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和徐铸成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都奉命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中做收集情报的工作。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大致说来没有什么分别，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几年前我读了冯亦代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这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以悔恨的心情写的一本日记，其中写了他到章伯钧家中去作卧底的事情，他和章伯钧一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每次从章家出来，都立刻把谈话的内容写出来，向机关汇报。我看了，就写了一篇《冯亦代之悔》，介绍这本书。我说：“看了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又说：“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2013年9月《炎黄春秋》刊出了贺越明先生的《徐铸成当卧底》。这个题目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这篇文章是根据《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北京三联，2012）写的。我连忙去把这本书找来。果然让我大开眼界。从这里我才知道，徐铸成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曾经按照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江华的布置，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收集情报的事。他1969年1月22日写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这篇材料中说：
［19］59年9月我摘帽后，市政协领导我们右派改造的江华找我谈，要我多找些人谈谈，做些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并说：主要的对象不是右派，而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问我相熟的是哪些人。我一一告诉他了。他说：“你主要找李平心、傅东华二人好了。”他并指示说：“找他们的目的，一是‘量温度’，看他们的思想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养［氧］气，尽可能把自己的感想，对党的感念，和他们谈谈。总的目的，是把他们的想法如实向党反映，以便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并指出，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我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冬，先后到李平心家去过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诉了江华或江所指定和我联系的同志，去见过李后，立即把谈话的经过（以对话的体裁）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天即送交江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再未去过。（《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第198页）
关于这件事，他1968年2月7日写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说得更详细一些：
和李平心见过几次面，是江华派我去的。［19］60年，我摘帽不久，江华就去动员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谓“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消顾虑，为党做些工作。”他问我以前和哪些高级知识分子熟悉？我举出李平心等，他就叫我先去看李。我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华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他还指示，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两条，一是“量量温度”，看他们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送养［氧］气，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对形势的体会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们谈谈。我说：“后一点我没有把握，一定会讲错。”他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讲，只听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反映让我们另派人去做工作。”那时，李平心正在《光明日报》等大写文章，大发关于什么生产力自行增值论的谬论，我去找他谈过两次。以后，在周谷城的谬论遭到批判时，江华又叫我去看过李一次，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同上书，第51-52页）
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未再去过李平心家了。当然未再去过了。“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李平心就被中共上海市委点名批判。1966年6月15日，他就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了。
他在这一篇材料中接着还说了在李平心之外，他还去收集了哪些人的材料：
除李平心外，江华还叫我找过金兆梓和傅东华以及大右派王造时、刘海粟；每次找他们谈话，是根据江华的指示，了解他们的哪些思想，谈后都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交出去。除掉为完成“任务”以外，我从未自动去找过这些人。
看了他写的这些“交底”的材料，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原来读徐铸成写的书，一些似懂非懂的地方，现在却都能够看懂了。比方，后来他在纪念亡友李平心的文章《平心二三事》一文中说的：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发表过一组文章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虽然主要依靠生产关系的变革，但生产力本身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善，也不断发展。
这个论证，当时仿佛成为大逆不道，受到了不少所谓“专家”和卫道士的围攻；重则说他是变革生产关系（拔高来说，就是反对革命），轻则说他是什么二元论。总之，莫名其妙的帽子、棍子，雪片似的飞到他的头上。
那时，我正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时期，他是我仅有的可以毫不介意、坦率交谈的朋友之一。老实说，我曾劝他：“这样的文章，你还是不必再写下去吧。”当时他已迁居淮海大楼里，三间相当大的房间，满是书架，他指着书架说：“我查阅了德文、俄文版马、列的原著，证明他们有的是误译，有些引用原文，则故意断章取义；我认为我的论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不论从实际情况，还是根据马列的论述，我都没有错。只要报刊尚给我发表的机会，我还是要写下去，和他们辩论个水落石出。”（徐铸成：《旧闻杂忆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第178-179页）
原来这正是当年徐铸成奉命收集的一项材料。上面所引他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正好说了这件事。
当年收集材料的时候，显然是把它作为一种“谬论”收集的。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写这篇材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谬论”，到了后来写纪念文章的时候，徐铸成不再说这是谬论了。他在《平心二三事》一文中接着说的是：
时间是最公正的证人，正是在他义正词严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由于电子、激光等等新的科学的发明、发展，引起了欧、美、日本等国生产的大幅度“起飞”，而这些国家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依然原封不动。
这也就足以说明当时那套做法的可怕了：凡是和习惯的说法有一点不同的东西，凡是情报人员自己不懂的东西，就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反动言论，都会给论者招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
据徐铸成这篇材料说的，摘帽右派沈志远也和他一样接受过这样的指派。《徐铸成回忆录》里讲了沈志远摘帽之后的情况：
我的好友沈志远先生，“帽子”刚摘去，统战部的人即找他“交心”，要他汇报真实思想感情，他天真地说，他只有两点想不通：一、为什么天安门一定要挂斯大林的像，使中苏关系更多了一个疙瘩！二、目前农业生产还容许保留自留地，为什么分配上不容许有自由市场的流通渠道？真是祸从口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上海那位“一言堂”（按：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就认为这两点，都是对外对内的要害问题。从此以后，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位马列主义专家所说的，对沈暗中念念有词，并假借别的“罪名”，又狠批了他达半年之久，紧箍咒念得他滚地、翻腾、抓头、抓耳，实在无法忍受了。后来，他终于在“文革”前一年就仰药而与世长辞了。哀哉！这是后话。（《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三联书店，2010，第264-265页）
沈志远是1965年1月26日服毒自杀的。
沈志远和徐铸成一起接受江华的指派去收集情报的事是这样的：
［19］61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第52页）
不知道是不是沈志远对于这种改造的考验很觉得厌倦，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就自杀了。
江华还要徐铸成去找过傅雷。这却是一件自讨没趣的事情。徐铸成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傅雷的问题，傅雷认为这跟他被划为右派大有关系，一直怀恨在心。徐铸成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这篇材料中谈到了这样一件事：
傅雷是反右斗争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时首先揭发他的反党罪行的，他对我一直怀恨。［19］60年，统战部的江华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刚进他家的门，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来，说傅生病，不能见人。直到［19］64年春节，有一天魏文伯在文化俱乐部请吃饭，才看到了傅雷，也没有交谈，从此就没有再看到他。（同上书，第51页）
多年之后，徐铸成在《“阳谋”亲历记》一文中为这件事做了一点解释。他说，那是《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之后不久的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他去谈话：
李维汉部长问我检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苦苦思索，实在是什么都倒出来了，但还得不到同志们的谅解，说没有交代清楚和章罗同盟的关系。他说：我知道你和章罗没有特殊的交情，我也了解你是一贯对党有感情的，为什么把报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受了什么人的鼓励报才这么办的？你应该讲讲明白。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很顽固，向来没有什么人会诱导我走邪路。《文汇报》如果办的方针不对头，一切责任在我。”他说：“你的思想不用太褊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我心想：《文汇报》复刊方针、计划是党中央审批的，邓拓同志、夏衍同志、姚溱同志最关心《文汇报》，但这些，我能讲吗？万万不能讲。他又再三逼我，我只得说：“我平素最钦佩的是傅雷、宋云彬两位，关于文学艺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主意还是我自己定的。”这间房子里本来只有李维汉、刘述周和我三个人，讲到这里，我忽然看见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在记笔记，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
宋云彬同志先我陷入罗网，而傅雷同志则因我这一句话，可能要受牵连了，自己追悔莫及。（《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第360-361页）
他是说，这虽然给傅雷造成了伤害，可是并非本意，到头来自己还追悔莫及。这时傅雷夫妇早已不在人世，他写下这一点，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平静吧。
《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北京三联，2012，30元。 （南方周末资料图）
冯亦代和徐铸成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都奉命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中做收集情报的工作，都在刺探这些工作对象的思想动态向党反映。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大致说来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据我看来，他们两个人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看来冯亦代似乎是参加了一个组织，是不是履行了填表、批准、宣誓等等一系列手续，我不知道。但是在他那本日记里，像“组织”、“领导”、“家里”这些字眼真是触目可见。例如，他说一位同志“代表组织”对他说：“工作中要放得开，不要畏首畏尾，正义在我们这一方面，没有顾虑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缓冲机会，和家里多商量，同时要使工作更为深入。”（《悔余日录》第232页）一次上级和他“谈了工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方以进步面目出现时，也要从中发现问题，因为谈话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实的思想，我以前总觉得一听了正面话之后，工作就只能到此为止，这惟一能说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而从任何一句话，一种思想的表现中去发现问题，只能开动脑筋，深入地去思索，才会得到结果。这一点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极大，也就是给我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同上书，第252页）冯亦代是已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保卫工作者”（同上书，第258页），他认为自己“是在第一线作战”了。（同上书，第288页）
他甚至很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工作感到自豪。他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则今天在极端顺利条件下工作，又怎能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党的利益之上呢！想到这些，我也就释然了。”（同上书，第335页）
冯亦代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还很注意研读相关的书籍。日记中说：“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同上书，第211页）“读苏联小说柯兹洛夫所写的《在克里米亚地下》，其中有段写到他装扮成一个农民，但一见别人有西红柿，便急着买了吃，险些暴露了自己，给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做工作的人，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否则便要危害工作。”（同上书，第237页）“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同上书，第308页）
在冯亦代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话：“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同上书，第233页），这里所说的“家里” 就是指招募了他的组织。
而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里，却看不见任何一点诸如此类的痕迹。尽管这两个人都奉命干了一些收集情报的事情，但是看来徐铸成和冯亦代在身份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徐铸成还不是一个被招募的专业的情报人员。用打仗作比方，虽然都参加了这一场战争，但是一个是正规军，一个是民兵吧。
我看了这些书，反省自己：在我当右派分子的22年里面，如果有某机关来招募，我会应募吗？如果说，要我填表参加某一个组织，我或者会觉得兹事体大，恐怕不敢轻易答应。幸好那时我连一个高档人士也不认识，按照情报机关的标准，毫无利用价值，还没有列入招募对象的资格。不过如果这时领导上只是对我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消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想我也不免会接受这个考验，去做些这一类的事情吧。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整天接受的都是那种把是非善恶标准完全颠倒过来的说教，那种像催眠术一样的说教，这时我能够清醒地主宰自己的行为吗？
推己及人，我以为对于做过这些事的徐铸成，甚至对于陷得更深的冯亦代，都不要深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