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域要自由，公域要民主，私域和公域有时界限不明显，所以隔几年搞一次选举重新划分。这是秦晖先生对于自由和民主极其简洁的阐释。《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希望告诉读者，美国自由的奠基者，除了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亚当斯等人之外，书中提到的各种叛逆者，从“逾矩”的向度拓展了自由。为此，作者撒迪厄斯·拉赛尔从底层大众的角度，考察那些无名者为美国自由制度所作出的贡献。诸如独立战争期间耽于享乐不顾国事的人，喜爱美酒和性爱、罔顾社会风气的纵欲者，宁愿做偷懒的奴隶也不愿做辛勤劳动自由民的黑奴……
离经叛道者的贡献
如果说，林达一系列的美国书写，展示了建国者将政治理想和制度实践结合、试错和调整的过程，那么，《叛逆者》中的美国开创者呈现了不同的侧面。本书多处提到，美国的开创者们希望铸造一个纯净的国度，国民勤奋、朴素而节俭。他们提倡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反对奢华、浪费、纵欲和享乐。而《叛逆者》却从积极的一面挖掘那些离经叛道者对于美国自由的贡献：诸如，妓院在种族隔离的时代，已经成功实现了不同人种之间的和谐相处，黑人妓女和白人嫖客、白人妓女与黑人嫖客肆无忌惮地交媾；在禁欲主义盛行的时候，性交只有在传宗接代时才被视为正当，而黑人奴隶却普遍地未婚同居，妓女们也在释放性快感的信号。
“天理”与“人欲”的交战，并非只有中国的理学家们意识到了。与朱熹一样，美国的国父们同样希望美国人听从理性的召唤，控制自己的欲望。约翰·亚当斯懂得用民主迫使人们摒弃无所顾忌的享乐，放弃个人自由，因为他们要肩负起管理社会的责任。“国父们早就明白了一个我们现在装作不知道的事实：民主是个人自由的敌人。”
1760年某个晚上，刚开始自己政治生涯的年轻律师约翰·亚当斯，在马萨诸塞的布雷茵特里市一家名叫赛耶斯的酒馆里看到各色人等在这里其乐融融，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跳舞，有人拉琴，有人喝着啤酒和甜酒。亚当斯认为，“轻浮、下流无耻之徒，都是这里的常客”。他当即要求布雷茵特里市选民大会减少酒馆的数量。虽然当年未能取得成功，但独立战争期间，禁酒文化站在了他这一边。“国父们虽然自己就喝得醉醺醺，但还是一致同意酒精带来的身体享乐应该受到抨击，受到抑制。”1790年，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成功地令国会通过了对威士忌征收货物税的决定，本杰明·拉什出版《醉鬼的标志》，谴责重度饮酒。但是，对酒类征税的尝试都遭到了否决或未能执行下去。反酒精运动似乎失败了，而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对享乐的革命却已经开始。
如果比奴隶工作更辛苦，自由有什么用？
在《叛逆者》中，撒迪厄斯·拉赛尔描述了美国国父们最希望看到的美国人：
“约翰·弗里曼每天天没亮就起床，一周七天都是如此；洗漱一番后，他就立刻出门去工作。他工作刻苦到了身体承受的极限———不管什么工作，也不管报酬多少，总是一天干到晚。他只有让身体复原，以及礼拜日上教堂这些必要的时候，才停下歇息。劳作12个小时或者14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后，他低着头，立即回家。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不跳舞。他只和妻子发生性关系，而且只以繁衍后代为目的，从来不为了欢愉。天还没亮，约翰的妻子克莱丽莎·弗里曼就与丈夫一起起床。然后，她就忙着做饭打扫卫生，操持家务直到晚上吃完晚饭后不久上床睡觉。她从头到脚裹着朴素、老气、没有形状的衣服。她的整个生活就是以丈夫和八个孩子为中心。可以肯定，她的性生活从来都与愉悦无关。”
这是一对“模范”的美国夫妇，他们以前是美国南部的奴隶，后来被解放而成为自由民———显然，他们已经成功转换了身份并成为美国价值的践行者。
但是，约翰·弗里曼夫妇的生活，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典范，这样的生活显然毫无人生乐趣可言。作者描述了前奴隶和白人变得不自由的景象———在经济上受到奴役，在法律上居于次要地位。内战结束后，400万奴隶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被告知，自由人必须勤奋工作，“这些获得自由的奴隶，生平第一次因为不工作而成为‘坏人’。”在这里，作者为奴隶们被解放后丧失不工作的自由而鸣不平。“在乔治亚州某种植园工作的一位前黑奴向他的北方老板问了一个好问题：如果比当奴隶的时候工作更辛苦，那么获得自由有什么用呢？”许多人为雇主工作时偷奸耍懒，一味要求涨薪。对此，许多州颁布了《黑人法》，逮捕那些没有工作和流浪的黑人。直到1866年，国会先后通过了《民权法案》和《自由民局法案》，后者可以使得自由民局废除依据《黑人法》强迫获得自由的奴隶签署的任何工作协议的权利。在作者看来，如果没有不愿工作的叛逆者，“我们都只会像约翰·弗里曼及其家人那样生活。”
“坏人”越多，自由越多
此外，作者展示了爱尔兰、意大利和犹太裔移民融入美国的过程。这些移民给美国带来了节奏复杂、风格多变的摇滚、嘻哈等流行音乐，以及被视为“堕落”的包括迪斯科在内的各种舞蹈。最终，这些被视为另类的族群，以及非裔美国人，全都融入美国，变成了真正的美国公民。不仅如此，妓女引导了化妆和服装的最新潮流，女工们对新潮服装的追逐使得时装业高速发展……在作者看来，“叛逆者不仅使得违禁的乐趣成为了可能，而且变得真实……当社会秩序的守卫者想把他们镇压下去的时候，就让我们站在叛逆者一边吧。”
个人权利与社会秩序的冲突，是所有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在中国，1980年代初期，人们的意识和欲望，因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冲击而释放：男青年留长发、穿喇叭裤，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对此忧心忡忡，派人上街劝诫者有之，强行剪发剪裤子者亦有之；邓丽君的歌声响彻全国的大街小巷，主流媒体却一度称之为靡靡之音加以批判……时过境迁之后，这些都已成为了笑谈。但是，当时确实有一些“叛逆者”，为此付出了代价。撒迪厄斯·拉赛尔称，他所表达的意思并非是“坏人”应当取代守纪律的人，而是在美国历史上，秩序护卫者与叛逆者之间的斗争，决定着个人自由的广度。在美国，越多“坏人”存在、反抗、赢得胜利，人们所享有的自由就越多。
在作者这里，“坏人”拓展个人自由被限定在一个隐形的疆域之内，即美国的宪政制度。一方面，它有力约束了政府的行为，使之成为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无法延伸到社会的所有层次和角落；另一方面，它又对公民权利给予了严格的保护，使得个人不受政府的压迫。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叛逆者们的“叛逆”才可能拓展人们的自由。也正是因为这样，“人欲”从被批判和压制的状态，逐渐被承认甚至解放，渐渐成为“天理”的一部分。显而易见，在极权国家，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循规蹈矩的犹太人尚且难逃被种族灭绝的厄运，更不必说公然的叛逆。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上班迟到的工人、到集体农庄的地里拾麦穗的妇女，都会被抓起来送到古拉格，又怎能出现《叛逆者》中腐化堕落、贪图享乐的平民？
什么条件下，叛逆者才产生积极价值？
而《叛逆者》给人的启示不止这些。尽管作者是从积极的角度探讨历史上的这些叛逆者为美国自由作出的贡献。但是，无论是贪图享乐、逃避劳动的黑奴，还是爱尔兰、意大利和犹太裔的移民，他们都曾经与美国社会奠基者所倡导的勤劳、简朴和禁欲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族群最终都融入了美国社会，奉行了国父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为什么？
自由确实是每个公民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拓展的。但是，在拓展这种自由时，如果公民需要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那么，从利害关系考量，公民很可能选择“宁愿不自由”。例如，一个公民对某件国事发表言论意味着牢狱之灾，那么他更有可能选择沉默；一位业主为公众利益直言时遭到开发商的痛打，那么他更有可能明哲保身。极权体制之下，统治集团的成员实际上就是通过暴力维持统治，是比“叛逆者”更坏的坏人。他们所制定的制度、规则只对普通平民有效，而这个集团的成员则可以享受特权。
此时的情形，与《叛逆者》中的描述可能恰恰相反———秩序的护卫者很多时候只是助纣为虐，而某些“叛逆者”，只是那些捍卫自身基本权利的平民。为了捍卫他们最根本的生存资源和基本利益，他们奋起反抗，然而却成了被镇压的对象。在《古拉格：一部历史》及《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中，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被古拉格的暴力机器所碾压，众多无辜者成为了“叛逆者”。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与《叛逆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苏联的极权统治，将好人变成了“叛逆者”，公民不仅毫无自由可言，连基本生存权利都无法保障。不仅如此，美国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变成了美利坚价值的拥护者，而苏联的民族矛盾从未解决，并成为了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任何权力都意味着责任，这是人类通行的规则。对政府而言，一旦向公民要求更大的权力，就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反之，如果政府权力很小，其承担的责任也将相应减少。对公民而言，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样如此。可以想见，如果美国黑奴成为自由民后，普遍对工作敷衍塞责而且还要求最高的工资，雇主显然无法承担。在享受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规则下，叛逆者才可能产生积极的价值
而极权政府，恰恰在于无视这一规则———它掌握了无穷大的权力，却仅仅承担无穷小的责任。
《叛逆者》封面上的一段话有力揭示了本书的主旨：民众素质不高不是不实行民主的理由，恰好是要实行民主的客观需要，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初设定便是明证，它是素质低下的普通民众、社会精英和统治阶层相互博弈的渐进结果。显然，它与秦晖先生的主张完全相通。就本书的研究而言，《叛逆者》只是一部非主流的美国自由故事。关于美国自由更重要的内容，我们必须到埃里克·方纳的《给我自由》、《美国自由的故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或者汉密尔顿等人合著的《联邦论》等著作中去寻找。
□ 张弘（媒体人，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