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王立军
他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警察；是“打黑英雄”，几乎囊括了公安系统所有的荣誉，经过近20年的宣传，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将其推向了神坛，然而转瞬间，他又从神坛走向监狱。亦真亦假的光环褪去背后，处处写满警示
本刊记者/刘子倩 王臣(发自成都、重庆、铁岭、锦州)
王立军头发有些凌乱，白色衬衣在灯光下很扎眼，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宣判。
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作出宣判：王立军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获刑15年。
从“打黑英雄”“一级英模”，到空降重庆，三年内连升三级，直至当选副市长，这个从普通农家子弟起步的中国警察的人生，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戏谑与无奈，当然，也有谎言与荒诞。
但不论是作为赞扬的对象，或是评议的主角，这个名字，注定无法从中国法治史上抹去，也注定将被反复研究与揣测。
他不只是一个人。同时，也早已成为一个符号。
大圆脸所长
1959年，王立军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天池林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有两儿两女，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长子。
村子不大，总共有约200户人家，彼此之间十分了解。王立军从小便是村民们熟知的聪明孩子。直到50多年后，一提起王立军，仍有不少人记得，这是村里出来的“名人”。
1976年，初中毕业的王立军，被分配到当地林业局天池林场工作。两年后，他离开老家，到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原名铁法市)参了军，在某部担任文书。据知情人透露，在部队期间，他认识了现任妻子肖淑莉，后来结了婚。1981年，从部队转业的王立军回到阿尔山，重新成为林业局的一名普通工人。
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来自岳父的帮助。通过岳父的关系，以解决夫妻两地的问题为由，1982年，王立军又回到调兵山市，在市商业局下属的一家食品公司当司机。不过，在以“身份”划分等级的中国，那时的王立军还是一名“工人”。
1984年，根据上级要求，铁岭市公安局决定扩编招收10名警察，充实民警队伍，王立军托人说情想要入警。警察，属“干部”编制，而由“工人”转“干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多人极力推荐下，王立军最终被破格录用了。
他最初在基层担任治安队队长，很快便展现出优秀的组织和执行能力，于是被调任调兵山市晓南镇派出所副所长，后成为所长。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工作勤奋”，老矿工则记得他“管得厉害”。
晓南镇派出所主要管辖的晓南矿区，一直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王立军到岗后，发动组织退休工人夜里巡逻，自己则吃住在派出所，很快就扭转了局面。一些老矿工至今还记得他，“特别厉害，被他逮着就没好”，而且，这位“大圆脸所长”不仅管治安，连百姓家闹离婚，他也要管。
王立军日后的许多所谓开创性举措，其实早在他从警初期便已埋下伏笔。而这些做法，最初确有其积极的一面。
据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担任派出所所长起，王立军就要求做到“有案必报、有案必到、出警及时”，这也是他日后从警数十年始终坚持的第一原则。每至一地，他便将这个要求扩展至一地，从调兵山，到铁岭，到锦州，直至重庆。
重庆律师周立太还记得，2009年9月23日，他设在万州的律师事务所丢了15台电脑。巧的是，小偷半夜行窃时被路人发现并报警，派出所距律师事务所仅200米，却并未出警。
周立太异常气愤，通过朋友找到王立军的电话，清晨六点就打了过去。周立太并不认识王立军，后者那时刚调到重庆一年多，这位局长听完情况后说：我会马上调查处理。
挂了电话，周立太即赶往办公室。没想到，赶到时，市公安局督察总队的督察已在现场调查取证。最终，该派出所8名民警受到处分。虽然此案仍未告破，但让周立太对王立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
“他到重庆后，公安部门的工作确实起了变化，原来办公室有当事人无理取闹，报警警察也不来，现在，几分钟就会赶到。”
从组织退休人员巡逻起步，王立军不断地试验新的警务制度和工作方式，几乎全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他的改革，往往是内部喊苦，百姓叫好。
比如，2002年任锦州公安局局长时，王立军开展了一项“猫鼠同步”治理行动，警察为猫，小偷为鼠，为了捉鼠，猫要和鼠一起“上班”，基层民警全部24小时两班倒，一线警察叫苦连天，但也有这样的评价：感觉是真干事的。
抵达重庆的王立军，又开始着手在重庆开展警务体制改革，交巡警合并，重要路口设置交巡警平台，实现有警3分钟内到达现场，原来坐办公室的干警也被要求上街巡逻。
一位知情人透露，重庆公安部门原来大约有3000余名“坐办公室的”，王到任后精简到1000多人，其余全部上了街。王立军不止一次在会议或讲话中提到，要使中国的出警、处置和施救能力达到欧美国家的警务水平，“与国际接轨”。
傲慢的开始
所到之地，必有变化，这对于王立军来说，已成规律。
因在晓南镇工作出色，1990年代末，王立军被调往治安情况更加混乱的大明镇，任派出所所长。上任不久，他就开展了全所民警集中抓捕犯罪分子的行动，将抓获的200多人集中收审，效果显著。
依靠大规模抓捕犯罪分子、集中收审，王立军改善了当地治安，并获得了上级嘉奖。他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被9家新闻单位共同评选为“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后来又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
1992年，王立军升任调兵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不久被选送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两年后，学习结束，他赴辽宁省铁岭市任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
此时的王立军，刚刚35岁，风华正茂，前途无量。
在王立军调来前，铁岭市公安局的许多人都曾在公安部的表彰大会上，听过这位二级英模的英雄事迹，对他抱有崇拜与期待。
初到铁岭，王立军给众人留下的印象是“还是挺谦虚的”。 一位老民警透露，当时大家开会研究一起案子，结束后，王立军把众人送到屋门口，说：“拜托大家了，大家受累。”
但好景不长。很快，众人对他的评价就变成了“傲慢，不顾他人意见，独断专行”。
在他面前汇报工作，只能站着；任何集合或者会议，迟到、说话或手机响，他开口就骂，无论是刑警队长，还是普通民警。
一次，一位干警因为向另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晚了几分钟到王立军办公室报到，进门之后就被他破口大骂。
一次巡视，王立军认为一个执勤警察的站姿不好，便大步上前，把他帽子和肩章狠狠地揪了下来。这名执勤警察当时惊呆了，他旁边的同事则赶快转移视线，看都不敢看。
1990年代末，一个民警在夜里执行任务时被刺死，王立军当时给各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正巧赶上四位所长都不值班，几天后，这些所长都被免职，因为“所长把危险留给了同志，把安逸留给了自己”。
所长们都觉得冤，认为自己是按值班制度在工作。但从那以后，即便不值班，派出所的领导也都不敢回家，让家属把换洗衣物送到办公室，最长的坚持了一年多。
在让犯罪分子害怕前，先让警察害怕，这成了王立军的风格。虽然，惹怒他的大多是些“小事”。
多年以后，他已调至锦州市公安局任局长。一位当地记者亲眼目睹，一位干警进王立军办公室时没有敲门，王立军怒斥：“我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敲门呢？出去！重来！”
这种对细节的吹毛求疵，到了重庆，就有些变本加厉。
2010年年初，伴随重庆市警务改革的开展，警局也开始实施新的规章制度，包括：只能穿警服或者正装，穿西服必须打领带；在食堂吃饭，不准出声，不能交头接耳，不准接打电话，手机铃声要调成振动。处罚情况或名单，会以短信方式群发至所有警察手机上，常常一天多条。
当时，重庆从严治警受到全国公安系统的关注，不少省市公安机关组织到重庆学习。湖南湘潭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计划派百名民警赴渝，但正赶上“王立军闯馆事件”，便改为只有几人组成的考察小组。考察归来，一位民警感叹，若想按重庆警方的模式操作，必须先做到两点：一是涨工资，二是给警察洗脑。
重庆警方最严格的是按分数量化排名的考核制度。2012年2月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渝中区原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罗勇(副厅级)因排名靠后被免职，分配到重庆大礼堂广场治安支队(处级)工作。该支队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罗勇确已调此工作，并为他设了办公室，但一直未见其上班，具体职务上级也未宣布。“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听说与考核有关。”
没人想得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某些人眼里，这属于不近人情，专横跋扈；在另一些人眼里，这属于严格要求，树立警风威严。
但仍然无法解释下面这些事例——
2010年2月，重庆各大媒体报道：重庆女子交巡警队将配备兰博基尼、宾利、奔驰等警车，舆论哗然。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确是王立军在会上讲的。然而，重庆警方很快回应，称报道不实。不久，负责宣传的政治部主任即被调职。不过，重庆女交警与兰博基尼的合影，也很快公布了出来。
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接待大厅装修之后，王立军去参观，因装修不符合他的要求，当场发火，该管理处政委、处长先后被调离岗位；还有一次，在武隆矿难事故现场，因航拍照片效果不理想，他便当众责骂掌管此事的指挥中心主任。
完美主义者
王立军无疑具有完美主义者心态。一位与王立军相识10余年的当地记者分析说，当王立军责骂别人时，他的心理活动是：这件事我能做好，你也应该能做好。
在一次重庆警局的内部会议上，这种说法得到了印证。王立军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多学习，多读书。一半是为了鼓励，一半是为了形成反差，他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
最受称赞的是他的口才。他属于媒体记者最喜欢的采访类型。电视采访，只要把摄像机开着就行了，事后也不用剪片；文字采访，只要说个大概，他便能自己即兴完成所有内容，连记者没有想到的，他都替记者想到了。
在当下领导人讲话多数靠念稿的环境里，王立军是少有的能脱稿公开演讲的干部之一。在重庆律师周立太印象中，王立军讲起话来四平八稳，颇有学者风范，时常引经据典，从国内公安发展谈到国外治警现状，全部脱稿，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王立军的书法颇有功力，他也乐于展示。他母亲在阿尔山的墓碑就是他亲手写的；在锦州市任职时，公安局大楼里到处挂着他的字迹；他所任职过的各个公安局的新年贺卡，几乎全有他的墨宝；一张流传甚广的王立军早年照片上，他胸前挂满奖章，身后便是一幅他的书法作品，内容是否为王亲自撰写众说纷纭，但多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字确为亲笔，开篇即是：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何愁天下不太平？先忧华夏，后乐其中……
没人否定，王立军是个聪明人。参加工作时，他仅是一名初中毕业生，而后来，他是国际刑鉴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并在9家国内外专业机构任职。在重庆，他递出的名片上，唯一没有的，是他的公职头衔。
不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还是为了弥补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缺憾，王立军很看重自己的学者身份，并多次到高校作学术报告。
2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一名研究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王立军曾到学校作过学术报告，内容并无新意，基本都忘了，但王的气场很足，报告厅爆满。就在那次讲座后，王立军接受了西南政法大学的聘书，成为该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在《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指导教师一栏中确有王立军的名字，但该院一位老师证实，从没给王立军安排过学生，“他太忙了，没有时间”。
王立军有特立独行的倾向，他也将这种倾向带到了所任的公安局内。在铁岭，他就把自己的毛笔字印到了警车上：中国刑事警察。
从铁岭开始，他一直着手设计当地警察的警服；调至锦州后，除去上述改进，他还执意将警察局更名为“警署”。
按照《人民警察法》，擅自更改警服、警徽和警车，均属违规，但十余年间，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反对，这些反而作为王立军有创新精神和艺术细胞的谈资被津津乐道。在调至重庆后，这些“创新”习惯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重庆。
重庆的交巡警标志，是王立军亲自参与设计的，这个标志被要求放在警服右上臂，由国旗、警徽、凤凰、国际刑警组织徽章等多种图案组合。重庆的交巡警警车也与众不同，光车贴多达十几处，在许多人看起来，更像专业赛车。
颇受外界称道的重庆警务沙龙，在锦州市公安局便已出现，只不过，锦州的警察沙龙规模较小，而重庆的警察沙龙，有8个开放式图书馆，藏书达33万册；锦州的警察沙龙里，悬挂的是历任公安局长的照片，而重庆的警察沙龙，张贴的则是西方多个国家警察之父的头像和简介。
但一位参观过警察沙龙的资深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令他不解的是，这些图片中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苏联克格勃、英国军情6处等世界上各知名情报机构创建元老的画像。“警务属于国内公共事务，情报则是对外的，把警务和搞情报间谍的人放在一起，这是在传达什么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王立军的风格和声势在10余年中不断地自我强化，以至于当他走得足够远、引起注意时，已不知该从何时开始纠正。
这成就了他的自信，亦成就了他的自负。
打黑
最严重的强化，当数“打黑”。
据一位接近王立军的人士透露，王立军初到重庆时曾说：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多少事，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了，就了不得。警匪一家，中外如此，古今一样。我在重庆就是做一件事情，把警察和土匪分开。这位人士评价说，“这些话让人耳目一新，因为我们在官场不这样讲话的。”
但事情的发展似乎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2009年6月，在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开始进行“打黑除恶”专项治理运动。有媒体报道，王立军曾在动员大会上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并希望能在“打黑”中听到枪声。
“打黑”果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长时间地夺取了全国的关注。
据《重庆日报》2012年2月9日报道：截至目前，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500余个，抓获涉案人员5700余人，切断非法放水资金700亿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398件2600余人；法院一审判决266件2000余人……一批重大黑恶犯罪团伙被摧毁，并依法查处了文强、彭长健、刘信勇、赵文锐等77名黑恶势力“保护伞”……
数字历来是成就的证明。然而，媒体报道的数字却与官方结论相差甚远。
据2010年4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重庆“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自重庆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至2010年3月，共批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795人，其中涉黑679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44件1181人，其中涉黑54件747人；立案查办专项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职务犯罪案件125件148人，其中“保护伞”50人。
两组数字发布时间相差两年，但事实上，2010年7月，重庆市司法局前局长文强因犯多项罪名被执行死刑，便被看做是重庆打黑运动结束的标志。
媒体没有理由自行虚构数据，报道与白皮书所统计数据相差之远，或许正是印证了此前许多人的担忧——重庆之“打黑”，有“扩大化”之嫌，那些最初因种种罪名被抓捕的人中，许多最终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
长期关注重庆打黑的华东政法大学宪 法学教授童之伟于今年2月公开了他撰写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他将重庆“打黑”总结为：已从“治安型打黑”蜕变为“社会管理型打黑”，前者是公安和检察机关合法正常地行使侦办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职权，往往深得人心；后者则是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刑法相关条款的滥用，其本身即具有“黑打”的性质。
他说，中国刑法有400多个罪名，而重庆总是运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一罪名。“这个概念很模糊，很容易株连，以此进行社会管理，会造成社会心理上的威慑。”
事实上，在王立军的一路升迁中，“打黑”成就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砝码。
1994年，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立军指挥了著名的“9·19”扫黑行动，铁岭市以杨俊富、张洪俊、肖建军、何晶为首的四大流氓恶势力团伙被一网打尽，他声名鹊起，第二年便被评为“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
但王立军“打黑”的方式和手段令人不寒而栗。开原公安局原局长王子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俊富等人被抓起来后，王立军就提出要求，必须枪毙。
“当时，改账这些都算涉黑。这些人又没有人命，也没有抢劫。”据王子湘回忆，涉及到男女关系问题，就让女方供述为强奸，否则就将其劳教。此外，多位当年在公安局的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打黑期间，王立军有一个“小黑屋”，用来关押未被定罪的嫌疑犯，但一般人进不去。
威慑效果是明显的。多位铁岭市民回忆说，王立军“打黑”之后，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王立军当年的一名下属说，当时连小偷都害怕，“因为都知道，抓住是真打啊”。
童之伟在《报告》中亦提到，据他观察，重庆“打黑”有大规模抓捕犯罪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证的现象，并设立脱离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制约的秘密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关押和审讯。
掀起对重庆“打黑”普遍质疑的“李庄案”，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律师李庄，本是犯罪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2009年底，重庆警方以李庄涉嫌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教唆“翻供”为由，将其刑拘。
李庄于2009年12月12日被刑拘，13日被批捕，20日检方公诉，30日开庭审理，半月之内，完成了大多数案件需走数月的程序，效率之高，被称为“重庆速度”。当地媒体报道此案审理之初一位官员的评价：“李庄案的审理，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几个涉黑案的难度，一定要打好这场战争，确保案件审出质量，经得起时间检验。”
这个愿望落空了。李庄最初坚称自己无罪，后又表示愿意认罪，但当重庆检方重拾几年前的另一起案件，以妨害作证的罪名再次起诉李庄后，他再次挺身而出反抗。在全国律师声援、公众大范围讨论的环境下，重庆检方最终撤诉。
这个结果从根本上推翻了对李庄的上一次判决，并从另一个角度暗示，那些曾被人在暗地里悄悄议论和传播的消息——包括，秘密羁押、刑讯逼供以及未审案先定案——确有其事。
更让童之伟忧虑的是，在这种高压的国家机器控制手段下，公民间的互相侵犯固然会受到遏制，但公权力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的威胁也在增加，并且重庆的做法有向其他地区传染的趋势。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亲自参与了李庄案，但作为重庆公安第一责任人、“打黑”行动的主持者，他应该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置身事外。
他也从没对任何媒体发表对李庄案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以往将他带入荣誉光环的这些手段，在重庆，似乎开始失效了。
王立军现象
王力成，一位年逾七旬的律师，将王立军的成功之路归结为“王立军现象”。在他看来，王立军最后发展到出走领事馆一幕，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系统总是需要出现一个英雄，于是，没有英雄的时候，便托出一个英雄，最终，英雄无法控制自己。
“他原来就是个普通人，就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干的事。”王力成说道。
据这位在辽宁省法律界颇有声望的老人了解，王立军从来没说过，黑社会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也从没有说过：我和我的战友将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场；他本人从没正面承认过，在对文强执行死刑前，他去“会见”了五十分钟；也没有任何一任市委书记表示过，王立军是我们的镇市之宝……
“你们可以算一笔账，”王力成说，“王立军在辽宁打黑的主要成绩是‘自己同他的战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押上了刑场’，你相信吗？铁岭市的总人口一共300万，王立军在铁岭任局长不到三年，就是从他任刑警队长那天算起也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天都要杀人，不恐怖吗？”
事实上，2011年两会期间，王立军本人曾表示过相同的看法。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王立军和媒体、体制之间，早已形成了某种“同谋”。
成了英雄的王立军，渐渐开始习惯出现在媒体面前。一位铁岭市退休警官回忆起王立军的第一句话便是：“爱得瑟，什么时候都爱带着人举着摄像机拍他。”
1995年，在辽宁受铁岭市管辖的开原市发生了一场盗抢机动车案件。三名来自哈尔滨的犯罪分子抢车后被开原市警方堵截，落荒而逃到清河区三台子村的庄稼地，开原市警方向铁岭市公安局报告此案。
然而，当开原市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时，王立军突然带着摄像队伍赶到现场，并让开原办案民警离开，自己一把抓过罪犯，踩到地上，一手举起冲锋枪，让摄像机拍摄。
1997年10月，开原市警方获得线索，3年前在辽阳市发生的袭警抢枪案的犯罪嫌疑人曹某躲在开原市，并找到了落脚点。当开原警方准备抓捕时，王立军指示，等他率人从铁岭赶到再实施抓捕，因为等待局长，耽误了时机，曹某逃脱。
开原警方再一次摸准了曹某的落脚点准备行动时，王立军又带领数十名干警和两部摄像机赶到，进行“战略部署”，安排几位领导围着他，并在摄像机前开始讲话。曹某提出要一把手枪，王立军答应了，安排了一把取下撞针的五四式手枪。在场的几位市区局长都很惊讶，但谁都没敢吱声，只有王立军的一名手下低声建议说：“给枪啊，立军，这合适吗？”王立军喊道：“咋不合适，你别吱声。”
当晚，王立军带着所有人从曹某窝藏的村口开始包抄，距离窝藏地还有20多米时，王立军指示摄像机开始录像，他冲天鸣枪，曹某听到枪声后携枪潜逃，只留下屋内包庇曹某的一家三口。王立军和几名手下痛打了夫妇俩后，搜遍了整个屋也没找到人。
夜里，开原市警方调动警力，分析曹某去向，并在第二天早上将其捉捕。报告铁岭后，大队人马又过来了，摄像机拍了一路王立军抓捕逃犯的过程。
多名与王立军共事过的公安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几乎每个案件，王立军都会在最后关头到场，让摄像机拍下来。
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东北虎传奇》里，作家陈晓东这样写道：“沙漠风暴”车紧随其后也开进了院内。王立军猛地推开车门，他一个箭步跃到夏利车前，挥起右手就是重重一拳，只听见哗啦一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他左手举着的微型冲锋枪又是“哒哒哒”一梭子，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仿佛神兵天降，夏利车内5个人惊得目瞪口呆。
军警作家周力军的文章里，也有同样的描述，但周力军接着写道：“抓几个走私犯不一定需要举着冲锋枪打一梭子子弹这么大的阵势，但是以王立军的性格，他是爱破大案的，越是大案他会越兴奋。”
这个习惯延续到重庆，有所收敛，亦有所变质。据了解，在重庆出席警方活动，王立军不允许媒体随便拍照，只使用其专用的摄影师和摄像师，这些人从市公安局各单位宣传部门的精锐中抽调组成，因身着统一的蓝色外套，被坊间称为“蓝精灵”。
这位喜欢作秀的公安局长很在乎网络对他的评价，但对于网上关于他妻女被黑社会残杀剥皮的传言从不澄清，这种网帖应该更能体现他的英勇和视死如归。事实上，王的女儿曾是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后调至北京，妻子则在重庆工作。
王立军还有一个习惯，凡是开会谈话，都有专人作记录，这个速记团体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全国警察系统速记冠军。这些讲话和文章一起，汇集为一本书，名叫《视觉》，据看过的人说，大小装帧很像《辞海》。
三轮车夫案
王立军并非没有得到教训。最轰动的，莫过于1999年的“三轮车夫案”。2012年2月“闯馆事件”后，这起当年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1998年10月14日，三轮车夫张贵成由南向北骑行在开原市文化路上，车上拉着一对母女，横过十字路口时，一辆车正从西向东行驶，见到三轮车便刹车，但没能及时刹住，将张贵成连人带车撞倒在地，车上的小孩也吓哭了。
一名黑衣男子从车里走出来，张贵成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男人是自己一人开车。男子让张贵成上车，张贵成不肯，男子便用手拉他，拉脱了，有点恼，就打了张贵成一拳，接着又连打了两拳。张贵成也要还手，一个过路人劝他：老头别动手，他是铁岭公安局的人。
当时周边围了很多人，没多久，当地派出所、交通队、公安局都来了人，都给这个黑衣男子敬礼。张贵成这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立军。张贵成先是被交通队带到警局，随后去了看守所。
《中国新闻周刊》取得了这起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以及交通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显示：第一当事人王立军，因违反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70%的主要责任。第二当事人张贵成，因违反非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30%的次要责任。
在《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材料中，还包括当时坐在人力车内的女子任静秀于1998年10月14日当天在开原市公安交警大队做的证实材料，任静秀当时表示“没有看清是谁撞的我”。
铁岭市一位公安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王立军自己开车去开原，上午王立军给他打电话说：出事了，派人去开原。
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局长的王子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朴占浩(已故)给他打电话说，王立军撞人了，要拘留被撞人，请示王子湘如何处理。王子湘说：“你自己看吧，该拘就拘，不该拘就别拘。”
当天开原市公安局开具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因交通肇事，对张贵成给予拘留15天的处罚。
张贵成的妻子霍淑贤说，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她就去铁岭找王立军，问为什么把张贵成关起来。王立军告诉她：你放心吧，肯定会放的。还派了辆车送霍淑贤回来了。
张贵成后来在看守所呆了6天。
1999年3月10日，开原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张贵成诉王立军民事伤害赔偿一案。张贵成的代理律师杨英杰、解宏阁用约一个月时间搜集取证，找到近20位当时在场证人做询问笔录，证实1998年10月14日是王立军一个人开车，撞倒了三轮车夫张贵成，还有证人证实，王立军当时说：“三轮车夫妨碍公务，把他拘起来。”
立案后，在开原市中固法院进行了一次庭外调解，王立军、张贵成和解宏阁律师在场。解宏阁说：“当时觉得王立军口才很好，一进门就跟我夸耀他的政绩。”
10余年后，张贵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清楚地记得王立军当时对他说，“老张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既不承认开车撞人，又不承认打人，张贵成因此十分恼火，便没答应调解。虽是调解，也有对话录音，一位听过该录音的张贵成邻居回忆，当时王立军确实向张贵成说了“对不起”。
1999年夏天，此案改在新城法院开庭。庭上，王立军原来的“对不起”变成了：我代表我的司机向你表示道歉。任静秀也成了辩方证人，证明当时并非王立军开车，而是司机任树辉开车，王立军及同事刘勇在车内后排。
然而，据另一位知情人透露，王立军本人曾有过道歉的想法，但因为此事很快搬上报端，王立军感到骑虎难下。
那时，王立军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可能获得的荣誉：“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辽宁省十大杰出执法者”，辽宁省首届“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贵成最终因证据不足败诉。13年过去了，张贵成已是59岁的老人，几年前患了脑血栓，落下了半身不遂。官司败诉后，他再也没见过王立军。
去王立军化
一位与王立军熟识的全国政协委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2012年3月1日，重庆市两会代表在进京前作了一次精神传达，大家第一次从正式渠道听到了“王立军事件”这个名词。
会议传达了“王立军事件”的初步经过，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市长黄奇帆、组织部长陈存根和纪委书记徐敬业一同到了成都。到达后，黄奇帆与王立军进行了交谈，但传达没有披露交谈内容。2月7日晚，王立军主动走出领事馆，由北京方面接走。
这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立军从警多年，对警界有特殊的感情，对副市长的职位并不在意，但极其珍视其在公安系统内的位置。2月5日，王立军不再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决定宣布3日后，这位人士曾致电王立军以示慰问，他说，王立军当时“情绪和语气一切正常”，所以，当得知第二天发生了“王立军事件”后，他的惊讶程度超过很多人。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会上表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王立军在任时期曾风风火火的重庆公安局，如今正在努力“去王立军化”：一些曾被王立军处理过的民警正在申请“平反”；原被王立军撤并的派出所也在逐步恢复；重庆女子交巡警换上了正规警服；重庆公安局门口两个石球上王立军手书的“剑”“盾”二字也消失了王立军在任时期，因有宣传评比任务，每天关于重庆公安的新闻达十几条，如今媒体很少收到警方的新闻通稿和采访邀请。
然而人们的期待，或许并不仅是去除这些表面的、细微的形式，上溯三年，甚至三十年，是否还有许多事情、案件、领域都需要做些“去王立军化”的努力。
一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1999年，当王立军接到“三轮车夫案”的法庭传票时，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美国领事馆申请避难。
一语成谶。13年后，这个集聪敏、傲慢、疯狂、残暴、冒险家与完美主义者于一身的明星公安局局长，竟然真的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警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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