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思维逻辑？绞尽脑汁，我也实在没法把这里头的道理想通。

　　要是硬凑上去套近乎，跟曹保平导演将就算朋友。在北京郊区的朱辛庄住过邻居，不时谈谈艺术和艺术营造的道理。他去拍片子，我帮他带过一学期的剧作课，他带的班还是出过些人才的，有学生在国际上得过奖。他是编剧出身，写东西很细腻，讲究点个人笔触，从《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一路走来，也比较讲究在商业考量、艺术格调、主旋律的正能量英雄塑造这三方面的平衡兼顾。这就是中国电影人的高超和艰难之处了。

　　最近他的《烈日灼心》上映，反响挺好。编剧帮的“老咖”在惊喜中看到“救赎与惩罚”。这片子电影语言纯熟，段奕宏等几个男演员的表演很有质感，营造的情绪氛围也还挺给力。但是我看得不太进戏，还是觉得有许多不妥帖。

　　首先是一些编剧的技术、细部的处理。商业电影讲究个对常情常理的把握，讲究在这基础上选取、编织戏剧情境。但本片还是有不少生硬造效果的东西，不少笔触仅仅是为了完成导演需要的戏剧功能。

　　几个小蟊贼作案，当然也可能做出灭门罪行。但是，杀人是不容易的，杀一大家子人，从心理到具体手段都不容易，这关乎我们对人的基本认识。要写灭门大案的罪犯，最好还是能让我们看到一些他们的内在性格依据，能够让我们看到犯罪行为下面那些人物的“人格侧写报告”（profile）。

　　许多喜欢这个片子的观众也讲到，王珞丹因为偶然遭遇就疯狂地爱上郭涛演的出租司机，这个编排比较人为。编剧行里人会说，一看就是为了在犯罪嫌疑人郭涛与火眼金睛的英雄警长段奕宏之间搭上关系。郭涛和邓超租房子，偏偏就遇到个窃听狂房东，他的窃听记录放在那里，只为了完成一个功能：让段奕宏找到这里确认罪犯。这种只为了完成导演情节需要的功能性的笔触多了就会降低作品的档次，当然也会影响观众的认同。

　　段奕宏演的伊谷春是福尔摩斯加硬汉侦探型派出所警长，演员演得很有质感，但我看的时候跟不上。影评人马庆云的文章说这个警长不真实，太高大全。我倒不觉得中国就找不到这样业务高超，既讲兄弟情义又懂法律精神的好警长。但我感觉，一个派出所的警长主办这么大的命案，而且卷宗、指纹等案件记录都放在他的文件柜里，似乎有点不太像。

　　最让我头疼的是段奕宏在高楼天桥的抉择。在即将坠楼的生死关头，他居然松开拉着同事的手，这时只剩下邓超一个人拼命拉着他，他还大叫让邓超放手，段奕宏这里的动作就是要自杀，只为了让同事去追捕逃犯。我脊梁后背冒出一股凉气。这不是因为那个同事手上只有斧子，白白失足摔死；也不是因为眼看邓超一个人抓不住段奕宏；我感到胆寒是因为看到导演这样去认识英雄、凸显一个英雄。不管有多少人觉得这一笔写出段奕宏豪情盖天，我坚决认为，这种写法要不得。编剧要写这种舍命完成追捕的大英雄，必须把情境顶死，而这里并未到那种生死二选一的极端情境。导演只是为了把人物推向超级英雄，这是凌空蹈虚的英雄，这是脱离职业操守的英雄。也许，这种英雄观违反人性。下笔时，作者反躬自问过吗？这是一种为了作者的主题意念而改变现实、再造现实的杂耍蒙太奇，是一种暴力的叙事，是美学上的暴力。

　　以上这些只是我的小不满意，只是技术上的挑剔和对所谓英雄的认识思辨。与本片结尾前的那个情节翻转相比，应该都算小瑕疵啦。邓超和郭涛被段奕宏“揭穿”，两人同年同日同时在注射台上被执行了。可是，作者突然告诉我们，灭门案不是他们三个干的！啊？那邓超最多也就是个过失杀人嫌疑犯。这个翻转把全片的故事基础一下抽空了，这故事还能成立吗？就算邓超对强奸导致女子急病发作有内疚，可郭涛和高虎根本没杀人呀。没罪行，救哪门子赎呀。

　　郭涛和高虎都没有犯罪，他们帮助抚养小女孩已经是在做好人好事。可是，居然为了让小女孩生活不要有阴影，他们几个都死活不说自己没杀人，就为了好上断头台或跳悬崖？且不说处决一个死刑犯要经过公检法的多少审核程序，那两个好友非要借公家人的手来完成自杀，这是什么思维逻辑？绞尽脑汁，我也实在没法把这里头的道理想通。主动选择死亡，这是最高级别的戏剧困境，必须把动机讲结实了。可这里是导演硬讲道理，这不是深刻，而是对生活逻辑的粗暴，也是对剧作章法的生疏。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孟泽光撰文说自己看得没有感动，他认为刻画人性应该“讲究真实而非刻意营造的复杂和离奇”。

　　从思想认识来说，这部作品也让我很有些费解之处。就杀人、没杀人、自杀，同性恋、直男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我不知道这一轮烈日光照何处。

　　许多评论都热衷于谈论《烈日灼心》的救赎主题。很不好意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头没有“救赎”这个词。按照影片故事，唯一有过失杀人嫌疑的是邓超演的辛小丰，他的戏剧困境在哪里？他怎样才能解脱焦虑？他首先应该去认罪，而不是做好事来安慰自己，这种做到隔壁去的好人好事绝不是救赎，而只是自欺欺人。郭涛是罪犯的好兄弟，他的戏剧张力应该在要不要规劝兄弟认罪。如果兄弟要求他帮着一起隐瞒罪行，他怎么办？一起做许多好事情，为被害人家属谋福利，这与救赎毫无关系。

　　救了段奕宏之后，邓超发出感叹：没有什么好人，也没有什么坏人。许多评论都说这是作品最深沉的点题好台词：罪大恶极之人也能得救赎。在这里，我看到当下中国艺术家、思想者的一种时髦：模糊基本的善恶判断来奢谈人性、抛弃基本价值观来做思辨，他们总是把模糊善恶之辨当作深刻。就本片而言，由于其故事编排的混乱和人物情感营造的虚假矫饰，“电影被降格到了终究是一处空中楼阁，虚假的景观”（编剧徐若风的评说）。

　　这样编织混乱的电影还受到不少观众的激动赞赏，或许说明大众的价值观和认识就是与其琴瑟相和。生活于当下中国，我们往往有些道德焦灼，但我们都会巧妙地对内心的焦虑进行化妆和转化，我们都不敢直面善恶，都乐于在错误的方向上去释放能量，用错误的方法给自己的心理提供一点可怜的虚假解脱。这不行的，罪犯要救赎，首先得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