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列车大劫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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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出国有关的案子，是关于一批往返于国内外的特殊群体，国际倒爷。
这件案子发生在90年代初，是建国后少有的大案——100多人被公安部通缉，60多人被判刑，29人死刑、两人无期，14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件案子里，有这么多人被判死刑和重刑，在新中国犯罪史上非常罕见。
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些涉案人员直到现在还被通缉，未能归案。
究竟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能让29人被判死刑？我从93年的俄罗斯开始写起。
1993年5月31日，从北京开向莫斯科的K3号列车，在过了莎利亚站后，被人拉下了紧急制动阀，临时停靠在新西伯利亚的一片白桦林旁。
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赵金华，带着十几个男人跳下火车，嘴里喊着操你妈，挥舞着刀枪，向着白桦林深处追去——在他们追的方向，四个男人正在一瘸一拐的疯狂逃命。
在白桦林里，赵金华等人追上了四个因跳火车逃跑，腿脚受伤的福建人，向其中一个人腹部刺了数刀，用棒子暴打另外三人，他们离去后，当地的俄罗斯居民将四个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的伤者送到了医院，并报了警。
第二天，赵金华等人在莫斯科被俄罗斯警方逮捕，2天后的6月3日，公安部收到了一封中央的密函，上面写着：
“此事令人发指，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俄，尽早破案，予以严惩，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这件惊动中央，令人“发指”的事，指的并不是这起伤人案件，而是整起“5·26特大抢劫、强奸案”。
1993年5月26日，在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列车上，从5月26日出发，至到达莫斯科的5月31日，6天6夜行程里，车上的乘客分别被四伙匪徒轮番洗劫。
上百名旅客受害、20多人被打伤、3名妇女被强奸、轮奸。
车上乘客所带的大量美金、几十万卢布和人民币及金首饰等财物，被抢劫一空，合计价值人民币上百万元——被赵金华追杀的四名福建商人，正是因为被连续洗劫了两次后，不愿连回家钱都没有，才奋起反抗，用事先准备好的啤酒瓶把匪首朱兴金砸破了头。被砸伤的朱兴金，是女匪首赵金华的姘头。
赵金华看到朱兴金被砸伤，带人去砸福建商人的车厢门，在四人被逼跳车逃跑后，赵金华发疯一般的拉下了列车的紧急制动闸，带人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林里，上演了上面那起追杀。
列车紧急停下后，列车长和列车员都赶到被劫匪洗劫的车厢，正好遇到了追杀福建商人归来的赵金华一伙人，他们个个面目狰狞，手里拿着刀枪棍棒，列车长问是谁拉下了列车紧急制动。
赵金华当时就承认是自己拉的：“我！有人把我兄弟打成这个样子，他们跳车跑了我们得追，你们管得了吗！”
在一伙匪徒的威胁下，列车长无奈的退缩——事实上，迄今为止，这趟K3列车已经被几个团伙抢了一年多，不止乘客，列车长遭遇匪徒抢劫的事也发生过。
大家看到这儿可能有个疑问，为什么这趟列车有人抢劫，还会有那么多人乘坐呢，是因为当时通讯不方便、消息闭塞，不知道这个消息么？
其实不是，据当时的一名受害人回忆说，乘坐K3的人，基本都是倒爷，他们多少听过车上有人抢劫的风声——但他们经受不住诱惑，想要去俄罗斯赚钱，发家致富，所以宁可承担风险。
K3列车，每周三从北京发车，周四凌晨进入蒙古境内，傍晚进入前俄罗斯境内，在周一早上抵达莫斯科，一共行驶六整天。
最早坐这车的大多是出差的官员、代表团和高级干部，但随着飞机的普及和倒爷的增多，乘坐K3的主要人群变成了倒爷。
倒爷们将在中国卖不出去的积压商品换成大把的钞票——当时国内一件100块钱的皮夹克，只要带到俄罗斯境内，就能卖700、800，而且生意火爆，人人只恨货带得太少了，往往是车还没到莫斯科，货已差不多全部出手。
而倒爷们返程也不空手而归，他们先是倒羚羊角、牛黄等这些被俄国人当做废物扔掉的东西，后来这些药材价格被炒高了，海关也查得严了，便转而倒金钻首饰、香烟、邮票和狗等，只要能赚钱的都倒。
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的年代，许多倒爷一个月就能赚数万快，跑一趟俄罗斯就能买台车。
中国第一个“首富”牟其中，就是靠此发家，他靠五十车卖不出去的罐头、暖瓶，从俄罗斯换回了四架飞机卖给了川航，从中赚取了一个亿。
俄罗斯低廉的物价，使贫穷的倒爷们成了款爷，当时在国际倒爷中流行一句话：“中国人走遍全世界，只有在俄罗斯才活得像个人样！”
因为想去俄罗斯发财的人太多，K3列车的票十分抢手，本来不到5美元的车票，在黑市被买到了七八十美元——当时许多人都叫这趟车“富贵列车”。
任何赚钱的行业都会被人盯上，倒爷也不例外——所以K3上除了“背货客”倒爷外，逐渐还多出了一些“背刀客”的劫匪。
K3上的倒爷总共分三种，最多的是北京倒爷，除他们之外，还有些福建和浙江的倒爷。
而K3列车上的劫匪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原来就不是什么善茬，进过监狱的劳教、刑满释放的人，他们出狱后无事可做，于是想通过当倒爷赚些钱。
另一种原本也是倒爷，但因为到了莫斯科后，沉迷于当地的卡西诺（赌场）和嫖俄罗斯妓女，花光了赚的钱和老本，生出了坏心，开始偷盗、抢劫其他的中国倒爷。
他们甚至编了句顺口溜——“要想dollar来得快，不如上车把门踹”。
这些心术不正或欠下赌债的倒爷们，很快发现了国际列车的一个漏洞——中国乘警在二连浩特站出境时，会全部下车，而俄罗斯和外蒙不会派乘警上车。
也就是说，北京到莫斯科这6天6夜，绝大部分时间，车上都没有警察。
这主要是由于各国警察制度不同，中国所有火车上都配备乘警，而俄罗斯和蒙古没乘警，完全是“以地保车”。
车上一旦出事，由列车员跟地面联系，当地警察根据案件性质，决定是否上车。
因为两国管理制度不同，使得K3驶出中国境内后，有一段很长的管理的盲区。
彪悍的北京倒爷们早就盯上了南方倒爷，他们先是小偷小摸，忽然发现没有警察管着后，就觉着偷不够过瘾了，于是他们开始抢劫，并且越抢越暴力，越抢越凶残。
到最后，这些匪徒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这个之后再讲。
我们先说几个犯罪团伙的主要人物。
当时列车上的劫匪团伙中，有四个团伙比较强，分别以苗炳林、牛顿、朱兴金、赵金华为首，这些团伙成员，很多在国内有犯罪前科，而且基本都是北京人。
在这些以北京男性为主的团伙里，人称“二姐”的赵金华是个异类，她既不是男性、又不是北京人，却一直混到老大的位置，成为了唯一的女性匪首。
这一切，完全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赵金华1951年出生于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六十年代末，她响应号召，从城市到农村，成了一名知青，并在支援当地染上了抽翡翠烟的习惯。
几年以后，知青的生活结束后，二姐（赵金华）去了北京，成了北漂，她没什么手艺，只能干些体力活，从一些小厂批发一些穿的用的，拿到西单的小百花市场摆摊。
后来倒爷开始盛行，看见身边许多人都当倒爷发了财，在百花市场摆服装摊的赵金华找到蛇头，买了假证明，获得了签证，以自费留学的名义乘K3前往俄罗斯。
1992年春节过后，牛顿一伙四五人在K3上抢劫，抢到3月份，来自北京的朱兴金见牛顿抢了不少钱，还没人追究，觉得这样来钱快，也找了十几个人效仿，其中就有二姐（赵金华）。
开始，二姐（赵金华）在朱兴金的抢劫团伙中，只是个端茶倒水的小角色，后来她成了匪首朱兴金的姘妇，地位日渐上升，号称“第一压寨夫人”。
后来发生的一次事情，让赵金华在这伙匪徒们中的声望达到了巅峰——另一团伙头子，绰号“老臭”的苗炳林被俄警方抓获，她出面组织“营救”，并率先拍出三千美金。
在她的策划下，劫匪们很快凑齐了一万美金，将苗炳林保释出来。
随后，赵金华潜回国内，在白沟购买了手枪、手铐，藏在糕点内带到俄罗斯。
从这以后，她每次抢劫都腰插手枪，越发嚣张，成为了抢劫团伙里真正的大佬级人物。
二姐赵金华在劫匪圈的声望特别高，有多高呢？
我在前面写了，二姐知青的时期，喜欢上了抽翡翠烟——凡是她愿意帮忙，或收过保护费的人，她都极“仗义”地递给对方一盒翡翠烟，让对方摆在小桌上。列车上的劫匪在包厢内看到谁有“翡翠”烟盒，就会立即退出来：“这是二姐的人，别抢!”
在列车上，任何团伙的人看见包厢桌子上放着二姐专抽的无嘴翡翠香烟，都不敢擅自动手，必须先找到二姐向其“请示”并得到同意后，才能抢劫。
和二姐最亲近的，是朱兴金团伙——俩人原本就是姘头，即使在二姐独立门户之后，两个人也经常一起抢劫，
朱兴金年轻的时候，倒卖货物最远到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倒爷里最成功的那批人，曾经也拥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在俄罗斯开了公司，还买了辆奔驰。
可是因为狂赌滥嫖，他短时间内输掉了全部资金。
趁着俄罗斯政治、治安形势混乱，他自以为在境外抢劫犯罪，中国警察管不着，俄罗斯法律管不了，继而拉着狐朋狗友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三十岁的牛顿，是刑满释放人员，朱兴金和二姐赵金华就是看见他抢劫，才动了拉团伙打劫的念头。
据牛顿自己写的悔罪书，他出生在北京一个很好的家庭，家里收入比较丰厚，但因为不想错过“时代的商机”，所以出国经商，1991年，牛顿来到莫斯科，被一伙心怀叵测的歹徒设圈套（推测应是最早作案的苗炳林团伙），欠了钱，胁迫他一起上车抢钱。
第一次作案时，牛顿胆战心惊，心里对受害者还有一丝愧疚，第二次、第三次，他逐渐习以为常。
到了最后，他不仅成为了抢劫团伙的老大，还变得极其残忍，1993年正月初五，牛顿在火车上抢走一男青年的三十万卢布，因为嫌钱少，他在该青年左右胳膊上各砍一刀，头部连砍三刀，并告诉青年：“今天破五，砍你五刀”。
最后一个团伙老大“老臭”苗炳林，是公安部的一号通缉犯，他是最早一个抢劫团伙的头子，也是最后一个被抓捕的抢劫团伙老大——苗炳林是几伙劫匪中当之无愧的大哥大，我在上面写了二姐赵金华的崛起之路，她之所以能成为匪首，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1 成为了朱兴金的姘头，成为了小团伙的重要人物
2 凑齐一万美金，从俄罗斯警方手里保释苗炳林，成为了所有劫匪中的知名人物。
因为救了苗炳林，赵金华就成为了四大匪首之一，可见苗炳林在劫匪中的地位。
这几个犯罪团伙，一开始都说不上残暴——他们甚至给自己定了规矩。
北京的倒爷是老乡，不抢。
留学生都没什么钱，不抢。
抢劫官员和外国人容易把事闹大，也不抢，只抢外地的倒爷、蛇头和偷渡的浙江人，这些人身上一般都带着几万美金。
当时许多浙江人都通过蛇头，由俄罗斯一步一步偷渡到欧洲大陆，事实他们也成功了，据说现仅在欧洲的温州人，就有上百万，他们大部分都是那时偷渡过去的。
这其实挺有趣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劫匪，都是通过蛇头拿到了去俄罗斯的签证——他们花一两千美金，请蛇头在俄罗斯发个邀请函，或入学通知材料，用来办护照和签证。
但拿到签证后，他们上车的主要抢劫目标，就变成了蛇头和他们的客户。
但逐渐的，这种抢钱方式越来越困难。
一是蛇头都反应过来了，他们买通了一些俄罗斯官员保护自己，而且许多人都配了枪。
二是抢劫团伙成员越来越多，只抢偷渡客和南方倒爷，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劫匪，所以北京倒爷和官员也被列入抢劫对象，犯罪开始升级。
开始的时候，劫匪会给被抢的倒爷们留下一些钱财用于购买返程车票，以及在当地的住店钱，但随着劫匪越来越多，每趟国际列车都是被几波劫匪轮番洗劫，有时一趟列车甚至会被连续洗劫五次，车上的倒爷们到达莫斯科时，都已身无分文。
除了火车上，他们还琢磨出了新型犯罪产业——抢劫在莫斯科做生意的中国商人。
当时莫斯科有三个旅馆中国人聚居地，分别叫“莫大”、“日出”和“四海”，不管是来淘金的倒爷，还是来抢人的劫匪，都住在这几个地方。
他们每天监视着旅馆里的中国住客，哪个房间新住进了人，哪个房间的中国人卖完了货，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摸清了这些商人和倒爷的底细后，他们会趁受害人卖完货后，持着刀枪冲入被害人的房间，二话不说先是一顿毒打，打到不敢反抗，然后将人捆起来，蒙上双眼，再搜刮走屋内的现金细软。
为了骗受害人开房门，他们会以找人、查房、送东西、假装老乡串门等为借口，有时甚至会让团伙中的女成员进行色诱。
抢完钱还不算完，劫匪还会收走受害人的护照，把他们掌控在手里。
倒爷和商人基本都不懂俄语，出了事也不敢报警，一时间，莫斯科的中国人人人自危，许多人卖了存货连夜回国，没卖完货的人，用厚木板加固房门，谁来敲门都不开。
在这种情况下，人性的丑恶往往会显露无疑——被苗炳林团伙敲诈的北京人李某，为了免除自己的债务，主动将劫匪们带到莫斯科的一所住宅，让苗炳林等人冲进去洗劫了四个中国南方人。
类似的情况很多，许多人为了自保，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老乡、同胞，让犯罪团伙洗劫了更多的人。
不仅犯罪方法，他们的犯罪手段也变得更加残忍，更加六亲不认——他们早就摒弃自己之前的三不抢原则，连亲朋好友也下得去手。
据赵金华团伙里的一个成员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二姐（赵金华）的侄子黄亚军在列车上抢劫，一个北京来的哥们儿说我认识你：“你不是小军吗？”
结果，他还是被抢了。
还有一次，一北京人仗着都是老乡，想要不交钱，结果耳朵被割了下来。
犯罪的升级，往往是群体性的，1993年3月10日，在K3列车上，苗炳林团伙成员贾小明上车时，盯上了长相美貌的孙小姐（化名）。
他化名高军，敲开了孙小姐6号包厢，和她聊了起来，从交谈中，贾小明得知孙小姐是江苏南京人，曾在某歌舞团做演员，现在南京某企业工会工作，这次去俄罗斯是出差。
贾小明对俄罗斯的花天酒地一顿吹嘘后，告诉孙小姐，俄罗斯现在治安很乱，像她这样的漂亮女人很容易遭遇到骚扰和袭击，——这让孙小姐很暖心，觉得贾小明是个好人。
获取孙小姐的信任后，贾小明邀请她到自己的5号包厢去坐坐，此时，已经是3月11日，列车驶入蒙古境内，中国乘警已经下车。
孙小姐到了5号包厢后，没多久进来了4名男子，对着孙小姐不断的开黄腔，她很反感，转身回到自己的包厢，贾小明跟进来劝她别生气，看见包厢里只有孙小姐一人，贾小明色心大起，开始对她动手动脚。
孙小姐拼命抗拒，贾小明威胁她说如果不从，到莫斯科就找人绑架她。
在威胁加暴力之下，孙小姐被强奸了。
贾小明得手后，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包厢，对着一帮匪徒吹嘘，说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国花，全都有戏!
经贾小明这么一点拨，钟继泉等4名劫匪开始轮流去6号包厢对孙小姐进行骚扰、猥亵、威胁，想要发生性关系，但均遭到拒绝。
3月11日晚，劫匪钟庆贺用刀撬开6号包厢，持刀威逼、殴打，企图强奸孙小姐。
此时恰逢俄罗斯海关人员上车查护照，钟庆贺未能得逞，但走之前放下狠话：“老子过了关还来！”
果然，过关之后，几名劫匪将绝望的孙小姐挟持到3车厢9号包房，对其实施了轮奸。
孙小姐忍受不了，找列车员寻求帮助，列车员却因被威胁少管闲事，并未伸以援手——在开到莫斯科的6天6夜里，孙小姐共遭十名匪徒轮奸了三次。
这件后来被称为“310特大轮奸案”的案子里，这伙来自北京的劫匪已经完全丧失人性——这其实已经预兆了后面更为恶劣、疯狂的“5·26特大抢劫、强奸案”，因为这群人已经疯了。
这群疯子当然不会收手，4月26日，南方一位停薪留职的女记者乘坐列车到达莫斯科，因在车站没找到自己的哥哥，被骗到旅馆，5名劫匪对其进行了殴打和轮奸。
5月26日，事件终于到达了高潮，K3列车从驶出国境那一刻起，就进入了匪徒们最疯狂的一场狂欢，这趟“富贵列车”，彻底变成了“厄运列车”。
当晚，K3刚驶出国门没多久，列车中部的几间包厢内冲出一伙戴面罩的劫匪：“咱他妈谁也不认识了！”
这伙劫匪分成两拔，拿着瓦斯枪、匕首等凶器挨个包厢抢劫，向旅客索要护照和财务，如果有人“不识时务”，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
他们从扎门乌德一直抢到乌兰巴托，一共抢了十几个小时，抢到了大量到现金和贵重物品。
其中有一位浙江妇女，被劫匪轮奸了两次，与此同时，她藏在糖果中的现金、首饰和护照也未能幸免，被劫匪搜刮一空。
27日中午，K3到达乌兰巴托，这伙蒙面劫匪下了车。
晚间车到伊兰站时，朱兴金和二姐（赵金华）又带着一帮人，窜上了车。
朱兴金手拿瓦斯枪，带着一个手持警用电棍到小弟，闯入两名浙江女旅客所在的包厢。
他拿枪顶住其中一人的头部，逼她交钱。
两个姑娘吓得浑身哆嗦，解释说钱都让上一波劫匪劫走了，朱兴金不但不听，还用枪托狠狠的砸姑娘的头，于此同时，他的小弟打开警用电棍，捅到另一个姑娘的脸上，包厢里一片惨叫。
朱兴金逼两个姑娘脱光衣服，从她们的内衣中，搜走了最后的二百五十美金和护照。
赵金华那边也抢的兴起，她将一间包厢内的三男一女毒打过后，过来告诉朱兴金快点抢：“钱都他妈让人抢走了!”
朱兴金也很郁闷，这时一位浙江人出来上厕所，他追上去，用枪把打得那人满脸是血，并逼迫浙江人用方言叫开自己包厢的门。
他趁机冲进去，让包厢里的四位浙江人都跪下，反铐双手，毒打过后，把他们藏在袜子里的钱都抢走了。
5月31日，列车到达俄境内，朱兴金、赵金华一伙匪徒还没下车，另一个匪首牛顿，又带着一伙人上了车。
看到这里，你们可能会想一个问题——这些劫匪的团伙之间，就没有冲突么？
还真没有，四大匪首之间，朱兴金和赵金华是姘头，赵金华又对苗炳林有救命之恩，唯一看起来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的，就是牛顿团伙。
但据牛顿团伙前成员小建回忆，1993年5月9日，他跟着牛顿从彼尔姆车站上车，遇到了另外两个团伙，牛顿带他到9号车厢找二姐（赵金华）。
赵金华问牛顿上车干什么，牛顿回答：“上车弄点钱花。”
赵金华点点头：“你带什么东西了？”
牛顿里掏出一把左轮式的瓦斯枪，赵金华掏出一把“五四手枪”，说牛顿的枪不行，得用真家伙。
两人聊了一会，赵金华给牛顿“点道”，这节车厢有一帮有钱的南方生意人。
“点道”是句行话，在K3上，犯罪团伙碰在一起，不但不会火拼，还会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和乘客搭讪，弄清楚哪些包房里钱，并向其他人说明情况，就是“点道”。
牛顿带着小建几人，拿着瓦斯枪和刀，闯进了赵金华指明的9号车厢，毒打该包厢的乘客后，强行搜身、翻行李，抢到了3600美元和3000人民币。
他们抢完钱并没罢手，把找到的衬衫、录音机、手表等一切值钱的东西全抢走。
最后，赵金华因为“点道”，分到900美元。
“526特大抢劫、强奸案”发生后，中国驻俄大使馆很快接到了大量受害者投诉。
旅客王某被打昏后，又被水浇醒，匪徒将一壶滚烫的开水倒进一个大号罐头瓶，逼他一口喝下，否则就杀了他，他喝下后，又被反反复殴打折磨，几次昏迷，最后一次醒来时，车厢里只剩下满地血迹，他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旅客王某，被劫匪强迫喝下一罐头瓶的滚烫热水
发生在王某身上的事，并不是个例——这几伙匪徒，当着同行男客的面强奸女客，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对抢劫对象动不动就毒打，砍断他们的手指，将他们折磨致残。
6月3日13时44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写了一封特级密函，通过特急电报发给中共中央，诉说这次“526特大抢劫、强奸案”。
当天晚上，公安部就收到了我开始时写的那封，由中央批示的密函，要求严查此案。
公安部在收到中央指令后，由部长陶驷驹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专案组，制定抓捕计划——他们决定兵分三路。
1 清查、抓捕在中国境内的劫匪
2 派工作组乘飞机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方面交涉，督促抓捕、协商引渡
3 组建一只秘密抓捕小组，乘坐K3去俄罗斯，看能否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
之所以要派两拨人去俄罗斯，一明一暗，是因为，中俄当时没有任何的引渡条款，谁也不知道官方协商是否能成——说不定这边儿正协商呢，劫匪就被保释，跑路了。
所以暗中派个抓捕小组，看机会实施抓捕，算是个双重保险。
6月9日，抓捕小组由北京铁路公安处的副处长程亚力带头，九个人假装倒爷，秘密上了K3。
为避免被俄罗斯方面发现，引起国际纠纷，他们没带刀枪，只带了些擀面杖、车锁之类的东西防身——万一在这趟火车上和劫匪遭遇，他们只能依靠这些生活用品。
但他们没想到，劫匪一直有眼线盯着K3，抓捕组在买票时就被发现了——劫匪互相通气后，都知道有便衣上了车，谁也没动手，所以这趟车风平浪静的到了莫斯科。
不仅在国内被盯上，在莫斯科，抓捕组的成员也被监视着。
劫匪的人每天都在大使馆外盯梢，看进出的是否有新面孔，是不是北京来的警察——抓捕组想要出门查案，只能从大使馆后面翻出去。
没当地警方帮助、又被人盯上，抓捕行动很难展开。
组长程亚力决定不走寻常路——他决定借用黑帮的势力。
莫斯科有个叫谢尔盖的黑帮老大，有部分中国血统，对中国人很友好，程亚力与他联系，在莫斯科郊外请他吃了顿饭，向他寻求帮助。
几瓶二锅头下肚后，谢尔盖答应了。
俄罗斯的黑帮，一般都和当地警方有极深的关系，谢尔盖也一样——7月底，抓捕小组得到匪首牛顿的线索后，找到谢尔盖，由他出面联系当地警方，将牛顿抓获。
由此，抓捕行动终于顺利展开，通过和谢尔盖合作，很快控制了大批劫匪，并交由俄罗斯警方关押。
8月30日，程亚力带人抓捕了劫匪里的“大哥大”苗炳林，这个人物太重要了，他急忙向专案组汇报此事。
公安部、铁道部与外交部紧急商量后，决定不通知俄警方，由程亚力将苗炳林等三名要犯直接秘密押解回国。
押解苗炳林回国不是个简单工作，如果对方反抗，被俄方发现，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所以程亚力想了三个办法。
1 通过谈判，让苗炳林等三人分别写了自首书，表示愿意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2 做通苗炳林妻子的工作，让她发来一封电报，说苗炳林有精神病，拜托朋友将他带回国。
3 托人从北京带来六箱啤酒，打电话认识的莫斯科警察来火车站取，说是礼物，等莫斯科警察来取礼物时，和他们合影，并故意让苗炳林他们看到，暗示这是个官方行为，使他们失去反抗之心。
做足这些准备，苗炳林被有惊无险的押解回国——于此同时，外交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俄方同意与中国警方合作，抓捕在境内的犯罪嫌疑人，并引渡回中国。
1993年12月30日，朱兴金、赵金华、牛顿等其他主要嫌犯，被引渡回国，被分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和铁路公安局看守所，等待审判。
1994年12月7日，朱兴金、牛顿、赵金华、苗炳林等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这时离1992年2月的第一起火车劫案，已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从此之后，这趟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列车，再没遭遇过抢劫事件。
苗炳林等人的死刑，让所有去俄罗斯做生意的倒爷都松了口气。
这帮人也不是本来都坏——这起火车劫案的匪徒中，除了朱兴金、苗炳林这些有案底的，还有一部分，原本就是些普通人。
这些人中有商人、留学生、高干子弟，他们中很多人甚至一开始是被强迫入伙的，但在作案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残忍程度，一点不亚于其他匪徒。
在被捕后，这些人尤其后悔，甚至希望死刑并捐献器官，以减轻自己的罪孽。
人的好坏很难戒定，我看过一个法国人写的书，叫《乌合之众》。
“里面说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但不管本性怎样，只要做错了事，就需要付出代价。”--徐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