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明珂先生的第一印象，自然是来自他的著作。读书有时候就是缘分，像王汎森先生在大陆出的第一部论文集《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我在厦门晓风书屋差不多第一时间就购读了，当时大陆恐怕还没有太多读者关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这位学者——我自己大约是受罗志田先生的影响，较早注意到这部书，自然印象深刻。跟王明珂先生的书缘则不一样。依稀记得王先生的《华夏边缘》2006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后（繁体字版1997年就面世了），就像飓风一般横扫大陆学术界，据说还引起某些老辈学者的质疑和不满，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影响之大。可我自己并没有立即就读这本书——读书不喜跟风，因此接触《华夏边缘》迟了两年，但读过之后的震撼大概跟很多读者一样，毕竟它颠覆了我们之前对民族十分刻板的认识，“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2008年5月川西大地震的灾区，就是王明珂先生多次进入过的田野调查点，听闻这个消息后，他也尽己所能，参与灾后重建工作。他问自己：“一个从事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的学者能为社会做些什么？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灾难之后，我们的知识除了‘学术贡献’外，到底还能贡献些什么？”再后来，中华书局出了《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王先生的影响越出了一般意义的学术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王明珂先生跟大多数书斋型学者最大的不同，他的学问渗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他在《寻羌》中真诚地说，在汶川见到硕士、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时，“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此后十年间几乎每年都要去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这段寻羌之旅让他深切地感受到，“我从羌族那儿受到再教育”。在他心目中，学术毫无疑问必须跟社会现实相联系。而他每次出书，都毫不讳言希望能对社会有一点影响。就像他在新作《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的前言《为什么赤脚惯了踩在锐石上不知痛？》所说：“这本书除了提供学术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指南’外，我更大的野心是期望它对社会有一般性影响：我希望它可以让一般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观察、认识周遭世界的方法，让读者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藉以看透凡尘世界变幻万端的表相，认识表相下的真实本相。”
也许是出于这种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原因，加上机缘巧合，我有幸担任王先生两本书的编辑，一开始领导打算只做他的一本随笔集（即后来出版的《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但我觉得《华夏边缘》值得增订再版，便自告奋勇报了这个选题，但选题通过审核就过了大半年，好在他很有耐心，又很理解和体谅我们的难处，这都让我铭感不尽。
此后又陆续见过几次面，每次王先生都风尘仆仆，但不变的是他神采奕奕的样子，和蔼平易的笑容，以及镜片后面那双闪耀着智慧火花的眼睛。记得有一次他做东，我们俩在建国门地铁站附近的四川驻京办餐厅吃饭，那绝对是我北漂五六年间吃过的最美味的一次晚饭。当然印象更深的还是听他讲他的学术见解，比如大家经常看到的一张五十六个民族代表盛装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方左右两侧分别写着“团结”、“进步”，他问我为什么少数民族都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而汉族代表穿着西服。我自然答不上来。接下来王先生娓娓而谈，我只有点头叹服。大家都熟视无睹的一些现象，王先生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并给出极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无疑反映了学术“大牛”深刻的洞察力。
王先生很少到上海来，我上次见到他是两年前在上海交大的一个内部讲座上，讲座完毕他就匆匆搭乘飞机返台了。事有凑巧，这回差不多同一时间段王汎森先生在北大有一系列演讲活动，而王明珂先生在沪宁两地“串访”，犹如二王南北竞演，应属今年的一大文化盛事。
此次王明珂先生到上海一行，是应复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的邀请，参加一个学术工作坊的讨论。第二天（3月15日）在复旦有个讲座，可我因有其他安排无缘躬逢其盛，但完全可以想象座无虚席的场景。果然，据说讲座教室窗外都挤满了听众。两天后，王先生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的讲座盛况空前，至少是我在那个场所见过听众最多的一次，同时大概也是听众学科跨度最大的一次，不仅包括文史哲，还有社会学、政治学等系的师生。
在华东师大的这次讲座由许纪霖教授主持，他开玩笑说，自己之所以答应主持，是因为这样可以占个好位置，就坐在王教授身边听讲。他在介绍王明珂先生时说他是一位人类学家，王先生在许教授致辞后立马表示，自己并不是人类学家，尽管他跑过很多田野，做过很多考察。他之所以拒绝“人类学家”这个标签，我想并不是简单的出于谦虚，更是因为他不想被这个标签所“套牢”。
这就要说到他学术研究上的一大特色。王先生的族群研究之所以给人造成“脑震荡”，原因就在于他破除了很多僵化的认知和刻板的学术方法。跟一些胸怀壮志、时刻不忘在著作中追求所谓典范的学者不同，王先生似乎并不那么在乎典范——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为了追求典范而做学问，而是因为发现真真切切的问题，自然而然建立了让读者耳目一新、心神一震的典范。他在《华夏边缘》之后陆续有新作问世，且每部作品都给人启迪，最关键的就在于他时刻警省自己，“对自己的研究论述保持怀疑”。
回到“人类学家”这个话题，王先生不接受这个头衔，恐怕跟他的田野经验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哈佛大学受过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根据那个学术传统，他应该找一个最好是与世隔绝的，从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到宗教信仰皆自成体系的村落，这样最有利于进行民族志和民族史的研究与书写。然而，在最偏远的一个羌族山沟村寨的经历，让他“从典范人类学之梦中惊醒过来”，根源只在于他看到天花板上贴的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他应该不止一次说过：“人类学家经常有意忽略‘土著’家中墙角边的可口可乐瓶。”
不仅如此，王先生在讲座中也坦诚自剖。他在田野中拍摄过一张照片：画面主体是羌人用石头建造的房子，左下角有一根与“土著社会”格格不入的电线杆。很多次他看到这张照片时，都有裁掉电线杆的冲动。为什么田野调查时学者往往会忽略林志颖的海报、可口可乐瓶？为什么会有裁掉照片上电线杆的冲动？因为这些东西及其象征不符合我们的知识理性。王先生在讲座中问：为什么我们看到教授子弟拉小提琴时觉得很自然，看到普通工人弹钢琴就觉得别扭？原因很简单——源于我们自身根深蒂固的偏见，更可怕的是，这种偏见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觉察，反倒觉得理所当然。
接下来也许可以说说“解构”和“反思”，在我看来这是王先生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华东师大的座谈会上，有一位老师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您解构了少数民族关于族群认同的认知，那又怎么样？王先生的回答是，他完全不满足于“解构”，自己追求的是“反思”。他说，解构的对象是他人，解构别人的族群认同，解构他族的历史和信仰，只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停留于解构的层面，那肯定是非常危险且不负责任的。而反思呢，针对和要求的是我们自己，反思我们的知识理性，反思我们的认知偏见。他在即将推出简体字版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自问：“为何我认为自己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为何我的分析逻辑合理？以及更重要的，为何我认为由此产生的知识有助于促进社会之和谐与公平？”
王先生不止一次提及一位羌族老人让他深感震撼的谈话。那个老头讲了很多以前村寨之间的暴力，对上游人群的恐惧，而现在成了少数民族，不再相互歧视，不再“一截骂一截”。他说过去的打打杀杀，是因为当地人以前没知识，不晓得自己和上下游的村民是同一个民族。这次在宾馆采访，王先生又说起这个情景。这简单的一番话，让他感到“寒毛直竖”，而且他认为，这是所有带“解构”倾向的学者都应深切反思的。谈到这里时，王先生神情凝重。 （来源：澎湃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