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7日，《力报》就汪精卫投日发表急电。 资料图片

　　关于储安平的履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曾担任桂林《力报》主笔”。但是，储安平在《力报》时期的具体情况如何，无人知晓。笔者为此专程前往桂林查阅《力报》，终于还原了这段史实。

　　从歌颂、引导到批评、监督

　　《力报》初版于长沙，在湖南拥有广泛读者。1938年，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出资五千元资助《力报》，并派秘书张稚琴任报社发行人。由于人事纠葛，张稚琴并没有将这笔钱投到长沙《力报》，而是前往桂林，创办了桂林《力报》。该社社址设于桂林城外的社公岩，营业处设于桂西路。《力报》的条件非常艰苦，据冯英子回忆：“那时所谓的房屋，大都是竹木结构的，在平地上竖立木桩，用蔑片编成墙壁，外面涂上泥，泥外用白灰一粉；屋顶则是用树皮盖的，星月之夜，可以透光，下大雨的时候，里面自然也滴水成流。桂林《力报》的社址就是这么一幢占地几百平方米的房子，房子的一半作工厂，有一架手摇的对开机和一个排字房；一半作编辑部和经理部，几位主笔和编辑也住在这里。”

　　桂林《力报》于1940年3月正式出刊，一般每天四版，第一版是报头和广告，第二版是社评和国内重大新闻，第三版是国际新闻，第四版是经济新闻或副刊。《力报》由冯英子、欧阳敏讷先后担任总编辑，邵荃麟、千家驹等人先后任主笔，设有副刊“独秀峰”、“新垦地”，编辑有聂绀弩、彭燕郊、王西彦等。1943年秋冬，千家驹离职，张稚琴在征得总编辑欧阳敏讷同意后，从湖南找来储安平，邀请他来桂林担任主笔。储安平本身对教书兴趣不大，不过将其当成一个糊口的职业。他的心思片刻都没有离开过新闻界。此时遭逢婚变，又逢国立师范学院寒假，南下桂林做报纸主笔，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储安平在《力报》，主要是和欧阳敏讷一起撰写社论。社论初期并不署名，后期才在结尾署名“讷”或“储”，不易判断一些文章是否出自储安平之手。据欧阳敏讷回忆，储安平每隔一天写一篇社论。翻阅《力报》可知，实际情况大体与此相近。储安平也经常写作篇幅很长的专论，连续两到三天连载。《力报》时期的储安平，摆脱了国民党系统报刊杂志的羁绊，又处在桂系的地盘，终于可以放言无忌。他最大的转变，便是不再单纯地歌颂抗战伟大，或引导正面的抗战舆论，而是对政府在抗战中的一些过失进行批评。他也开始将从英国学来的自由主义理论，正式应用到批评中国政治的实践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首先是当时的时局变化。经过1939年末惨烈的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速亡中国的迷梦破灭。其后中国成为英美反法西斯战线中的一员，得到主流世界的大力援助，战胜日寇不过是时间问题。因此，舆论的重点可以从鼓舞士气的宣传抗战转移到谋划“建国事业”，提前考虑在战争胜利后，如何改革中国的种种社会弊端，将中国逐步引向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其次，储安平在《中央日报》和中央政治学校多年，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专制和统治无方，本来就积累下很多不满。经过《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的夺妻事件，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他重新对国民党进行定位，认定国民党的统治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统治。他要为监督这个政府，争取个人自由尽一份努力。

　　奠定自由主义批判立场

　　储安平的社论基调，首先是重申自由。其中最主要的是人身自由。储安平说：“所谓人身自由，就是一个人的举止行动，绝对自由，非触犯法律，不受任何限制。”但是，中国素来缺乏人身自由保障，现在仍然如此：“现在中国一般人民最感威胁的，便是非法机关的滥行逮捕。一个警察可以任意的来搜查你、盘问你，甚至逮捕你，一个保甲长可以任意拘禁一个老百姓，一个××人员可以很轻易的将你带到一个不公开的地方。一个人被拘押后，竟不知何时可以被审，甚至有时虽被捕而竟不知所犯何罪，更甚至有时一个人无端失踪而其家属竟不知向何处营救，向何处申诉。至于警察一类人物随意的闯入人民的寓所，更是习见而不足为奇的事了。”“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假如人身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那其余的各种自由也就是一句空话了。”储安平的老师罗隆基当年在《新月》杂志上对国民党肆意侵犯人权，随意逮捕人民的行为给予最激烈的批判。此时已经成长起来的储安平，接过罗隆基的接力棒，对自由和人权昂首高呼。储安平在1932年写作《给弟弟们的信》时，虽然肯定民主政治，但对自由关注甚少，更多强调中国人提升道德和发扬“公”的精神。在《中央日报》工作三年，身为党报喉舌的编辑，更没有机会发表宣扬自由的言论。然而，经过英国游学的洗礼，目睹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储安平开始真正对自由的价值予以重视。

　　作为一个报人，最感痛彻的是出版不自由。当时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文章在见报前都要送审，批准后方可发表。负责检查者都是政工官员，文章稍涉批评政府者，即可能遭受惩处，若执意发表，报社极有可能面临着封门的命运。储安平援引欧美各国先例，提出今后应当改良检查手续，并行特许、检查、追惩三种制度。所谓特许，即出版社向官方登记，经特许后便可自由出版，不再受检查系统的限制；检查指出版社无需向官方登记，各项图书文稿经政府检查许可后予以放行；追惩指凡是登记检查合格的刊物，如有违规情况发生，政府再追惩发行人。

　　其次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评论。此时，储安平对国民党的腐败，行政机构的低能已经有很深的认识。在《论行政上的刷新》一文中，他批评了中国的行政机关冗员充斥，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虽然有考试制度，但真正通过考试而任官者少，大部分仍然是私人关系的援引。这就导致真正有才者没有进阶之道，各级行政机构被众多平庸无能之辈盘踞。在《论官僚与政客》中，他批评了政府“媚上欺下畏强凌弱的官僚作风”，以及政府中那些“无一贯政治主张，专门以玩弄政治为终身职业”的政客。如何解决这些行政弊端？如何革除官僚作风铲除政客？储安平显然意识到必须从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程度提高两方面求根本的解决。只有真正实行民主制度，让具备健全政治意识的人民，通过选举、监督、罢免等权限的行使，才能革除这些阴暗，改变现状。这一时期的储安平，政治批判意识再度明显。这种自由主义立场上的批判基调，成为其后几年论政最主要的旋律。

　　具备了政论家的深刻和远见

　　此时储安平的言论，另一个特征是更加具备了一个政论家的深刻。在这些言论中，最能反映储安平见解深刻的是对于苏联修宪案的评价。1944年春，苏联最高会议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提出的修改宪法案，将苏联的十六个联邦中的每一邦都赋予与其他国家建立直接关系并签订协定的权力，又建议赋予每邦自行招募军队的权力。2月4日《力报》以《苏联的明智措施》为题刊发社论。社论认为，这次修宪是因为苏联经过这次战争的创伤，意识到了以往对外孤立政策和自保政策的错误，为了弥补以往的过失，苏联很自然地产生和其他国家密切接触的愿望。这是苏联政治家有意跨出国门之外，和其他各国政治家共同谋求人类福利的举动，是值得称赞的明智之举。这个举动表明苏联正式向各邦及邻近国家表示自己并无吞并邻国的野心，更是向英美证明，并无图谋世界霸权之举。这是苏联适应时代的一种表现，而非像一些西方报刊评论的那样，是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一种有预谋的行为。这篇文章显然出于欧阳敏讷之手。因为我们从其后连载三天的雄文《我们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中，看到了与此完全不同的观点。

　　储安平首先认为苏联的这一动作并非简单之举。他判断，战后必将形成美苏英中四强领导世界的局面，而在国际问题磋商上，可能会采取四巨头主导下的多数国家表决制。相对于英美在欧洲的势力，苏联在欧洲必将十分孤立。由此苏联让十六个“邦”变成十六个“国”，让每一“国”都有外交权，都有参加战后世界和会的机会，必将壮大苏联的外交力量，为苏联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更多的发言机会。这次修宪还允许苏联各邦建立军队。储安平预测，战后必将出现世界各国大范围的裁军活动。将来讨论裁军标准时，结果必将是苏联的海军空军比英国等任一国家的规模要小，陆军也不会超过英美两军的总和。这样的限制便是仅仅扼住了苏联的咽喉，使其从彼得大帝以来的越日本海出太平洋、冲过达达尼尔入地中海的愿望彻底破灭。苏联允许各邦保留军队，实质是将苏联的军事单位从一个变成十六个。即使将来苏联的军事力量被削弱，至少还有其他十六个独立的军事单位，其总和必定比裁军之前的苏联军事实力雄厚。而且，虽然允许各邦拥有外交权和军事权，也不必担心苏联因此分裂。苏联本身是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对整个国家都具有绝对严密的控制权力，各邦的政治中枢和苏联的政治中枢必将完全一致。何况苏联宪法本来规定，各邦的法令和苏联法令相抵触者无效，而且并未赋予各邦战和权。总之，苏联的这一行为并非简单地融入主流世界的友好之举，实际处心积虑，别有深意。

　　储安平在这里十分敏锐地预测到了战后苏联可能采取扩张态势，可能采取一种新的方式与美国一决世界霸权的雌雄。他说：

　　“这次战后的世界，究将建筑于什么一个基础上面，世人对此都非常关切。正义、自由、和平，这些崇高的理想，是大家憧憬追求的，许多思想家都在绞尽脑汁希望能使人类得到一个持久的和平。不过，我们心中虽不能不具有远大的理想，但我们的眼睛却不能不注视现实。现在每一个主要强国，他们在国际政治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逃出这两种方式：(一)求均势，(二)再进而求在这个均势里自己能取得主动的地位。我们认为这个老原则是不会被遗弃的，而且在亚洲也将会更加强化运用这个老原则。要知苏联对于世界的霸权，素非毫无兴趣者，不过今昔的环境不同，所采的方式也不同罢了。现在苏联既将积极参加国际间的种种竞争，他自须采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俾助其外交上的运用。苏联对于战后之欧洲，抱负究为如何，我们尚难具体论列，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对于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苏联必有苏联独特的计划。我们都知道苏联对于波罗的海、东南欧、巴尔干等地带，是非常有兴趣的。而大斯拉夫主义，也并不能说完全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这一宪法的改变，将来能发生多大作用，固尚有待事实表现，但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宪法上的改变，其间所含的意味是很深长的。”

　　将储安平与欧阳敏讷在同一报纸对同一事情的评论，可谓高下立现。储安平并不同意欧阳敏讷将苏联修宪案理想化，而是以新闻报道的只字片语判断这是别有深意之举。他对于战后世界局势也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估计，认为战后仍将是一个各国试图扩张自己，保持势力均势的态势，而不是想象中的打倒法西斯以后便成为一个大同世界。似乎他真正学得了英国人的思维，在保持对未来世界的理想主义之余，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看问题，而不作天真乐观的书生之见。这表明储安平此时已经真正具备了一个政论家的见解和远见卓识。

　　◎韩戍，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