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弟毛泽覃激烈争吵 为何事后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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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毛泽东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四次在不同场合谈起自己在江西君埠与胞弟毛泽覃争吵之事，反复作了自我批评，悔憾终生。一方面说明了残酷的斗争铸就了他的钢铁性格，体现了他刚毅率直的秉性；一方面又说明他是个多情的男子汉，能认识自己的不足，对人和蔼柔情，幽默憨笑。毛泽东的四次侃谈，都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让人体察全党不能搞家长制，要有民主作风，对人民、对同志、对兄弟不能动辄压服，批评指责也要讲究艺术，才能做到以理服人。

毛泽东与三弟毛泽覃两人生肖都属蛇，相差12岁，投身革命后，互相鼓舞，情同手足。但是两人生性都好强，有时不免磕磕碰碰，闹出矛盾。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便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扩红”方法不当引起兄弟争吵
那是在1930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万兵力气势汹汹“围剿”中央苏区中部。敌张辉瓒师9000余人拟从江西吉安县东固进攻永丰县龙冈和君埠。当时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兼后方办事处主任，驻扎在君埠，领导当地军民扩大红军队伍，组织赤卫队、游击队、纠察队，袭扰敌人，破坏交通；同时筹粮筹款，征集资财，为反“围剿”作准备。11月29日，毛泽东率红军总前委领导机关经龙冈往东部30华里的君埠圩进发。一路上，毛泽东看见根据地人民纷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进行坚壁清野，大打人民战争，心里十分高兴。但是，他也亲眼看见两个红军战士强行拉着一个青年去当兵。他对两个战士厉声批评道：“扩大红军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但当红军要自愿呀！你们怎么能这样把人掳走？这样做是严重违反党的扩红政策的，你们是哪个部队派来的？我去找你们的领导！”两个战士说：“我们是赣西南地方红军，是后方办事处毛泽覃主任派我们来征兵的，因为任务很重，我们不得不这样。”当得知是毛泽覃要他们这样“扩红”时，毛泽东怒不可遏，命令他们立即放人。
毛泽东因此事心情十分沉重，傍晚来到君埠“源发药店”住宿时，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使劲地抽着烟，并派人把毛泽覃叫来。得悉大哥到君埠了，许久未见面，现在可以促膝谈心，毛泽覃非常高兴，便很快赶到。毛泽东一见弟弟就怒火中烧，狠狠训了一顿。毛泽覃不服，兄弟俩就在房内大吵起来，外面的行人经过，都听到激烈的争吵声。毛泽覃性格直率、果决，嗓门洪亮，此时滔滔不绝地强调客观原因，他说：“反‘围剿’在即，‘扩红’任务繁重，省行委和省苏政府接连下了几道命令，规定了‘扩红’数字，不这样做无法完成任务……”毛泽东听不进去，打断他的话，大发雷霆说：“你就可以不顾党的政策么？岂有此理！乱弹琴！”见大哥不分缘由，不容分辩，毛泽覃说着说着火气也上来了，因此二人争吵十分激烈，互不相让，越吵越凶。毛泽东气得举起手来想打毛泽覃，毛泽覃见势不妙，怕挨打，不敢再吵，便承认了这种做法不对。毛泽东还要毛泽覃作出书面检讨，并去向那位青年赔礼道歉，挽回不良影响。
毛泽覃虽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心里有气，思想未通，曾经几次在他人面前抱怨大哥火气太盛，批评方法不当，好像兄长就是家长，接受不了。
毛泽覃1905年生，1923年入党，参加过青年运动、工人运动、黄埔军校、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担任过区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独立师师长、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福建省委书记、闽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在党和红军队伍里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毛泽东曾自豪地说过：“我们毛家出了一个大将军。”1932年冬，毛泽东受到错误路线批判，被扣上右倾帽子，常常沉默不语，一个人抽闷烟，身体愈来愈差，眼睛都陷下去了。后来，“左”倾路线更加猖狂，毛泽覃与反对王明路线、赞成罗明正确主张的邓小平、谢唯俊、古柏等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覃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率领留守部队转战闽赣边区。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在瑞金黄膳口的红林山区黄狗窝被敌人包围，为掩护同志们转移，他跟敌人展开激战，后来子弹打光了，便上好刺刀，准备进行白刃格斗，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毛泽覃右腰上方，一直穿过前胸，他魁梧的身躯顷刻倒在地上，手中还紧握着枪，牺牲时年仅29岁。毛泽东当时在艰难的长征路上，无法知道三弟的消息。到了延安后，有一天，警卫员拾到敌人一份报纸，上面说从牺牲者内衣口袋里搜出了毛泽覃的照片，毛泽东这才得知毛泽覃已壮烈献身疆场。他异常悲痛，沉默良久，泪流满面。
四次忆及此事忏悔肝火太盛
有一次，毛泽东向周恩来、朱德等人忆及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在江西君埠“扩红”之事和兄弟二人为此事而发生的激烈争吵，责怪自己当时态度太生硬，个性太强，没有耐心细致地对弟弟做好说服教育工作，深感内疚，心里很不平静。接着毛泽东又向周、朱二人谈起他们毛家三兄弟的性情。他说：“我这个人心高志大，不屑干杂务，喜欢四处闯荡，不愿随老父种田，二弟泽民比我小3岁，忠厚温良，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持家理财，左右手都会打算盘，成为父亲身边一位好帮手；三弟泽覃比我小许多，一直受到父母溺爱，天性机灵、淘气、顽皮，胆子大，脾气也暴躁，有时还挥动小拳头跟人家打架，天王老子都不怕，老虎屁股摸不得，父母管他不住，泽民也没办法，只有我能管住他，使他规规矩矩地听我的话。这次通过君埠的激烈争吵，我发现我的脾气比他更躁，更不冷静，以致争吵过度，影响也不好，我有责任。可是现在弟弟为革命牺牲了，我再也无法向他解释和致歉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当毛泽东讲到党的民主生活时，他第二次谈起了29年前在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他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我这个人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弟弟毛泽覃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我当时急了，大发脾气，挥拳就要揍他。我弟弟是个要强的性格，最受不了委屈，此时也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质问道：‘怎么，你要打人？这是革命的地方，是红军的队伍，不是毛氏宗祠！’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共产党实行的家法还是党法？父母不在了，他是大哥，就可以打我么？’”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以前从未听过毛泽东说他兄弟之间闹矛盾之事，这次听得很突然，很想知道毛泽覃革命烈士的情况。回到北京后，在一个星期天陪毛泽东散步时，特意问起此事，毛泽东第三次动情地说：“我的弟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受了我的影响，在革命队伍里不甘落后，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7年8月初，他到了南昌，却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一个人走了几百里路，困难重重，沿途当叫化子，向小摊贩讨饭吃，后来，总算在临川城外追上了部队，成了朱德的‘特遣大使’，上井冈山与我联络，实现了‘朱毛会师’，并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争吵，我对弟弟缺乏民主，甚至动辄想用拳头来制服，承袭了父亲的家长专制作风，太不理智，太不应该。”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下榻在“美庐”别墅，次日挥毫写下了《七律·登庐山》名诗。几天后，他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一起侃谈，毛泽东第四次谈起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又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肝火大，那年我37岁，对待弟弟动不动就发脾气，总觉得正义、真理在自己手里，直到现在我还有肝火。”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深情地说：“也许我弟弟是遗传父亲的基因，性子也急躁，如他第一次听到我在中央苏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从不吸烟的小弟弟，突然向房东要了一袋旱烟，猛吸一口，呛得他连声咳嗽许久，眼泪也呛出来了。那时我完全陷于孤立，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我的弟弟便常抽空来看我，为我解闷。后来他翻阅《斗争》杂志，看到一篇题为《什么叫进攻路线》署名文章，把矛头直指邓、毛、谢、古，说这四人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弟弟气得血涌脑门，立刻病倒，烧到39度，我和子珍连夜去帮他请医生。往后他为我受过很大委屈，受到撤职处分，下到兴国县‘基层改造’，直到开始长征了，我也无法把他带走。我弟弟还不到‘而立之年’，就为革命献出了青春。”
批评讲求方式处事注重和谐
毛泽东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四次在不同场合谈起自己在江西君埠与胞弟毛泽覃争吵之事，反复作了自我批评，悔憾终生。一方面说明了残酷的斗争铸就了他的钢铁性格，体现了他刚毅率直的秉性；一方面又说明他是个多情的男子汉，能认识自己的不足，对人和蔼柔情，幽默憨笑。毛泽东的四次侃谈，都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让人体察全党不能搞家长制，要有民主作风，对人民、对同志、对兄弟不能动辄压服，批评指责也要讲究艺术，才能做到以理服人。
其实毛泽东40岁以后脾气好多了，斯诺1939年9月23日同毛泽东谈话，后来他回忆说：“我注意到毛异常安祥，什么事都不会惹他烦恼，他逐渐养成了温和的性格。他远不像蒋介石那样‘紧张’。”
毛泽东是位极有个性和自尊心的世纪风流人物，他本人承认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但以“虎气”为主。他决不愿失去自我，趋炎附势。他对友人写信声称“性不好束缚”。他认为有人格而得生为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第三，屈服第四，他最深恶痛绝的是屈服。平时毛泽东温和文雅，他与其他中央干部相比，发脾气是很少的，不轻易发怒，尤其是对党外民主友好人士和人民群众，更是和谐无间，洗耳恭听，有“关羽性格”。但有时发起脾气来，火气十足，嬉笑怒骂的本领极其杰出，让人无法招架，而且使人害怕。毛泽东睡眠不好，往往是个性躁动所致。所以毛泽东经常会检点自己的“肝火”问题，相忍为重。发过脾气之后，又像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样，既和气又逗笑，亲热起来，高谈阔论，气氛十分融洽，而且展露绵绵情感，使人际关系轻松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