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当天，“贝嫂”维多利亚在社交网站Instagram上用英文宣布了新店将于香港开幕的消息，“So excited to be coming to Hong Kong! My new store opens March 18th.”同时，维多利亚在英文消息下方分别用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予以了翻译。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网民留言说：“如果你要到香港做生意，请用繁体中文！”“要是你继续使用不文明的简体中文，我就不会买你的产品。”
如此贬低简体中文，真不知道该网民何来的底气？简化字有不少是采用了古体，就如“网民”的“网”字，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网，庖牺所结绳以渔，从冂，下象网交文，凡网之属皆从网。罔，网或从亡；網，网或从糸。”也就是说“网”字是先民通过描绘渔网而产生的象形文字。在发展过程中，“网”被添加了记录声音的符号“亡”而变成“罔”。这一变化导致文字的象形特征被削弱，字义比较模糊，因此不得不再次增加形符“糸”，最终形成繁体字“網”。“網”除了笔画繁复的缺点以外，与从属于“网”这一部首的“罟”、“罪”、“罩”等文字之间，相互关系也不再一目了然。
又如“底气”的“气”字，有人以为“气”是简化了“氣”的“米”字形而得。其实不然，《说文解字》对“氣”字的解释是：“馈客刍米也，从米，气声。”也就是说，“氣”是形声字，指的是馈赠客人的谷物，其中“米”是形符指示字义，“气”是声符表示读音。《说文解字》又解释“气”字：“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气”字才是正宗！表示馈赠用米的“氣”在繁体字中取代了象形文字“气”，可谓红紫夺朱。
“氣”和“網”一样，不但增添了笔画，且导致其与“氛”、“氲”、“氤”等文字之间关系模糊。更糟糕的是“氣”字被借用后，人们又不得不造出“餼”这个字形来表示“氣”的本意。一混再混，一繁而数繁，连清代顶尖的文字学家王念孙也感叹这种现象是“此因一字以讹数字者也”！
将“網”简化为“网”，“氣”简化为“气”，不仅简省了笔画，也自有其依据，可见简化字绝不可以斥之为“不文明”！由此，不妨看看简化汉字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简化汉字多数是类推所得
简化字主要可以分为个体简化和类推简化两大类。个体简化的方法有合并用字、替代用字、采用古字、俗字、异体字以及草书楷化等几种主要的手段，在《简化字总表》中，第一表《不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和第二表《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共收简化字482个，都是个体简化汉字。
而根据第二表中132个可用于偏旁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类推得出的简化字则成千上万。《简化字总表》第三表举了1753个简化字，全是类推所得，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也就是说，今天所使用的简化字绝大部分是基于第二表所收字和偏旁类推所得。如繁体字“貝”，根据草书楷化的原则简化为“贝”，而原本包含“貝”这一字形的繁体字如“員、貴、責、嬰”等都需要予以对应简化，就出现了“员、贵、责、婴”等简化字。再进一步类推，又会得到“陨、埙、馈、遗、债、碛、樱、鹦”等更多的简化字。结果，光由“贝”字类推所得的简化字，在第三表中就列举了142个之多。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第二表所收个体简化字的总和。
通过类推的方法，汉字简化产生了连锁反应，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当前，有人呼吁先恢复一两百个繁体字，或者分几年分批次逐步恢复繁体字，实则都是没有认真了解过简化字便人云亦云罢了——武断地恢复繁体字很容易触发类推简化的逆向连锁反应，从而导致简化字体系的崩盘。
以贝字为例，如果恢复繁体，那么至少就会有142个简化字跟着恢复繁体。而这142个字中的“馈、锁、赆、赎”等字，偏旁“饣、钅、尽、卖”也必须恢复成繁体“食、金、盡、賣”，否则又会形成一些“半简半繁”的新简化字。以“馈”为例，左右偏旁一起恢复成“饋”，那么与“饣”部首相关的其他45个类推简化字中也应该恢复繁体。其中的“饯”字，又需要两边一起恢复成“餞”。而与“戔”相关的12个简化字将再次受到影响需要恢复繁体，其中“钱”、“线”等更将导致“钅”旁和“纟”旁被恢复繁体，而这两个偏旁相关的简化字一旦也跟随着恢复繁体，那简化字就元气大伤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贝”字恢复繁体，不仅会导致成百上千个简化字恢复繁体，最终更会导致简体汉字系统的彻底崩溃。也许有人会说，率先恢复的繁体字避开第二表，专挑第一表中350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下手不就行了吗？那也是想当然耳。第一表中的“宝”、“衬”、“购”、“合”、“类”、“钻”等数十个简化字若恢复繁体同样也会引起连锁反应。
假想一个绝世高手，哪天耳根子软听从了门外汉的主意，尝试着来点旁门左道，结果不是走火入魔，真气逆行，就是经脉寸断，武功尽废了吧。
个体简化优先于类推简化
把第三表代表的类推简化字放一边，还剩下482个个体简化字。它们的简化方法前文已作了概括，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草书楷化，如前文提到的“贝”就是一例，其他的还有“爱”、“长”、“兰”、“书”等等，约80多个。
合并用字和替换用字，一般选择声音相同或接近，且笔画简省的字来合并或替换笔画繁复的字，如“乾、幹、干”被合并为“干”，“雲”被“云”所替换等，这种简化方法带来的弊端是容易造成简化字与繁体字的一多对应。大家平时若使用Word软件的繁简转换功能，就会发现这60个左右简化字最难以准确转换。
采用古字、俗字、异体字来简化汉字的就很多了，古字如前面提到的“网”和“气”。俗字如“灵”、“刘”、“环”、“画”等，异体字则有“泪”、“脉”、“栖”、“笋”等等。这三类简化字相加约有120多个。
当个体简化与类推简化冲突时，优先个体简化。比如繁体字“盧”，简化为“卢”且可作偏旁，于是“瀘、櫨、壚、臚、鱸、鸕”等繁体字类推简化为“泸、栌、垆、胪、鲈、鸬”。但是，“廬、爐、蘆、驢”的简化字却是“庐、炉、芦、驴”，其中的“盧”没有类推简化为“卢”，而是简化成了“户”。原因在于，“庐、炉、芦、驴”四字都已经是民间通行的俗字了，《宋元以来俗字谱》记载：“廬，《列女传》作庐。”《篇海类编》称：“炉，俗爐字。”《字汇》说：“芦，俗以芦为蘆。”“馿，俗驢字。”简化字根据尽量不生造字的原则，选择以俗字来简化这四个繁体字，类推简化为之让行。
草书楷化、合并用字、替换用字以及采用古字、俗字、异体字来进行简化，总共得到270多个简化字，那么剩下将近一半的个体简化字是从何而来呢？
汉字简化并非“述而不作”。
当前很多文章指出，汉字简化原则是“述而不作”，即尽量避免新造字。果真如此，则简化字中的新造字当如“凤毛麟角”。
事实不然，个体简化字中有将近一半都是新字形！它们产生的途径主要有四种：
一、彻底新造：这一类约有30多个，前面提到的“卢”便是其中之一。典型的还有“丛”、“灭”、“币”等。
二、保留原字中的一部分：这一类有50多个，如繁体字“齒”，去掉繁冗的笔画，保留了“齿”的字形。繁体字“龍”，有一个异体写作“尨”，再进一步简化就成了“龙”，保留了其异体字的一部分。
三、更换偏旁：这一类最多，约80多个，如繁体字“寳”，被更换偏旁变成了“宝”；“遼、療”，分别被更换成了“辽、疗”；“懺、殲、纖”，分别被更换成了“忏、歼、纤”。这一类中有不少字使用了笔画简省的音近字来更换偏旁，以成为新字形的声符。
四、符号替代：约20多个。例如“又”，这个字形通常表示“手”，但后来被当做一种符号来替代繁冗的字符。如凤毛麟角的“凤”字，《宋元以来俗字谱》记载：“鳳，《目连记》作凤。”可见这种做法在民间由来已久。在今天的简化字中，“鄧、對、觀、難、樹、戲”等偏旁都被替换成了符号“又”，变成了“邓、对、观、难、树、戏”。
这些简化字可谓不折不扣的新字形，占了个体简化字将近一半的数量。若再考虑到其作为偏旁类推后的简化字数量，则可确认——汉字简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述而不作”。
简化字与隶书担负同一使命
既然简化字并非“述而不作”，制造了许多新字形，那是不是就不应该继续使用，应该放弃呢？如果眼光开阔，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明白，放弃简化字如同因噎废食。
秦汉时期，社会上逐渐流行开来一种“简体字”——隶书。这种新的字体相较大篆、小篆而言繁难程度大为降低，书写速度也随之提高，同时产生了大量以形声字为主的新字形。汉代以后，以隶书笔意为基础，楷书逐渐定型，成为了繁体字里的“正体”，流传至今。
隶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显而易见。自隶书普及以后，小篆及更古老的战国古文字、籀文、金文、甲骨文等均不再作为主要的书写文字使用，而多用于书法、印鉴、碑刻等艺术创作中。而日常使用的书写和印刷文字，则基本上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正是通过隶书、楷书等“简体字”得以流传至今。
作为一种“简体字”，隶书自然会破坏掉古文字中的一些象形，甚至记音成分。这就造成了研究上古文字乃至文化的障碍。因此，隶书流行千余年后仍遭到批评。明代学者黄生在《字诂》中说：“大抵变篆为隶，字体因之大乱。当省而不省，失之赘；不当省而省，失之简。末俗从风而靡，不知作俑何人？可恨也！”大意是说发明隶书的人非常可恨，因为汉字从篆书演变成隶书，应该简省的字符没有简省，应该保留的字符却遭到删削，以致字体“大乱”。
就我们所知的甲骨文到简化字的中国文字史而言，汉字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简化过程，一次是隶书，另一次就是简化字。数百年前，黄生对隶书的不满，完全是客观理性地就事论事，既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呼吁恢复篆书，也没有贬斥隶书、楷书是“残体”。简化字目前已经通行了数十年，虽然还未完善，但仍在修订与进步之中。现在有人批评简化字，如果是从学理角度给出如何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当然很好。但如果像有些网民那样恶意排斥简化字，提出：“如果你要到香港做生意，请用繁体中文！”那恐怕就难脱地域歧视的嫌疑了，毕竟香港大小街道上的韩文、日文、意大利文招牌可并不少见。 （来源：思想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