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问题，与文学和电影相通

　　出生于1944年的屈米今年已经72岁了，他说话很慢但清晰，思考时习惯性拿起眼镜一脚放在嘴边，我们的话题从成为建筑师开始。屈米的父亲就是位知名建筑师，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创始人，然而这个“子承父业”的故事并不如外人看来顺其自然。“青少年的时候，比起建筑，我对文学、电影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也立意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屈米说改变他这个想法的是17岁那年去美国的经历。在洛桑小镇中长大的他第一次见到城市，并立刻对纽约和芝加哥着了迷。“在一场暴风雪中，我站在芝加哥当时最高的大厦楼顶俯视整座城市，觉得眼前的一切如此不可思议，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成为一个建筑师。”

　　没有成为作家或是导演，但对于文学和电影的热爱却在屈米的整个建筑生涯彰显得淋漓尽致。早年出版的《曼哈顿手稿》通过图纸以蒙太奇的方式完成了一场理论命题：他在想象中构建了纽约城真实环境下的四个事件，以图片、木炭画和箭头分别代表事件、空间和运动来阐述整个故事。这组手稿被竖立展示在了展览最初的墙面上，观众移步欣赏，就如同在空间中行走、阅读、观看和见证一般。

　　屈米认为很多关于建筑的问题都可以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得到解答，这种共通性首先就体现在时间。“大多数人觉得建筑是关于空间的，但事实上它还是关于时间的。因为建筑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屈米觉得，人们漫步其间，建筑会处于不同位置，日夜也有不同景象，因此，建筑是关于互动的——空间及其内部发生事件之间的互动。而建筑师常忘记这一点。若没有时间和活动在其内部发生，空间就不能成立。言谈间屈米用手指了指展厅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是进行一场拳击赛，还是艺术展，抑或是演唱会，都是非常不同的。这是建筑的动态，也是文学和电影中吸引我的部分。因为电影永远就是关于行动及其所在的语境。”

　　一个新的概念始于提出一个恰当的问题

　　屈米开始参与建筑竞赛和比较大规模投入实际的项目是在1980年代初，在此之前十几年他称之为“探索阶段”的时间里，他或求学或从教于不同地区最优秀的几所建筑学院，也浸淫了不同风格的建筑理念。谈及这些学院，屈米仍觉得每一段经历都令他获益匪浅。

　　屈米最初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求学，那里教会他严格的建筑历史和细致的技术，屈米称之为“技术型的学院派”。不过严谨之余这个学院对于建筑的定义非常狭窄，老师们会告诉你“建筑学就是这个”。之后屈米到英国建筑联盟学院任教，“那里与ETH截然相反，完全开放，甚至决定项目是学生而非教师的责任，他们得自己设计问题。”屈米回忆说。1976年屈米去到美国，首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后担任哥伦比亚建筑学院的院长。在他看来，美国的建筑学教育又是另一番面貌。“不是技术流，我更愿意用‘历史的’这个词。1980年代的美国，人们倾向于信任权威。”

　　提及ETH的“狭隘”，屈米还分享了一个小故事。读书期间，由于崇拜塞德里克·普莱斯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屈米特别想邀请他来学校举办一场演讲，岂料学校以普莱斯不是“建筑师”为理由拒绝了这一提议。“普莱斯会使用起重机或是吊车这些非建筑的工具，也许在别人看来他不是建筑师。但对我来说这就是建筑的职责，去提出、去思考、去创造、去解决一些人们从未想到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ETH的局限性，时至今日，建筑学仍有其泾渭分明的边界。也正是因为此，屈米总是向往更加鼓励创造与质疑的学术环境。

　　什么是好的建筑？如果学生问起这个问题，屈米觉得，答案大概要取决于他们就读于哪个学院。诚如他自己学习或从教过的几所截然不同的学院，也许能得出南辕北辙的答案，“不过，大抵都正确。”

　　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建筑理论常常沿袭了近乎宗教的模式，各派理论有各自的神、经典以及教条。但建筑关心的并非好与坏、是与非，它关心的毋宁是提出恰当的问题，并通过一系列连贯的概念或理念来做出解答。一个新概念的创造始于提出一个恰当的建筑问题。

　　实践能否跟上理论的脚步？

　　将屈米“探索时期”的林林总总化为现实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著名的拉维莱特公园。这场1980年代初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竞赛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城市命题——一座公园是如何体现一种思考建筑方式的，包括它组织场地与用户的方式。拉维莱特公园是位于巴黎仅存的几处开阔地带之一，这片位于城市东北角的土地面积达125英亩，曾是一片屠宰场。为了更好地处理建筑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屈米设计了由三个相互重叠而又相互独立的点、线、面组成的系统，以容纳和带动“21世纪公园”中或传统或新潮的活动。在这个设计中，屈米也将他代表性的表述空间的模式——记号（notation）——一种对空间、运动与行为之间互动进行转移的图纸模式应用得淋漓尽致。这个方案力压472名竞争者在1983年最终获胜，这一项目历时15年竣工。

　　对于这个项目屈米后来说过，可能恰恰因为自己的无知才帮助他逾越了政策的条条框框和其他一些经济上或者功能性的困难。“我得很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还在不断问自己，当时的纯粹是不是一种优势。因为说真的，有时知道得太多反而会束缚你，而无知倒常常让你灵光一现，解决了问题。”

　　拉维莱特公园之后，屈米如同厚积薄发，开始投入到各类竞赛项目中去，法国国立当代艺术工作室、希腊新卫城博物馆、巴黎动物园等，每一个项目都试图将他的概念与精美的物质化形式进行结合。“基本上每四个竞赛中我们就能赢得一个，不过这样你也能看到有很多设计都没能付诸实践。”当被问及曾经那些天马行空的理论性思想，现在有可能的时候是否会去一一实现时，屈米回答：“当然，我一直在尝试。不过随着时间变化，人们遇到的问题在变，所以今天做建筑可能会变得不太一样。”他认为，当下在现实中去实践思想，也就是建造本身是更为容易的。比如，他所提出的“两层围合”的概念由来已久，而今在很多技术的支持下早就在一些项目中得到实现。而如能源节约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新的思考解决。“某种程度上，这是今天的自由和便利，允许我去探索过去无法探索的东西。但是，现在纯粹的只在纸上实验性建筑已经很少了，人们太快就开始建造，而我认为对建筑师来说思考也是同样重要的。”

　　“城市不只是四通八达和高楼林立”

　　在《建筑评论》对屈米的采访中，他曾有过这样一番言论：“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是一个城市化进程最大化的时期，设计师们本该建造具有未来发展性的城市，然而这个任务却彻底失败了。数百个正在建设的城市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经过客观实验的，它们没有被测试过对于城市发展的假设，也就无法证明城市发展的某些可行性，特别是在建筑急速发展的中东地区和中国。”在被问及这个评价时，屈米解释说，这一结果是建筑师的错，也是社会的错，两者都应负起责任。他觉得，建筑师本应设计、比较不同的模型，探索不同的可能性来决定什么样的设计规划是最好的，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一方面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标榜自己将环境因素和城市肌理纳入考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在各个城市建造带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地标性建筑。“问题就在建筑师本身，”屈米说，“他们花费太多时间在做这些单体项目上，而没有把眼光放大到整个城市的图景，这一点非常不幸，太多的城市看上去都千篇一律。”

　　屈米认为，建筑是个非常慢的过程，设计一个地标可能要四到五年的时间，但是设计一座城市可能要20年，所以这对很多建筑师来说很难，这是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甲方那些大开发商也很少思考，他们只是埋头铺路建设，却没有意识到城市远远不只是四通八达和高楼林立。

　　（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