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变成满口胡话的老人

　　年迈而无子女，临老起病是怎样心情？闻知长辈危急的一刻，晚生的心绪又是怎样？木心不是我的父亲。父母倘若病危，我会放下所有事，迅即赶去的。差异便看这一层么？当春阳料理先生入院时，我想，是我赶去的时候了。北京诸事走不开，可以是理由，当春阳说先生回家了，他还好——复检的数据确是好的——我于是坐下。其时正筹划与两位老友的联合展事，日日盯着做一本随展的画册。

　　小代，小杨，几年来已知尽心照料先生的起居，但究竟不懂如何应对猝发的危急，我也不懂，何况木心年逾八旬——月初，由桐乡医院回到乌镇，不数日，先生即成天昏睡，几不进食。大约十一月八九号，小代电话：先生说胡话了，怎么办？向宏立即派医生前往诊视：肺部感染，导致脑缺氧，脏器功能随时可能失效、衰竭，必须入院抢救。

　　此是垂老之人入冬后常见的症状。作难的是怎样说服木心返回桐乡医院——先生从不就医，春阳竟能领着他去，已是奇迹——有两次小代把电话递给先生，他已说不了成句的话。性命要紧啊先生！我大叫，话筒那边是极轻微的喃喃……终于，不记得先生如何同意了，或者说，屈服，他再度入院。葬礼后问起小代，他说先生下楼等车时，犹在抽烟。总之，木心再度离开乌镇，锁起卧室的门。卧室外是有壁炉的二楼客厅，一个多月后，布置为他的灵堂。

　　时在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下午，我到桐乡。

　　“海盗在哪里……”他认真地问。完了。先生与我二十九年的剧谈笑说，就此永逝，他变成满口胡话的老人。

　　新医院都是相似的，洁净而无情——纽约的公立医院大致建于二战前后，管理上佳，设施和面积尚不及这里——十二楼病房多半空置着，若在京沪，想必人满为患。院方早经向宏的关照，十分重视，将先生安置单人病室，我亲见楼下本地乡民求医住院的纷乱。向宏说也可直送上海华东医院，但以能够动用的关系，须得挤在五人一间的病房。现在独间里是两位片刻不离的青年——鬓发乌黑，胡须剃青，他俩在老人身边显得过于年轻——还有一位阿姨。镇方的副总，小付，随时探视，每日准点送来保温的菜肴白粥……故乡能做到的这一切，应是可宽心的。

　　先生浑然不知，牵连着吊针，仰面喃喃：

　　我能想象这件事……但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不详……谁可以决定这么做法……有喜剧性，反而伤人心……这是错的……要么，夜里买只鸡我们两个人烧烧吃吃……再买点冬笋……

　　“文革”囚禁的记忆显然苏醒了。他在想什么？大部分时间先生昏睡。醒来，床头摇起，先生似乎不知他曾睡过，被周围好几只手勉力扶正时，用眼睛找我，继续说话。他好像认得我了。到达翌日我取出本子记录他的胡话，忽然觉得有事可做。待他说得累了，合眼欲睡，我就赶紧画他——他不喜自己的老相，从未允我画——猛抬头，他又睁了眼，目光移动，显然转了什么念头：

　　……想象那些诗的价值，心里非常开心……再想想，到底不行，还是小孩子……那些诗、短句，是和大家一起玩呀（他的双手缓缓舞动起来，牵连输液管，旋即被护士止住）……基督徒。我们这里后来才知道基督的教导……（忽然他分明哼唱巴哈的旋律，力气不济，止了声，呆呆看我）

　　谵妄的先生。当我初时目击，惊痛无措，现在我高兴起来：近年那个衰颓缄默的老人，消失了，或者说，在病榻上生动起来，他又是早先与我调笑说话的木心，而且撤除了他的精明的理性，也不再字斟句酌。此后五六天显得漫长而凝滞，那是我繁忙生活中一段孤立的时光。除了夜里回乌镇休息——西栅景区桨声灯影，游人如织——白天一到医院，一进病房，我就满怀兴致接续他时而被痰咳阻碍的倾谈。其间，我很快学会动用床侧那枚启动升降的开关，学会和俩小伙一起迅速更换尿湿的棉裤（木心早与我戏谑过这老来的失禁），或者竖起活动小桌板，哄他喝水、吃饭，目睹人的口唇可以这般无力，以至难以吮入清水。

　　他变得越来越依顺，听任拔去针头，更换吊瓶，被审慎地扶起、放倒、翻身，或大动干戈弄下床来，嵌进轮椅，到二楼实施定期的检验，然后隆重推送回房——小半因为谵妄，多半是失去了最后的气力，他只剩思绪和言说了，在断续的句子中，某一瞬，他的眼神闪烁如昔，知道说出好的句子，从我的注视，寻求证实。我愈发喜欢这奇怪而珍贵的时刻：不必佯装恭谨，不再担心被拒绝，随时画他，摸他脑袋，间或呵斥他，要他停止拉扯输液的管子。他仰起下巴由小代给他剃须，乖乖配合毛巾的擦拭，总之，他真的变成一个小孩。

　　“这样下去，我要屈服……”

　　神奇之事。先生入院前，有人适巧转来在上海意外发现的木心照片，摄于1946年，他才十九岁，斜站着，学生装，戴副白手套，身边站着两位穿长袍的男子。

　　初次给他看，他完全不能辨认，移开目光。翌日再试，他可怜样地抬眼看我，一脸困扰，又低头看，终于嘟囔道：“噫！……是我呢！神气得很呢！”

　　猛地，木心扭头恸哭。

　　我不愿描述这片刻。他头一次当我的面，失声大恸——那么多年，我只记得先生有过两三次微妙的哽咽：说起晋的嵇康与山巨元，说起托尔斯泰的出走，说起他夭折的小姐姐——有谁近半个世纪再没见过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吗？先生的所有文稿、照片，都毁失了……转瞬，他展颜微笑，如小孩，一点不羞愧刚才的失态，又看照片，幽幽说起当年的情形：“大家都喜欢我……那是我第一次办个展呢……”之后他再看，再哭，顷刻收泪，无辜而失神地看我们，显然动着什么别的念头，然后仰面睡倒。

　　另一份礼物是林兵的美术馆设计稿。“一顶桥？”先生讨饶般地看我，知道自己糊涂了。“美术馆！你的美术馆！”我冲他吼。

　　“哦。风啊，水啊，一顶桥。”

　　浙东方言便是这样地将“桥”叫做“一顶”。他疯了，我想，等着他恍然沉吟。渐渐地，先生看向天花板，语调平静：

　　“这可以使人疯狂……这样地倒在床上，死了，真好。”

　　我不确定他是否终于确认这是他的美术馆：他最后牵记的事。 “先生！明年开馆，我轮椅推你去！”我高声骗他，毫不愧疚。我所全神贯注迹近享受的事，是他糊涂了：倘在早先，先生的独断无比挑剔，但七月与设计师面对面，他已放弃了毕生的精明，“去弄吧……弄好了，吓我一跳。”

　　11号病房。空寂的长廊。可有治愈的希望么？如若不然，先生还有多久？“多久”，难以启齿的词。十九日，木心读者樊小纯请到上海方面三位会诊的中年医师，各事心脏、呼吸、神经科。江南午后阴冷，他们进入病房，轮番诊视，事后分文不肯收取。事毕，与本院大夫聚在面北的大间详细陈述：关键是左肺淤塞，必须动用器械吸取积痰，期间，心脾肾肝出现任何异常，便无可救——多久？大量病例固然可以援引，一说是三个月，一说可能半年。所有词语回避死亡，同时，指向终结。

　　木心难以闯过今冬。看着他由壮及老，老而弱，弱而衰，我明白这是他最后的时光。只是，还有多久？

　　有几次，他的目光毫无指望：“回去……送我回家。”但神色不再急切执拗，甚至不很认真，又说起别的胡话。上一回入院，春阳说他吵着回家时仍然清醒，仍有难以违抗的意志。我们从来听从他，此刻我只能看着医师的嘴，怀抱可疑的希望。他们先后沉吟着，熟练而公正地陈述我所不懂的术语。

　　……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弥赛亚……我说完了……我要跪下去了……不行啦，不行啦……这样下去，我要屈服……

　　“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当我蹑手蹑脚离开病房时，已看惯这张床。早经排定的种种事等着我：21日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桂林社庆，22日回京布置我们的展览，25日开展，之后连续两天讲座，满目年轻人，其间，浮现垂病的先生和那间病房。每日与小代小杨通话，月底，院方为先生动用了吸痰的气管镜。小手术，几乎无痛，据说先生全程服从，奏效了：我心里泛起轻微而自欺的宽慰，念及还有多久，还会怎样，似也并不格外沉重，但日子就此严肃起来，严肃的核心，是在桐乡。

　　29日再去桐乡，停留三天，其间我与向宏经历了艰难的故事：先生必须完成后事的嘱托，签署文件。入院前，他的手书遗嘱笔迹颤抖，才几行字，未及写完。现在作难的是：他几时清醒？我不想描述详细的经过，终于，到那一刻，他很乖，被扶起后，凛然危坐，伸出手，签名有如婴儿的笔画，“木”与“心”落在分开的可笑的位置，接着，由人轻握他的手指，沾染印泥——先生从来一笔好字啊，人散了，我失声哭泣，哭着，这才明白自己积久的压抑。

　　11号病房里外，人多起来：先生唯一的亲属，外甥王韦，与我是同辈的老知青，从北京赶来侍护。江苏的诗人兼画家仲青，沉溺先生诗书，在我十一月下旬离去的翌日，自行赶来，昼夜不离。2006年被镇方派在先生身边的第一位女孩黄帆，去岁辞职回长沙谋事，闻知先生病危，也来了。小代，小杨，轮流值更，隔天会有一夜通宵不眠，明显消瘦了，仍然耿耿忠心。在门口走道匆促握手，我们一个个走向先生床前，有如小小的家族。

　　陪伴先生度过纽约最后十年的黄秋虹女士，也从美国赶来了，拖着行李箱。我挽她立在床前，忽又不能自抑：纽约老友来了——昔年每去先生借宿的秋虹的独幢宅院，必是远远望见木心等在门首阶前——如今先生浑不知秋虹来到，自顾沉睡着，因气管镜用过，鼻腔横着浅蓝色塑料管，看去如在颓然赌气。

　　“来……丹青。”29日初进病房那天，先生已然起坐，是我第一次听他如从前那样扬声唤我，轻拍床沿，示意近前，满脸是有如发狠的自嘲的笑，说出他唯一一次完全醒豁的话：

　　“喔哟……这次是祸闯得大来！”他现出我好久没见的老男人的憨笑：“原来弄成这样子……难为情！难为情！……你坐，你坐。”

　　这才是我们寻常单刀直入的话语。我用粗口高声夸张我的兴奋，不愿错过这片刻的虚妄。果然，刚才的醒豁瞬时用尽了他的气力——自孩子们告诉他下午我将到来，他便聚集神志，等着我——床头摇落了，他又开始漫长的昏睡……第三天，遗嘱、委托，诸事停妥，他睡去，醒来，显然完全忘了午间的签署，喃喃开腔：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什么可能？

　　“解放军来抓我？”

　　“瞎说！”我冲他吼。先生舒缓了，静默片刻，悠悠地说：

　　“红楼梦……大有深意”。

　　你记得红楼梦吗？

　　“记得。”他望着天花板。“上帝弄错了……我不是写这种类型。”

　　你写的是什么类型？

　　“我是……已经写出来了。”

　　这是可以抓住的话题。我探头凑近他，如行逼供：“你记得你写过什么！？”

　　“记得……”

　　“明天不散步了，哥伦比亚倒影，记不记得？”我狠狠地问。他目光移开，看向东墙，嗓音微颤，趋于尖细：

　　“……写得好……伟大！”

　　乌镇落雪了，细如雨丝，缓缓斜飘着，如极轻极轻的旋律的放慢。1994年底，先生独自来到阔别近五十年的故里，来信说桐乡上车时，雨雪霏霏，他混在人堆里偷听久违的乡音。去年纽约人过来拍摄，也是忽然有雪，庭院顷刻素白——“他写雪！写得多好！”先生曾几次极口赞美鲁迅的《在酒楼上》——那天他依从我们，西服礼帽穿穿好，拄着手杖，由我扶他在雪中的花园走了一圈。日后在纽约看那段影像，是我与先生的末一次散步，不到五分钟。

　　四点，护士进来给他的嘴戴上吸痰器。我回程的航班是在六点。车候在楼下。小代提醒我必须去机场了。下楼进车，小代电话追来，说先生寻我继续讲话。我迟疑，举着手机。残忍其实不必动用狠心，只临时一念：我要小代去问先生想说什么，不多时，回音来了：先生说“要谈纲领性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后来小代证实了我的残忍的推测：先生随即昏睡，醒来就忘了他的纲领。若我在侧，他会说下去的。这是十二月一日，我与木心最后一次交谈。几天后他被推进重症病房，开始全时昏迷。

　　作者：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