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政府办公楼，被戏称为“世界第一县衙”

　　浙江省长兴县政府办公楼，被戏称为“世界第一县衙”。媒体报道称，该楼及配套设施总花费达20亿，而山东济南市政府办公大楼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造价40亿元，走廊长度达1公里，有40部电梯，电话和信息点插座45000个，是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单体建筑（据11月5日《人民网》）。

　　媒体略作盘点的这些市县甚至乡镇村办公大楼，各个气势恢宏，堪称“高端大气上档次”，其中河南省信阳市明港镇政府办公楼，投资达3000多万元，人均建筑面积等超过国家规定的省部级党政机关标准。其中，书记、镇长办公室面积近200平方米。如果按行政级别将这些办公大楼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话，相信一定会将各类第一全部“包揽”，但显然，地方政府不愿也不敢这么做。

　　在我们中国官方历史上向来有“官不修衙”一说，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无论财政收入高低，未经皇帝同意允许，任何人地方官吏也不敢擅自修建政府衙门，即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腐败官吏，也不敢轻易在府衙上花上一两银子，原因很简单，这样做不仅可能招来杀头之罪，自己任期一过无疑等于拱手送给下届，倒不如装进腰包来的实惠。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地方政府的办公场所大多都是取自原国民政府或旧官僚的资产，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政府管理职能的增多，旧的办公场所确实已不再适应新的办公需求，根据工作需要进行适当合理建设也很必要，但是，不少地方政府在办公楼建设上却已不仅仅满足于工作的需求，把办公楼建设与追求奢侈豪华享受和政绩形象捆绑在一起，并逐渐发展到了相互攀比甚至违法违规举债也要实现办公楼的所谓超前意识。

　　实际上，自从改革开放取得经济发展之后，国家对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建设一直持慎重态度，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国家先后多次出台规定禁止违规建设楼堂馆所，并对公职人员的办公面积制定出台了严格标准，今年新一届中央政府组成伊始就明确承诺三年内禁止建设新的楼堂馆所，尽管这些规定、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地方政府违规兴建超标办公楼风，更有地方甚至顶风违规，其实，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因由，地方政府兴建超标或豪华办公大楼，在处理上仅仅视为违规违纪，又因为公家钱花在公家身上没有装进个人腰包，这样的违规违纪往往很容易获得上级“同情”，即使被查出大多也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不痛不痒的处理了之，到如今为止，除非有官员在建设楼堂馆所中出现贪腐行为涉嫌犯罪被法律追究之外，鲜见有官员因违规建设超标豪华办公楼被严肃追究。而且地方凡是拥有豪华办公楼的地方政府或部门，政府或部门主要领导的办公室通常又是最奢华的中心，主要领导的办公室奢侈豪华，自然无法对部门的违规建设“动真格”，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扎堆兴建超标办公楼的主要原因。

　　顾名思义，政府办公大楼纯属于工作需要的办公设施，但有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办公室，显然并不完全是用来办公，已经走上了酒店或生活化，办公室内不仅能够“吃喝拉撒睡”，甚至成了一切公款埋单的“家外之家”，百姓群众对官员这种追求奢侈豪华之风是既气愤又无奈，表面看起来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光鲜形象，实际上在百姓群众的心目中，地方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恰恰与政府形象成反比，大楼越豪华只能越脱离群众，坐在这里的官员不可能心里再想着百姓的疾苦，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去真正关注民生。

　　严格意义上来说，地方官员热衷追求奢侈享受，相互攀比建设豪华办公楼，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违规违纪或是作风问题，这种不切实际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违背的行为，应当视作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从理论意义上说，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是为人民利益谋福祉的组织，他理应毫无选择的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在人民群众的民生等很多问题尚未完全改善或未解决的情况下，把群众的纳税贡献用在建设豪华超标办公大楼供个人享受上，在性质上就已经蜕化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对立面，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蜕变，只有将这种违规兴建超标豪华办公大楼提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对其真正的“零容忍”，方可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官员追求奢侈豪华的心理，进而实现有令必行、令行禁止。

　　“世界第一豪华县衙”应当是当地政府的一张耻辱名片，在中央大力推动反“四风”行动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对这些林林总总所谓“第一县衙”，仅次于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单体建筑”，正部级镇长办公室等，更应作为整治“四风”的反面教材，只有将这些违规超标豪华办公大楼打上耻辱标签，成为一段时期的历史见证，我们才能重塑新的执政理念，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国家反对和整治“四风”的决心和毅力、魄力，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形象才能在百姓群众的心目中真正高大起来。 （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