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学松鼠会
本文译者为第107期 小红猪抢稿胜出者兜水母
校对：月光
终于，德拉蒙德拥有了他梦想的一切。小时候，没能进入文法学校[1]让他十分沮丧，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努力了。当时母亲和作为制药公司工程师的父亲都对他非常失望。他的爸爸对他这个小孩从来就没什么兴趣，他不曾陪他玩过，他若淘气，爸爸就把他放在椅背上打他。那时的男人都是这样，小孩对父亲都是又敬又怕。爸爸就是爸爸。
每天早上，看着文法学校的男孩们戴着神气的校帽从门前经过是最难过的事情。德拉蒙德一直梦想在一个美好的村庄的小学校里当教师长，但他只能在职业学校里学习木工和砌砖技术。他的择业导师听到他教书的梦想时差点笑出来。但是德拉蒙德是有野心的。他申请到了大学，成为了学生会主席。然后他在诺福克郡（Norfolk）的一个村庄找到了教职，娶了青梅竹马的恋人，一步一步做到了教师长的位置。他有三个小孩，两辆车。至少他的母亲为他骄傲。
而他正独自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想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冲动、强迫性冥思[2]、血清素过低、解决社交问题的能力较差 – 有很多心理或生理的问题会增加自杀的风险。国际自杀研究学会的主席罗里·奥康纳（Rory O’Connor）教授从事自杀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专攻自杀背后的心理过程。
“看到新闻了吗？”我们见面时他这样问我。今早的新闻报道了最新的数据：2013年英国有6233起记录在案的自杀。女性自杀率从07年至今相对稳定，而男性自杀率则在13年达到了01年以来的最高值。近八成的自杀者为男性，这个比例三十余年以来一直在上升。2013年的数据显示，20至49岁之间的男性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不是遭遇暴力袭击或车祸，也不是吸毒或心脏病，而是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
让我们进一步看看这些男性自杀的数据。
男性自杀多于女性这一点，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成立。令人费解的是其中的原因：男性具有的某些特质？为什么，至少在英国，中年男性自杀风险最高？为什么男性自杀率不断上升？
很多自杀问题研究者和心理健康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都热衷于向好奇的人阐释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自杀几乎不可能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心理疾病，如最常见的抑郁，通常先于自杀。“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罹患抑郁的人不会自杀。”奥康纳告诉我，“自杀率不到百分之五。所以心理疾病并不是个合理的解释。我认为，做出自我了断的决定是个心理学现象。我们在这个实验室要做的就是研究产生自杀想法的心理因素。“
奥康纳的办公室坐落于苏格兰加特维尔皇家医院（Gartnavel Royal Hospital）之中。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尖顶直指阴沉的天空。墙板上钉着他的两个孩子的画，分别是一个橙色怪物和一个红色电话。书柜的深处放着一系列令人压抑的书: 《理解自杀》（Comprehending Suicide）、《年少的自杀者》（By Their Own Young Hands），还有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的经典回忆录作品《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An Unquiet Mind）。
奥康纳自杀行为实验室以医院中的自杀未遂者为研究对象，在实施自杀行为的24小时内对他们进行评估，并跟踪研究他们之后的表现。他们也进行实验研究、验证假说，比如测试自杀者对疼痛的耐受度、经历短暂压力后认知水平的变化等。
经过数年的研究，奥康纳对自杀心理有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他指出，“社会完美主义”这个概念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男性自杀数字之众的原因。
22岁时，德拉蒙德与他棕色眼睛的女朋友莉薇结婚了。十八个月后他成了父亲。很快，他们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自然有些拮据，但他认真对待他所有的责任。他白天教书，晚上在酒吧当酒保。周五晚上他在保龄球馆值夜班，晚上六点到早上六点。白天睡一觉，周六晚上再去工作一整晚。周日中午在酒吧当班，休息一小会儿，周一早上又回到学校。他与孩子们不常见面，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让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
工作的同时，德拉蒙德还在学习，决心取得教师长的资格。野心有多大，进展就有多大。他在更大的学校找到了新工作。他们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他感觉自己像个成功的引领者。完美的丈夫。
但他并不是。
社会完美主义者会将自己和他们认为自己在生活中应扮演的角色及承担的责任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不是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奥康纳解释道，“这是你想象的别人的期待。因为你没能做好一个好父亲、好兄弟……而让别人失望了。”
正因为这是对“想象中别人对你的判断”的判断，这种念头才尤其有害。“这和别人对你的真实看法无关，”他说，“它是你想象中他们的期待。正因为别人的想法你控制不了，所以才产生这么大的问题。”
奥康纳是在研究美国大学的学生时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完美主义的。“我当时以为在英国不会适用，而且肯定也不会对那些生活困难的背景的人适用。但我错了。这是个非常顽强的现象。我们在格拉斯哥最不发达的地区也见到了这种现象。”最初的研究开始于2003年，以22名近期尝试自杀的人为评估对象。在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接受了一个有15个问题的问卷调查，测试他们对一些观点的认同程度，比如“成功意味着我必须还要更加努力工作，以取悦他人”、“别人希望我没有一点儿不完美的地方”这样的观点。“在所有受调查的人群中，我们都发现社会完美主义和自杀的这种关系。”奥康纳说，“包括穷人和富人。”
还不清楚的是其中的原因。“我们的假说是，社会完美主义者对环境中指示失败的信号比别人敏感得多。”他说。
我问，这是否是因为他们觉得未能很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男人觉得自己需要扮演好哪些角色？父亲？养家糊口的人？
“现在社会变了，”奥康纳回答，“还得注重外表、生活方式要精致。现在有这么多更高的期待，男人有更多机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想象中他人的期待的巨大压力，无法达成期待时的那种灾难般的感觉，在自杀率居高不下的亚洲以加速的方式出现。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是韩国，在一些统计中，韩国是世界上自杀率第二高的地方。根据2011年的报道，每天有约40个韩国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官方的韩国健康促进协会2014年的统计发现，过去的一年中有稍过一半的青少年有过自杀的念头。
韩国任荷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金義哲（Uichol Kim）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大部分是由社会的急剧变化所引起。这是国家经历从贫穷的农业社会到富裕的城市生活的快速转变时所产生的不幸的副作用。六十年前，这里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他说，韩国战后的情况与2010年地震后海地的情况相当。过去大部分人居住在农村，而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居住在城市。
这种巨变破坏了当地文化的基石。这是一种被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500年的文化，它的价值体系适应于人们在小而孤立的农业社区维持生计的需求。“它的重点在于互相帮助与合作。”金解释道，“大体上说，这是一种互相关爱、分享、付出的文化。但是在现代城市，竞争非常激烈，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成就。”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成功的自我的定义改变了。“人被地位、权力和财富所定义，这并不是传统的文化。”那这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一个生活在农业社会的儒家君子可能有大智慧，但他很穷。”金说，“而我们想变富。”结果则是人们像是被移植了一种价值观。“这是一种无根的文化。”
这也是一种成功之路格外艰辛的文化——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韩国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同时，成功的道路被严格地设计、不能有一步差池。青少年时期的失败很可能让你觉得整个人生无望。“在韩国最受尊敬的企业是三星，”金说。他告诉我，八至九成新员工都只来自三所大学。“除非进入这三所大学之一，否则在大公司找不到工作。”（我不能从英文材料中确认这个数字，但从韩国中央日报的英文版来看，曾有对偏袒某些大学的控告。）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不仅要为好工作而奋斗。“如果你是一个好学生，你要得到老师、家长和朋友的尊敬，要非常受欢迎，要大家都想与你约会。”要达到这种程度的完美，无论社会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自尊心、社会的尊重、社会地位，所有都在一起。”他说，“万一失败会如何？”
除了为生计而做的兼职、为前程的学业，德拉蒙德还承担志愿者工作，更占去了很多陪伴妻子和孩子的时间。莉薇总是抱怨他工作得太多，觉得他忽视了自己。“你对自己前程的兴趣比对我还多。”她每每这样说。每次换学校带来的频繁搬家对情况并不会有帮助。
他是在金斯林的一家医院做志愿者时第一次发现妻子出轨的。一个女人递给他一捆信件。“你妻子一直在给我丈夫写这些信。”她说。信里的挑逗意味非常露骨，而更令人心痛的是，莉薇显然已经沉溺其中。
德拉蒙德回家当面质询妻子。莉薇无法否认，那全是她自己的笔迹。他发现她在她的情人住处那边已经上演过各种戏码：她开车反复在他门前驶过，等在他家门口，想要见他一面。但德拉蒙德无法离开她，孩子还小，她也承诺了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他决定原谅她。
德拉蒙德周末会离开家去上训练课程。一天，他回家发现莉薇的车胎被扎破了，村里的警官来换过轮胎。他那时想，这位警官未免过于大方了。过了一阵子，他的11岁的女儿哭着来找他，她发现妈妈与那个警官上床了。
莉薇的下一个情人是一个医药公司的销售员。她那时直接离开家，两周后才回来。德拉蒙德用他知道的唯一方式处理了此事——忍耐。他从来都不会撕破脸皮、撒泼打滚。他也没有什么亲近的男性朋友来倾诉，即使有，他可能也不会说。没人愿意向外人承认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然后，莉薇宣布她想要分手。
他们最终离婚时，莉薇得到了房子、孩子、她的那部分财产。付过赡养费后，德拉蒙德所剩无几。他的学校无人知道此事，对他们而言，德拉蒙德还是那个他花费数年心血想要成为的人：成功的教师长，已婚，有三个健康成长的孩子。但之后，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一个日间主管生[3]对他说：“我听说你妻子搬走了？”
那时他租住在金斯林十英里外的一个农场的冰冷的房间里。作为一个男人，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他破产了。一个失败者，被戴了绿帽子，再也不是别人期待他所成为的那个人了。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他还记得坐在那个湿地中央的地方，然后意识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吞下一大把药，抛弃这个世界。
如果你是个社会完美主义者，你通常会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值。你的自尊心危险地建立在维持有时无法达到的成功程度之上。一旦被击败，你会崩溃。
但是社会完美主义者并不是唯一一群与目标、角色和野心建立紧密联系的人。剑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布赖恩 利特尔（Brian Little），以对“个人项目”的研究闻名。他认为我们会与“个人项目”建立非常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它们成为我们对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你是你的个人项目。”他曾这样告诉哈佛的学生。
根据利特尔的理论，不同种类的项目承载着不同价值。遛狗是一个个人项目，在一个可爱的村镇成为教师长、成为成功的父亲和丈夫也是个人项目。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项目有多少意义，对我们的快乐的贡献微乎其微。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幸福，关键在于它们是否能被完成。
但是，当我们的个人项目开始失败时怎么办？我们如何应对？男女在应对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能够用来解释男人的高自杀率？
差异确实存在。一般认为，男人通常很难向人倾诉难过的情绪，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害的。他们也不愿谈论正在变坏的项目。“女人公开她们的项目和实现过程中的困难，并能从中受益，”利特尔在他的书《我，自己，我们》(Me, Myself and Us) 中写道，“但男人觉得把这些作为自己的秘密对他们更好。”
在一项针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研究中，利特尔发现另一个重要的两性差异。“一个明显的区别是，男人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直面阻力，”他告诉我，“他们从根本上是想要一气呵成把事情做好。这是一种想全面清扫障碍的心理。女人则更关心与人产生联系的企业氛围。我觉得可以把这种差异推广到工作以外的生活方面。我不想造成刻板印象，但我们的数据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差异。”
另外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也支持这个观点，这篇论文在2000年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谢利·泰勒（Shelley Taylor）教授带领的团队发表，研究了对压力的生物学方面和行为方面的响应。他们发现男人倾向于表现出著名的“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反应，而女人则更可能使用“关心和结盟”（tend and befriend）策略。“虽然女性可能会很认真地考虑自杀，”利特尔说，“因为她们的社会连通性，她们同时也会想，‘天啊，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妈会怎么想？‘所以完成行动时会有阻力。”对于男人，死亡则可能是“逃跑”的终极形式。
但以死的方式逃跑需要决心。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托马斯·乔伊纳（Thomas Joiner）博士研究了有自杀念头的人和有实际自杀行为的人的区别。“除非产生了无畏死亡的想法，否则是不会有所行动的。”他说，“这一点是与性别差异有关的。”乔伊纳讲到他收集的大量来自安保系统和公安机关的录像，在录像中，人们“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在最后一刻，他们会畏缩，因为死太可怕了。这种畏缩救了他们的命。”所以，你们是认为男人更不容易畏缩吗？“正是如此。”
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尝试自杀的女性比男性更多。最终死亡的男性比女性多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选择的自杀手段。男性倾向上吊或用枪，而女性更经常服药。马丁·西格（Martin Seager），临床心理学家、“撒马利亚人[4]”的咨询师，认为这证明了男性有更强的自杀意愿。“手段反映了心理。”他说。牛津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丹尼尔·弗里曼（Daniel Freeman）提到一项对4415名自伤后入院的患者进行的研究，这项研究发现男性的自杀意愿要显著高于女性。不过，这个假说还有待研究。“我觉得它还没被确实地证明，”他说，“但想要确实证明是极其困难的。”
奥康纳也感到自杀意愿问题还没有解决。“我还没有听说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因为非常难。”他说。但西格很有信心，“对男人而言，自杀是一种处决，”他说，“他把自己从世界上抹去。这是一种巨大的失败感和耻辱感。雄性性别认为他们负责供养、保护他人，负责‘成功’。女人失业时很痛苦，但她不会觉得她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了作为女人的一面。但男人失业时，他觉得自己不再是男人了。”
这个观点曾被著名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教授提出。他的“逃避自我”的自杀理论对奥康纳有重要影响。“一个不能供养家庭的男人在某种意义上不再算是男人了，”鲍迈斯特说，“女人无论怎样都还是女人，但男人的身份可能会丢失。”
在中国，腐败官员自杀不是罕事。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家庭可以因此保留不法得来的财产，但也是为了免于牢狱和屈辱。韩国前总统卢武铉（Roh Moo-hyun）在2009年被控受贿后自杀。金義哲解释了卢的想法：“他自杀是为了保全妻子和儿子。（他认为）阻止调查的唯一方法是自杀。”
金强调受辱在韩国并不是自杀的主要原因，但在其他国家可能不同。亚特兰大的埃莫里大学（Emory College）的人类学家小泽千佳子-德席尔瓦（Chikako Ozawa-de Silva）告诉我，在日本，“自杀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名誉得以恢复，家人免于屈辱。”
“他人的评判带来了更多的负担。”金说。一个人的罪可能会连累其他的人。在古代的儒家法律中，一人获罪，满门抄斩。
在日语和韩语中，“人类”（human being)）翻译成“人间”。亚洲的自我概念比西方要弱，而且更包容，它扩展为一个人从属的多个群体。这样的概念会在有自杀念头的人心中激起一种深刻的对他人的责任感。
小泽-德席尔瓦谈到，在日本，自我的概念与社会角色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人们习惯在介绍自己时在名字前加上工作的职位。“在日本，人们不会说‘你好，我是大卫。’，而是说‘你好，我是索尼公司的大卫。’”她说，“即便在非正式场合下见面也是如此。”在面对失败时，日本人这种把职业角色当作自我的热忱可能是致命的。“自杀被赋予道德意义已经有很多年、甚至很多个世纪了，可能要追溯到武士的时代。”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公司看作家庭，“CEO若说‘公司的责任我来负。’而自杀，可能会被媒体报道为一个光荣的行为。”小泽-德席尔瓦说。在自杀率排名世界第九的日本，2007年有大约三分之二的自杀者是男性。“在一个家长制的社会里，负责任的人自然是父亲。”
中国在1990年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现在则位于自杀率最低国家之列。去年，香港大学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的叶兆辉团队发现，从90年代末的每十万人中23.2人自杀，到2009-11年的每十万人中9.8人，自杀率下降了58%。这个惊人的降幅发生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正是韩国不久前所经历的，但自杀率变化的趋势却正好相反。为什么会这样？
金认为中国在经历一种“麻痹期”，这是由千万人努力迈向新生活而带来的一种希望的浪潮。“自杀人数肯定会上升。”他提醒我们注意韩国在70和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时自杀率也经历过类似的下降，“人们相信金钱会带来快乐。当人一心扑在目标上时，他们不会自杀。但当他们实现目标之后，发现并不如所愿，人会怎么样呢？”
确实，在无望之处的希望有时是有害的，在格拉斯哥，奥康纳也发现了这一点。“我们问：对未来积极正面的想法总是对人有好处吗？直觉告诉我们答案是肯定的。”可是当他的团队研究“个体内未来想法”时，结果又出乎意料。“个体内未来想法”也就是只与自我有关的想法，像“我想要幸福”或“我想要健康”一类。奥康纳对388个在医院的自杀未遂者进行了评估，然后在接下来的15个月内对他们进行跟踪调查，看他们是否再次尝试自杀。“在以前的研究中，报告过高水平“个体内未来想法”的人报告了低水平的自杀念头形成。”他说，“我们发现能最好地预测二次自杀尝试的因素是过去的行为，这个很好理解，但另一个因素就是个体内未来想法。不过，它的影响与预期相反。”研究结果表明，对自己怀有更大希望的人，反而更容易再次自杀。“这些想法可能会为你带来一丝黑暗中的光亮，”他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意识到‘我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些目标’，这时怎么办呢？”
亚洲和西方的共同点是性别角色和自杀的关系。但是在西方，对男性气质的看法变化更快，是这样的吗？
2014年，临床心理学家马丁·西格和他的团队决定研究对“男/女人之所以为男/女人”的文化理解，他们精心设计了一系列问题，对从英国和美国的一些网站上招募的人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我们对性别的认识在发展，两个性别对于“男人之所以为男人”的期待还停留在1950年代。“第一条规则是你必须是一名战士和胜利者。”西格解释道，“其次，必须供养和保护家人；第三，必须永远保住地位和控制力。如果你不满足这些条件，你就不算男人。”更不用说，除此之外，“真男人”还不可以表现出弱点。“一个需要帮助的男人是被嘲笑的对象。”他说。这项研究的结论相当程度地与奥康纳及其同事在2012年“撒马利亚人”的关于男性自杀的报告所吻合：“男人总是把自己与一个男性的‘黄金标准’所比较，在这个标准下，权力、控制力、所向披靡的能力会得到嘉奖。如果男人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他们就会感到屈辱和挫败。”
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1980年代中期左右，好像大家一致形成了“男人很糟糕”这样一种看法。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和性安全的运动的结果之一，是导致数十年来把男人视为特权阶级和施暴者。出于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在当代对男性的重新阐述中，他们是嘲弄的对象：不是无用的“都市型男”，就是不会用洗碗机的废柴丈夫。我们理解，作为一个性别，我们不再被允许只控制一切、领导一切、进行战斗、在有尊严的沉默中一个人应对挫折、一根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以至于没有时间陪朋友和家人。这些成为了可耻的野心，但这样的要求不无道理。但是现在怎么办？社会在进步，可是成功的感觉没有变化太多。失败的感觉也没有变。我们要如何消除这些来自我们生物学本能的，来自可以追溯到更新世的、被两性关系所加强的文化规则所带来的冲动？
交谈时，我告诉奥康纳我的一个十年前的秘密。那时我开始担心自己，去问医生要抗抑郁药，却被一句“去酒吧多玩玩吧”打发回家。
“天啊！”他说，不相信地揉着眼睛，“只有十年前吗？”
“有时我确实觉得自己应该服药。”我说，“但是——要承认这一点非常难堪——我担心我妻子会怎么想我。”
“你和她谈过吗？”他问。
一时间，我非常尴尬，说不出话来。
“没有，”我说，“而且我还以为自己属于愿意谈这些的那种人。只是在谈起这些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简直是典型的废物。”
“但这并不是。”他说，“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现在的基调变成了‘男人很糟糕’，对不对？但这是胡扯。我们无法改变男人。我们可以调整男人，不要误会，但是社会必须要说：‘我们如何为男性提供服务？当男人感到焦虑痛苦时，如何帮助他们？’”
他告诉我2008年他的好朋友自杀的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他说，“我不停地想‘为什么我没有看出来？上帝啊，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很失败，我对不起她和她身边的人。”
我觉得他的话听上去像是经典的社会完美主义。“哦，我绝对是社会完美主义者。”他说，“虽然我隐藏得很好，但我对来自社会的批评极其敏感。我想要不对等地取悦他人，我也对自己让别人失望这一点非常敏感。”
他还有一个高风险的特征，就是强迫性冥思，会持续不停地想一些想法。“我有强迫性冥思，是社会完美主义者，嗯，毫无疑问。”他说，“你走后我会花一晚上和睡前的时间来想‘哦神啊，我不敢相信我说了那个’。我会杀了——”他停顿了一下，“我会打自己。”
我问他觉不觉得自己有自杀的风险。“我不会说没有，”他说，“我觉得每个人在某些时期都有短暂的念头。好吧，可能不是每个人，但有证据表明是很多人。但我从未抑郁或真正想要执行自杀，感谢上帝。”
回到诺福克郡湿地上那个冰冷的农场房间，德拉蒙德坐在药片边上，把它们一股脑吞下的念头在脑中盘旋不去。救了他的是一个幸运的意外，他的个人项目之一，成为‘撒玛利亚人’志愿者。他去参加活动了，但这次并不是倾听，而是自己讲了两个小时。“亲身经历告诉我，很多人之所以今天还活着，就是因为他们的在做的事。”他说。
那之后，德拉蒙德再婚了，他的孩子也长大成人。距离他第一次婚姻的结束已经有30年了。即使是现在谈起此事，他还是觉得很痛苦，所以他守口如瓶。“都会埋在心里吧？”他说，“男人应该要自己应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真的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