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家基尔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检测结果为一位罪行累累的惯犯提供减刑依据，这一做法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议。有的同行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危险的歪曲。

　　指纹、DNA现在已成为鉴证学（鉴证科学、物证技术学）的常规检测手段。尽管测谎仪检测结果现在还不能作为正式的司法证据，但也可以作为法庭审判的一种参 考证据。随着科学的发展，又有一些技术手段可能会成为司法的证据，例如计算机断层X线扫描（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fMRI）等，可以统称为大脑扫描。

　　大脑受损才罪行累累？

　　在美国，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将大脑扫描卷入激烈的争论中。52岁的布赖恩·杜根（Brian Dugan）可谓罪行累累。1983年，杜根在伊利诺伊州的纳波维尔抢劫了10岁的珍妮·尼卡妮柯。随后，他把尼卡妮柯拖到他车子的后座上强奸，并将她杀害。1984年，杜根看见一名27岁的护士驾车在一个车站等人，他闯入她的车中强奸了她，然后把她溺死在水池中。一年后，杜根再次犯案，把一名7岁的女孩从自行车上拽下来，强奸并杀害了她，然后把尸体捆上石头后沉入水渠中。

　　在这名7岁女孩被害后的三周内，警察逮捕了杜根，同时也把他列为杀害护士案的嫌犯。在律师的陪同下，杜根痛快地承认上述三桩罪案均系他所为。但是，检察官在对其提出公诉和量刑上举棋不定。因为，检察官认为杜根对奸杀尼卡妮柯的情景描述并不太可靠。最大的疑点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两名罪犯因为涉嫌杀害尼卡妮柯而被处以极刑。

　　鉴于种种疑团未解，法庭没有对杜根判死刑，而是判了两次终身监禁，杜根也因此被羁押了近20年。不过现在杜根旧案重提，原因有二。一是10年后两名被认定为杀害尼卡妮柯的嫌犯却最终被证明无罪。因此，尼卡妮柯一案在当地备受瞩目，而且像梦魇一样压在人们心头。当地公众和检方要求重新公平审判尼卡妮柯被害案。

　　二是杜根的律师认为他们有时间来争取宽大处理。他们愿意采用任何办法，包括现在最新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测杜根的大脑是否受损。而且，他们也找到了愿意为杜根做检测的专业人员。如果检查能证明杜根的大脑受损，杜根则有可能被减轻判刑，甚至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被宣判无罪。

　　对杜根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的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一名神经科学家肯特·基尔（KentKiehl）以及其他技术人员。检查地点是在芝加哥的西北纪念医院。研究人员对杜根的大脑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持续了约90分钟，检测项目包括认知功能、注意力和伦理决策测试等。此后，研究人员让杜根吃了一块汉堡，又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精神病学问话调查。测试结束后，杜根被押回芝加哥以西约50公里的杜佩奇县监狱。


　　为何要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把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结合起来，就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它是通过检验血流进入脑细胞的磁场变化而实现脑功能成像，能描绘大脑许多部位更精确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基尔是美国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大脑生理和病理的专家之一。16年来他一直在收集像杜根这类男性的资料，并认为他们的犯罪常常是冲动性的、暴力的，罪犯在回忆自己的犯罪时没有丝毫的悔恨和内疚。因此，这样的罪犯被视为是冷血的，社会也称这样的犯人是冷血犯或冷血症。

　　基尔认为，从冷血犯这样的称呼正好说明他们可能是精神病患者，而非真正的罪犯。据估计，这些人占成人男性的约1%，在男性囚犯中约占25%。为了找到这些人确凿的精神病证据，基尔一直在试图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来检查他们大脑可能受到的损害。现在，基尔已经对新墨西哥州监狱的一千多名囚犯进行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

　　现有的医学理论认为，精神病人大脑的边缘系统易于显示出明显的缺陷。这个系统是大脑较为广泛的部位，包括梨状皮质、内嗅区、眶回、扣带回、胼胝体下回、海马回、脑岛、杏仁核群、隔区、视前区、下丘脑、海马以及乳头体等。这些区域的主要部分环绕大脑两半球内侧形成一个闭合的环，故此得名。边缘系统对人的记忆和情绪调控有重要的作用。基尔以及其他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大脑的专业人员认为，冷血症主要与杏仁核群的功能障碍有关，因为杏仁核群是负责情绪的一个脑区。

　　基尔的研究被《纽约客》之类的媒体进行了报道，杜根的律师读到后便请基尔为杜根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让杜根的律师感到欣慰的是，基尔痛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基尔答应请求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消除精神病人的污名并找到治疗他们的方法，从而阻止他们犯罪。但杜根的律师则有另外的目的。嫌疑犯在可能判处极刑的期间，辩方可以寻找种种理由来为当事人减刑，例如被告是受到虐待的未成年人和极端的情绪失控。基尔对杜根的检测则可能为减刑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即杜根是一名精神病人，因不能控制自己而犯罪。

　　现在对杜根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杜根案可能是世界上首个承认或否认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结果为司法证据的刑事案件。

　　能否作为证据的准则

　　然而，在美国包括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结果能否成为法律证据是有一定之规的，这就是“弗赖标准”。弗赖标准始于1923年。当时联邦政府判处一名叫弗赖的人二级谋杀罪，认定弗赖有罪的证据之一是测谎结果。但是，被告和律师提出上诉，认为凭借测谎仪所得的结果不足以证明弗赖有罪。哥伦比亚地区巡回法院在裁决中否定了测谎仪所得出的证据，因为该项技术还没有在相关的科学界得到接受。其后，美国大多数州法院就是否允许采纳新的科学证据都遵循了这一标准。

　　弗赖标准的核心是，一项科学原理或发现是否“普遍接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定科学原理或发现所属以及相关的科学界的专门领域；二是判定这一科学领域是否已经接受该技术、原理或发现。而且基本的理论和用于产生结果的程序都必须得到相关领域科学家的普遍接受。

　　此外，美国的一些州在采用弗赖标准时还有第三条原则。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需要认定，“证据的提出者必须证明在特定案件中采取了正确的科学程序”。如果程序不科学，即使是DNA证据也会被否定（美国1989年的一个案件就是据此否定了DNA证据）。

　　2009年10月29日，基尔参加了杜根案的“弗赖听证会”，在解释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原理和是否为专业界普遍接受后，杜根案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伯基特（Joseph Birkett）提出了一项折衷意见。他表示，允许对杜根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会造成陪审团的偏见，因为这不过是由研究者所选择的明亮色彩和统计参数形成的证据。同时，其他检察官也指出，一些研究证明神经科学的解释会特别诱惑那些门外汉，例如造成陪审团最终的断章取义。

　　因此，伯基特允许对杜根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但是不允许让陪审团看到杜根的实际脑扫描图，基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向陪审团解释和描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察官允许基尔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解释杜根一案也基于弗赖标准的不同解释。在一些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弗赖标准并不需要“科学界内部观点的完全一致”，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认为，这种要求是“不可能的”。如果一项技术的使用被所属领域的多数成员接受即满足了鉴定的要求。因此，尽管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现在并未获得科学界的一致认同，但还是被允许在杜根案中用作鉴定。

　　辩方与检方针锋相对

　　2009年11月5日，基尔向陪审团作了6个小时的解释，主要是他对杜根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测的结果，以及对杜根进行3小时精神病学谈话的结论。后者主要是对杜根进行黑尔精神病态量表（PCL）检测，杜根的得分高达38分（满分为40分）。这个精神病态量表通过问卷和谈话来量化受试者的人格和行为，涉及20个方面，是由基尔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所创立。

　　基尔同时利用幻灯片（微软办公软件）和卡通大脑图像来解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测的结果。基尔证实杜根的大脑就像他的其他三项研究的对象的大脑一样在特定区域有活性的降低。在卡通大脑图像上，基尔用有标记的不同区域，如杏仁核群的大脑截面图显示，杜根的大脑活性异常，所以杜根大脑做出的决定就像精神病人一样，是非理性的。

　　但是，检方召集的证人对基尔的证据进行了反驳。纽约大学精神病学家乔纳森·布罗迪（Jonathan Brodie）指出，首先是时效性存在问题。基尔对杜根的大脑扫描是在杜根杀害尼卡妮柯26年后，这就不可能知道杜根杀人后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杜根杀人时的大脑活性与现在的大脑活性并不一致。即使他现在的大脑有病变，也不能说明他杀人时的大脑有病变，也许当时他的大脑是完好的。

　　其次，杜根案存在平均值与个体差异的问题。布罗迪对陪审团举例说，专业篮球运动员大多数很高，但并非每个人都在6英尺以上。从技术角度看，基尔的工作很专业。但是，问题是他是用什么做的，这其中就有可怕的漏洞。即使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可靠地诊断精神疾病，但是它也不一定能认定杜根就是在大脑受损时犯下罪行。

　　最后，法律要落实到个人的理性、故意的行为，而非大脑解剖或血流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史蒂芬·莫斯（Stephen Morse）也认为，大脑不会杀人，只有人才会杀人。

　　一个危险的先例？

　　陪审团对杜根的判决是在布罗迪作证后4天进行的，过程一波三折，结果跌宕起伏。当时，陪审团考虑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出了决定。有10人同意判处杜根死刑，但有2人选择判处杜根终身监禁。显然，这无法达成一致，因为对罪犯判死刑需要陪审团全体同意。不过，在等待被害人尼卡妮柯的家人到达法庭之时，陪审团的一名成员请求法官给予陪审团更多时间来考虑，法官同意了。

　　陪审团索要了几份证词，带回去进行更慎重的考虑，包括基尔证词的副本。第二天，陪审团的所有12名成员都同意判处杜根死刑。不过，杜根的律师表示会将此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基尔的做法不仅被很多同行视为怪异，而且在神经科学家和律师当中引发了争论。美国佐治亚州的爱默瑞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学家海伦·梅伯格（Helen Mayberg）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危险的歪曲，很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梅伯格也以大脑图像来研究抑郁，自从1992年以来已经对十多名病人进行了大脑扫描。

　　尽管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揭示的是大脑中血流的改变，被认为与大脑活动相吻合，在研究中应用也很普遍，但是大多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是小规模的，难以重复，而且只是在一组人群的大脑比较中有差异，但难以揭示个案的差异。同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现在还较少用于临床诊断。

　　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结果的解释并不具有惟一性。就连基尔也承认，当理解抽象词汇时，精神病患者大脑的某些区域比非精神病犯人和正常人的活动性较低。但是，二者之间也有重叠的地方。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人员支持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脑行为中心主任鲁宾·格尔（Ruben Gur）认为，大脑扫描是一种客观的精神状态的衡量。大脑扫描不会撒谎。如果大脑中有组织缺损，大脑扫描就能揭示出来。

　　格尔认为，对欣克利进行计算机断层X线扫描（CT）的证据被法庭采用说明了这一科学证据的真实和有效。之后，又有更新的大脑扫描技术出现，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但是，现在要用这样的结果说服陪审团和法官也存在诸多阻力。基尔也认为，他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只是判定某人大脑是否有病的标准之一，还要结合其他诊断手段，如精神病认知测试。

　　显然，就像测谎仪一样，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在将来能否成为法律上认可的证据，还有待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以及社会对此是否接受。

　　作者：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