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小时代2青木时代》的落幕，今年夏天，郭敬明的电影首秀华丽结束，两部成本不足5000万的电影最终获得近8亿元的票房，再次印证了“小四”的市场魔力，以至于同期上映的多部青春片毫不留情地遭遇《小时代》的排片挤压。不过，《小时代》的市场冲击波却是在一片骂声中“逆光飞翔”。第一部刚上映之时就受到专业影评人、剧作家对电影品质的怀疑和主流媒体对影片拜金主义价值观的批判，这些批评不可谓不犀利，只是依然无法解释《小时代》为何会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于“80后”、“90后”等主流消费人群来说，他们一方面对浮华的国际化大都市生活毫无保留地“一往情深”，另一方面又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光鲜亮丽背后的“鸭梨山大”，而《小时代》的魅力正好在于同时满足了这样两种看似对立的情感体验，《小时代》一点都不“小”。

　　“微茫感”vs“庞大的时代”

　　“小时代”既是一种对当下的命名，又是一种对时代的感受。与波澜不惊的“小时代”相参照的就是“大时代”，什么是“大时代”呢？远的不说，20世纪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从晚清到“五四”、到抗战、到建国、到大跃进、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这一个又一个“大时代”就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生活在“大时代的儿女们”为了民族、国家、人类的事业前仆后继、不畏艰险，“大时代”的人们有一种被时代裹挟、推动时代发展的主体感。这种主体意识既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民族危亡的召唤（30到40年代），也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豪迈（50到70年代），抑或是“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的理想与乐观（80年代）。也只有在“大时代”，个人（小我）才能以“我们”的名义获得一种 “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超能量，才能牢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可是，“大时代”还没有等到“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就已然消失，“我们”进入了郭敬明所描述的“小时代”，一个冷战终结、全球化风卷残云的时代。

　　“小时代”之“小”体现为难以讲述或无法讲述民族、国家、革命、救亡等宏大主题，生活在“小时代”的“我们”根本无法扼住时代的咽喉，更难以感受到“与时俱进”的激情。按照《小时代》的说法：“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小时代”中“最最渺小微茫的一个部分”，这种“微茫”感来自于一个异常“庞大的时代”。在小说版开篇是这样论述《小时代》的：“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与时代》，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是的，北京早就被甩出去8条街的距离了，更不用提经济疯狂衰败的台北。香港依然维持着暂时优雅的领先，但在身后追赶的，是一头核能动力般的机器巨兽，它的燃料是人们的灵魂，它的名字叫上海。”在这里，“小时代”被转化为一个空间的故事、一座城市的寓言。

　　在香港、台北、北京等超级城市所组成的大中华地形图中，上海成为了“一头核能动力般的机器巨兽”，“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显然联系着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上海取代80年代的深圳特区成为改革开放“旗舰店”的历史。这种无法用文字描述的“光速”在电影片头被淋漓尽致地呈现为快速剪辑和航拍镜头中的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的摩天大楼，不再是90年代上海怀旧潮中风情万种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和租界遗迹，而熠熠生辉的浦东陆家嘴成为了“机器巨兽”的象征—一个新世纪以来拔地而起的世界金融中心，恰如两部电影推出片名的方式就是把“小时代”的巨大字体也像高楼大厦般镶嵌在陆家嘴的万千楼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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