事化,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说这样搞不正是帮蒋介石在骂我们吗?但少奇、小平翅膀硬了,主席的话只当耳边风,又掌控着宣传舆论,毛主席的讲话几本登不出来,做内参都难。1958年9月开始,毛主席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只好派自己的各路秘书下到各地调查,又多次找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吴冷西希望登出讲话,一年都是五六次大会议的来纠错,直到庐山会议。毛主席苦,苦在他对刘邓寄予太多的热情和希望,但又眼看着这两个人一个到后来不让他说话,一个从不让他开会,把事情搞成这样主席却还要护‘犊子’,自己打掉牙往肚子里吞,来把责任承担骂自己断子绝孙,还做检讨传达到生产队队长。”(引自流波《修复崩裂意识 扬我复我中华》)   毛主席当时护刘邓的“犊子”是不遗余力的,这从一边纠还一边提刘的地位可见一斑。毛主席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多方面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主席的建议,会议内定由刘少奇同志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   毛主席对一线刘邓所犯的过急错误的批评纠正又维护的态度是从全党的大局出发是讲辩证法的体现,包括1957年刘邓一线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括“五风”。毛主席当时护刘邓的“犊子”今天看来是否“过”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当时的不良后果也是显而易见。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主席找他几次,示意人民日报刊登他纠“五风”的讲话,但他就是没给登,因为直接上司小平不签字。无奈,毛主席老人家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其中就有《给基层干部的信》,来表达他的看法和忧虑。毛主席当时把大量心血倾注在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国内部署炮击金门、西藏平叛等国家安危问题,国际上考虑对美、对苏政策和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独立运动等。同时看到自己苦心培养的一线在经济方面犯下错误,毛主席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中一年连续召开多次专门会议予以纠正,然对刘邓的苦口婆心和不遗余力的呵护面对的却是刘邓的不以为然和许多人的抵制还是痴心不改,这种对刘邓苦楚的光明期盼直到文革中后期才来破灭。   四、庐山会议毛主席即维护刘邓周也暗保彭德怀   “庐山会议,今天的人特别是反毛的长吁短叹,说彭德怀讲了真话,毛主席要报岸英死之仇整了彭德怀,好象多有逻辑。然果真如此么,非也非也。你想想,庐山会议,还是毛主席一方面要批评纠正刘邓的‘浮夸风’、‘共产风’,但底线还是要维护他们。本来会议都开完了,你姓彭的上山来玩玩可以么,你却又死活来纠缠,难道硬要逼我刘邓下台不成,这个才是庐山会议的真环节。彭本来就树敌太多,又无真的朋友,除毛主席谁都惧他几分,林彪更想整倒他,这样的情境下,毛主席就是明知道真理在你老彭手里,但为了维护党的统一,也只好委曲德怀同志了。况且你彭德怀刚从苏联东欧回来,对主席的心里也确实烙上赫鲁晓夫等的印迹,又阴差阳错几个人在一起乱‘议论’,又正好被罗长子碰上了,真是偶然之中加必然。”(引自流波《修复崩裂意识 扬我复我中华》)   王光美关于庐山会议访谈说:“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摘自《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王光美的这节话透视了当时的若干真相:   ▲李锐说庐山会议是毛主席与彭德怀互相操娘是极其恶毒的造谣,真实是说在延安的华北会议上一些同志对德怀提出批评意见,而庐山会议也是德怀向一线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而毛主席其实是个评判者;   ▲彭德怀刚从苏东回来,庐山会议本来进入了尾声,德怀上得会来立马纠住一线问题不放,虽然有几个附和,但刘、周、邓和省委书记那个不是一线?“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这应当是当时一线大多数人的担忧和看法,而苏联大使的情报来了也决不是偶然,是一线开始反击了;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这节话当然是王光美后来站在了“定性庐山会议是毛主席带头要整倒彭德怀”这样的前提下为自己丈夫推卸责任和美言,实际是毛主席支持了自己培养的刘邓一线,并且也没有对彭进行批判;   ▲这节话也证实了彭总与一线激烈的争吵——甚至于骂娘,而刘、周、邓等是一线的中央负责人,所以当人多势众的一线甚至于有人要对彭动手时被少奇制止,这是合符当时情景的;   ▲还有个重要的事实是毛主席基本不参加他们的争吵,并且王光美赞赏丈夫“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这一点也应当是指毛主席更合适,因为当时的少奇正在被德怀逼到墙角,要追究一线所犯错误责任,好在一是人多势众,二是有主席最终“护犊”,这才是事实。   至此,大家明白了今天说“庐山会议是毛主席要整彭德怀”的谎言完全是在那个特殊背景下李锐等反毛小丑一手炮制的上个世纪最大的谰言之一,是对人类最伟大的人民领袖的栽赃、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最大玷污、是对共和国史的最大谣言。   五、文化大革命前期毛主席还在痴心挽救   从历史来看,毛主席对刘邓倾注了太多心血,一个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培养,一个从红色摇篮多多关注,一步步精心呵护成共和国前期的中央一线,直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前期刘邓因派工作组压制群众,开始有人贴刘邓大字报,林彪等指责刘邓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时的毛主席还是维护态度: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等等。但从抗美援朝沉溺下去终于起势的林彪势力已经不可能再容忍刘邓的再次走势了;更关键是刘邓确实是典型的新民主主义者,始终跨不进社会主义的门槛,是当时将被逐步认识到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刚土改到文革,内心始终不忘“单干”,以至于后来小平上来终于实现了他几十年来的理想——经济从农村单干开始到国家各层面的私营化。所以毛主席最后不得不舍弃刘邓,刘少奇因压力过大生病而亡;毛主席最后还是力排众议保护了邓的党籍使得小同志能屈能伸在江西悠闲十多年后咸鱼翻身。   六、最艰苦卓绝最壮丽辉煌最可歌可泣的时代不容玷污   本来,无论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建设史,都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卓绝和最值得可歌可泣的人类史无前例的壮丽诗篇,无论是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凝聚着亿万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里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偏差,也是前进中的坎坷,探索社会主义的曲折,没来由没理由去贬损、歪曲甚至于否定;然小同志上来后看不到这样的大道,被心中的狭隘私愤迷住了眼睛,反弹琵琶、倒打一耙以冤报德于主席,三十年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冤案: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大跃进饿死几千万、文化大革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这一切使西方本来就要反华反共的政治势惊诧之余为之欢欣鼓舞,被国内外一切仇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人所梦寐以求;相反,却让全世界亿万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痛心疾首,让中国和全世界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民所迷惘无奈,使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终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土崩瓦解了;再相反,在小平同志如同蒋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韬光养晦”政策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从此横行猖獗三十来年,而中国大陆近三十年每年近10%的GDP增长却浠里糊涂大多为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贡献;美国等在张口吞噬着中华的财富的同时,也从政治理念、军事态势上又重新形成了对中国大陆的新包围......退一步说,对毛主席、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贬损、歪曲假设真的成立,那直接的责任不就得要由你刘邓一线自己来兜着吗?假设大跃进真的饿死几千万,那你刘邓的罪孽岂不更加深重如渊、永世不得翻身了么?!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搬得越高砸得越重了。   2012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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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5%的地主手里
热度 2 稻草 2013-11-1 17:47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 1952年3月23日 ,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主席。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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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wx1wx2 2013-10-2 22:08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听取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备工作汇报。 推司法独立堪称40年最大动作. 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auto=1vid=l0012iitcfj http://news.qq.com/a/20130827/017436.htm 自由派学者贺卫方 微博 指“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作秀走过场不如公开财产有说服力,中国如放大薄重庆    【强卫】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民主生活会上率先表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大家向他“开炮”。这个姿态特别感人。假如——强调是假如——有一位参会者以很谦和的语气,满脸笑容地说:“强书记,我不想开炮,只是想问:何时您的家庭财产能够公开?”强书记会怎样回答? 【运动何时休】明明知道,运动式的做法,上下交相作秀,再轰轰烈烈也是走过场。最多搞出几个顶风作案的杀鸡儆猴,根本无法解决对权力的真正的监督与约束。但还是乐此不疲,兴味盎然,令人不得其解。原以为重庆是重庆,中国是中国。现在看出来了,中国就是放大了的重庆。 http://t.163.com/weifa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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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稻草 2013-8-29 18:38
作者:毛泽东 发表时间:1956年4月25日发表,刊登于《人民日报》 1976年12月26日第一版。 时代背景 简述 1956年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听汇报集中概括 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内容简介 简述 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十大关系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即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全文 简述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如今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国内外的积极因素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重工业和轻工业 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如今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如今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如今,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如今,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如今开始能造了。 我们如今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如今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如今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如今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如今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如今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如今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如今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如今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如今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如今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如今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如今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 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如今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如今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当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 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如今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如今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如今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如今有如今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如今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如今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如今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如今,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一共讲了十点。 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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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总结
热度 3 lzh112 2013-8-9 12:05
20世纪90年代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范硕著《叶剑英在1976》一书,对此有了翔实记述:毛泽东在病重期间,有一次深情地望着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叹地说:“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身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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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竖琴螺:不可出现架空中共中央的乱象
热度 1 稻草 2013-8-6 22:57
  《美报文章:中共越来越注重倾听民意》,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2日文章。这一现象无非说明,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结束以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被中国的领导层所重视,甚至连表示有所重视的“倾听”这样的姿态也没有。这一现象只是到习总书记上台之后才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然而,尽管作为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已经明确表态要重走群众路线,或者说,尽管执政党已经有了这个明确的态度,但是,这一表态是否能够真正改变中国各级政府的行为处事方式,那还很不好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不仅看不到中国政府在积极响应习总的号召,相反,中国政府中的有些部门依然在出台和落实一些严重违背群众路线的政策,不仅不尊重民意,相反,还极力打压民意,更有人甚至以民主、以反对搞一言堂、以反对把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等为由来为自己抵制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号召做开脱,并且为自己的罪行进行无耻地狡辩,其中,关于转基因主粮是否可以在未经充分试验就大规模进口和推广的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问题。中国政府,从国务院到农业部在未经告知中国人民的情况下,擅自把转基因主粮作为商品种植、进口和销售,甚至在人民群众被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勾结美国企业对中国的部分青少年做人体试验,在被人民群众获知而遭到极大反对之后,又百般狡赖,并且企图用它们所掌握的话语霸权强迫中国人民认命,其丧心病狂的程度已经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让中国人民深信,中共中央关于走群众路线的决定未必能够得到国务院有关政府机构的响应和落实,更未必能够得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响应和落实。因此,关键在于如何维护中央的权威,在于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在于如何体现执政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作用,而不是使结果表现为地方架空中央、国务院架空中共中央等乱象。因而,当下真正要强调的是如何体现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即如何使总书记的号召、中共中央的路线真正转变成国务院乃至各级地方政府的实践路线。倾听民意当然是落实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究竟是真的倾听还是假的倾听,究竟是把倾听民意当作贯彻群众路线的手段,还是把倾听民意当作是糊弄人民群众的手段,这是有本质差别的。因此,尽管新闻机构和高校成立了很多舆情监测中心,但是就目前这些民意调查机构所出台的报告内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都存在严重伪造民意的现象,比如清华大学出台的那个涉及取消“五一”长假的报告,就根本是在和人民群众作对。而各级政府的听证会,无论是国务院的,还是地方政府的,都存在严重的伪造民意的问题,这些伪造出来的民意实际上成为了各级政府出台损害民众利益的相关政策的借口。因而,这种“落实群众路线”的实践不仅不可能起到争取民心的效果,相反,它只会进一步地增加人民群众对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官吏的不满和反感。   另一方面,从国务院及各级政府聘用的专家口里,我们看到了各级政府“倾听民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危机,而只是为了“控制危机”。因而,它们做出倾听民意的姿态只是为了糊弄人民群众,从而使得各项违背民意的反动政策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很自相矛盾的是,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指称网民的意见不能算作是民意,并以此为由拒绝接受部分网民提出的意见,但是,另一方面,在它们需要的时候,又把网民的意见作为它们行事的借口。更为荒谬的是,有关部门一方面表示要坚持“自信”,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以实际行动表示它们对自己是最没有自信的,以至于不相信自己所设立的舆情调查机构所获得的调查结论,由此就转而去干所谓的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勾当,然而,私营调查机构本身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否则它们本身就根本不能生存,因此,它们所得的调查结果一定不会和它们自身的生存方式相冲突,因而,私营调查结构所得的调查结果一定不会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结论。因而,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极大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又拜托私营机构去调查导致中国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的原因。这不是与虎谋皮么?!如此购买到的调查结果又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最后,无非又是在这种“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勾当中把人民群众的血汗输送给资本家而已。(作者:竖琴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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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官方:薄XL贪污500万受贿2000万
热度 3 稻草 2013-7-30 11:09
起诉薄XL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XL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被诉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宗罪名 18年来,第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即将走上审判席。 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宗罪名,经指定管辖,已于2013年7月25日由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济南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应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予数罪并罚。 根据《刑法》,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基本刑期为十年以上乃至死刑;贪污公款十万元以上的,也是十年以上乃至死刑;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指控中,贪污罪涉案金额约500万元,发生在薄熙来任职辽宁大连期间,案涉大连相关事项;受贿罪涉案金额约2000万元,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是最大行贿人;滥用职权罪则涉及在薄谷开来“11·15”命案中阻止王立军复查,并违规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等行为,这也是薄熙来被调查的直接肇因。也就是说,唯有滥用职权一项发生在重庆,事涉薄谷开来案和王立军案。 薄熙来被公诉是自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叛逃事件”后引发的一连串案件的收尾。此前,王立军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和受贿四项罪名获刑15年,薄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原重庆市公安局数名警官也已经定罪服刑。 这一系列事件中,被调查的还有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重庆市委办公厅原主任吴文康、重庆市南岸区委原书记夏泽良等人。徐明、吴文康、夏泽良等人是否被起诉,目前信息尚未公开。 移交司法之后,经薄熙来家人委托,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贵方和王兆峰担任薄熙来的辩护人。《刑事诉讼法》规定,至迟在开庭十日前,法院应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据此,薄熙来案开庭时间最早可在8月上旬。(来源:网易 http://news.163.com/13/0730/09/9518ML180001124J.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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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美国天普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徐开彬,给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人大、全 ...
他乡异客 2013-6-12 16:30
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首任专职法医也是现任法医王雪梅早在2012年9月23日与9月27日就公开发表《法医王雪梅严重质疑尼尔伍德死因之认定!》,对谷案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伍德没有出现应有的氰化物中毒身体表现和症状;第二,伍德的尸体没有呈现氰化物中毒的鲜红色尸斑;第三,事发后的心血检验没有检出氰化物,被王立军掌握几个月后的心血检材却霍然冒出氰化物。王雪梅的第一点质疑认为:“作为当今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的在任法医,我对涉及尼尔·伍德死亡事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最终所认定的事实与结果深表遗憾。我个人认为,尼尔·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严重缺乏事实与科学依据。众所周知,用于杀人的氰化物具有“闪电式”死亡的致命效应,一旦毒物接触口腔及消化道粘膜,受害者即刻就会出现明显的致命性中毒表现。然而,无论是从王立军主动向政府提交的薄谷开来与其详述杀人经过的秘密录音中,还是从薄谷开来与张晓军在法庭上的杀人供述中,我都没有寻找到两个“毒杀者”提供的本该亲眼见证的一系列出现在受害者身上符合科学规律的中毒表现,这个事实不得不让人怀疑,尼尔·伍德被薄谷开来灌进“氰化物”后,并没有出现相应的中毒症状。对于一个既缺乏来自呼吸系统闪电式窒息的尖叫反应,又缺乏来自中枢神经系统闪电式痉挛的躯体动作,毒杀者既没有亲眼目睹被害人闪电式的昏迷,又没有发现被害人闪电式的呼吸心跳骤停的死亡案件,我们的法庭居然就采信了氰化物中毒致死的结论,对此,我感到非常痛心、非常不安!” 王雪梅的第二点质疑认为:“众所周知,死于氰化物毒杀的尸体,由于静脉血中富含氧合血红蛋白,还由于血中氰化正铁血红蛋白的形成,其尸斑及血液必然会呈现出明显异常的鲜红色。我相信,在中国,只要是个法医,就应该一眼识破这样的异常;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突然发生在高档宾馆的涉外命案,在当时的重庆,一定不是个小案件,公安机关必然会按常规对死亡现场和死者尸体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查及尸表检验,起码会有相当级别的法医对这个尸体多看一眼,事后法庭出示的公安部心血检验结果也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当地法医对死者的尸体确实进行了心血的提取,试问:假如死者真是死于氰化物中毒,法医怎么可能对具有明显异常的鲜红色尸斑及鲜红色心血视而不见呢?如果法医当时的反常行为是为了包庇罪犯而故意视而不见,那么,为什么当犯罪事实被揭露后,四个涉案警界官员均被判刑,而最应该承担案件定性错误即“酒后猝死”之责任的法医却榜上无名呢?以上事实,不得不让人怀疑,死者无论是尸斑还是心血,均不存在氰化物中毒的标志性颜色改变,换句话说,死者严重缺乏氰化物中毒的尸体证据。” 王雪梅的第三点质疑认为:“众所周知,对公安机关来说,氰化物的心血检验非常简便易行,这是由于氰化物的致死量极微,一般无需定量分析,血液样品中的氰化物不经分离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进行定性检验,因此,氰化物的定性检验是命案中最基本最常规的毒化检验。按照常规,公安机关理应对已经提取的死者心血当即进行包括氰化物定性检验在内的常规毒化检验,如果当地公安机关确实按规矩这么做了,那么,根据整个案件事态的发展,死亡事件发生的当时,也就是死者的尸体还没有火化之前,公安机关通过科学的毒化检验并没有发现死者的心血里有致命性的氰化物,有鉴于此,我对被王立军一手控制历时三个月的心血检材中霍然出现的致命毒药表示严重质疑,并对据此作出的氰化物中毒死的死因认定表示严重质疑!” 王立军案庭审时的证词也证实:他本人在谷案中并未查出氰化物,为此曾联系美国侦探李昌钰,试图求助。这说明,在尼尔•伍德死亡案发的当时,公安机关通过科学的毒化检验,并没有发现死者的心血里有致命性的氰化物! 北京法律界就谷案召集研讨会后,公开发表《谷开来“故意杀人案”疑云重重》一文,对谷案提出十九条严重质疑,并得出结论:“通过庭审,在没能回答这些导致该案件唯一成立的重大疑点的情况下,本案判决应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谷开来的案件应当进行无罪推定。王立军应再审漏罪——故意杀人罪。” 该文的第14条质疑“王立军的参与程度以及他在此案中的角色”里写道:“三次庭审的证词都明确显示:正是王立军策划并深深地参与了这起事件,他策划了“谋杀”计划的各个阶段:如怎么指导谷开来给公安局写信报案,如何把伍德引到重庆,每个人的角色分工,然后以涉毒案件控制他,甚至击毙他,以及其它“谋杀”计划。当晚8时许,王立军来到3号楼,“他问我怎么还没去”,谷称,“我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了”,“王立军说,那不行”(谷的证词)。然后王立军亲自送谷开来携带着洋酒、茶叶以及毒药和毒品等物上了汽车,直奔已被王立军布控的做案现场。” 该文在第2条质疑“两份鉴定书哪个更有效”中写道:“本案对伍德的心包血液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毒物鉴定。第一个阶段是案发当日(2011年11月15日),进行了两次:一次是毒物鉴定,一次是氰化物鉴定。两次检验均没有发现有毒物和氰化物成分。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4月份进行的毒物鉴定。这次检验发现被分成四份的血样都含有不同比例的氰化物。这两个阶段的鉴定报告哪个合法和具有可采信性?第一阶段产生的鉴定结果在庭审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理所当然地具有合法性,不可质疑性。而其后进行的鉴定由于检材流转不符合法定程序,因此检材失去了证据的原始性、真实性,所以其后的鉴定结果应当被排除。 该文在第3条质疑“关于血液样品的密封及四份样品氰含量差异问题”中写道:“四瓶血样在2012年4月份的公安部鉴定时均检出氰化物毒物,并且四瓶血样的毒物含量不一,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毒物含量差别。在这个问题上到庭的鉴定人回答说:可能由于密封不严,瓶中毒物会挥发,因其挥发程度不同,造成了这样的差别。而公诉人在回答辩护律师质疑“原始性、真实性”时说,这些血样都是密封好的,没有证据证明血样被做了手脚。矛盾出来了:如果鉴定人说的对,那么密封不严达四个月之久的血样,根据常识会凝结干燥。如果公诉人说得对,那结论只有一个:此四瓶血样被分别密封两次。在回答蒋敏律师再次质询时,公安部鉴定人回答:我只对交给我时的这四瓶血样的鉴定负责。言外之意就是说,交给他鉴定之前所发生的事与他无关。常识是:同一溶液分成多少份,其中所溶物质比例应是相同的。只有一种情况下会产生差别,即分成多份之后有人再次分别加入了某物质。” 文章在第13条质疑“谷开来犯罪的主观动机”中也提到另一重要疑点:“庭审前一天,谷的儿子发邮件给蒋敏律师,说明这些年他与伍德每一次交往的情况,明确表示他与尼尔伍德关系至今良好,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纠纷,事件发生之前两三个月他还与伍德在北京友好的见面聊天。那么这个有关威胁的邮件真是谷的儿子发来的吗?是否真有这么一个邮件呢?在庭审中,这个重要事实并没有查清。而谷的儿子发给律师的邮件中坚决否认这一点。证据显示:只有谷开来与王立军之间有这种“有关威胁“的交流,谷的家人和身边人对威胁的事情都闻所未闻。我们有理由推断是不是有人“制造”了这个邮件并夸张渲染了这种威胁?使谷开来为了儿子的安全而杀心顿起。” 著名律师张思之认为:“谷开来这个事情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法治建设已经提到宪政高度。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这样的审判,是一种堕落,或者说是一种退步。这不是一个政治审判,更不是一个法律审判,是一个假审判。在很多重要的环节上,司法部门基本上没有搞清楚。从庭审来看,谷开来是不是直接实施杀人的凶手,并不清楚。直接实施杀人者,我认为另有其人。” 综合以上要点,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谷案是王立军一手策划的,他为了掌控谷开来,制造了谷的儿子受到海伍德威胁的假象,从而让谷开来参与到他策划的谋杀事件中,同时秘密录音,作为操控谷开来的把柄,从而达到胁迫薄熙来保护或提拔他的目的。否则,何以解释谷开来在2011年11月13日晚说“不想去了”的时候,王立军竟然催促她说“那不行”呢?如果王立军是为了保护谷开来,怎么会在11月14日对谷开来秘密录音呢?鉴于众多疑点和矛盾,必须以证据为依据,公开公正地重审谷开来案,让谷开来家人聘请的律师参与辩护,并让王立军当庭对质。 近些年来,从赵作海杀人案到张氏叔侄强奸案,人们看到了冤假错案的严重后果。防范冤假错案,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重证据,证据不充分就无法适用法律。重证据,就是要从调查取证,到审查起诉,再到判决,必须尊重证据的客观性,始终将这条原则放在首位。然而遗憾的是,谷开来一案,在证据上存在严重问题。重庆当初在薄熙来治下的打黑,都允许黑社会头目如龚刚模的家人在北京请最好的辩护律师,而谷开来这样重大的案子,竟然不允许其家人聘请辩护律师,竟然要搞指定律师,这践踏了法律和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也让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都受到了严重损害。更令人发指的是,谷从被关押之日起,到审判后再到服刑半年多后,虽然谷母范承秀多次给司法部长写信要求探视女儿,竟然一直不允许谷家人探视(直到最近才允许谷母1人探视,但探视时却派出大批人员虎视眈眈地监视母女二人)。当局在判决书中说过,谷开来有精神疾病,既然这样,长期不准其家人探视,不仅践踏了犯罪嫌疑人的被其家属探视的最基本权利,也侵犯了一个病人应有的受家人探视的最基本权利,深刻反映了该案非法审判的本质!否则,为何不准谷家请的辩护律师与谷见面并为其辩护?如果证据确凿,还怕律师辩护吗?还怕家人探视吗? 薄熙来是因为谷案而被撤职并受到相关指控的。因此,对他的调查,应该局限在他在王谷事件上可能存在的责任,而不应搞扩大化。调查结论显示,薄熙来事前事后并不了解海伍德事件。如果让他承担对家人管束不严的责任,是可以的。王立军是公安部经过考核后授予的一级英模,薄熙来重用受过公安部考察过的一级英模,这没有错。如果有错,那也是王立军本人变质的错,是公安部考察不当。在薄熙来发现海伍德事件后,他对王这样一个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策划谋杀事件的野心家进行免职处理,更是没有错。但是,对薄熙来采取挖祖坟般查他过去30年的与王谷案无任何关系的所谓“问题”,则是扩大化问题整人。薄熙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是大连、重庆人民拥戴的好书记,是国家的好商务部长。无视他几十年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一辈子的事实,为了打倒他而搜罗甚至栽赃陷害过去30年的所谓问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真要查,也应该以同样的标准,把和他同级别的所有干部、把所有的省部级干部详查!我们相信,如果这样,其结果将比文革更甚,所有干部将全部被打倒!把这样一个受到人民广泛拥戴的领导人打倒并进行人格羞辱,只能让中国共产党尽失人心、自毁长城,让亲者痛仇者快!既然薄熙来没有参与谷开来事件,既然谷开来是因受到他人操控才糊里糊涂地(其被鉴定有精神障碍)参与到事件中,打倒并羞辱薄熙来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薄熙来在重庆实施的“打黑唱红”、“五个重庆”、“民生十二条”等共同富裕的措施,是与中央精神一致的, 是得到了众多中央领导人认可的,比如重庆打黑或“平安重庆”,正是因为重庆的黑社会十分猖獗(比如肖烨等团伙从2006年开始大规模敲诈勒索重庆党政领导就是明证,黑社会连党政领导都敢敲诈勒索,更不用说普通百姓的遭遇了,在打黑除恶中侦破的众多案件也说明了这点),是为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手段,最近习近平同志也发出了“平安中国”的指示。薄熙来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实践探索,不仅得到了重庆百姓和全国人民的由衷认可,也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认可,在当选为总书记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就发出了“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号召。而唱红歌读经典,唱的也是歌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歌曲,更没有任何问题。薄熙来在大连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大连成为了东北的东方明珠,至今为大连人民所怀念。薄熙来在商务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利益。薄熙来在重庆的“五个重庆”、“民生十二条”等共同富裕实践,大力改善了民生,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赢得了重庆人民的一致好评。那些将重庆实践诬蔑为“文革”的人,是赤裸裸的指鹿为马!“文革”的最基本标志,是砸烂公检法和政府机关等无政府主义,而重庆实践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让政府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众所周知,诬蔑和憎恨薄熙来和重庆实践的人,多数是希望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正因为薄熙来的重庆实践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和政府挽回和赢得了民心,这使得那些试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阴谋更加难以完成,所以他们极尽诬蔑薄熙来和重庆实践。薄熙来在大连、商务部和重庆的20多年的成就表明,薄熙来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家和实践家,特别是他的重庆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当今社会现实的共同富裕道路,让百姓分享到了改革成果,让重庆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中央一再表示,改革要允许探索,允许失误,更何况薄熙来的探索没有任何错误!鉴于以上事实,必须对薄熙来同志进行平反,恢复其名誉和职位! 谈到薄熙来,就必然要谈到温家宝。众所周知,温家宝是坚决主张打倒薄熙来的第一人,也正是在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对薄熙来公开批判之后的第二天,薄被解除职务。对薄熙来进行诬蔑攻击的源头,主要来自海外反华的某邪教中文网。党内高层某些人为了打倒薄熙来,不惜屡次向反华分子泄漏国家最高机密,让反华邪教网对薄事件走向的预言屡屡成真;邪教网也借此添油加醋,真真假假,大肆造谣诬蔑薄熙来及其家人,以达到丑化薄熙来的目的。另外,美国反华极右翼政客与极右翼媒体也参与其中。比如造谣薄熙来的儿子开红色法拉利的谣言,就是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与极右翼媒体华尔街日报在2011年11月制造出来的。这个谣言,在《纽约时报》采访了所有当事人包括与薄瓜瓜当时在一起的洪博培女儿及其他三名当事人后,终于在2012年4月20日证明这是一起谣言,洪博培的女儿也亲自反驳了所谓“薄瓜瓜开红色法拉利”这一谣言。(见纽约时报2012年4月20日报道: Details Are Refuted in Tale of Bo Guagua’s Red Ferrari )显而易见,对薄熙来及其家属的攻击和诬蔑,是国内外、党内外反华势力的蓄意合谋。 然而,在温家宝得意忘形,自以为打倒了薄熙来时,温家族的27亿美元巨额财富及详细证据,被《纽约时报》揭露。作为将报道真实性视为新闻生命的世界第一大报,《纽约时报》当然不会象上文提到的反华邪教中文网信口造谣。正因为该报道证据扎实充分,也获得了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由邪教中文网造谣诬蔑却提供不出任何证据的所谓薄熙来有多少亿财产的谣言,居然能成为对薄熙来调查的一部分,那么,对《纽约时报》报道中的详细证据,更应该成为调查温家族的理由。 《纽约时报》披露,泰鸿公司就是温家宝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泰鸿公司老板段伟红声称,这些股份是她本人的,她用他人的身份证登记她的股份,是“为了隐藏自己持股的规模。”她说通过她自己的家属找到温总理家人的这些身份证持股,纯碎是“巧合”。这种解释难以令人相信。既然段伟红说她自2000年就认识总理的夫人,她怎么会不知道总理近亲属的姓名呢?一个一般人怎么能获得贵为总理的亲属的身份证呢?即使我们相信段女士所说的,这也表明,总理的亲属了解他们的身份证用于了购买平安股份, 因为购买股份需要个人签字。根据中国法律,将自己的身份证出借给他人是非法的,使用他人的身份证登记自己的股份也是非法的。如果不是温的家人,谁能使得贵为国家总理的老太太干这种违法勾当呢?另外,温总理母亲的年龄也足以与段伟红的说法相矛盾:平安股份于2007年在内地股市上市,当时温的母亲已经85岁,这个年龄的人,随时都可能去世;万一她突然去世,她名下的股份就成了其家人的遗产,借用她身份证的人怎么把钱要回来?谁会傻到做这种事呢?所以,段伟红的辩解只能越描越黑。 另外,温家宝的家属从事商业活动,这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的党内纪律就禁止高干家属在其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1997年3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其中第5条规定:“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实施办法)》。就以上原则的实施办法在第31条:“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该领导干部管辖地区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的,领导干部应要求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限期纠正。拒不纠正的,领导干部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上调整其职务,并比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既然温家宝身为总理,那么全中国都在其管辖地区内,所有的商业领域也都在其业务范围内。这意味着总理的家人在中国不能在任何商业领域个人经商。但是,公开的商业纪录显示,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在2000年创办了私人的优创科技有限公司,在2005年又创立了利润丰厚的私募基金公司新天域,后者已成为中国排名前三的私募基金,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例如,媒体曾广泛报道(见http://stock.hexun.com/2011-01-07/126661406.html),新天域在2008年曾在一家名为“华锐风电”的风电能源公司投资7500万人民币(约1200万美元),到2011年1月华锐风电上市时,新天域在该公司的股份价值达到了108亿人民币(约16亿美元),相当于投资额的145倍。后来出于避嫌,他在2010年离开新天域加入国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但他在新天域仍有大量的投资。 显然,温云松的商业活动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实施办法))生效之后。温先是作为副总理(1998-2003年),接着是总理(2003-2012年),既没有按照党的纪律原则阻止儿子经商,也没有按党纪原则在2000-2010年间辞职或由组织上调整其职务。 如果总理的家人经商,以总理这样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他当然不必为家人亲自出面,但政府官员和富商们也会知道如何讨好其家人并向他们输送利益,这也是政府禁止高干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的根本原因。很多中国百姓经常谈到新天域的各种投资,特别是上文提及的在华锐风电公司的投资及其巨额收益。温家宝曾在2007年9月7日访问华锐风电公司(这次访问被中国风能协会记载在《2007年中国风能大事纪》http://www.cwea.org.cn/circular/display_info.asp?cid=61 ),新天域则在2008年3月完成了对华锐风电的投资。此外,新天域在2006年12月对金风科技投资450万美元,温家宝则在2007年8月19日访问了该公司(也记载在《2007年中国风能大事纪》),同年12月金风科技上市,新天域带着3.24亿的收益成功退出(见新天域投资介绍http://www.investide.cn/subject/nhfund/index.html)。温家宝作为总理忙于国家大事,能够访问的公司非常有限,而他访问的公司正好是其儿子先后投资的公司,如此巧合,这其中的关联当然令人怀疑。 如果温家宝觉得其家族财富都是合法财富,那他应该仔细考虑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在他于2003-2012年就任总理10年期间,其家族财富增长了多少倍?第二,如果温云松不是总理的儿子,他的家族财富能否如此迅速呈百倍增长?另外,谁会将一个私营基金的老板,一步提拔为副部级的卫星通讯集团董事长? 薄熙来还只是大连市长这样一个地方干部时,就要求其妻子谷开来关掉律师事务所。而温家宝身为副总理和总理时,却任其老婆开办“戴梦得”珠宝,任其儿子开办私募基金新天域,与国际资本共同在中国敛财数百亿。薄熙来和温家宝的觉悟,谁高谁低,一目了然。对薄熙来这样的受百姓广泛拥戴的好干部,有人竟然不惜与海外反华网站勾结并对其造谣诬蔑然后利用它们来调查他;那么,对温家宝这样的由世界第一大报《纽约时报》披露了详细敛财证据的大老虎及其家族,如果不追查,何以令人民信服? 倒薄不得人心,倒薄已让中国共产党尽失民心。如果不为薄熙来平反,甚至搞出荒唐的审判,同时却纵容大老虎温家宝家族,这将让中国共产党四分五裂,将让中国发生严重内乱。 2013年6月1日 签名人(实名):美国天普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徐开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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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稻草 2013-5-8 09:15
胡耀邦老部下亮剑了,叫嚣用联邦制肢解中国 近日来掀起了一股纪念胡耀邦的狂潮,胡德平胡满妹等胡家后人以及胡耀邦的老部下纷纷出招。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胡耀邦老部下、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炎黄春秋》编委会骨干成员杜光的新作《联邦制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国家形式》一文道破了天机——用联邦制肢解中国。 杜光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经过长时期的融合,有些民族已经与汉族融为一体,如满族、苗族、壮族、回族,他们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已逐渐消失,成为进入研究领域的文化遗存;还有一些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则还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等。对于后一类民族,根据六十年多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今后应该实行高度的民族自治,还是实行联邦制,都是可以讨论、可以研究的。几十年来,中央政府往往不顾这些民族的特点,把在汉族地区推行的政策,照搬到这些民族地区;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又不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 结果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这几年新疆、西藏两地的骚乱频发,虽然背景复杂,但不能不承认政策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中央政府为这些地区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或建立联邦式的自治区,真正由各民族自己作主,不要把违背他们文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消弭某种程度的敌意,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 至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将来以什么形式参与国家生活,也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考虑的问题。面对未来的选择,也不能把联邦制排除在选项之外。 我不敢说吴邦国委员长的“不搞联邦制”,是由于对有关的世界史和中共党史的无知,只能猜想他也许真是把主张联邦制看成是“分裂国家”、“颠覆政府”的阴谋诡计。其实,成为联邦并不意味着各自独立,更不意味着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就像美国、瑞士、德国等联邦制国家的各州并没有独立,也没有影响、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一样。” 其实,杜光观点根本不值一驳。美国、瑞士、德国等联邦制国家的各州并没有独立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基于地域而非民族组成的联邦。基于民族组成的联邦无一例外的导致分裂势力发展。远的如苏联南斯拉夫,近的如苏丹,甚至加拿大的魁北克也常常不稳。杜光叫嚣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和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质是发展分裂势力以肢解中国。——试想,如果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都和北京政府成了“平等的政治实体”,不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能不四分五裂吗? 杜光的公开亮剑不是偶然的。右派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当年叶利钦为了当总统不惜肢解苏联就是一例。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发生动乱。如果企图制造暴乱,必须从边疆民族地区开始。不知大家是否记得20年前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事件。1989年12月15日,罗马尼亚匈牙利族聚居的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动乱。在总统齐奥塞斯库出访伊朗期间,西方将一家医院太平间的正常死亡的尸体集中起来,拍摄一些照片,宣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极大损害了齐奥塞斯库的声望。勾结西方的罗马尼亚极右派头子伊利埃斯库趁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不仅杀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而且将齐奥塞斯库几乎所有的直系亲属或杀或关,甚至齐奥塞斯库百岁高龄的母亲都被害死,堪称“杀左族毛”的典范。今年利比亚战争也是从长期和中央有矛盾的班加西开始的。胡耀邦老部下杜光此时叫嚣用联邦制肢解中国更大的目的是制造“中国的班加西”,为给新版八国联军带路创造条件。 众所周知,杜光的老领导胡耀邦在少数民族上扶植旧贵族,打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西藏,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不仅如此,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为近几年的“3�6�114” ,“7�6�15”埋下了隐患,时人称为“胡耀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如今,杜光叫嚣用联邦制肢解中国,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杜光是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胡耀邦的另一亲信、原中共中央党校另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于1988年赴美不归,2002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为激进的台独分子。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可惜由于演得过火终究免不了亡命异乡。相比之下,杜光在胡耀邦倒台后仍很活跃,1988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现在是《炎黄春秋》编委会骨干成员。可见杜光比阮铭更会做人些。不过,杜光和阮铭这昔年胡耀邦手下的哼哈二将如今在海峡两岸遥相呼应,共同鼓吹用联邦制肢解中国,看来昔年的同志情谊仍在。 杜光和阮铭的表演让人们看清了胡家后人以及胡耀邦的老部下吹捧胡耀邦实质是继承“胡耀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的遗志,用联邦制肢解中国并为给新版八国联军带路创造条件,梦想成为中国的叶利钦。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算干了件好事。(作者:sta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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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习近平:我并不觉得农村插队的7年时光被荒废了
热度 4 稻草 2013-5-6 15:11
  一个国家的进步,刻印着青年的足迹;一个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   “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   在五四青年节这个中国青年的光辉节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满怀着对广大青年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共青团“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参观空间技术成就展览,与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共度节日。   这是一个民族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94年前,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旗帜,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新气象、新力量、新希望。   这是一个国家充满希望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中国梦召唤着广大青年,也激励着广大青年……   鲜花盛开的5月,中国航天圆梦的摇篮里,梦想激荡,激情飞扬。近3个小时的参观座谈,总书记脸上始终洋溢着年轻的笑容:“在这个属于青春的日子里,很高兴同各条战线的优秀青年代表一起交流,聆听大家抒发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的青春感受。”   说青春,论志向,谈梦想。2013年的初夏,见证新中国科技强国梦的航天城,忠实记录了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和青年一代意味深长的青春对话,倾听当代中国蓬勃向上的青春交响。   青年精神彰显中国精神   “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这是五四先驱对青春的歌唱。近代以来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是在他们的激情与呐喊中,在他们的奋斗和牺牲中,迎来中国奔向黎明的曙光。时代场景变换,今天的中国青年,如何唱响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怎么纪念?我们一起来参观航天科技成就展,感受载人航天精神,激励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样的纪念是很有意义的。”总书记这番话,成为主题团日活动的鲜明主线。   展厅入口处,一块展板简要介绍了航天科技的重大成就。其中一个标题十分醒目,“青年发挥着特殊重要作用。”   “我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实现了两弹一星梦、飞天揽月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许达哲告诉总书记,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挥洒青春,勇攀高峰。现在,35岁以下青年占集团员工的54%,型号总设计师、总指挥队伍中,45岁以下占46%;载人飞船、嫦娥卫星、北斗卫星、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研制队伍的平均年龄分别是33岁、33岁、35岁和29岁。   1971年4月,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遨游太空时,陕北黄土地上,一个18岁的青年,正仰望天空,“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站在“东方红一号”总装的历史图片前,习近平重温当年。   从导航卫星、通信卫星、飞船返回舱到月球车,展厅里,一件件实物和模型,标注着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的坚实步伐。它们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无怨无悔的青春故事,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传奇。   “空间技术领域是高技术集中的领域,空间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站在月球探测器旁,习近平像是在为簇拥在身边的青年人讲解总结。从白手起家,让曾经连火柴、铁钉都要舶自外洋的祖国,奇迹般地拥有了“两弹一星”,到“嫦娥”奔月、“蛟龙”入海,新中国走过的这段辉煌历程,何尝不是一个国家强大力量的展现,一个民族伟大精神的诠释?   27位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也在展厅里参观。看着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庞,总书记十分高兴,同大家一一握手。听说唐嘉陵是蛟龙号潜航员,总书记问他“潜了多少米?”唐嘉陵回答“去过7062米”。习近平又问:“潜航员在身体上有特殊要求吗?舱里压力很大吧?”“选拔的要求非常高,但舱里的环境跟陆地上是一样的。”“像我这样能下去吗?”听到总书记风趣的话语,大家都笑了起来。展厅里,气氛轻松愉快。   看了航天成就,听了唐嘉陵的介绍,总书记说:“上天入海,这就叫‘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   “总书记,和我们合个影吧。”不知谁喊了一句。   “好。”总书记话音刚落,青年代表们迅速围了过来,将总书记簇拥在中间。   “一二三,茄子”,在齐声的高喊中,在欢乐的笑声里,相机定格了总书记和青年们在一起的瞬间。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曾在西部农村燃亮青春,在东海之滨守卫海疆,在科研机构默默奉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放飞梦想。此刻,他们收获了关于青春的更多思考。   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从五四运动对“德先生赛先生”的深情呼唤,到“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抗战宣言;从上世纪80年代“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到这个春天驰援芦山地震灾区的青春足迹,一代代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用锲而不舍的奋斗,锻造着自己时代的精神气质。   接过五四“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火炬,今天的中国青年依然是整个社会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活力的力量,依然如总书记所言,“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   青年力量体现中国力量   “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五四青年曾经那样渴望又那样为之呐喊的强国梦,在一代代年轻人的接力奋斗中逐步实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总书记关注在座每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认真倾听……   23岁的裴先锋的中国梦是“焊”出来的。   一身橘红色工装的裴先锋,是中国石油第一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处313工程队电焊技师。通过勤奋钻研、苦练本领,短短几年功夫,这位90后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技术过硬的青年技师,2011年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夺得焊接项目银牌,实现了这一赛事中国人奖牌零的突破。90后的小裴充满青春的自信和朝气:“练就国家建设需要的过硬本领,才能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是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给了我梦想成真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就能够成就自己的美好人生。”   习近平边听边记,他对小裴说:“你通过奋发努力,成就的青春事业与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高度契合,这样事业的光谱就更广阔,能量也会更强。”   米吉格的中国梦,是养羊“养”出来的。   “我向大家讲一讲我和村民们一起实现致富梦想的故事。”身着民族服装的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芒来嘎查党支部书记米吉格讲起自己的故事。他曾是村里养羊大户,后来建立养羊专业合作社,带动群众养羊,帮助社员增收,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近1万元。   “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梦,我们很受鼓舞。我的梦想是,经过2到3年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加入合作社,打造自己的品牌,实现牧民增收、草场可持续发展。”有向总书记描绘梦想的机会,米吉格有点激动。   安静地听他讲完,4年前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习近平,禁不住关切地问:“你们那里草原辽阔,草质比较好。现在草场能实现轮休吗?”   米吉格诚实地回答:“做不到。”   习近平沉思地说:“草原的问题还在于载畜量过度。”他叮嘱米吉格既要保护好大草原,又要带领牧民们致富,“这是很光荣的职责。”   米吉格的梦里,有了新的沉甸甸的内容。   硕士生陈晨的中国梦,是攀登珠峰“攀”出来的。   “梦想,是引领人生方向的灯塔。登顶世界高峰,探秘神奇的大自然,是我从小的梦想。”看似文弱的中国地质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陈晨,是我国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她还陪伴身患晚期骨癌的父亲抗争病魔,通过打工兼职挣取学习和治疗费用,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她坚定地说:“有志青年,就要有责任、有担当,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为了梦想,就要意志坚定、百折不回。”   青春,因梦想而绚丽,因奋斗而精彩。总书记听了陈晨的发言,由衷地对她说:“我非常敬佩你。对珠穆朗玛峰,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20岁出头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四川学习农村发展沼气技术,办完事后,在大雪封山时登上峨眉山,十分艰险,下山时到小饭馆吃担担面,人家已经尊我们为英雄了。”全场闻言都笑了。总书记也笑着对小陈说:“你的强大,不仅是内心强大,专业能力也非常强大。”他祝愿陈晨在勇攀珠峰精神鼓励下勇往直前,不断攀上事业和人生的新高峰。   潜艇艇长华明的中国梦,是挑战极限“练”出来的。   从最初的老式装备到新型潜艇,从一名青年学员到潜艇艇长,92815部队某潜艇艇长华明入伍23年,出色完成中外联合军演、战备巡逻等10多项重大演练任务,航程10万多海里,在航程、航时、航深等方面都刷新了同类潜艇近10年的纪录。华明干净利索的话语,尽显军人气质:“作为新时期青年军人,自己赶上了富国强军的好时代,只有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中国梦、强军梦,才能让美好青春更加绚丽多彩。”   总书记接过话茬:“现在国家国力增强了,强军步伐也有条件逐步加快。最近,我两次上舰登艇,感觉官兵素质整体水平提高了,志向远大、意志顽强,再一个就是物质条件大为改善。我们一方面要强体,另一方面也要励志,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要靠每个人的梦想叠加,靠每个人的不懈奋斗。在实现梦想征途上,青年是一支生机勃勃的重要力量;在推进发展进程中,青年也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把自己的梦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将奋斗的平台放在祖国伟大事业上,才能成就你们的理想。”总书记循循善诱的话语,发人深省。   青年未来就是中国未来   “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时间已经不知不觉临近中午。当代青年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甘于奉献的思想境界,感染着现场的人们。而总书记亲切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念,也犹如清泉静静流淌在人们的心里,鼓舞着现场的青年代表们……   他用亲身经历,激励青年练就过硬本领——   “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搞好。”   他因势利导,强调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听完探月工程二期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嫦娥三号卫星总设计师孙泽洲的发言,总书记问孙泽洲是哪里毕业的?孙泽洲回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没有去留学吗?”“没有,是祖国培养的。”   “创新的制高点在科技,科技创新的希望在青年。”了解到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业绩的航天团队许多人才是自己培养的,总书记很有感触。他说,我们要坚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坚持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就一定会出大师、出更多大师,这方面要有充分的自信。   预定的时间到了,总书记仍想多听听青年人的心声——   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学员曾昇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党支部书记胡建党、厦门市丽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足疗技师刘丽、新疆昌吉州木垒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许晓艳、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王灵光、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秀杰……一位位青年争相发言,座谈会的时间一次次延长。在自己的故事中,青年们讲述中国梦与自己的关系,畅谈自己为实现中国梦应尽的责任。   11时30分许,在听取11位优秀青年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总书记的话充满力量——我们与中国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谈到“两个一百年”是有时间表的。第一个“一百年”在2021年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在2049年实现,现在的接力棒在我们手里,将来接力棒要放到你们手里。   总书记的话寄予期望——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   总书记的话语重心长——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12时许,座谈会结束了,青年们依依不舍围拥到总书记身边,总书记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总书记对我们青年人寄予厚望,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 登上珠峰的陈晨说,“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也像登珠峰,虽然路途艰辛,但只要我们每个人尽心尽力、不懈奋斗,就会不断向梦想前进,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同样的京城,不一样的五四,中间隔了遥远的94年。   亲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罗素曾经预言:中国必将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古老文明走向现代的道路。   百年移易,我们开辟了一条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造就了13亿人民波澜壮阔的历史行进,铸就了一个意气风发的青春中国。   “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是对亿万青年的青春寄语。   中国有梦,青春无悔。(人民日报记者卢新宁 新华社记者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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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习近平与劳模座谈:有机会会去大寨看一看
热度 2 稻草 2013-5-2 10:49
原标题:总书记同我们共话中国梦   “同志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我们来到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同庆五一节,共话中国梦,感到很高兴。五一节,我们以什么形式来庆祝?就是同我们的劳动模范们在一起,大家一起座谈座谈。”   “今天我们看到群星灿烂,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都在这里了。50年代的,像梁军同志、申纪兰同志;60年代的,像郭凤莲同志;改革开放以后的,像袁隆平同志、鲁冠球同志;再就是新时期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我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者、见证者。看到大家,对劳模肃然起敬,尊重知识、尊重劳动的情怀油然而生。”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4月2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全国总工会机关,看望全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个时期的劳动模范代表,并召开座谈会,与大家同庆五一节,共话中国梦。   总工会机关,六层会议室,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65名劳模胸前佩戴着各种奖章,同习近平围坐在一起。他们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25岁。   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队伍,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发源地。2009年9月21日,习近平曾经到过这个队的钻井平台,勉励钻井工人弘扬铁人精神,把红旗一直扛下去。   再次见到总书记,队长胡志强十分激动:“在这里向您报告:我们当时的成绩是累计进尺2344896米,现在又有了新的进步,截至昨天,打井进尺累计达到2579866米,相当于钻透了291座珠穆朗玛峰。”总书记听了点头肯定。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道出了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也道出了广大石油工人的心声。”胡志强说,作为一名石油工人,自己的中国梦,就是多打井、打好井,多产油、产好油。他告诉总书记,实现中国梦,需要弘扬中国精神。今年是钻井队建队60年,60年来,在铁人精神引领下,钻井队不断创造新纪录,还把井打到了国外,打到了伊拉克、苏丹。   “是南苏丹吧?”习近平马上问。   “对。”胡志强提高了声调,“请总书记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继续高举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旗帜,在保障国家石油安全、实现中国梦新的伟大征程中,再创新辉煌。”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辈子有两个梦:一是禾下乘凉梦,梦想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稻穗有扫把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坐在禾下悠闲地纳凉;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前一个是我真实做过的梦,后一个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实现这两个梦是我终生的追求。”袁隆平拿出两张超级杂交稻照片递给总书记。习近平站起来,身体前倾,伸手接过照片,仔细察看着。   袁隆平种植的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已如期甚至提前实现了亩产900公斤的目标,今年4月又启动了亩产1000公斤的第四期超级杂交稻育种计划。   “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我们有信心在3年内达标。”面对总书记,这位年逾8旬的老人坚定表示,“科技进步永无止境。在我有生之年,亩产1000公斤我也不满足,我还要向选育第五期、第六期超级杂交稻进军,直到实现禾下乘凉梦。”他同时建议制定更加开放的政策,通过允许两系法杂交水稻走出国门、扶持龙头种业企业、将长沙打造成杂交水稻“国际种都”等方式,早日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总书记和大家一起为这位老科学家的豪迈气概热烈鼓掌。这掌声,是为老人所作的重要贡献而响,也是为老人的执著追求而响。   “我1998年去过你们那,当时咱们见过面。”总书记说,“我那时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十分关心种业问题。杂交稻育种,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要继续抓好。”习近平对农业工作十分熟悉,对这位“杂交水稻之父”给予了充分肯定。   伟大的民族当有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梦想引领伟大的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航天人奋力拼搏,取得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一系列辉煌业绩。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载人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刚从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赶来。他告诉总书记,近5年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施了70次发射,成功将84颗卫星、3艘神舟飞船、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嫦娥二号月球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2011年和2012年,发射次数位居世界第二。   “第一是谁?”习近平问。   “俄罗斯。”张柏楠回答。   “航天事业既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和梦想,也充满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张柏楠说,“使命因艰巨而光荣,人生因奋斗而精彩。中国梦吹响了凝聚中国力量的奋进号角,广大中国航天人将牢记富国强军的神圣使命,为实现航天强国梦不懈努力奋斗。”   听完发言,习近平问张柏楠:“今年多大岁数?”   “今年51岁。”   “整个团队更年轻吧?”   “团队基本30多岁。”   “你们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习近平笑着说。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从过去单一靠粮食挣钱到多种经营、多元化体制并存,集体经济不断发展,人均纯收入1.7万元,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总书记4月初在海南考察时说的这句话,引起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强烈共鸣:“这句话特别亲切。实现中国梦,首先要圆咱农民的梦。农民梦圆之时,就是中国梦实现之日。这些年,党的政策非常好,但是农村发展不平衡,希望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持力度,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我今年68岁了,但心还不老,还想作贡献。”   郭凤莲“欢迎”总书记到大寨去走一走。望着这位“铁姑娘”,总书记说:“1974年我也做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县里组织到大寨参观,我也报名了,结果村子里临时有点急事没去成。有机会会去看一看,看看我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总书记平和朴实、平易近人,对普通劳动者真诚关心和热情勉励,劳模们继续踊跃发言。习近平认真倾听,不时插话,会议室里气氛十分活跃……   ——只有初中文化的中铁一局电务公司电力高级技师窦铁成通过刻苦学习成为高级技师和知识型工人,不仅创造多项专利,所带的几百名徒弟更是在许多工程项目中挑起大梁。“从我的成长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身处这样伟大的时代,每个人只要有志向、有追求、有奋斗,就一定能梦想成真。”   总书记听后表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三高”试验队队长常国丽是一位80后青年职工。8年来,她带领试验队,带着自己研制的发动机,到高原、高温、高寒地区开展了百余个柴油机品种的极限试验。夏天,在50多摄氏度的新疆火焰山,身上的皮晒脱一层又一层;冬天,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黑河,手上脸上满是冻疮。正是基于试验基础,中国制造的发动机技术指标完全能和世界柴油机霸主一比高低。   看着常国丽有些变深的肤色,总书记叮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给这些姑娘们配备一些劳动保护用品,不要让她们受伤害,又冷又热又晒,都晒黑了。现场的人们都笑了起来。   ——“我的亲身经历证明:农民工也可以有梦想,农民工也可以梦想成真。”作为新生代农民工,30岁的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省电力建设二公司焊工贾向东通过刻苦学习和钻研,实现了“做全中国最好焊工”的梦想。近10年,他完成的焊口超过5万道,合格率100%,优良率99%。   总书记微笑着问他:“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是央企吧?”“2011年新成立的。”“主要从事哪方面的能源建设?”“我们单位是干火电安装的,哪里建电厂到哪里。”   ——“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与每个人的梦紧紧相连。我个人的梦想就是要做一名好工人,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雷锋传人。”鞍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讲述起爱岗敬业、奉献社会、带动更多人的故事——   18年来每天提前2个小时到岗,多干了5年的工作量;坚持20多年无偿献血,累计逾6万毫升,相当于自身血量的10倍;发起的爱心团队,已吸引100多万名志愿者。   在他发言后,总书记关心地问:“明义同志,你这样献血,对健康有没有影响?”“目前看没有,去年还献了3次血。”总书记关切地叮嘱他“要注意身体”。   时间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一个多小时,已有8位劳模先后发言。   “我是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1950年,那时我才21岁。我为什么当劳动模范?我的梦想就是建设北大仓,现在这个梦基本实现了。”84岁的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曾在北大荒垦荒,老人激动地站起来发言,“现在黑龙江是全国第一的粮仓。粮食九连增,有我们一份功劳,欢迎总书记以后到黑龙江考察去。”老人真诚直率的话语,激起一阵阵笑声和掌声。   “我是一直准备去看三江平原的,以后会去。”总书记看着老人说,“你的事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你是很了不起。”   10时26分,在听取9位劳模代表的发言后,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望着眼前一位位耳熟能详的劳模,他充满感情地说:“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劳动模范始终是我国工人阶级中一个闪光的群体,享有崇高声誉,备受人民尊敬。”在致以节日祝贺后,总书记说,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在迈向未来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焕发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调动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   习近平详细阐述自己的思考,人们凝神静听: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   ——“一勤天下无难事。”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全社会都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向劳模学习,以劳模为榜样,发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共同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   “人间万事出艰辛。越是美好的未来,越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习近平的话坚定有力。   座谈会结束了,总书记来到劳模们中间,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这么近距离地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令人兴奋。”贾向东说,“通过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我对中国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总书记说当代工人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使我今后有了更加明确的工作目标。我今后不光要踏踏实实干,还要在创新和工艺改进上多琢磨多努力。”   “总书记同我们共话中国梦,讲得非常实在。”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原吊桥队队长许振超说,实现中国梦靠什么?靠实干,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在岗位上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带动更多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记者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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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燕山红场 2013-5-2 05:48
   中国少年先锋队 ,历史上曾有两首队歌。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中国少年儿童队”诞生。1950年4月,由 郭沫若 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被定为少儿队队歌。1953年6月27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978年10月27日,由周郁辉作词,寄明作曲,故事片《 英雄小八路 》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1949年10月13日,新中国成立伊始,根据青年团一大的决议,团中央公布了《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从此,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后来,每年的10月13日定为建队纪念日。   1950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公布《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这首队歌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歌词有三段,进行曲速度,旋律优美动听。   1953年6月27日,青年团二大通过将“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共青团是“全民团”、少先队是“全民队”,致使共青团和少先队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5月6日,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成立,并于5月6日至10日召开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筹委会下发了《关于征集团歌、队歌的通知》,指出:队歌应鲜明地体现全国少先队员、少年儿童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歌词要求简练、易懂、形象,曲调要活泼、明快,有儿童特点。10月27日,共青团十届一次全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议:经党中央批准,我国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的名称。同时,全会还通过了新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和《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决定》,决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歌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由周郁辉作词,寄明作曲,原为1961年公映的电影《 英雄小八路 》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高亢,充满革命激情,于1980年被评为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歌曲歌词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爱祖国,爱人民,   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   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青年团   准备着参加青年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   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   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   和平的风啊吹动了旗帜   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   我们手牵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永远跟着毛泽东   永远跟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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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3-20 12:45
反腐课题考验“习李新政” 章立凡 联合早报 2013年3月16日 自中共十八大结束到十二届人大召开,经过一百多天的热身,执政党即将完成全部权力交接,正式开始“习李新政”的第一个周期。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领导人来说,上任后的最初半年,是向国际国内展示自己形象和能力的最佳时段。毋庸讳言,公众对上届领导人的政绩普遍感到失望,习李团队必须树立强势形象。其中最紧要的课题之一,就是针对积重难返的体制性腐败,交一份能及格的答卷。 改革时机错失,利益集团坐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受监督的权力垄断体制,逐渐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体制内部开始酝酿建立制度上的预防措施: 198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提议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1988年,全国人大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仅作为 一种内部监督方案,未真正付诸实施。1989年重大事件后工作停摆。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要求申报收入,并未要求申报所 有财产,而且不对社会公开。自2000年始,中央先后出台颁布多个文件,申报范围不仅限于收入,还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股票等。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和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收入,但缺少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具备的公示和法律惩罚等关键环节。直至2012年底,广东省才开始安排财产公 示试点。 80年代反腐败的阻力主要来自高层,如今自省部级到农村基层政权,腐败已无所不在,阻力则来自整个体制。究其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延误,错失了清除腐败的最佳时机。 回 顾十年前的换届时刻,国人普遍对“胡温新政”寄予厚望。2008年进入第二个任期后,政改未见任何进展,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雪灾、地震应对乏力,北京奥运 歌舞升平……。同年4万亿的经济决策失误,导致游资冲击市场,助长了“国进民退”,央企国企野蛮成长,利益集团迅速壮大,官场腐败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五年 间,公众对体制性腐败日见焦虑,逐渐丧失耐心。据央行网站披露,贪官们在2011年之前转移到国外的资金已超过8000亿人民币。 据人民 网2008年网上调查,被调查者中94.3%的认为腐败问题“很严重”,5.1%认为“比较严重”,共有99.4%的被调查者对腐败现状不满。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新华网与《半月谈》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中国未来发展面 临的挑战”调查显示:“腐败问题”以70.5%的得票率位列第一。目前光明网的“两会调查暨国是建言征集”中,“反腐倡廉”按得票数位列第二。 触及权力基础,如何自我开刀? 送 走10年“胡温新政”,国人又迎来了“习李新政”,未来5-10年任期内能否清除腐败,实关系“新新政”之成败。新领导上任以来,处处以廉政形象示人,出 则轻车简从四菜一汤,言必高调反腐依宪治国,引发了新的期盼;而内部传达的讲话版本,又令许多期盼者深感不安。其实无论政治主张开明还是保守,“永远执 政”都是中共领导人必须坚守的底线。 新领导层的主体,是被称为“太子党”的红二代,而上届领导层主要来自草根出身的“团派”。前者犹若创 业大股东的继承人,后者只是职业经理人。这种分野在中国历史上传承有自,前者源于门阀制,后者源于科举制,在清代则被称为“满臣”和“汉臣”,前者凭血统掌权,后者靠科举入仕。胡温一代对建立红色江山无尺寸之功,政治资本不足是其任内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 “血酬传代”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物,红二代对其父辈打下的江山,则有一种天然的血缘感情,希望绵延千秋万代;而中共的老一辈领导人也认定“把政权交给我们的孩子,至少不会挖我们的 祖坟”。这种根深蒂固的“血统论”或许也算人之常情,但将国家名器视为政治团体的战利品,只是一种“家天下”的升级版。 胡温时代末期面 临政治腐败、社会分化造成的多重危机,一些红二代担心祖业不保,对“职业经理人”的软弱管理感到不满,急切推动“自己人”尽快上位。从去年中共十八大到今 年“两会”闭会,红二代的接班行将全部就位,中国将出现一个类似于清末“皇族内阁”式的权力结构,既有中兴祖业的冲动,也有誓死捍卫政权的决心,在操作层 面上显得相对自信。 中国有句成语叫“医不自治”,即医生不应给自己或家人治病,盖因亲情利害等因素易导致误诊误治。“习李新政”未来所面临的困局恰恰在于:即便有决心做体制的良医,也很难在自己肌体上开刀动手术。 红 二代是新领导层的权力基础,同时自身(不是所有人)又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垄断了央企、大国企等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的掌门人地位。新领导人果真要推行改革清 除腐败,就需说服“哥儿们”带头放弃部分既得利益,以换取本党长期执政的长远利益,这几乎是一件与虎谋皮的工作,且须冒比80年代胡、赵等中共领导人更大的政治风险。 政治体制不改,反腐难于奏效 近期媒体不断宣传新政刮起的“廉政风暴”,“网络反腐”揪出 “表哥”“淫官”“房姐”之类的小贪,也令网民亢奋不已;殊不知“小贪置房大贪买矿”,公众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多地政府迅速出台 规定,防止利用房产查询系统“以人查房”。“阳光法案”博弈26年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外部竞争和制度监督,仅靠党内自查自清,难以遏制盘根错节的腐败。 一个不能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实现相对公平的政府,很难维持政权的稳定。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警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的今天,谁都无法否认中国社会已经两极分化,但无人承认改革失败。 2008 年两会后,笔者曾撰写《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一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悖论在于:“改革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并发出预警说: “没有民意选举的背书,现政权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增长维系,一旦经济崩溃,合法性就不复存在。而腐败恰恰是寄生于经济命脉上的血瘤,伴随着宿主的成长而无 限膨胀,现已到达危险的临界点。” 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当机体腐熟到一定程度,外力的偶然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崩溃。我在2009年曾提 出:仿效“人体生物节律曲线图”,为中国社会绘制一幅曲线图,分别将“政治”、“经济”、“社会情绪”以曲线标示,如三曲线错峰接近临界点,局面尚属可控;当三曲线同时到达临界点时,则可能出现崩盘。 多年来,体制内流传着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不反腐要亡国,反腐会亡党。”以团体利益绑架国家利益,其实是一种不靠谱的“党国史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是“铁打的江山,流水的政权”,大江东去,腐败的政权死在沙滩上,但中国不会灭亡。 新领导人若想实现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就必须通过政改这道生死攸关的“历史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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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①薄书记采用了“行贿受贿先揭发对方的无罪,还能百分之百接收被揭发者的妻女家产”的 ...
热度 1 葉好龍 2013-1-27 11:57
①薄书记采用了“行贿受贿先揭发对方的无罪,还能百分之百接收被揭发者的妻女家产”的前一句,雷政富无罪,赵红霞及其指使人入狱一年。当然薄书的官还不够大,没法修改刑法。②薄书记在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上率先向社会公布了家产情况:薄夫妻两没一分钱资本,瓜瓜留学费用靠全额奖学金。你们都瞎了还是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带头了,你们却说要让个什么局长处长带头。既然薄书记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你们不信,谁能相信你们会相信一个局长处长通报的家产情况? 本文由中文GB18030在线输入法 http://docs.google.com/uc?id=0B4Ydsd3Cq_LRb014X280Z0Q2SDA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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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1-22 20:23
【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习近平: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习近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习近平: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习近平: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习近平: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习近平: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他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习近平: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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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新闻速递 2013-1-9 10:36
志愿军的五任湘籍司令员   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是让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亚洲人民在西方国家面前赢得尊严的一场战争,湖南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参战人数最多,5位湘籍高级将领还先后担任或代理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任司令员,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 一、彭德怀:临危受命肩大任 ( 1950 年 10 月至 1954 年 9 月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1950 年 6 月,朝鲜内战爆发,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干涉,朝鲜人民军防线一溃千里,战火很快向北燃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计划 在感恩节 ( 11 月23 日 ) 前打到鸭绿江,并狂妄地宣称: “ 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 10 月1 日 ,朝鲜首相金日成也发来求援电,请求中国政府予以援助。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但派谁来挂帅出征却让中央领导层一时难以决断。 毛泽东最初的考虑让粟裕去,但这位在在解放战争时期叱咤风云的战将此时重病在身,正在青岛休养,无力承担指挥职责。而熟悉东北情况的四野主帅林彪则强调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等病情为托辞,声称需要疗养。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最后想到了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所以,当 10 月 2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 “ 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 于是,常委会作出了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并派专人专机赴西安接他赴北京。 10 月 4 日 上午,毫不知情的彭德怀以为是一次常规的工作汇报,急急忙忙地带着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乘专机赶到怀仁堂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他走进会议室时,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 ” 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平日健谈的朱老总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总之,绝大多数的人意见都倾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中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的最后讲道: “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 因为没有准备,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轻易表态发言。回到住处后,彭德怀整个晚上没有睡觉,反复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第二天上午,当他应召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谈话时,说出自已的想法:“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 听了彭德怀的表态,毛泽东才郑重地把政治局的决议向他作了传达。尽管对这个任命有些突然,彭德怀还是不假思索地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 当年 10 月 19 日,彭德怀身率部奔赴朝鲜作战。在接下的三年里,他指挥几十万军队经历了条件之恶劣、困难之众多、战斗之频繁与激烈、任务之艰巨、运筹之艰难的严峻考验,最终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的军事停战。 对于彭德怀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联合国军”的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也不得不说:“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敌人,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容易被打倒的对手作战。” 为了表彰彭德怀的卓越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朝鲜民主主的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二、陈赓:以坑道战扭转战局 ( 1952 年 4 月至 7 月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委) 1950 年夏,陈赓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率部解放云南。不久,便奉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越,协助越南共产党 进行抗法战争,不久即 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几个月之后,由于越南潮湿的环境引发严重的关节炎,他奉命回国向中央汇报援越抗法的情况。尽管满身伤痛,他仍积极请缨求战,要求到朝鲜打仗。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请求:“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跟美帝打,你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 4 月 25 日 ,陈赓即以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和政委的身份匆匆赶赴朝鲜战场。 当时, 志愿军经过 5 次战役,已经进入战略防御阶段,整个战局在三八线附近呈现出僵持局面。 经苏联提议,交战双方商定于 1951 年 7 月 10 日,开始举行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便以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交织的方式进行着。因为 战争已从大规模的运动战转向两军相持的阵地防御战,志愿军能不能在阵地战中顶住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的进攻,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入朝后,陈赓在 深入前沿阵地指挥时,接受并总结了下级提出的作战中坑道作业战术,认为在 1951 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开始出现的坑道工事,在 敌强我弱的阵地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彭德怀的极力赞同,并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命令 :鉴于战争已从大规模的运动战转向两军相持的阵地防御战,要求构筑坚固防线,严防敌之登陆反攻。 但志愿军总部内部及部分兵团首长对这个做法表示不解和怀疑,认为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之下这些坑道工事是自掘坟墓!针对这种错误思想,陈赓在会议上强调:“坑道作业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今后我们的坑道作业,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战术坑道方向发展。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与生活的设备,有统一的规格标准。 ” 他在下达的命令中提出坑道工事必须达到“七防”,也就是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为了减少伤亡,他要求工事的保障要足够坚固,能抵御四英寸大炮轰击不算,还必须设有伪装工事,使校正侦察机不敢接近。他还说,工事管理和保养也很重要,要求随时修补,让坑道工事就成为一个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 1952 年 4 月,彭德怀因病回国手术,陈赓奉命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亲自到各部队督促坑道工事施工。到 1952 年夏季,一个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阵地防御体系已在全线基本构成。这些工事,有的近抵敌军几 十米 ,既保障了攻击突然性,又使表面野战工事被占领,仍能坚持坑道配合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坑道工事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的效用,在上甘岭战役中得到雄辩地证明。在 43 天的争夺战中, 6 万美军在伤亡 25500 人,损失飞机 300 架,大口径火炮 61 门、坦克 14 辆后,仅仅占领了志愿军两个班的前沿阵地。坑道工事在 扭转战局和稳定战线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 1952 年 6 月,陈赓由毛泽东亲自点将,奉调回国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鉴于他为抗美援朝所出的重要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特授予他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朝鲜首相、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设宴盛情款待了他,感谢他对朝鲜抗美战争的卓越贡献。 三、邓华:准确预见美军仁川登陆 ( 1953 年 7 月起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委, 1954 年 9 月至 10 月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邓华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首长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的惟一的一名首长。 1951 年初起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 1952 年 6 月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主持志愿军全面工作 1 年零 1 个月,在朝鲜战场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0 年 7 月 8 日 ,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准备在备要时入朝支援人民军作战。深感责任重大的邓华在深入分析与思考朝鲜战局后,赴京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指出:“ 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而延长,美军凭借其海空军优势.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见解,在接见邓华时表扬说:“关于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 8 月 31 日 ,在丹东举行的第十三兵团党委会上,邓华再次准确地判断美军主力会“在人民军侧后 ( 平壤或汉城地区 ) 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会后,他立即执笔把意见上报中央。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转告给了朝鲜方面。遗憾的是,朝鲜人民军由于战争爆发初期的攻势过于顺利,对中国方面提供的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美军于 9 月 15 日 以极小的代价在仁川登陆,把朝鲜人民军主力截断在半岛南部,使战争局势直转急下。 1950 年 10 月 8 日 ,东北边防军全部宣誓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邓华就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于当月 19 日率 十三兵团首批入朝,与兄弟部队一道,迅速取得了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 1951 年 7 月,他作为志愿军谈判代表,参加朝鲜停战谈判,提出改变第六次战役计划的建议,被毛泽东、彭德怀采纳。 1952 年彭德怀回国后,他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亲自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1953 年 12 月,他回国参加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了题为《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介绍》的专题发言,他在会上明确表示:“固然战争性质、军队政治素质对现代战争仍起到重大作用,但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对战争是极为重要的,这是我对朝鲜战争经验总的看法。”这是由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宝贵经验,是对志愿军参加 2 年零 9 个月现代化作战的科学概括。 1954 年 9 月,他受命正式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这项任命礼仪上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他已于当年4月被中央任命东北军区(即后来的沈阳军区)党委书记,并准备接任军区令员。同年 10 月,他出任解放军副总谋长。 鉴于邓华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建立的卓越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四、杨得志:创造朝鲜战场的“地道战” ( 1954 年 10 月至 1955 年 4 月任志愿军司令员) 1951 年 2 月,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三批参战部队,分四路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第一线。入朝后,第十九兵团作为右翼突击集团参加了 1951 年 4 月 22 日 开始的第五次战役。经过 50 多天的浴血奋战,中朝军队粉碎了敌人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夹击志愿军的战略企图,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并于不久接受了停战谈判。 五次战役结束后,杨得志深入兵团所辖第六十五军的前线,总结对敌作战经验。他在一八七师了解到,在战役发起前,该部利用工程作业伪装,预先将部队部署到敌人的鼻子底下,战役一发起,就迅速接近敌人,一举突破临津江防线,率先从西线打开战役缺口。他马上联想到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道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攻坚战进攻出发工事,认为在美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我军可以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重兵进攻,进行积极防御,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彭德怀充分肯定这一战术设想,称赞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志愿军总部的倡导和推广下,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挖的坑道长 1250 公里,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 6240 公里,修了 20 万多个地堡。经过 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的斗争,形成了横贯朝鲜半岛 230 公里, 20 至 30 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毛泽东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一次讲话中说:“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就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坑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 杨得志调志愿军总部任副司令员后,协助彭德怀专门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他不负众望,先后组织了 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 1953 年夏季的战役反击,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的斗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1953 年,他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率代表团回国。 10 月 1 日,他参加了新中国建立四周年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向其他领导人介绍说:“此人大名叫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呀!”并戏称“此人一直是志愿军,上井冈山就是志愿去的,就是志愿军!” 1954 年 11 月,他任志愿军司令员,肩负起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保卫朝鲜人民和平建设的光荣责任。 1955 年 4 月,他从军事学院毕业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因为在朝鲜战争中贡献突出,杨得志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五、杨勇:为抗美援朝画上圆满局号 ( 1955 年 4 月至 1958 年 10 月任志愿军司令员) 1953 年 4 月,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率部入朝参战,在三八线金城北侧担任防御。 此时,中朝两国与“联合国军”的谈判在边谈边打中有了重大进展。正当双方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韩国总统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扣留朝鲜人民军大批被俘人员,并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此举不仅会拖延朝鲜停战,而且将影响朝鲜半岛的战后和平。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 1.5 万人。毛泽东回电同意,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李韩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6 月 21 日,志愿军总部立即下达命令,决定以二十兵团为主发起金城反击战。 杨勇接受任务后,深入前沿了解敌形、敌情。经过反复策划,他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次大仗,一次性上 3 个军的兵力参加作战,狠狠痛击李承晚集团。这个作战计划一开始有些高级指挥员并不理解,说朝鲜这情况行吗?没把握。也有人说你初来乍到,这么个组织法,搞 3 个集团军?有些人干脆反对。连以大胆著称的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要慎重,说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在志愿军总部主持工作的邓华和杨得志支持这个大胆的方案,并再调 3 个军配属二十兵团作战。这样,杨勇手上可以掌握的兵力达 5 个军 15 个师,同时还配有 7 个炮兵团和 20 辆坦克,而面对敌人是李承晚的精锐部队首都师和第 3 、第 6 、第 8 师,志愿军在武器和兵力上都占有优势。 1953 年 7 月 13 日 深夜 10 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 1000 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在大雨中燃烧起来。炮火刚刚延伸,二十兵团的 3 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向韩国军队 4 个师 25 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 1 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至 23 日战役结束时,二十兵团共歼敌 52783 人,超过预定计划的 5 倍。击落敌机 85 架,缴获飞机 1 架,坦克 34 辆,汽车 231 台,以及各种火炮 245 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志愿军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向前推进了 192.6 公里。 在志愿军军的重重打击之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相继发表声明,同意接受停战。美国谈判首席代表哈利逊也保证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案的实施。 7 月 27 日 ,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和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 1954 年 4 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命令,任命杨勇为志愿军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这样,杨勇成为继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得志之后的第五任志愿军司令员,也是最后一任司令员。在朝鲜主持志愿军工作期间,杨勇带领志愿军指战员为朝鲜战后重建家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短短 3 个月的时间里就修复所有被炸毁的铁路线,此后又参与平壤的建设工作,并在农村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志愿军军回国前,又将大量营具营房和物资,甚至连炊事班养的鸡鸭猪都无偿移交给朝鲜。杨勇还和金日成结下深厚的友谊。金日成到北京访问期间,曾向毛泽东夸奖杨勇道:“杨勇是个难得的好同志。”在杨勇离朝前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专门在平壤召开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1958 年 10 月 28 日 ,周恩来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杨勇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既是对杨勇指挥金城反击战取得辉煌战果的赞扬,也是对志愿军在朝鲜模范执行停战后各项政策的高度评价。 本文首发于《老年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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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1wx2 2013-1-1 22:03
政治局部署2013年反腐工作 要求动真格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科学判断反腐败斗争形势,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新部署。 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少数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 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既坚定果断刹风整纪,加大办案力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又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注重深化改革,健全体制机制,加强源头治理,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不断以反腐倡廉实际成效推进廉洁政治建设。 会议强调,2013年,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着力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切实转变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工作作风,认真解决反腐倡廉中的突出问题,明确重点、狠抓落实、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会议要求,坚决维护党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宣传纪律、群众工作纪律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廉洁从政有关规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制止奢侈浪费。 把监督执行八项规定作为经常性工作,制定监督检查办法和纪律处分规定,强化日常监督,做到出实招、动真格、见实效。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纠风和专项治理,认真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铁的纪律打造人民满意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树立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良好形象。 会议同意明年1月召开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2/31/2070942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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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稻草 2012-9-29 11:0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自此,薄熙来的仕途被划上了句号,所谓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薄熙来的余生如何度过,还有待未来法庭的宣布。   回观薄熙来的政治之旅,其勃其衰,可谓“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众所周知的高干子女,薄熙来的人生轨迹与其父辈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生经历实可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印证。不过,也许正是“吃透”了中国政治的原因,薄熙来并没有从父辈们九死一生的政治波折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当然也更不可能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抱负。   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垒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   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恰恰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按照薄熙来自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   不可否认,薄熙来的从政背景坚实,个人形象上乘,可谓风流倜傥,洒脱自如。但是,薄熙来把所有这些都用来构筑他曾因其受害的人格化政治上来,希冀重拾那个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的老套政治模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然,这一次,在他的治下,他摆脱了受害者的地位,反以此来加害别人,为害社会。   薄熙来在其所辖范围,实行“一言堂”统治,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所在的官场,只允许他一个人的魅力存在,其他人在其眼中都是家丁,尽是蝼蚁。薄熙来设计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鼓励放任那些肉麻地吹嘘和“歌颂”自己的文字和歌曲,但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言词甚至哪怕仅仅是表示,都要以其不被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动用专政的力量给予最严厉的打击。《薄熙来之歌》的诞生和扩散,反感薄熙来并有所表示的人所受到的非人道迫害,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毫无疑问,无以制约的权力是薄熙来崛起于政坛、跌落于政坛的根本原因之一。此正所谓“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权力,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   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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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胡锦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热度 1 丑小鸭 2012-7-24 21:52
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新华网北京7月23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23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主持。 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工作,抓紧落实,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胡锦涛指出,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我们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胡锦涛强调,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10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胡锦涛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胡锦涛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在谈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胡锦涛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全党同志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执行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部署,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扎扎实实抓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战略任务的贯彻落实,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在谈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胡锦涛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党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谈到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时,胡锦涛指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改善民生方面作出极大努力,取得明显成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要求也在增强,对加快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的期盼也在提高。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工作,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证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在谈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胡锦涛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胡锦涛最后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高度负责、奋发有为的精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继续脚踏实地、扎扎实实抓好落实,认真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势头,为大局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要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特别是要做好关心困难群众工作,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要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大力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全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十分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进一步统一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领会讲话精神。 出席开班式的还有: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徐才厚、郭伯雄、何勇、令计划、王沪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王胜俊、曹建明、廖晖、杜青林、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万钢,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 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军队各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金融机构和高等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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