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道炯家里新开张的饭店走出来，往西踱去不远，是一眼斑驳的古井，几百年来井绳上上下下的负重运作，已经把石井勒出许多道深深的豁口，仿佛大地上张着一圈缺了牙齿的嘴巴，犹豫着不能说的秘密。

　　这是一个依旧固守农耕方式的村庄，少见的水泥路直通李道炯家门口，其他的地方，多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土路，黄色的油菜花在空气里迸发出略带土腥的苦香。李道炯家饭店的匾额写得谦虚谨慎：“乡村饭庄”。

　　李道炯没有在匾额上大书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毕竟他的高祖与李鸿章是堂兄弟，这层关系解释起来还是相当拗口。但方圆几十里内许多八竿子打不着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在高挂鸿章招牌推销楼盘，相形之下，李家后人反倒显得低调。

　　李道炯的二儿子刚从城里学成厨艺，原先给别人打工，现在回家自己单干。磨店乡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多少乡镇企业，当地政府希望发展旅游，李道炯脑子活络，回家把房子粉刷粉刷，就替儿子开起了饭店。但这里的农家游似乎远未成型，仅凭一口古井，几段残碑，吸引不了远方来客。饭店大厅里只放了一张圆桌，四壁空空。

　　合肥以东30里地的磨店乡，100多年前是个了不得的地方，无人不知这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老家。—“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分别影射着李鸿章与翁同龢两位大人的籍贯与人品。当地人说，这方水土历朝历代出过不少官员，就拿这口古井来说，开凿者是明朝一位姓熊的侍郎，所以它的官名叫“熊砖井”，是一口“很有水平的井”。相传这井有法力，曾经有一位官员为求庇佑，从井栏上敲下石头，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熊砖井有一处豁口特别大。村人们相信，李鸿章一家就是喝了这井水，才一路发迹荣升，家道中兴。这方水井润泽了李家起码八代人，如今还生活在井边的李道炯，是当地的支书—祖上为相国，后代是村官，形成一种对比式承继关系。

　　“若不是40多年前那场狂飙式的群众运动（"文革"），这儿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晚清传统式官宦大宅门的博物馆，因为现在人们收集到的李家各式碑刻，仅仅拓片，堆在地上也有半人高。”《李鸿章家族》一书中这样写道。祠堂与石碑已经被砸了个稀巴烂，只有那口古井，因为还有日常供水的实用价值，在浩劫中保存了下来。

　　李道炯指着家门前的水塘告诉我，李鸿章小时候在这里洗过澡，私塾先生把换下来的衣服挂在树上，随口吟了一句“千年古树当衣架”，少年李鸿章开口就接“万里长江作浴盆”。

　　在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里，故事变成了李鸿章的父亲随口吟出“风吹马尾千条线”，年仅6岁的李鸿章朗声应对：“日照龙鳞万点金。”折射出胸中气象的下联让父亲吃了一惊，当即决定送他去私塾念书。

　　这些对联已经不止一次地被引用了。在另外一些野史中，据说是朱元璋小时对出了这对联。所以“日照龙鳞”等句，是否真的出自幼年李鸿章之口，现在已不可考，但是这位官至一品的北洋大臣，确是一位文采斐然的诗人，同时还是个出色的书法家。6岁时的“日照龙鳞”也许是杜撰，但20岁时他的自述诗，已经可以一窥他冀望少年得志、扶摇直上的自我期许：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鸥。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二十自述》

　　他的野心与抱负并未等待太久，21岁，李鸿章中举人，24岁中了第25名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成绩名列前茅，年纪轻轻就进了翰林院。曾国藩因此写信给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令弟少荃（李鸿章字），自乙丙（指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郭嵩焘字），帅逸斋（帅远燡字），陈作梅（陈鼐）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曾国藩果然目力过人，他冷眼相中并热心扶持的这4个青年人里，郭嵩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而李鸿章一生纵横捭阖，位极人臣，历任北洋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被梁启超尊为近代史的“当时中国第一人”。


　　暗中同情变法的老臣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翻开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开宗明义第一段，如果翻译成大白话，是这样的：

　　天下只有庸常之辈既没有骂名、也没有美名，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恨他，那他一定是盖世奸雄；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爱他，那他可算是盖世豪杰。但是，全天下人那么多，其中庸常之辈占了绝大多数，非常之人不到百分之一，用庸常之辈的标准，来评价非常之人，靠谱吗？所以誉满天下的，未必就不是滥好人；谤满天下的，也未必不是真伟人。老话说：盖棺论定。可我发现有的人盖棺了几十年、几百年，却还没有定论。……且不管此人是大奸雄还是大豪杰，但他的位置与行事，不是庸常之眼可以借烛光窥探，也不是庸常之舌可以信口乱雌黄的。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有资格读我所写的李鸿章。

　　梁启超自己承认，他跟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所以来自梁的褒奖是颇为难得的，因为这是一个敌人的赞美。

　　其实，在内心深处，李鸿章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的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上私下传授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所以他对康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对维新派进行彻底清算，很多人揭发李鸿章实际上是“康党”。慈禧也想趁机敲打敲打他，就拿着别人揭发他的信给他看：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李鸿章干脆承认：如果说支持变法就是康党，那我确实是康党。但是李很明白：戊戌变法一方面是政纲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光绪的“帝党”和慈禧的“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这一点上李鸿章特别圆滑，他说“不与闻废立之事”，即表态：我从来不参加“帝党”。慈禧也因此放了他一马。

　　天津教案扶上青云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快40岁才中了进士，他这个进士中得不早不晚，正好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那时称为“同年”，是一种极其微妙而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上说，远超过同乡、同学、同族……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初为京官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联系与参照，无形中成为一个整体。

　　李文安是刑部司法官，有清廉正直之名，他性格内向，资质平平，但眼力不差，在“同年”中始终跟曾国藩走得近。当时的曾国藩不过是一员普通京官，而李文安却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与李鸿章去拜曾为师，学“经世之学”，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家族的最高智慧。

　　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中国此后长达百年的乱世拉开序幕，在天子脚下摇了6年笔杆子的“翰林”李鸿章，也被拖回老家干起了“绿林”。他的淮军体系，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

　　1870年天津教案，一边是外国人打死了天津知县，捣毁衙署，一边是中国人焚烧教堂领馆，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七国连衔抗议，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外国军舰集结大沽口，直接威胁北京。慌乱的清廷马上把最强悍的淮军调到天津，顺手把李鸿章推上了外交前线。

　　在此之前，他的恩师曾国藩已在处理此事。曾性格正直，希望秉公直断，处理方案是百姓洋人各打五十大板。结果两边都不领情，愈闹愈凶，事情还没办完，曾国藩的身体就垮了，一年后去世。

　　李鸿章手段圆滑许多，他知道事不宜拖，快刀斩乱麻：赔偿洋人50万两，条件是军舰立即退兵。杀掉主要“打教”的20人，充军发配25人，就双方死伤人数来说，基本是一命偿一命。据说到了真正处决之时，拉出去砍头的并不全是杀洋人烧教堂的人，其中一些是从监狱里拉来的死刑犯冒名顶替的。

　　清廷一看李鸿章这个安徽人本事不小，又会带兵打仗，又会跟洋人周旋，奏折写得又好，那就别让他走了，留在天津吧，以后跟鬼子别扭的事还多着呢。于是很快，李鸿章就接到任命，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即北洋大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了。

　　英国大船商之妻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与时代》中，这样描写李鸿章：“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但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御用火车太监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项“第一”与李鸿章直接相关：第一支完全由洋枪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第一家大型综合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第一个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第一个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广方言馆；第一次公派留学生：1872年留美幼童；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近代平等条约 ：1874年《中秘条约》 ；第一个电报局 ：1880年设立于天津的中国电报总局；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北洋海军；第一部海军军制；第一面中国近代国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第一个海军基地……

　　是他推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但这些“第一”阻力重重，有时甚至进两步，退一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再度吃紧。在晚清文武之中，最早提出兴办铁路的大员也是李鸿章，他的原始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海防。在1874年清廷组织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战略，其中格外强调了铁路的军事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而朝廷内反对派的理由则是：“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李鸿章的聪明与狡猾，就在于他懂得阳奉阴违的艺术。1880年，李授意唐廷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为免朝臣非议，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以驴马拖载，才好歹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于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他一直伺机争取更进一步。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时，是有机头的，由英国工程师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蒸汽机车头，成为中国第一条铁路上的第一台机车头。但通车没多久，“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机头被下令禁止使用，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拖载所代替，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之一。李鸿章迂回前进，6年后，当铁路大讨论再次提到清廷的日程之上，他耍了个小心眼，决定设法送慈禧一个小礼物，让西太后亲眼见识一下火车的魅力。

　　送礼是没有阻力的。于是，1888年，古老的皇宫西苑，从中海紫光阁起，经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由法国人全额赞助的1500米的微型铁路，与此配套的还有一台小火车头和6节小车厢。这个可以快速行进的“玩具”，成了皇亲国戚们在深宫后院的游览花车，大开眼界的慈禧转而明确支持铁路修建，长达十余年的铁路大论战，最终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条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厌烦了宫闱中时有机车声响，又将机车头驱动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缓缓滑行，成为晚清末年荒诞滑稽的另一幅插图。

　　甲午战争一败涂地

　　李鸿章曾自比“破屋裱糊匠”，时代危艰，清廷风雨飘摇，他能做的不过是东修西补，挽回不了颓局。

　　作为西洋枪炮的终生崇拜者，李鸿章一直致力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振兴，为北洋海军建设耗尽了后半生。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的十几年中，中国在数千公里的海防线上装备了25艘舰艇，其中从国外定购的有14艘，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7艘装甲巡洋舰，而“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为东方第一巨舰。

　　但这支海军命运多舛，先是撞上千年罕见的“丁戌奇荒”，然后又遇上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使这支舰队的有限经费多次被挪用。据姜鸣先生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考证：慈禧的颐和园工程共挪用海军经费750万两，等于吞掉半支海军舰队。

　　甲午战争之初，在全国上下一片主战声中，李鸿章处境甚为孤独。陈寅恪的弟子石泉先生在他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格局》中认为：当时对中日军事实力悬殊，以及对自身军备的弱点，其他官员都不如李鸿章心中有数，北洋海军的军力仅够自保，完全不足以应付境外开战。而以清流党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对李鸿章的隐忍妥协，不肯增兵备战，惟事寻求外援的做法，已经不能忍耐。

　　这场战争几乎还没开打就注定了败局。“清流”翁同龢跟李鸿章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在海军的经费问题上对李多有牵制，最要命的一次是1891年，翁作为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财政部长），居然让清廷停发海军两年的购船经费。所以李鸿章在战争爆发时怒对翁同龢：“你还有什么话说？”

　　国内“主战”、“主和”两股政治势力相持不下，影响到作战的指挥与策略。开战以后，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因海军快船不敌日本，不可轻试，故颇慎重，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本海军行动而已。国内主战派则认为他拥舰自保，“偷生纵敌”，向清廷嚷嚷要临阵换帅，惩办丁汝昌。

　　类似例子在甲午战争中俯拾皆是，可以说，中国人一边在与日本开战，一边自己在窝里掐架。

　　甲午战败，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代表国耻的《马关条约》一签，“卖国贼”这顶帽子就死死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事后李鸿章对人说，他一生事业，至此扫地无余。李常常自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

　　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遭日本浪人行刺，弹中左颊，血流不止，这次颜面尽失的马关之行深深刺激了他，他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洲回来，在日本换船时，怎么也不肯乘上摆渡的日本小船。最后人们只好在两条大船之间架起一块跳板，扶他过去。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忠实幕僚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当他来到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上，看到当年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别人矮了一截，不由悲从中来。同行的日本人请他留下墨宝，吴汝纶写了4个字：“伤心之地”。

　　《中俄密约》的骗局

　　在李鸿章签署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里，有一份代表清廷跟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当时极为保密。清廷的目的，无非是想与俄国建立防御同盟，但沙俄开出条件：你得让我在东北修建铁路。铁路一旦修到了海参葳，无疑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的实力。

　　《中俄密约》的真正内容，在签订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个谜，舆论沸沸扬扬，各国间谍无孔不入想得到情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刊出伪造的版本，清廷则因为这份说不清的密约承受了巨大压力……其真实情况直到清王朝和沙皇俄国政府都被推翻后，两国政府从前朝档案卷宗里发现了真正的《密约》原件，将之公布于众，事情才大白于天下。

　　197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回忆录，维特是当年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也是签订密约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这些知情人在世时不便发表的真相一旦公布，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年李鸿章被骗了。

　　照维特回忆录里的描述，沙皇俄国提交给李鸿章签署的密约是被暗中调了包的，中国方面完全蒙在鼓里：

　　……他（主持签字仪式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看了看表，那时是12点一刻。他轻敲了几下，招呼侍役，然后转向会场道：“时间已经过正午了，我们去吃午餐吧，然后我们再在协定上签字。”

　　我们于是都去进午餐。只有两个秘书在我们进午餐的时候，又将文件誊录了一遍，并作了必要的改正。午餐前已经传阅过的两份文件，被悄悄地用两份新的抄本换掉了。在这两份新的抄本上，正式由一方李鸿章、另一方洛巴诺夫和我签了字。

　　维特还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谈判对手：“李鸿章是十分率直而且认真的”、“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他同时承认，“那时登位不久的尼古拉皇帝，正急欲在远东扩张俄国的势力……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是我们自己违反了协定，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这是一件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李鸿章万没想到自己的谈判对手是这样一群背信弃义的虎狼之辈，欧美之行回到天津时，他还以为做了一件好事。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 （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事实上，不要说20年，连两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临事方知一死难

　　79岁高龄的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内外交煎，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在他临咽气之前数小时，俄国公使还不放过他，来病榻前纠缠，逼其画押把整个东北作为俄国的“保护地”。李鸿章这次再也不肯上当，抵死不签，继而引发大吐血。

　　俄使走后，李鸿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刻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在遗折中，李提出了“举行新政”的政治观点：

　　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哀痛，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勰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临终，他嘴里还在痛骂向慈禧力荐义和团的前任山东巡抚，“毓贤误国！”

　　正如毛泽东评价李鸿章的那一句：“舟大而水浅也。”他是个强人，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末路了，大舟被小水所误，徒劳搁浅，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悲剧。

　　忠心耿耿跟随了他40年的老臣周馥此刻守在李鸿章床边，见李已经咽气，但双目炯炯不闭，遂哭出声来：“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吧！”李鸿章“目乃瞑，犹溜涕口动欲语，可伤也”。（周馥《李文忠公七律诗》注）

　　所谓“未了之事”，在临终病榻上，李鸿章曾口占一绝。在这首绝笔诗里，诗人兼政治家李鸿章不但道出自己孤身一力难扶大厦的悲，也似乎预见到了自己将背负重大骂名，成为祭坛上代人受过的牺牲品，一些意象甚至暗伏了清朝的没落与衰亡：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最终笔锋一转，把对个人悲剧的伤痛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对后继者的叮嘱—“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其情怀与语气，几乎与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出一辙—当然，李鸿章与孙中山，所代表的阶层不同，所维护的政权不同，所崇尚的政治理念也大有差异，但中堂大人临终时流露出来的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热望，也许跟中山先生一样真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作为晚清老臣，无论李鸿章受到怎样的臧否，他都确实尽力把自己的这一棒传递了出去，一代一代中国人，就是秉着这股自强的心劲，各执信仰，各走一程。

　　（感谢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梁启超著《李鸿章传》、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格局》、刘广京、朱昌峻著《李鸿章评传》、宋路霞著《晚清第一家—李鸿章家族》、冯祖贻著《百年家族—张爱玲》，感谢合肥市李鸿章故居程红馆长、帅艳华馆员提供的无私帮助。）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 蒯乐昊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