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众翘首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浪潮中，北京终于率先扔下了一只靴子：2016年中高考英语分值均有相当幅度下调。

　　在中国大中小学几乎所有课程中，英语都是设置最普遍、学程最长的科目之一。引起的争议，也广泛而热烈。争议无异会带有情绪，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涉及一项教育公共政策的革新时，我们就需要多方位的理性视角，得好好“算计算计”。

　　首先是功能的视角。毋庸讳言，在英语文明仍属强势文明的今天，英语是最为通用的国际语言，许多科技、文化资料和信息都以英语为载体发表和传播，因此，无论是个人视野的开阔、就业的选择，还是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英语都是有益的工具。不仅接引国外新知需要英语，将中国科技与文化向国外推广也需要英语。于我有益，为何不学？于国家发展有利，何不广泛推行？

　　但收益的另一面是成本。为了使用英语这个有益工具，我们需要投入多大的公共资源和个人资源？是否需要政府在义务教育、高中、大学教育阶段都强制推行，是否需要在所有领域的就业、职称上都要强制考核？这中间不仅涉及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财政经费的投放，还涉及公民人生（时间、金钱）资源的分配。

　　成本和收益的中间则是方法与技术。当前英语考试太突出选拔功能，这种筛选，要将一部分人淘汰出去，导致了英语教育的异化。

　　如果一定需要在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在高中和大学阶段推行英语教育，如果中高考仍需要考英语，那么，怎么教育、怎么考才能使英语不仅是应付考试的“死知识”，而且真正成为能熟练运用的“活工具”？国民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英语？如何以对英语的真实需求为导向？恐怕这些才是英语教育改革的真问题。

　　其次是对个体选择的尊重。现代义务教育是普惠性的、普遍性的，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是强制性的。统一的选拔考试具有“淘汰”功能，也存在强制。但教育的本义不是强制，而是通过赋予知识，给人生更多选择。

　　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学习英语的天分？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学习英语？是不是所有行业都需要用到英语？仅仅为了适应选拔和筛选，孩子们是否一定能真正掌握、灵活运用英语工具，而不仅是应试英语、哑巴英语？如果以上答案都“不是”或不一定是，岂非严重的浪费？

　　因此，对那些对英语不感兴趣或天分不在英语的人，对那些不需要用到英语的人，就不一定强制他们学英语。

　　国家应尊重个体的选择：消极方面，对不需要使用外语的行业和领域，在大学里不要强求学英语，评职称时不要强求考英语；积极方面，对在中小学阶段实在不喜欢英语的孩子，可给他们提供别的语言选择。比如鼓励孩子学习其他外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鼓励感兴趣的孩子学习本国少数民族的语言。

　　第三个视角是文明的竞争。近世以来，“西学东渐”与西方文明的强势输出，成为世界现象。与之相适应，西方的强势，成为深受其影响的发展中世界一部分知识精英不自觉的思想底色，但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众来说，这损害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由此触动了他们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强烈情绪，这是当前民众反感普遍性强制学习英语的一个背景。

　　但这种“文明的焦虑”不应导致封闭，恰恰应该更开放。一种看法认为英语“危及”了中文，但问题的关键究竟是我们对英语太重视了，还是对中文太不重视了呢？实际上，一切外语都不应是中文的敌人，过于功利的教育才是。恰恰相反，中国如果真正要成为文明的重镇甚至新的中心（之一），就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全世界的语言与文明。

　　在可见的较长时期里，我们仍然需要英语，需要英语教育。英语教育与考试的改革，不应是“关窗”，而应是“开门”；不应该是政府粗放的强制推行，而是允许公民审慎选择的精明算计。如果对英语教育改革的思考能够使我们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打开视野与心房，使我们对更多的外语（及本国少数民族语）学习持更开放的态度，最终将有助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