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世纪后半期，中国已经面临着全面性的人口压力，社会、自然环境全面恶化。图为《康熙南巡图》中的治河场景。 （南方周末资料图）

　　清朝为什么会有空前多的人口？

　　清朝人口从一个巨大的基数（超过1亿）开始了持续一百多年和平时期的稳定增长，在乾隆中期超过了2亿，末期超过了3亿，在这三十多年里，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5‰，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时期，并在下一个30年超4亿，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最为流行的一个术语“四万万同胞”，即源于此。

　　传统社会的人口出生率比较稳定，决定人口增长速度以及总数的决定性因素是死亡率，即只有保持较低的死亡率才能保证人口较高的稳定增长。清代的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历史空前的高峰，不仅有长时间持续和平、稳定的因素，也有人口死亡率相对较低的因素，这意味着综合生活水准的较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征服了准噶尔汗国与回疆，全国版图面积超过了1300万平方公里，达到了极盛。政府有意识招徕民众到新疆屯垦，而此时内地的耕地已经开垦殆尽。乾隆中期，全国耕地数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据估计达到了10亿亩。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作物的改良，复种普及，水利建设等原因，清朝的粮食亩产量不断提高，在乾隆中期也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高峰，平均亩产达到了310斤（原粮）；全国粮食总产量约1.5亿吨，同样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随着耕地面积、单产量、粮食总产量三项指标全部达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高峰，乾隆中期的全国人口数也超过了2亿，较之清初翻了近一番，这同样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高峰。在传统农业时代，人口数量与粮食产量高度正相关，即粮食产量越高，人口数量越多，空前多的人口，也必然伴随着空前高的粮食产量，而乾隆中期人均粮食（原粮）占有量达到了约750公斤，即使按照较低的估计标准，也超过了500公斤，也是历史上空前的高峰。

　　子虚乌有的人口奇迹

　　清朝延续了历代的征收人头税政策，号称“编审人丁”，编审对象范围是16岁至60岁，且无残疾的男子，但江西、福建、广东、浙江的女性也要承担人头税。编审是为了征税，有些地区的人丁逐渐以粮食或白银作为计量单位，它们是“照田地计丁”、“照粮计丁”的产物，但同时仍然存在原来的“照人计丁”。 编审人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每逢编审时按规定要逐户、逐人核查，为了逃税，民众也常常隐瞒人丁，因此全国人丁数增长缓慢，50年间才从一千九百多万增长到康熙五十年的二千四百多万，它们是粮、银、人三种事物的混合相加，不仅不能反映实际的人丁增长，更不是全体人口。不少人（甚至包括乾隆皇帝）将这些人丁数与乾隆六年以后几乎包括全体人口的“民数”比较，认为清代在短时期内人口增长数倍甚至十几倍，称之为“人口爆炸”、“人口奇迹”，这纯属低级错误。

　　康熙皇帝完全清楚编审人丁隐瞒严重，他在各地巡视询问民众，结果“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他认为自三藩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有鉴于编审人丁的执行成本太高且无效，康熙五十一年，“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

　　康熙皇帝此番话情理兼备，全国人丁税总计不过白银三百多万两，而他动辄蠲免就达上千万两，因此他只想知道人丁的实际数目，并不在乎区区的人丁税，因此他要将人丁税额冻结以消除民众的担心，以此希望得知真实的人丁数。

　　次年，康熙皇帝下达恩诏：“嗣后编审增益人丁，止将滋生实数奏闻。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此即“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此，中国历代实行的人头税在事实上已经被冻结、废止；雍正年间在全国普遍推行“摊丁入地”，将冻结的丁税按田亩分摊后，连形式也不复存在。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摊丁入地”以及其他各种的赋税减免、赈灾救济，肯定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也不能过高估计，决定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经济特别是粮食产量。

　　空前严重的人口压力

　　随着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从18世纪中叶起人口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早在1950年代，何炳棣就认为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原来的中国的粮仓湖南与江西，在丰年的时候仅有少数的余粮，粮食价格自18世纪中叶起开始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时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央政府均认为人口增长是最根本的原因，认识到了人口压力的存在。

　　康熙皇帝对人口压力有清楚的认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帝在祈谷的祭文中称：“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虑民食不充”；“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四十九年称：“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五十一年称：“米价终未贱者，皆生齿日繁，闲人众多之故耳”。至于江南地区，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皇帝便惊异地发现虽然“江浙二省……比岁以来蠲豁田赋，赈济凶荒，有请必行，……爱养之道备极周详”，但“见百姓生计大不如前”。

　　康熙皇帝没有理由夸大治下的严峻人口压力。随着承平局面的持续，人口不断地增长，人口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而除了封禁的东北地区外，中国的可耕地基本上已开垦殆尽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御史曹一士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齿浩繁，苟属可耕之土，必无不毛之乡。”乾隆三十八年，皇帝认为中国内地已经开垦完毕：“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沃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新疆虽大但可耕地有限，难以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

　　从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与单产量的提高，这两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但当18世纪后半期中国内地的可耕地已经开垦殆尽之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单产量的提高越发困难，那么全国性的人口危机便会到来。当时人汪士铎为此惊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从乾隆中期以后，虽然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开始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粮食单产量随着气候变冷、灾害的增加、水利设施的败坏、地力的消耗开始下降，生活水平随着人均粮食产量持续的下降而下降。

　　现代学者通过微观计量研究，证明18世纪后半期确实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重大转折：婚龄上升，生育间隔变长，生育数减少，死亡率上升……这些指标是经济恶化、生活水平下降的直接、有力的证明。中国已经面临着全面性的人口压力，社会、自然环境全面恶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经济已经难以维持数亿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经济的全面转型，发生产业革命，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则必然会发生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伴随的政治危机。

　　美洲作物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面临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危机，康熙皇帝频繁大力度地减免赋税、赈灾、治河、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来应对；在继承上述措施同时，乾隆皇帝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推广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种。乾隆五十年，皇帝意识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

　　玉米、番薯最大的优势是适应力强，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区丘陵坡地，不与传统稻麦争地。为了鼓励民众垦荒，达到乾隆皇帝希望的“野无旷土”、“民食益裕”的目标，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对于新开垦的贫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块“永不升科”（永远免税），而这些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玉米、番薯。在政策的推动下，玉米、番薯逐渐在全国推广：根据地方志，在观察的266个府级政区中，1776年，还有118个没有玉米种植，1820年降为72个，1851年则仅有40个。

　　随着乾隆晚期全国推广玉米和番薯，人口也在持续增长，并将在未来30年内突破4亿。那么，这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玉米和番薯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最近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宫启圣教授”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实际它是龚（非“宫”）启圣与其学生联合署名的成果，它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而并非陈志武所称的利用了“1330个县的县志”。

　　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番薯。”

　　但如前所述，多种信息来源的大量史料确凿无疑地表明，早在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前，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非常普遍，且越发严重，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正因为此，才迫使政府推广、改良玉米、番薯这些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的地区更有动力引进玉米，而不是相反—因为引进了玉米而导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这是倒果为因。

　　陈志武又引述龚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如果这个论断成立，将是中国经济史的一项惊人的发现，但龚文引述的是帕金斯《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的结论，两者的原文均明确无误地写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约55%的增长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根本不是如陈志武所讲的那样归因于这三种美洲作物。这一错误也是惊人的。

　　“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吗？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任何计量方法都无法仅根据“有、无”来准确计算出玉米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那么以玉米、番薯、土豆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对清朝中国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由于清朝没有各项粮食作物的产量统计，无法进行估计，但好在有民国初年的相应统计。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2%，两者合计的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约为7.67%；19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国本土的各种芋类在内的产量合计也只占全国粮食产量的9%。

　　由于自清中期直到20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间，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在稳定、快速增长，因此越往前推，这一比例只会更低，据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嘉庆年间）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而且可能偏高。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实际只有部分）作为人的食物，那么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长与数量甚至经济发展都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断。

　　我并不反对历史量化研究，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主题为明清人口）以及《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计量。但量化研究有几个必要的前提：背景要掌握得全面深入，数据的局限性要清楚明白，来源要可靠无误，这对于中国传统时代的研究尤其重要。明代的官方黄册中有大量超过100岁甚至200岁高龄的“人”，清代的“丁”有三种不同的计量单位与涵义，明清耕地“亩”与实际面积相去甚远……如果不加辨析就对它们进行计量研究，只怕方法越复杂艰深，结论就会偏离事实越远，这样的量化研究岂非与研究求真的初衷背道而驰？

　　作者：侯杨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