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喜欢像逛博物馆一样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漫步。如果还是意犹未尽，他就用笔驱赶书里的人物代替他走。在他的第九部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往日常见的中产阶级主人公隐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和、倔强、诗意的钵扎小贩麦夫鲁特。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自12岁跟随父亲来到伊斯坦布尔后，麦夫鲁特挑着担子从1969年走到了2012年，经历了城市地震般的经济、社会、政治变迁。他写信劝一个女孩私奔，最后却娶了她的姐姐；他在城市里辛苦地劳作，但贫穷始终像野狗一样嗅着他的脚跟。小说的最后，他在妻子过世后娶了最初爱上的女孩，最后分到了政府新修的房子，然而现在他眼前闪现的却是妻子年轻时的可爱的脸庞，想念的却是过去的那个伊斯坦布尔。与过去的作品相比，年岁渐长的帕慕克笔端多了几分人生况味：“城市生活的深奥，来自我们所隐瞒的东西的深奥。” 2016年初，《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中文版由世纪文景出版。3月，帕慕克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澎湃新闻：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开头，主人公麦夫鲁特发现等来同他一起私奔的女孩是另一个人。发现后他陷入沉默和一种奇怪的感觉中。他的沉默和不作为让我想起了哈姆雷特。你觉得他为什么没有在当时或者之后去质问“媒人”苏莱曼呢？
帕慕克：我很高兴你提到哈姆雷特。有时在写作中我借《哈姆雷特》来描述我遇到的写作困难并且将之戏剧化。最关键的是将处于底层的劳动阶层看作一个人、一个普通人，从而完整地展现他的人性。不要忘了哈姆雷特只是一个贵族，而我希望拓展、探索一个底层百姓的人性，从而使我们对他的理解不逊于对哈姆雷特的理解。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研究，大量的思考，大量的浪漫设想与编辑，这是很可观的工作量。
澎湃新闻：你是否想暗示麦夫鲁特或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脑海中的“怪东西”来自一个人未能如他所愿从生活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帕慕克：同一个错误的女孩私奔是麦夫鲁特生命中一件大事，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不走运的人。首先，爱上一个女孩却最终娶了她的姊妹源自《圣经》里拉结的故事。麦夫鲁特娶了他爱上的女孩的姐姐，这既是戏剧化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事实上他只是远远地看了那个女孩三秒钟，然后给她写信，他们之间并没有建立任何亲密关系。迎娶心爱之人的姊妹是人类一种古老的生存境遇。
《圣经》里拉结的故事正是如此：雅各错娶了另一个姊妹。托尔斯泰也娶了他想要迎娶的女孩的姐妹。我很喜欢伊塔洛·斯维沃的《泽诺的意识》，这个弗洛伊德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爱抽烟的商人娶了他心仪女孩的姐妹。斯维沃笔下的泽诺花了600页来抱怨这件事，而我的麦夫鲁特在600页中都很快乐。或许他快乐的秘诀就是他这个人物的秘密，同时也是这本书的逻辑所在。麦夫鲁特和妻子如此幸福的原因之一正是他是一个直率的人，与妻子十分友好。
澎湃新闻：书中其他人物第一人称自述常常打断麦夫鲁特的第三人称叙述，给人一种避免他与众人直接对话与冲突的印象。采用这种叙述方式是否是为了强调麦夫鲁特的隔绝与孤独？
帕慕克：为了捕捉到街头小贩的生活细节，我为这本书做了许多调查工作。我和酸奶小贩、婚庆饭店的服务生、查电表的工作人员、烧烤串小店工作人员、米贩子以及退休警察交谈。事实上我想把这本书写成一种狄更斯似的小说，我力图避免狄更斯作品中更戏剧化的情节。我不确定是不是完全成功，因为还是有一些读者将这本书在不同国家的成功归因于某些情节剧的因素。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感到第三人称那种权威的作家口吻还不够，也无法如我所愿地呈现那些我想写的人物的语气。于是我决定将这些声音与原本十九世纪传统小说的声音穿插融合在一起。
或许我心中还有一点年轻时进行后现代实验的冲动，我经常检查故事是否顺畅，我觉得这个手法最终还是成功的。顺便一提我并不认为麦夫鲁特是个孤独的人，他和妻子女儿们生活得很幸福。他和妻子相处得尤为融洽。让麦夫鲁特与其他底层人物不同的是，我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呈现他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与想象。这让麦夫鲁特看起来就像一个贵族，因为在西方文学中上层人物的内心生活呈现得不胜其多。让麦夫鲁特显得孤独的原因是我们看到、读到了许多他的内心活动。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底层，还是上层——都和麦夫鲁特一样，在脑海中上演着许许多多电影、戏剧、杂音、文字、无穷无尽的意象和叙述。
澎湃新闻：对我来说苏莱曼这个人物似乎比麦夫鲁特更耐人寻味。他是怎样一类人呢，通过他你想表达什么呢？ 帕慕克：他是一个肤浅、粗俗的右翼分子，但我的一些土耳其读者也很爱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政治观点并不正确，但我所有的朋友都被他逗乐，觉得他不知怎的很迷人，我还不清楚这背后的构成原因。
澎湃新闻：书中出现了许多清单，其中一些带来一种默片式的幽默基调。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手法呢？
帕慕克：我喜欢清单，事实上有时我开玩笑说一部好小说的配方就是一个戏剧化的故事加上清单。故事好比树干，清单的标题就是树叶。
澎湃新闻：通过一些细节我能看见麦夫鲁特变得越来越像他脾气古怪孤僻的父亲。你认为这是一个个人悲剧，还是人类的命运呢？
帕慕克：我认为二者皆是，人类生活的悲剧实际上颇具索福克勒斯式特色：我们试图逃避父母，但我们越努力，就越模仿他们，甚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最让人难以接受、同时也最具戏剧性的是我们模仿了他们的戏剧，他们糟糕的失足和戏剧。我的解决方法是或许我们不应刻意过度逃避他们。
澎湃新闻：你曾写过许多爱情故事。能不能用一个比喻描述你认为爱情故事的本质是什么？
帕慕克：爱情故事不应当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它应当从你没有察觉的地方开始。它不应当美化爱情，而应当将它看作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场交通事故。我总是强调爱情悲伤的一面。很抱歉我想不出关于爱情的比喻，但或许它就是满怀好意却最终落空了的爱情故事。
澎湃新闻：《我脑海中的怪东西》的写作和《纯真记忆》电影的拍摄时间有部分的重叠，电影制作是否对你的小说写作有所影响？ 帕慕克：是的，有一段时间里我既在写小说也在为电影撰写剧本。但写电影剧本要容易一些，它更短，而且更像散文。我一直想当一个电影导演，但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工作。就像当一个建筑设计师，一个军人，你需要管理很多人，而我不擅长这个。
帕慕克新作《红发女人》
澎湃新闻：你的第十部小说《红发女人》刚刚在土耳其上市。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帕慕克：《红发女人》讲的是一个挖井人和他的学徒在一片荒瘠的土地上找水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在法国哲学叙事传统之下的哲思小说。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伊斯坦布尔，马穆特师傅和他的学徒使用古老的方法开井取水，故事讲述了他们艰辛的劳作与挣扎，但同时也通过故事和意象对“父与子”、“权威与个体”、“国家与自由”、“阅读和观看”等理念进行了探索。这本短小但引人入胜的小说既是关于调查三十年前发生在伊斯坦布尔附近一场谋杀案的现实主义文本，也是对文明的文学基石的智性探寻，对东西两大基本神话的对比：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弑父情结）和菲尔多西的《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弑子情结）。
澎湃新闻：你曾经说“一本书的情节并不重要”，然而你的许多小说都和谋杀案有关，它很依赖情节推动。这是为什么呢？
帕慕克：我喜欢强有力的情节，我喜欢戏剧性，但情节和戏剧性都不构成小说。它就像树干一样将成千上万片树叶连接在一起。我对树叶更感兴趣，但我们需要树干来讲它们连在一起，从而体会意义，感受树之美。但归根结底，我关注细节，也就是树叶，成千上万的树叶。这是我们看待人生的态度。
澎湃新闻：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挖井人，这似乎更确定了你将视线从优越精致的中产阶级向底层人物的转移，是什么促使了这样的改变？
帕慕克：小说不仅仅关乎表达自我，我来自中产阶级，我在《黑书》、《纯真博物馆》里写了很多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化、世俗、小资的中产阶级圈子。但随着我年岁渐长，我想通过其他人物的眼睛来观察这座城市，我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阶层、宗教、文化、个人痛苦、经历或许都与我截然不同。我们也会读小说从而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事实上，我认为小说的艺术便在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自己，使读者认为你在讲述他人；或者以独特的方式讲述他人，使读者认为你自己曾经经历过他们的故事。
澎湃新闻：这是否意味着你对政治更加关注了呢？
帕慕克：我关心政治，或者在土耳其发表政治观点是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个普通公民。但我关心政治更因为我是一名小说家。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曾经对其他作家说：“当他们问起你的政治观点时，不要给读者看你的党牌，而是看你的作品。”我是这么理解他的作品的：小说艺术的内部运作机制便是人类渴望通过他人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而这本质上关乎政治。
好比说，我想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写作，那么这就是关乎女权主义的政治，如果我想从一个底层劳动人民的角度来写作，比如麦夫鲁特，那么这就是另一种政治观点，如果我想从你前面提到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苏莱曼的角度来写，那么这就是另一种观点了。
本质上小说就是非常政治的，并不因为你进行意识宣传，或套用政治口号，或天真地相信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洞察另一个人的人性就能打破对某一群体、某类人的意识形态。
麦夫鲁特带领读者走进伊斯坦布尔众多的政治角落，他有一群右翼、民粹主义的表亲；他最好的朋友是土耳其什叶派马克思主义者，这让他更加小众；他还去听神秘主义托钵僧分会教长的夜谈，但他规避政治，向每一群体隐瞒对方的存在。或许因为他不想让他们尴尬，更重要的是麦夫鲁特是一个街头小贩，而街头小贩应当与每个人都友好相处，而非遵循某一政治观念，尤其是当你贩卖冰淇淋、钵扎的时候，你要同孩子们友好交谈，讲温和的笑话，这样才会有回头客。
我很高兴麦夫鲁特并没有像我一样秉持强烈的政治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