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霍布斯鲍姆的自传近日出版（《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作者自序。

　　霍布斯鲍姆。

　　自传作者必须也是自传读者。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诧异，原来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已有许多男男女女出版了关于自己生平的作品。更遑论那些通常来说较为杰出或臭名昭彰的人士，早就有别人捉刀帮他们著书立传了。我甚至还没有把许多当代人物所写的、以小说形式加以包装、实则为自传的那些著作计算进来。或许我不应该惊讶才对。反正以写作与沟通为业的人，总是习惯和同类打交道。况且各种文章、访谈、印刷品、录音带甚或录像带，以及与本书相似的著作当中，有惊人的数量是由任教于大学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可见我并非特例。

　　尽管如此，有个问题仍值得思考。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写出自传？更要紧的是，为什么那些与我并无特别关系，甚至在书店看见本书封面以前根本不晓得我的人，会想花心思来阅读它？伦敦的书店当中，至少有一家连锁书店在“传记”这个类别下面，又特别将某些人纳入一个称作“人物”（Personalities）的小类别。套用今天的行话，那叫作“名流”（Celebrities），而我无缘名列其间——“名流”也就是那些不论基于何种理由而闻名遐迩的人士，并且正是他们的名气才使得公众对其生平产生了好奇心。我也不属于那些有过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 ，故而得以将自传称作“回忆录”的人。那一类的人物通常不论男女，都在公共舞台上涉足颇深，有许多事迹需要记载下来或加以辩护；要不然就是他们与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关系密切，甚至他们所做的决定影响了重大事件的发展。但我从来就不是其中的一员。

　　或许我的名字会被列入一两个专业领域的历史著作，像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相关史料集，或者出现于某些讨论20世纪英国知识文化界的书籍里面。除此之外，纵使我的名字因为某种理由而完全消失不见，一如我父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墓碑一般（五年前我曾费心寻觅却无结果），以20世纪为主题的论述也不致出现明显缺漏——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地方皆如此。

　　另外，这本书并不是以当前销路甚广的“忏悔录”风格来撰写的，原因之一是只有天才才有资格自说自话，而我既非圣奥古斯丁，也不是卢梭。另一个理由则为，每当自传作者开诚布公地谈论其他在世者的隐私时，难免会以不恰当的方式伤害到某些人的感情。我没有理由要这么做，因为那属于死后才出版的传记，而非自传所该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管我们对那些事情再怎么好奇，历史学家不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专栏作家。将军们的战功并非依据他们在床上做了什么事（或做不了什么事）来判断的。所有想从凯恩斯和熊彼特二人多姿多彩的性生活来推断其经济学理论的尝试，终将归于失败。而且我猜想那些喜爱阅读风流韵事传记的读者，将会发现我的生活是多么令他们失望。

　　本书也不是打算为作者的生平提出辩解而写的。如果你不想真正了解20世纪，可以去阅读那些替自己做出解释、帮自己“出庭辩护”的人所写的自传；或者亦可反其道而行，阅读那些幡然悔改者所写的自传。这些类型的著作都好比是法庭进行验尸的时候，由死者来冒充验尸官一般。一位知识分子的自传必须涉及他自己的理念、态度与作为，而非只是一份自我宣传的东西。我相信这本书多少回答了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案例——一位终生不渝却非典型的共产主义者，亦即“霍布斯鲍姆这位马克思派的历史学家”。然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他们做出答复。历史可以评判我的政治信念（它其实已经大致做出了断语），读者们可以评判我的书籍。我所追寻的则是对历史的认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认可或同情。

　　尽管如此，除了出于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心之外，这本书或许还有其他值得被阅读的理由。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目睹了三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事物。或许我在漫长的一生当中并未留下任何显赫成就（我倒是在纸上留下了不少书面记录），但由于我在16岁时便立志当历史学家，我亲眼目睹并亲耳听闻了其间大多数的事件，并设法了解我这个时代的历史。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当我撰写完毕从18世纪末叶至1914年之间的世界历史以后，终于着手探讨我所称的《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我认为这项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不仅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同时也是人类学家所谓的“亲身参与的观察者”。而这表现于两方面：我个人对那些发生于遥远时空的事件之各种回忆，有助于让年轻读者更加贴近20世纪的历史，同时我的叙述也再次唤醒年长读者本身的回忆。尽管我必须严格遵守史学研究的要求，但比起我的其他著作，那本书甚至是以更大的热情——正是属于极端年代的那种热情——来撰写的，不论是年轻的读者还是年长的读者都曾经如此告诉过我。除此之外，那本书试图以较为深刻的方式，展现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之间的相互交织；我希望对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的同时观察能有助于形塑一种超脱于两者的历史分析。

　　这也是一本自传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某种意义而言，本书是《极端的年代》的对照面；但所依据的并非是从单一个人经验来阐释世界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正在形塑个人的经验——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历史不断提供一组变化多端但又总是有所限制的选择机会。从这些选择机会里，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按照围绕在他们周遭的世界来创造人生。

　　就另外一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家的自传是他或她自己研究工作里重要的一环。除了对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别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从自身的内在和外在来进行观察—也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从业者所需要的一项技能，特别是像我这种凭着直觉随机挑选各种研究主题，最后才将它们整合成为具有前后一贯整体性的历史学者。其他历史学家们或许只在意我书中那些较专业的层面。不过我希望其他人阅读本书的时候，能够把它当作一本入门书，通过一段不可能发生于其他世纪的个人人生旅程，来认识世界史上最特殊的一个世纪。

　　正如我的同事，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所言：“历史著作是由外部来观察已发生的事件，而自传则是从内在来进行观察。”这本书没有一般学术著作惯用的那种致谢词，而只是纯粹表达感谢和歉意。最需要感谢的人，莫过于我的太太马琳（Marlene）。她陪伴我度过人生大半岁月，阅读了全书的每一个章节，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她的丈夫因为努力将过去的事件撰写成书，往往心不在焉、脾气暴躁，有时还灰心丧气，并且生活在古代的时候远比现代来得多；而这一切她都长年累月容忍承受了下来。我也要感谢斯图尔特·普洛菲特这位编辑界的泰斗。这些年来，我曾经向许多人请教过与这本自传有关的问题；其中有几位在我开始动笔之后已相继去世，由于他们的人数过于庞大，以致无法一一列出致谢，但他们都应该知道我表示感谢的理由。

　　我还必须向马琳和我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本书很可能并不是他们原本所想要的那种自传。尽管自从他们进入我的人生，以及我进入他们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们都一直在我心中。但这本书所谈论的大多还是公众的生活，而非个人的私生活。我当然也应该向那些不曾出现于书中的朋友、同事、学生等人致歉—他们原本或许期待会在这里看见自己的事迹，或是以较长的篇幅被谈论。

　　最后，我将本书安排成三个部分。在一篇简短的绪论之后，第1章到第16章大致是以编年纪事的顺序，来讨论关于我个人及政治的事件。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从我有记忆开始（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我无意将之写成直线前进式的编年史。第17和18章叙述我的专业历史学者生涯。第19章到第22章所谈论的，则是那些与我的人生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或地区（我自己的中欧和英国故乡除外），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这个部分的章节由于涵盖了我和那些国家的全部互动关系，以致无法轻易纳入本书的编年叙事主轴当中，即便它们与主轴略有重合之处。因此我认为最好还是将这些内容单独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