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内心有深刻的悲怆
2015年岁末，北京雾霾霭霭，却是“生日季”。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2周年，微信群里爆发左右大战，硝烟弥漫。
时隔两天，12月28日是江平先生八十五岁华诞，也是晓波先生六十岁生日。江门弟子们在12月27日星期日中午提前为江平先生举行了生日寿宴。寿宴前夜，北京落下一场白雪，天空透出了亮光。
寿宴开始，主持人诙谐而真诚地说：“江平老师的生日就是我们的节日，不仅是亲朋好友的节日，也是所有热爱和追求法治事业的人们的节日。2015年江平先生家中有很多喜事，江平先生的表妹屠呦呦女士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在江平先生的家族中，至少应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屠呦呦外，就是江平先生。基于他对中国法治事业的重大贡献，江平先生应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祝福江平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江平先生说，他已经有养生意识了，他要戒掉无节制吃红烧肉的习惯，要吃牛羊肉;他有三个“五年计划”，要活到一百岁。他的儿子在一旁调侃道：“人到八十五岁了，才有养生意识。”
主持人说：“江平先生是法治事业的旗手，是呐喊者，他身体健康是法治事业的福音”。
江平先生起身感谢，特别感谢为江平奖学金捐款的朋友们。
几天前，12月21日晚，第十六届江平奖学金颁奖典礼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大礼堂举行，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共二十名学子获奖，每人奖金一万元。江平先生宣布再捐款三十万元，充实江平法学基金，他无限的期冀凝聚在其中。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江平先生以洪钟般的声音演讲。他说：“期望法律学子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不仅现在，而且将来。社会是一个染缸，期望法律学子进入社会后，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在以往的演讲中，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此次演讲显然是有感而发。也许在最近几起不公正的审判中，他痛苦地看到法律学子成为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与法治背道而驰。他感到制度黑洞可怕的吞噬力量。
江平先生内心有深刻的悲怆，这是他人格的底色。虽然平常生活中，江平先生是一个开朗有趣的老头，谈笑风生，和蔼可亲，不像经历了大苦大悲，但实质上，他的情感丰富而强烈。他在政治运动中所经历的痛苦和悲伤，连同他的理想与追求，一直深埋于他的心中。
2014年5月17日上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兹教授八十寿诞暨中美法学教育交流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召开。爱德华兹教授是他的老朋友，他必须去。可以说，自改革开放始，江平先生与爱德华兹教授、库恩教授的友谊，是中美法学交流的一条主线。
一早，我去接江平先生。车缓慢地行驶在西四环上，他问我：看电影《归来》了吗?我说没有。他说：“昨晚看了刚上映的电影《归来》，看着看着禁不住流了眼泪。”
他是以一种平淡聊天的语气对我说这番话的，但一位老人说他流泪了，心中应是掀起了相当强烈的情感。
第二天，我就去电影院看了《归来》，陈道明所演的陆犯焉识，在我的脑海里，就是年轻时的江平先生。看着银幕上的“江平”先生从烟囱管道中潜回家中，我也流泪了。
江平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力量来自于他人生的苦难，以及因此而生的执着的理想追求，所以，力量强烈而持久，生生不息。
自觉做呼格们的代言人
2015年，江平先生继续为中国法治嘶嘶呐喊，其中最为响亮的声音来自呼格吉勒图案。
2015年3月22日，江平先生应呼格吉勒图父母的请求，为重葬呼格吉勒图撰写了墓志铭，全文如下：
重葬呼格吉勒图墓志铭
呼格吉勒图，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生。十八岁时，厄难倏降，蒙冤而死。
一九九六年四月九日夜，一女子被害身亡。呼格报案，被疑为凶手，后不堪厉刑而屈招，被判死刑。六月十日，毙。
呼格负罪名而草葬于野，父母忍辱十年，哀状不可言。二零零五年十月，命案真凶现身，呼格之冤方显于天下，令华夏震惊，然案牍尘封无所动。又逾九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呼格无罪。
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惜无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宜而弃法治与公正。
今重葬呼格，意在求之，以慰冤魂。
特立此碑。
呼格吉勒图案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第二次严打。其实，那时江平先生就已经发出了强烈的异议声。19年后呼格吉勒图冤案大白于天下，印证了江平先生当时的质疑与担忧。
1996年7月1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驻北京首席记者泰勒(PATRICK E. TYLER)采写的报道《中国再掀严打》，引用了江平先生在采访中说的话：“虽然中国领导人不认为这次严打是一场运动，但是，仍然有运动的味道，因为党在后面集中指挥，并且波及全国。第一次严打开始于1984年，但这次严打的背景不同，是由于改革中经济与社会政策出现问题，引发民众不满，可能导致社会动乱，所以，要确保社会的稳定。”报道最后说：“江平先生质疑，依靠死刑维稳是否会有效果?”
当时江平先生接受采访时，呼格吉勒图被枪毙刚刚一个月。那时江平先生还不知道，他所批评的运动式严打有一个冤死者叫呼格吉勒图，也没有想到19年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会请求他写一篇墓志铭。
江平先生与呼格吉勒图是有缘的。呼格背后是无数的具有同样命运的人，他们是粗陋而专横的司法体制的牺牲者，江平先生则是他们的自觉的代言人。
2015年12月12日凌晨四点，重葬呼格吉勒图。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本来要邀请江平先生参加，但考虑到北方严寒，又是凌晨迁坟，江平先生年事已高，就未再安排，但江平先生撰写的《重葬呼格吉勒图墓志铭》在那一天传遍了大江南北。
其实，在撰写墓志铭之前，江平先生一直关注呼格吉勒图冤案的进展，并做深入的反思和分析。2014年11月24日，江平先生参加搜狐阅读中国读书会现场直播时，再次阐述他对呼格案发生的背景——运动式严打的看法。
他说：“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严格的依法审判，只有在法律范围之内的严打才可以说是合法的，超出了法律的范围，那种严打实际上是违法的行为。运动式的打击犯罪是不可取的，不能够搞违法的‘从重从严’，不论用什么名义发起的运动式打击犯罪，包括后来有些地方发起的运动式的打黑，因为一旦采取运动式打击，就会改变程序，把时间当作唯一的要素。执法部门在单位时间内抓捕的人数越多，政绩越好，必然产生冤案。”
在现场直播的读书会上，江平先生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并再次呼吁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引发巨大反响。主办方搜狐传媒因此被有关部门罚款四万元，以示警戒。
他对文革的气息有敏锐的嗅觉
江平先生以迟暮之年战斗在法治第一线，每当法治进程中出现重大事件，他就会被推到第一线。只要他长寿，他就像一尊法治雕像，屹立在那里。但在不少人眼中，他是眼中钉。周围的人们也真心为江平先生担忧。
2015年一批维权律师被集中抓捕时，江平先生及时发声，有关部门找上门。外界传闻是当局警告江平先生，我听到后，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江平先生后来说：“没那么严重，只是公安部的人来沟通情况，其中还有法大毕业的学生呢。”听起来正常，像是学生在汇报情况。
幸亏是江平先生发声，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公开呼吁，也许待遇就不一样了，不是查他寻衅滋事，就是查他逃税漏税。江平先生这把“老骨头”，真的有太多的价值。
江平先生不仅关心学子，关心社会，他也关心民法典，关心学术界。在1954年、1962年、1978年、1998年，中国已经四次起草民法典，均流产。前两次起草，江平先生都参与了，并在1998年担任民法典起草专家组组长。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再次决定起草中国民法典，开启第五次民法典起草工程。民法典的起草是中国民法学者登台亮相的一次良机，从1998年第四次民法典起草搁浅，至今已经17年了。海外留学归来的民法学子数不胜数，长江后浪推前浪，整个民法学界的学识与功力已非往日可比。
人格权是否独立?这是民法典开笔起草之时，中国民法学界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整个争辩过程并没有显示出中国民法学界脱胎换骨的高水平，反而引发了激烈的内部矛盾，偏离了民法学界数十年和谐团结的传统，年轻一辈在气度和见识上，还是差老前辈们一截。
2015年11月14日，江平先生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海峡两岸民商法研讨会，在开幕式上作主题演讲，他向民法学界发出声音：“有学者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了《红旗》杂志和《求是》杂志等的内容，甚至与乌克兰颜色革命相联系，认为乌克兰两次颜色革命与民法典的人格权之间有‘某种因果关系存在’，也是把政治问题提高到学术高度。大家知道，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讨论问题时，我们习惯把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所谓“上纲上线”，把批评提高到批判角度，这是很危险的。这种现象不应该再在我们的学术界出现。”
江平的发言调正了民法典争论的弦音。
最近，许多人在谈论，文革是否可能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发生。以前很多人认为是无稽之谈，其实，文革的基因在一代人身上有很深的根基，江平先生是受害人，他对于文革气息有敏锐的嗅觉，他的发言不是无的放失。
从养老院搬回温暖的家
虽然江平先生是一位犀利的批判者，但在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淳厚善良的人。他有贵族气质，有慈悲心怀，他像一尊大火炉，让人感到温暖。
过去一年多，他和老伴从丰台区宝隆温泉公寓到恭和苑养老院，搬去又搬回，几经折腾，居无所定，背后也有许多故事。
小敏是他家的保姆，小敏勤劳能干，甚至还会开车，江平先生家的运转已经离不开小敏了。为了小敏安心工作，江平先生和老伴给小敏介绍了对象——出版社的一位保安。
江平先生好为人师，积极鼓励保安参加司法考试，争取更大的发展。保安几经努力考取了律师B证，只能在老家四川执业。于是，矛盾产生了，小敏是继续留在江平先生家，还是回四川老家。
保安坚决不让步，他说：“在北京我只是一名保安，在四川我是一名律师，我不愿放弃我的法律事业。”为了丈夫的法律事业，小敏终于离开江平先生家了。江平先生培养了一名B证律师，却失去了一名得力的保姆，这是他对法律事业的又一“贡献”。
小敏离开了，家无法正常运转了，一度陷入混乱。有学生送来一箱大闸蟹，也无人料理，螃蟹四处逃窜，横行霸道，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潜伏着一只螃蟹。
2014年秋天，老两口一起搬进了恭和苑养老院。这里有很多老朋友，可以一起打桥牌;有书画室，可以练书法;有安静翠绿的庭院，可以踱步。但是，养老院毕竟不是家，老两口感到空荡荡的，像住常年旅馆一样，并且，“旅馆”的费用奇高。2015年秋天，老两口又搬回了宝隆温泉公寓，这里才是家。
江平先生的家族具有长寿基因，他的母亲活到104岁。江平先生除了无节制地吃红烧肉外，没有其他生活恶习。他也不失眠，他的鼾声可以盖过西四环上轰隆隆的大货车。每天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参加社会活动、学术活动，思维在高速运转，讲话依然清晰。学生们常常上门看望他，这也是他情感的归属。不久前，他对记者说：和学生们结下的真挚情谊是他最为宝贵的财富。
当然，有时他的心情是悲凉的，他送走了一个一个同侪，他参加了年轻的蔡定剑先生的追思会，甚至看到与他一同战斗在法治前线的学生入狱。他悲凉地说：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他担忧中国法治的前景，他说：“现行社会体制下的中国，从国家整体上看，没有任何出自国家的力量可以阻止国家元首做任何事。从局部上看，没有任何地方力量可以阻止地方一把手做任何事。从微观上看，没有任何出自政府部门的力量可以阻止该部门一把手做任何事。所以，在中国发生任何事都不奇怪，这是当今中国的最大隐患。”
（来源：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