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久以来，布鲁塞尔名声都不太好。早在1860年代，从法国审查员那里逃出来的波德莱尔，就把这座比利时的首都称为“一个鬼镇，木乃伊镇，闻起来有死亡、中世纪和坟墓的气味。”对欧洲人来说， “布鲁塞尔”越来越成为欧盟公务员实施官僚欺凌的代名词。
唐纳德•特朗普曾把布鲁塞尔叫作 “地狱般的地方”，也许他认为这是称呼莫伦贝克区（Molenbeek）的正确字眼。这一区移民众多，大多来自北非，已成为欧洲沸腾的伊斯兰圣战的象征。巴黎去年的大屠杀显然是在那里谋划的；而离开莫伦贝克奔赴叙利亚和伊拉克为ISIS作战的男女青年的数量也是相对较高（约百名）。
尽管如此，布鲁塞尔的不良声誉很大部分是不当且被夸大的。布鲁塞尔不是一个危险的城市，即使寒酸、沉郁（失业率达30％）、社会连接被切断，但也并非特别令人感到威胁。许多非穆斯林的嬉皮士也生活在那里。布鲁塞尔的许多部分实际上相当漂亮。全市有新艺术（Art Nouveau）和装饰艺术（Art Deco）的许多精美范例，还有更著名的、坐落于壮观的布鲁塞尔大广场上的16、17世纪黄金山墙建筑群。
但布鲁塞尔确实相当混乱，19个不同的市辖区，每个都有自己的公共权力机构来争夺资金，造成政治上的一团糟，再加上协调不力、容易出纰漏的警察部队，还有与不同语言群体相关联的不同政党，各自经营着他们多少有些腐败的荫护体系。布鲁塞尔有自己的市政府，主要讲法语，但它同时也是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大区的首府，和欧洲联盟的首都，欧盟拥有的那块“欧洲区（Quartier Européen）”几乎就像一座城中之城。
不过，这种政治分裂，及其导致的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的匮乏，也使现代布鲁塞尔一直是持不同政见者、格格不入者、波西米亚以及各种难民的避难所。卡尔•马克思于1845年被法国驱逐后，正是在布鲁塞尔写作了《共产党宣言》；波德莱尔来到布鲁塞尔，因为在那里，他可以比在巴黎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甚至向这座提供庇护的城市倾泻刻薄的话。它仍然是欧洲最自由，民族混居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布鲁塞尔在它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被各帝国占领压迫：16、17世纪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18世纪是奥地利（在1695年法王路易十四将该城夷平之后），1795至1815年则是法国，之后它成为荷兰的一部分。在讲法语的社会党人和弗拉芒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反叛新教徒荷兰国王之后，1830年，比利时才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在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的利奥波德国王统治下，这位国王，当然是一位德国人）。除了仇恨荷兰人外，这些群体当时鲜有共同点；今天，他们仍然没有。
五年前，比利时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民选政府的民主体，这一特殊纪录保持了一年多（准确来说是589天）。讲法语的政党与弗拉芒人无法达成协议组建一个全国政府。但是，这正如过去一样，是其固有的个性。比利时的身份认同始终相当地不稳固。人们效忠于他们的语言公共体、他们的地区、他们的教堂，或是政治荫护——在从前工业发达、现在锈迹斑斑的瓦隆区（Wallonia），他们选择社会党，北部则是自由派、基督教民主党人或弗拉芒民族主义者。即使是它的帝国主义征服，也并不总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企图：在19世纪，刚果独属国王利奥波德二世。
布鲁塞尔，坐拥丰厚的历史，有文艺复兴时期落成的闪着金光的房子，还有利用在刚果得来的财富建造的19世纪宫殿。它是比利时的首都，却很少有比利时人为之骄傲，就像法国人对巴黎的骄傲，英国人对伦敦的骄傲那样。操弗拉芒语的政客和商人宁愿住在安特卫普或根特。对许多比利时人来说，布鲁塞尔是一个充满移民、难民和外国显贵的陌生城市。它是一个还在找寻其国家的国都。而如果你将欧盟包括进来，那么布鲁塞尔同时还是一个仍在找寻其帝国的帝都——或是其联邦形式，或是一个不管命定变成什么模样的欧洲。
这种特有的开放状态令人不安。在城市、国家及欧洲层面都缺乏中央协调和控制，可能就要为漂移、无人管理和混乱的感觉负责了。或许莫伦贝克的不满和极端主义，欧盟在面对金融危机和移民渗入欧洲多孔边界时的瘫痪状态，也多少要归因于此。比利时和欧盟的问题重叠了。但如果说布鲁塞尔是功能失效的象征，那么它缺乏明确的身份认同，它的碎片化，以及它的灵活性同时也提供了一丝自由和可能性的意味。欧盟，以及比利时本身，都仍然是实验，而这可能是它们最大的优势。
2.去年我在Stevinstraat，即rue Stevin住了一个月（斯蒂文街，在布鲁塞尔，每一条街道都有荷兰语和法语两种命名）。从我的公寓往每个方向走上十分钟，便能嗅出布鲁塞尔、比利时与欧盟的不同状态。这种架构很能说明问题。
往南走到“欧洲区”，是巨大的贝尔莱蒙（Berlaymont）大楼，它是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总部，提出和执行欧盟法律的行政机构。这座大楼建于1960年代，后来发现建筑内充满石棉，又在1990年代重事修葺。贝尔莱蒙大楼雄伟而缺乏个性，巨大权力用钢铁和玻璃表达自我，但没有任何文化、历史和美学诉求。时不时地，我发现中国游客惊奇地凝视这座建筑，并在战后欧洲建成元勋之一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的严肃小雕像前自拍。
更可怕的是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大楼，由一群来自泛欧洲协会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于1995年建成。这件现代主义残暴建筑是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所在。来自28个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部长在那里开会，为各种法律和预算讨价还价并投票。欧盟理事会主席在不同的成员国之间轮换，每半年一次。
一个截然不同也可能是欧盟最强大的机构，是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包含了欧盟各国的政府领导人。他们也一直在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大楼定期举行会议。这里就是去年7月与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因债务问题而激烈谈判的背景所在地。今年，欧洲理事会应该会迁到“A区”（Bloc A），这是另一座宏伟的现代主义建筑，气势大过魅力，像一个巨大的鸡蛋装在玻璃盒子里。再有就是最最庞大的建筑群，被称为利奥波德空间（Espace Léopold），它有一个穹顶，好像勃鲁盖尔名画中的巴别塔。（勃鲁盖尔在布鲁塞尔去世。）为了讨法国开心，欧盟议会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每隔一个月就移来移去，开销巨大。欧盟议会必须通过欧盟委员会发起的法律提案。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现在必须得到欧盟议会中最大政党的支持。
“欧洲区”的这些建筑巨大且抽象，所有设计似乎是为了使公民们对一个大帝国的伟大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欧盟确实有很大的经济实力。总体来看，它是一个比中国或美国更大的经济体。但不同于以往的大帝国，坐落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几乎没有政治权力，因为没有“欧罗巴合众国”这种东西来支撑。19个国家组合而成的欧元区有一种共同的货币。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ECB）有设定货币政策的权威，并能在一定限度内提供经济救助，如果某个国家不能支付其债务的话。但是，欧盟并没有共同的防御力量或共同的外交政策。这可能可以解释欧盟机构建筑物的徒有其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有力。
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皇家宫殿”，比利时国王接待来宾的这座建筑，与旧宫所在的“欧洲区”不远。这是一座极尽豪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甚至比白金汉宫还宏伟。“镜屋”装着大理石和铜墙，以唤起刚果的情调。天花板上覆着140万只泰国珠宝甲虫闪亮的绿翼。“大礼堂”的灵感来源是凡尔赛宫，皇家宴会就在这里的巨大吊灯下举办。利奥波德二世很大程度上要为此负责，似乎他希望凭这些，对他更强大的邻国尤其是法国挺起胸膛。
但布鲁塞尔式吹嘘的最奇特表现，还要数从贝尔莱蒙大楼步行五分钟可到的那个地方。五十周年纪念公园，或称银禧园，是1880年为纪念比利时独立50年而建，当时还有一个国家级展览，炫耀这个年轻国家的工业与帝国实力。同样，这也是利奥波德二世提出的。一座巨大的凯旋门架设在公园里，建于1905年，显然受到柏林勃兰登堡门的启发，不过比后者更大。
靠近圆拱的是纪念比利时在刚果的先驱的纪念碑，完工于1921年。一系列的头饰和浮雕，颂扬着比利时在刚果统治的好处。可以看到裸体非洲人充满感激地跪在一个端坐王座的白胡子族长前——那可能是利奥波德二世本人。石座前刻着以下句子：“我已开始刚果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推进文明/和比利时的福祉。利奥波德二世，1906年6月3日。”利奥波德国王的事业，其代价可能是刚果十几万人的生命。
走过这些夺人眼球的各色建筑和古迹，很难抑制这样的想法：布鲁塞尔与欧盟真是天造地设——一样肥壮而自负，而且不止一点点霸道。但从斯蒂文街朝北步行十分钟，穿过住着比利时富人和欧盟公务员的玛丽-路易丝广场华美的新艺术风格联排别墅，便会显示出布鲁塞尔的另一面。在那里，在斯哈尔贝克（Schaerbeek）街区局促的19世纪街道间，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典型移民社区：清真肉店，土耳其餐厅，满屋抽着水烟的大胡子男人和戴着头巾的家庭主妇的茶馆。一如在莫伦贝克，超过一半的人口出生在另一个国家，在这个区，大半人口都生于土耳其。这里还有一小片区域被称为小安那托利亚。
对于莫伦贝克青年激进化的原因，其中一个解释是移民社区的隔离。非洲人与非洲人生活在一起，摩洛哥人同摩洛哥人，土耳其人与土耳其人，等等。对这种存在感薄弱的状态多少带有善意的忽略，让这种隔离感雪上加霜。不像在巴黎，大多数移民居住在城市的中心，与其他社区非常接近。丹萨特（Dansaert）街，是布鲁塞尔一条繁华的购物街，直通到莫伦贝克；昂贵的意大利时尚精品店，到挤满失业的穆斯林男子的咖啡厅，距离不过几百码。即使来斯哈尔贝克这类地方走马观花的访客也很快会发现，在布鲁塞尔，民族关系比乍看之下更加复杂、更为交错相连。
毗邻斯哈尔贝克的是另一个自治辖区，圣若斯-滕-诺德（Saint Joost-ten-Noode），混居着本地潮人和外国移民。有一天，我走进圣若斯迷人的新巴洛克风格教堂。在比利时，一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活跃的基督徒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但我发现教堂里，一些信徒正跪在木制长凳上。大多数是老人，看上去来自不同种族。有些是白人。牧师，是一个高大的黑人男子，身着绿色和白色长袍，用浓重的非洲口音布道。
3.2015年秋天，我抵达布鲁塞尔时，危机感已十分强烈。而这还是在巴黎大屠杀后装甲车开上街上演了一场相当徒劳的军事秀之前。不久前，欧盟官员和给他们的媒体朋友还总是欢欣鼓舞地谈论“欧洲”，说它是和平、自由与民主的灯塔，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典范。这套修辞现在看起来显然令人沮丧。
我去参加了一个在温斯顿•丘吉尔大道上典雅公寓举办的晚宴。我们这些来宾同欧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一位公开谈论了欧元崩溃的可能性。另一位则提到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坏的形象，一个不民主、半威权的行为体。部分应该被拆解，他建议。在比利时帝国留下的其中一座宏伟宫殿里举办的一次欧盟会议上，荷兰副总统弗朗斯•提莫曼（Frans Timmermans）警告说，如果欧洲不尽快解决难民危机，欧盟很容易就散架了。
在又一次欧盟会议结束后举行的奢华宴会上，同样也在一座镀金的宫殿里，我听到了艾蒂安•达维南（Étienne Davignon）的演讲。如果有什么人能够代表大欧洲“计划”，便是达维南了。这位贵族出身的比利时商人、银行家、外交官、前欧盟委员会委员，现在是一家名为“欧洲之友”的智库总裁。比利时精英和欧盟精英这两重身份在他这里精确地重叠：他站在庞大资金和高远理想的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达维南是布鲁塞尔的无冕之王。在过去，他肯定会滔滔不绝地历数一个统一的欧洲会带来的荣光。现在，他的口气则更多处于守势；他说，他对欧洲人的沮丧低落情绪感到厌烦：“我们已经对我们所成就之事失去了骄傲。”
这在我听来，仿佛布鲁塞尔式的必胜信念正在变成哀叹。从某个角度来看，这还挺新鲜的。许多观察家已经描述了欧洲所面临的危险，尤其是乔治•索罗斯。欧盟话题最令人信服的思想家之一，是历史学家鲁克•凡•米德拉尔（Luuk van Middelaar），他在荷兰和法国受教育，现在主要在布鲁塞尔。他的文章频频出现在法国，以及他的家乡荷兰。作为欧洲理事会第一任主席比利时人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的内阁前成员，凡•米德拉尔对欧盟了如指掌。他认为欧洲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危机。
一开始，欧洲统一的概念——首先以六国的煤钢共同体形式出现，接下来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是有意避开政治的，或者用凡•米德拉尔的话来说，是“欧洲政治的去戏剧化”。为欧洲奠基的技术专家元勋们，如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和让•莫内（Jean Monnet），他们的遥远目标可能是建成一个欧罗巴合众国，但是，对于刚从灾难性战争中恢复崛起的欧洲国家来说，和平的关系需要首先通过集中煤炭和钢铁等经济资源来确保。欧洲机构就是为超越国家政治而建成的。和平与繁荣从经济合作和谈判而来。负责任的领导人会达成共识，在公众视线之外。
不过，欧洲的奠基人们远不只是冷冰冰的技术官僚。战后欧洲的理想中，有一个道德的、甚至是准宗教的层面，带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气息；大多数欧洲统一进程中的领袖人物——阿登纳、舒曼、阿尔西德•德•加斯帕里（Alcide De Gaspari），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都是罗马天主教徒。
法国知识分子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则不是。但他仍有一个梦想。“欧洲”，他在一篇发表于1933年、关于欧洲统一的精彩文章中写道，“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或政治变革的结果。如果不采纳一个道德和审美价值体系，不颂扬某种思维和情感方式，它不会真的存在......”但班达也认为，“欧洲”这一理念应该保持完全理性、抽象，不带任何民族或部落情绪。而法国，在他看来最理性化的语言，应该成为泛欧洲沟通交流的通用手段。正是这种理性主义的、抽象的、故意无根的性质——一如布鲁塞尔那些欧盟主要建筑物所示——将被证明是一个障碍，一旦需要28个不同民族国家的公民效忠的时候。
欧洲之父们构建中的缺陷，如凡•米德拉尔观察到的，一度在英国1973年加入欧盟时凸显，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初变得更为明显。有关气候变化、安全、移民和共同货币的问题需要政治解决。官僚化地敲敲打打、财务规划和体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要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角色，欧洲需要的是民主合法的共同政策。
但是，这就触及欧洲问题的要点了：如何给欧盟一个强大的政治身份，而不损害各国政府的合法性。许多评论家，包括乔治•索罗斯，保罗•克鲁格曼和于尔根•哈贝马斯，都批评已经对高负债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强加实施的严峻政策。这与希腊选民及其民选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在不建立一个欧洲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有可能创造民主的欧洲机构吗？
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冒着风险。这位年迈的德国左翼思想家的童年时期在纳粹统治下度过，他极力批评德国的主导力量；因为，毕竟是默克尔政府在推进对希腊的步步紧逼。他认为，对欧盟“民主赤字”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他所谓的“更加一体化的民主核心欧洲”。最起码，欧元区应该继续推进，按照1957年《罗马条约》里的说法，形成“一个空前紧密的联盟”。但是，怎么做呢？
托马斯•皮凯蒂曾提出，应该由各国议会议员组成一个全新的、独立的欧元区议会，议席参照各国人口规模按比例分配。并且，各国议会应该对一个共同的欧元区企业所得税具有表决权。别的不说，这将有可能降低德国目前的主导地位，其代表的票数完全可能被其他国家压过。但是，要怎样才能说服德国人，甚至只是欧元区内部的其他欧洲人，来这么做呢？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的团结必须从知识分子开始。一个世界主义的欧洲公众群体必须是由超越国族关切、关注欧洲事务的新闻媒体来塑造的。公民们应该投票给泛欧洲的政党。欧洲议会必须拥有更大的权力，以决定欧洲的未来。欧洲宪法必须成为泛欧爱洲主义（pan-European patriotism）的主要来源文献。要建成一个不是由银行家、公司利益或德国政府主导的欧洲，这些都是基本条件。
这些观点的逻辑无懈可击。但人类社会并不总是合乎逻辑的。哈贝马斯的思维和朱利安•班达的文章一样抽象。世界主义，无论多么值得颂扬，都不是驱动欧洲大多数选民的目标方向，也不是基于“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目标方向。凡•米德拉尔看欧洲政治有更多维的视角。民主选举中的直接政治参与，也即他所说的希腊模式，在他看来是不够的。公民们也需要罗马模式：作为物质利益来源的国家。还有德国模式：一个具有共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模式共同创造一个欧洲政治体的进程将会艰辛而漫长，但凡•米德拉尔仍相信这是可能的。他认为，摸着石头过河，不画一个明确的蓝图，而是把这三种模式都考虑在内，仍然是欧洲实验的最佳选择。
共同的敌人可以帮助建立政治凝聚力：那就是比利时人何以成为比利时人的原因，毕竟，他们共同反对荷兰统治。但或许，共同危机的挑战也是如此。欧洲领导人在讨论应对希腊金融灾难的方式、难民移民的到来，甚至英国离开欧盟的前景时产生激烈分歧。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冲突是欧洲崩溃的预示。
这可能在2月19日已经发生了，在布鲁塞尔一个马拉松峰会期间。卡梅伦首相确实收回了一些让步：削减在英国的欧盟移民的工作福利，承诺保护欧元区之外国家的利益。不过，如果英国人在即将到来的公投中投票离开欧盟，很可能就等于邀请其他国家效仿，联盟便会慢慢解体。
不过，还是可以有一种更乐观的看法。欧洲的记者、评论员、商人和政客们至少在谈论同样的事情。对于如何应对庞大的叙利亚难民群的到来，甚至来自非洲的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大家都怀着十分的焦虑。就如何捍卫欧洲的外部边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至少公民们被提醒知晓了这些共同边界的存在。政治玩家之间的公开冲突最终可能撕裂欧盟，但也有可能达成相反的效果。冲突，像一个普通的谈话，是一个民主的政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现在起发生何事，深藏在“欧洲区”玻璃和钢的宫殿里的不透明会议，讨论达成静默共识的日子，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4.自2014年10月7日开始，比利时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联邦政府。它是一个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由新弗拉芒联盟（N-VA）领导。讲法语的地区由保守的法语革新运动（MR）所代表。到目前为止，这届政府还一直大权在握。但它是一个脆弱的建制。讲法语和讲荷兰语的比利时人之间甚至更为疏远。他们不看对方的新闻，不看同一个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弗拉芒人不能或不会讲法语。民族主义者在N-VA联盟中公开支持弗拉芒独立的理想。各地区，包括列日附近讲德语的小片地区，以及布鲁塞尔，都拥有自己的政府，而这些政府之间的合作往往运转不灵。
比利时人具有的所有共同点——实际上要比听上去更多——都在君主制和国家足球队，也就是“红魔”。就欧盟的情况看，比利时似乎一直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但它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布鲁塞尔。没有人想放弃，讲法语的人口肯定不愿意，即使弗拉芒民族主义者也不愿意。他们可能不爱自己的首都，但布鲁塞尔仍然代表了比全国日益独立的那些部分更多的东西。布鲁塞尔让所有比利时人都感觉更大、不那么地域性，更能够面对更广阔的世界，要是没有布鲁塞尔，就不会这么想了。
大多数欧洲人现在仍对布鲁塞尔抱持类似看法，甚至包括很多可能投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英国公民。很少有人喜欢“布鲁塞尔”，但同样很少有人真正离开它。这种情况能否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欧盟应对眼下危机的方式。如果过去足以作什么指征，那它要说明的应该是，欧洲将会再次慢慢地、痛苦地胡乱应付过去，仍保持完整，足以继续进行实验。
很有可能。但是，指望着它则是愚蠢的。布鲁塞尔已经目送许多帝国来来去去。官样布鲁塞尔的自负，包括国家的、欧洲的，会被叛逆和怀疑这两针健康剂矫正。这座城市最有名的符号不是皇宫，更不是贝尔莱蒙大楼，而是17世纪的一尊青铜像“撒尿小童”。对于这个撒尿的裸体小男孩，有好几种传说。也许他是两岁的鲁汶公爵戈弗雷三世，在1142年战争时对着他的敌人嘘嘘。或者他可能是14世纪时，在外国军队试图把全市炸毁的炸弹上浇灭导火索的小男孩。但是，不管他是谁，在渴望权势的闯入者头上小便，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来源：澎湃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