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河北保定市清苑县东臧村。郑艳良的房间，锯断自己病腿的工具还摆在床边。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10月18日，自锯病腿的郑艳良所在的保定市清苑县东臧村，有多家农户大病难医，村民王新建（中）得了白血病，其父母分别患类风湿和脑血栓致残，哥哥患肝炎。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锯腿等死者郑艳良的医保与依靠

　　农村医疗保障体系难保证大病患者治疗费；国家正通过试点、政策调整解决大病难治问题

　　2012年4月13日，河北农民郑艳良锯下自己右腿那一刻，并没想过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个人。

　　双腿动脉不明原因大面积栓塞，让他失去行走能力，双腿溃烂、露骨，伤口间长出蛆虫。

　　去过北京、保定多家医院的他，得到的答复是要么治不了，要么需要30万乃至上百万元的治疗费。没钱的他决定回家等死。

　　虽然交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的参合款，但根据政策去年他的报销上限是7万元，额外的钱他“后半辈子也还不完。”

　　他的举动引来全国媒体关注，虽失双腿，但他不用等死了，各界捐款、政府协助，成了他新的依靠。

　　而就在郑艳良所在的村子，很多村民同样因病返贫、大病难医，他们，又要去哪里寻找依靠？

　　A12-A13版/新京报记者 张永生 河北报道

　　郑艳良用一根钢锯和一把水果刀把自己右腿锯掉后的一天，保定一家医院的医生问他所在村子的村医郑克新，“你们村那个郑艳良啥时候没的？”

　　郑克新说，郑艳良这会儿正在村里跟人侃大山，他活了。

　　打听郑艳良的是他最后求救过的医院。去年正月初八，该院医生断言，他活不过5到10天。

　　这不是郑艳良听到的第一个“死亡宣判”。事实上，在他自锯右腿前，保定、北京多家医院对他的诊断结论，要么是没法治，要么是需要30万乃至上百万的医疗费，做手术会有生命危险。而不治疗，他最多只能再活两三个月。

　　河北省2012年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每人年度内累计报销上限为7万元。30万，是郑艳良能报销医疗费的4倍多。

　　没钱的郑艳良决定回家等死。之后他锯掉了腐烂的右腿，只为引痛成一快。

　　然而郑艳良却活了。如今，他正躺在医院，接待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

　　救命稻草

　　郑艳良怕自己的事降温。降温对他意味着，像他锯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郑艳良坐在病床上，对着录音笔和摄像机，一遍遍地诉说遭遇。

　　去年他得了病，医院要么说没法治，要么说要花百十来万，新农合报不了那么多钱，他回家等死，后来把自个儿的腿锯了，反而一天比一天精神。

　　等待死亡的18个月，断腿处原本稀烂的皮肉居然开始包裹断骨，他才又燃起活下去的希望，他打电话给媒体，想要人给他捐个假肢。没想到全国都知道了他的事。

　　他曾在北京打过工，锯腿事件引来媒体报道后，几个十多年都不曾联系过的朋友坐着高铁专程来看他，落泪道：“你咋把自个儿的腿锯了？”

　　郑艳良觉得酸楚，又不知道该说啥，“这不都是被逼的？”

　　从10月9日起，他平均每天接受采访和接电话的时间，差不多10个小时。

　　面对摄像机时，他黑瘦的脸上表情丰富，有时会扬着脸，“谁不信你让他来看看？”

　　大多数时候，他脸上挂着笑容。有记者推开房门，他总会坐起来；有人打电话要给他捐款，他会先说“你好，谢谢你关心我”。声调很轻。

　　也有发怒时。记者去郑艳良所在的村子，打听像他一样得了大病村民的状况，他打电话质问，“我告诉你，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们的事。”

　　挂断电话，他还通知了地方官员，于是，有人开着车满村找记者。

　　过了一会，他又让家人给记者打电话，为刚才的发怒道歉，“有政府的人在旁边看着，我才这么说。”

　　若没有地方官员在病房守着，他会对媒体说，“感谢你们记者，也感谢社会，你们帮了我。但我不感谢政府和医院，是媒体报道我了，政府才让医院给我免费治病，再说医院治好了我，他们也出名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周多，病房内外都闹哄哄的，摄像机的支架差点绊翻了端着输液盘的护士，护士嗔怒，请媒体先出去。医生也劝他赶紧平复一下亢奋的情绪，尽早手术。

　　点头答应的下一秒，他撩开被子，取下仅剩15厘米的右腿上罩着的纱布，露出皮肉未能包裹住的一截青森森的腿骨，给摄像机留足时间来个特写。

　　他怕自己的事降温。

　　降温对他意味着，像他锯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等待死亡

　　保定252医院的医生一看他在北京301医院做的核磁共振报告，压根儿就没接收，医生说可以输扩张血管的药，能活5到10天。

　　郑艳良常常回忆双腿健康的日子，以前在砖窑厂打工，身高1米67的他两脚陷进泥地里，一次能拉200块、上千斤重的泥坯车。

　　闲暇时，除了抽烟，他唯一的爱好是打几圈小麻将。

　　2012年1月28日，正月初六，过年无事，郑艳良在自家正屋摆了张麻将桌，约几位村民前来，天黑了，麻将局散了场。

　　饭菜摆在桌上，郑艳良刚准备喝上一口。忽然间，“像刀子在猛剜肉”一样的痛自右臀向腿下蔓延。

　　“屁股蛋子疼，我去卫生室看看。”他告诉妻子沈忠红，并尝试着站起来，用左腿走路。

　　在卫生所，村医没有找出病因。他先是给郑艳良扎了止痛针，随后叫了一辆面包车将他送往保定的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次日11点，医生将核磁共振报告放到他面前，只说了一句话，“转院去北京吧”。

　　此时，郑艳良的腿已不能走路，他花2000元雇了辆救护车，赶往北京301医院，在急诊科，他又花1400元做了个核磁共振。

　　结果很快下来，郑艳良的心凉了。

　　急诊科医生告诉他，他的双腿动脉不明原因大面积栓塞，只能做截肢手术，双腿都得截，手术费大概30万。

　　郑艳良回忆，医生对他说，这种手术能活下来的几率只有20%。即使手术成功，整体治疗费用可能需要上百万元；如果不手术，他的腿会因无法供血而腐烂，最终危及生命，最多能活两至三个月。

　　在北京301医院楼道里的担架床上，郑艳良没怎么想就做出了决定：放弃。“我一听医生那意思就是没治了，没希望咧。”

　　离京的救护车上，他又不甘心，还想再查查，就和沈忠红去了保定的252医院。

　　252医院的医生一看他在北京301医院做的核磁共振报告，压根儿就没接收，医生说可以输扩张血管的药，能活5到10天。

　　这击垮了他残存的希望。正月初八，郑艳良被抬回了家。

　　回家十多天后，他右腿开始变黑，溃烂流脓，最后腿骨外露。他居住的东屋恶臭阵阵，除了每天给他擦药的沈忠红，无人愿进入这间房子。

　　2012年4月13日，农历三月二十三，郑艳良坐起身，看到右腿距大腿根15厘米以下呈黑色，手触已无知觉。左腿脚踝下也是黑色。

　　更难以忍受的是，他用10多厘米长的水果刀挑开流脓的皮肉，里面蛆虫蠕动。“我得把这腿弄掉。”

　　郑艳良拿过平时锯细钢筋棍的小钢锯，用毛巾裹在一根竹质的痒痒挠上，塞进嘴里咬紧牙关，拿水果刀挑开稀烂的皮肉，钢锯直接搁在了大腿骨上。

　　没有麻药，他把消毒用的碘伏淋在伤口上。

　　那20分钟里，他一声不吭，狠命使劲锯，他把锯下来的右腿像抛垃圾一样扔到地上，取下塞在嘴里的毛巾，4颗槽牙瞬间掉了下来。

　　锯完右腿后的第二天，郑艳良用手把无力的左腿搬起来，想换个舒服的坐姿，未想，左脚自动脱落，离开身体。

　　农村医保困局

　　侯宝峰说，医院越好，报销的费用越少，这是新农合的现实—合作医疗目前只能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看病需求，大病患者的费用很难保证。

　　在郑艳良生活了47年的清苑县东臧村，郑家不富裕，房子是33年前盖的，房顶漏雨，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家里有4亩多地，郑艳良常年在家门口的砖窑厂打工。一年下来全家的收入有一两万元。妻子沈忠红多病，每年看病也得花去七八千元。

　　好在郑艳良未雨绸缪，2007年，清苑县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之一，当年东臧村的参合率只有约67%，郑艳良给一家人全都交了参合款，这让沈忠红的诊疗费能报销一部分。

　　可转眼间，家庭支柱郑艳良又到了回家等死的境地。

　　负责郑艳良诊疗工作的保定第二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韩冰称，当初郑艳良如果入院治疗，本可以得到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救助，但他认为自己的病没法治，放弃去医院治疗，让本该有的救助成空。

　　这种说法让郑艳良愤怒，“要是当时还能给我一点点希望，谁能回家等死呢？”

　　症状确诊后，没人跟郑艳良提过他参加的新农合能给他解决多少问题，这位农民说：如果花10万能让我活着，我四处借钱、卖东西，肯定治。可治疗费远比这个数字高，新农合报不了多少，花那么多钱，即使活下来，我后半辈子也还不完。

　　清苑县地方政府承认，受限于财政资金短缺，补助力度的确不足以让贫困的郑艳良逃脱等死的命运。

　　清苑县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侯宝峰说，今年河北省的新农合筹资标准是每人每年340元，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280元，个人缴纳60元，参合者可享受部分医疗费用报销。

　　根据补贴方案，乡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为100元，住院补贴比例为85%；县级分别是300元和75%，市级是1000元和65%，省外三级以上为4000元和45%。补贴封顶线，去年每人年度累计为7万元，今年是9万元。

　　侯宝峰说，医院越好，报销的费用越少，这是新农合的现实—合作医疗目前只能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看病需求，大病患者的治疗费很难保证。

　　他还有可能享受到的是《清苑县城乡医疗救助实施细则》里提到的医疗救助，这是由财政和慈善事业筹资的医疗救助项目，按规定，低保户才能享受这笔基金救助，在郑艳良锯腿之后，政府为他办了低保。

　　按这个文件规定，郑艳良可获得数千元救助金。杯水车薪。

　　“这已经是政策所能给他提供的所有。”清苑县地方官员称。

　　他锯腿的事被媒体热炒后，保定第二医院开始免费为他治疗，该院的副院长告诉媒体，郑艳良的病在临床上并不罕见，“他病得非常重，但当时可以先试着通血栓，不成，即使截肢，也用不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医疗费。”

　　有专家曾估算治疗郑艳良的病所需费用，大概要20万元。即使需要20万元，郑艳良自己也须拿出7万元。

　　大病难医

　　在东臧村，像郑艳良一样因病返贫、大病难医的苦挨者，可轻易找见。

　　在东臧村民看来，遇见这样的大病，郑艳良选择回家等死无疑是明智的。

　　在东臧村，像郑艳良一样因病返贫、大病难医的苦挨者，可轻易找见。

　　村东头，53岁的王艳2007年从房顶摔下，脊椎断了，后腰被拉开近20厘米的刀口植入钢板。

　　第一次手术，家人东拼西借，花了4万多元，新农合报了1万多元。

　　她体内的钢板本应次年取出，可家人打听了一下，二次手术仍需1万多元，“想到农合报不了太多钱，钢板到现在都没取。”

　　王艳的双腿下肢至今没什么知觉，她只能倚靠一辆木头推车作为支撑，车上放着两只拐，这个看上去足有六七十岁的农妇，必须这样去面对后半生。

　　仍是村东头，59岁的潘小文已被风湿病折磨了8年，2011年她看了4次病，花了11621元，新农合报销5377元。她和近70岁的丈夫没什么收入，去年到今年，虽然她旧疾难忍，却没怎么敢再去医院。

　　26岁的王新建也住在村东，他今年初患上白血病，他的父亲患有脑血栓，母亲风湿病，哥哥肝炎，王新建一年时间里治病花费近13万元，新农合报销不足一半。

　　农民们用他们的体验考量着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发展水平，“新农合确实是国家的好政策，也解决了很多问题，但还无法解决大病致贫、大病等死的问题。”

　　侯宝峰说，得了大病，除了报销，自己还得再花数万元甚至更多，对那些农民而言，真的难以承受。

　　按照新农合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参合资金当年使用率须大于85%，结余率不得大于15%。

　　清苑县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侯宝峰称，清苑县去年的参合资金结余率约为5%。结余部分充入下一年的资金总盘子中，可保障新农合资金总盘子增长。

　　据媒体公开报道的资料，清苑县2012年新农合参合率已达98%，参合人数52.3万人。

　　2012年清苑县新农合筹资模式为农民个人缴纳50元/人，各级财政补贴240元，即每名参合者为290元。

　　照此计算，清苑县当年的新农合筹资总额应为15167万元，按照清苑县对外公布的年结余率5%的说法，年结余应在758.35万元，郑艳良这样的病人，每人即使补贴10万元，也可保障75人免遭“等死”之困。

　　今年，河北省卫生厅和财政厅联合发布一份通知，内容是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基本框架，其中又把17个病种纳入了大额门诊补偿病种，但郑艳良所患病症不在其中。

　　医保升级试航

　　专家王震称，如郑艳良这样的大病患者，国家有关政策调整的新动向，也能给他们希望。

　　王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专门研究城乡医疗保障问题的专家，他认为，新农合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模式，这种特性决定其目前还无法保障像郑艳良这样的大病患者，摆脱“因病返贫、大病等死”的现状。

　　王震称，当前我国的新农合基金基本是由县级统筹的，这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调剂空间狭小、损伤保险的公平性原则等。

　　“由县级统筹，意思就是一个县就是一个基金盘子。”王震说，有的县经济发达，农民参合率较高，有的县因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参合率自然也不高，“参合率越高，可以使用的资金总额就越多。”这样，具体到每个参合者身上的获益程度，就可能越高。

　　王震认为，想要提高新农合解决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的能力，一是提高新农合统筹层次，比如说以市为单位甚至以省为单位统筹资金。二是城乡统筹，也即把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合并统筹。

　　其实提高统筹层次在一些地方已经试航，去年，湖北省决定将新农合统筹层次由县级向市级提升，并开辟试点。而早在2009年，杭州市就已将新农合的统筹层次由原各区单独统筹提升到市本级统筹，实行统一管理服务、统一筹资标准，统一保障待遇。

　　王震称，如郑艳良这样的大病患者，国家有关政策调整的新动向，也能给他们希望。

　　2012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出台《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到利用城乡居民、新农合基金购买大病保险，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比如说使用新农合基金的结余，支持农民购买特定病种大病医疗保险，这也有利于新农合结余基金的盘活。”

　　得了大病，除了报销，自己还得再花数万元甚至更多，对那些农民而言，真的难以承受。

　　—清苑县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侯宝峰

　　郑艳良锯腿事件的现实意义是，一些不在大额门诊补偿病种范围内的病种，所花费的诊疗费用未必就比在名录中的病种少，按实际花费确定补偿比例是不是更科学些？

　　—郑艳良所在的东臧村镇党委书记吴建军说，锯腿事件给很多当地官员带来思考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