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讨论历史，不能假装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争论没有发生过。做历史研究，一方面不能忽略结构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必须把人带回来。不能把历史描述得像一场只有球在跑，没有人在踢的足球赛。
3月11日至19日，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做客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进行了三次系列演讲与一次座谈会。
王汎森是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明清到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等。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书。每出一书，皆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的简体字版，又一次掀起阅读其著作的浪潮，也使得他这一次北大讲学之旅备受关注。
王汎森曾提出，在思想学术史上，天才总是成群而来，“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本次的讲学，也没有围绕思想史上的一人一事，而是以“扩大思想史的视界”为主题，从整体思想史中，探讨个人的作用。北大历史学教授陆扬评价，王汎森真正关注的是思想的力量在历史中如何发生作用，这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他特别重视思想的潜流和潜力，我们历史研究往往会追逐主流，他的研究则特别关注潜流以及思想的层次。他非常注重不同语境下面的思想，注重不同的人群都可以产生巨大的作用。”
这次的系列演讲源于王汎森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已经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第二篇和第三篇将随后刊出，分别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以及《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
王汎森院士此次在北大的三次演讲，分别由邓小南、杨立华、陆扬教授主持；最后一次关于北大精神的论坛，则由陈平原教授主持。演讲题目虽艰深，而听者云集，亦有知名学者如罗志田、渠敬东等参与对话，足称一次群贤毕至的学术盛会。
第一讲
当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评
在这一讲里，王汎森结合他的阅读经验，深入介绍了二十世纪有深远影响的不同西方思想史流派。
他列举了观念史、心态史、新文化史影响下的思想史等流派。在这次的演讲中，王汎森特别予以重视的，是以英国思想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政治思想史流派，以及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学派。他深入剖析这两派的主张，同时介绍了学者对于他们的批评意见。
斯金纳受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影响，强调将人的思想意图和概念放到历史脉络中了解，因此斯金纳着重研究脉络（context）中的政治思想，并据此主持出版了“脉络中的思想”丛书（Ideas in Context），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地影响到思想史实践的方法论。
他也介绍了对于斯金纳的几个方面的批评，综合这些批评，王汎森提出他的观点：应该将当时的特定脉络下的意义和面向将来的潜在读者的更大的脉络结合起来。
而德国概念史学派的科塞雷克提出了著名的“鞍型期”概念，指称西方近代早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这个期限他确立为1750-1850年。通俗地讲，在科塞雷克定义的概念之中，每一个概念里都有时间的层次，就好像有一个汽车的离合器，可以加速、刹车或者后退。比如“民主”的概念，就既含有罗马时代以来的层次，有17、18世纪的层次，也有20世纪的层次。所有这些层次都集合在一个概念里面，在使用概念的时候这些层次都来到同一个点上。
同样，王汎森也介绍了概念史学派的批评者，他认为这些批评有其深刻道理，却不能认为它可以取代概念史的方法，而是应该引以扩大思想史的世界，凸显历史的不同面向。
在集中介绍西方思想史流派后，王汎森回到中国学术的脉络之中，引清代学者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作为例证。
方东树认为，想要了解古书中的思想，不是只有依靠训诂考证一种方式，还可以用义理来了解古人的内心世界。相比于汉学派在语言训诂方面的讨论，方东树相信从虚的角度来把握思想，也可以有独到的见解。
这与西方的局面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有其可以类比的地方。如斯金纳和科塞雷克都明确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联，而布鲁门伯格则认为还有一些用语言很难把握的虚的东西应该补充到对于思想史的理解中来。
王汎森借此说明，只有二者相加，才能更好地了解古代的思想，这也正对应他“扩大思想史的视界”的主题。
第二讲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说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在王汎森看来，首先，过往的思想史研究将“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区分太过。近代引入西方哲学概念以来，似乎只有经过抽象化的处置，才可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思想，这导致思想与生活的关系越发抽离开来，而这未必是古人的本意。若太过局限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就会在面对实际的历史发展之际遭遇解释上的困境。
他举清朝莫友芝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莫友芝的友人在某地祈雨，几次不能成功，于是马上想到要家人将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求雨》一篇抄来给他，以便阅读、仿效，认为经此一番工夫，自然能够求雨成功。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或许是迷信的，却可以看见古人的思维方式，是将我们如今视为思想史的知识的层面也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法国思想家皮埃尔·阿道（Pierre Hadot）在《哲学是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一书中也提到，希腊哲学原来也是充满生活性的，强调精神的修炼，强调通过哲学来扩大内心的视野，并不只是纯粹的哲理的思辨，这就与宋明理学有所近似。
第二，现在的思想史著作，尤其是政治思想史，往往跟历史的实际发展有出入。譬如史家一写到晚唐思想就去论述罗隐的《两同书》，写到明末清初思想就一定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在考虑到历史发展变化的实质的时候却往往动不起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没有生根，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对社会一般大众的影响。相比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完成以后即一纸风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长期影响甚微，并没有产生建制性的遗产（Institutional Legacy）。所以如果一想到思想史上有《明夷待访录》，就误以为它和实际的历史密切相关，这就是与实际历史的发展有出入的。此外若将清朝的学术史《国史儒林传》与此后梁启超、钱穆所写的两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对照，会发现他们所取的人物有一半以上是不重复的。可见思想与历史的实际发展虽然有时可以扣合很紧，如朱子的思想，有时却未必如此。
此外，他还强调了以下几点：很多重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在日后成为经典，在当时却往往是少数派；思想史可能存在着层次（Layer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在某些层次上是一个一个山峰，有些层次上则是山峰连着山谷。只有考虑这个问题，才能了解思想与历史的实际发展之间的关系；要了解下层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那么思想与生活如何转化？王汎森认为人的大脑是最重要的“转译器”。王汎森认为，我们讲“意识到什么是什么”，都是用一个简化的指标去衡量。在意识到生活中的富裕或是不足的时候，思想跟生活的桥梁就搭起来了。而“意识到什么是什么”这一过程也要受到一个时代的性格的制约。所以在论述生活如何塑造思想的时候，不是机械的完全的决定，或是单纯的反映。而是说在“意识到什么是什么”的时候，思想与生活可能就合为一体。
第三讲
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
人的大脑将生活“转译”产生了思想，又反过来影响生活，那么，人在思想史中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
王汎森提到，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人”的角色与分量太重。有海外汉学家言，中国传统史学就像格子一样，是本纪、列传等门类先定，再将材料放在里面；西方史学则如河流，以事为主。所以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新史学》等著作指出，传统史学太注重个人传记，新史学则应该写社会，写“群”，1940年以后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就是考证，以问题为本位，致力于重建历史。
而左翼史学对于对“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比胡适等人更加激进。在《史学要论》里，李大钊认为思想的变迁其实是从物质基础的变化开始的，但他也认为，过于抹杀个人也要不得。
而西方在1950年代以后，随着结构主义史学对人的“去中心化”，年鉴学派认为人是历史的“泡沫”，注重长时段、结构性力量和集体心态，到福柯宣告“人的死亡”，史学研究中“人的消亡”更是愈演愈烈。但后来，Richard Rorty曾编过一本《语言的转向》，认为语言这种结构性的力量，才是影响历史的关键。William H. Sewell承认事物有结构，但认为即使这样，人还是能通过结构产生作用，这就是对于“人”的重新肯定。由一批意大利史学家发起的“微观史学”，更是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二十世纪史学的出发点，本来是反对没有历史的人（people without history），即为那些被传统历史忽略的人发声，但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却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
王汎森总结道，我们今天讨论历史，不能假装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争论没有发生过。比如皮凯迪去年出过一本非常畅销的《21世纪资本论》，其实其方法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因为书中出现了大量反映几个世纪经济变迁的图标。所以我们今天做历史研究，一方面不能忽略结构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必须把人带回来。不能把历史描述得像一场只有球在跑，没有人在踢的足球赛。
(本文据张一帆《王汎森北大演讲｜当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评》、《王汎森北大演讲｜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尹敏志《人的消失！？——王汎森北大第四场讲座速记》等文整理而成，未经王汎森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