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存在的时间不长，对于多数没有机会了解蒙元史的中国人来说，往往只是“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过欧洲”这样一抹淡淡的印象，对元朝部族政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知之不多。蒙古人的统治迥异于汉人的传统政治，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朝代。
(一)
历史上，中国北方草原曾经先后崛起过多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军事联盟。其中，成吉思汗家族建立的大蒙古兀鲁思，是草原上出现的最后一个超大型部落军事联盟，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控制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并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草原帝国。蒙语“兀鲁思”，是一种草原国家(nation)形态，强调“部众”概念而非地域概念，突厥语称“汗国”。大蒙古兀鲁思实行分封制，东欧的钦察汗国、中东的伊尔汗国和中亚的察合台汗国是其封国。忽必烈当上蒙古大汗以后，诸藩属国的离心倾向增加，大蒙古兀鲁思有效控治区域，局限于蒙古本土与中国地区，改称大元王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对世界史的影响，能够与成吉思汗家族比肩。成吉思汗家族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改变了中世纪的世界版图，把欧亚大陆的多数地区，集结为同一个政治体。跨陆海超地域的蒙古帝国，容纳了佛教、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多元复合的帝国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交流、贸易往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相互影响的机会，使人类开始有了世界的眼光。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大幅增加，西欧新兴城市逐渐增多。欧洲的资本主义开始在这里孕育。
骑马舞刀的蒙古巴特尔,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世界新的文明。他们的征服，充满了血腥的屠戮、疯狂的掠夺和对被征服者的残酷压迫。兵锋所指，城市被毁，人口锐减，经济倒退。
我们不能苛责蒙古人对世界秩序的破坏。世界上所有的征服者，即便是后来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等所谓“文明的欧洲人”，在对世界更大范围的征服过程中，美洲的印第安人、澳洲的原居民遭到种族灭绝式的屠杀，残余的土著人也被驱离出自己的家园。入侵者还有疯狂贩卖“黑奴”与鸦片的不光彩记录。这些历史的疤痕，是人类文明在进步过程中，跌跌撞撞、步履蹒跚的记录。
那是一段黎明前的黑暗，文明的曙光正在其中酝酿。
进入14后半叶后，蒙古人构筑的“帝国大厦”逐渐坍塌。钦察汗国培育了统一的俄罗斯;伊尔汗国辗转演变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朗;中国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大中华。
此时的西欧，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文化开始产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技术都有了改进。资本主义进入萌发滋长期。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价格革命，商业革命，为欧洲在19世纪的巨变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工业化生产、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打破各种地域局限的大范围国际贸易与殖民扩张，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诞生。世界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时的中国，也有繁荣发达的城市，也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但是，循规蹈矩的儒家文化、以农为本的思维定式早已深入民族思想的骨髓。强大的独裁政府，可以随时随意限制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革命。那时的文人，已成为儒家思想的忠实奴仆与家丁，读同样的几本古书，有同样的认知范围和处事态度，排斥科学、鄙视技术，更对外部世界的巨变一无所知。明、清朝廷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经济没有市场的拓展，科技没有经济的需求，思想禁锢，制度死滞。相对于一日千里的外部世界，停滞的中国社会迅速落后。古代辉煌的中华文明，再也没有放出夺目的光芒。
(二)
“中国”疆域的奠定有两个重要时期，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确立了中国在长城以南农耕地区的大致轮廓。在后来的一千多年中，国家有过分裂，统一时期的版图也有国伸缩变化，但是，这里总是汉人社会的基本疆域。二是忽必烈建立元朝，把汉人社会周边的高原地区带入中国，形成了一个草原地区与农耕地区复合的王朝，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疆域框架。之后的明朝，版图虽然有所收缩，其统治区域也不逊于于汉唐。满清收复新疆和台湾，并把北方草原再次带回中国，中国疆域达到极大值。当今中国的版图接续于满清,却遥承于大元。蒙古人和后来的满人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聚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初，罗贯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所说的“天下”，更多是指汉文化地区的“天下”。在中国农耕地区的历史上，每个统一的大朝代衰亡以后，总会出现长时间的分裂动荡。元朝尊重所有族群的文化信仰。各民族间的文化隔膜被打破，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元朝在西藏扶植政教合一的政权,实行“藏人治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行省制”，中国开始进入统一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大中国”阶段。这种国家建构模式被后世沿袭完善，成为多民族中国的强力粘结剂。七百余年来，朝代多次变更。除了二战以后，外蒙古在苏联鼓动扶植下独立，蒋介石政权逃到台湾孤岛割据之外，疆域广袤、民族众多的大中国，自身再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大分裂。
元朝是中国最具重商主义的朝代，是世界上最早把纸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的国家。其城市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尤其发达、商税收入大幅增加。元初注重因地制宜开浚水利。民获其利的水利工程遍及全国。对农村的征敛科目也没有宋代那样繁多。
元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环境最宽松的朝代之一。蒙古人对民间的马匹及铁器、竹木等可能用于的军事目的物品都严加管制，但对文化活动与文学作品却采取了宽纵的态度。由于文人不为朝廷所用，散处民间，元代的文艺作品不再局限于仅仅抒发文人的情思，开始大量表现社会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白话文的推广，为文化作品走近普通民众生活铺平了道路.戏剧的诞生、话本(白话小说)的发展，大大拓展了文化作品的受众与市场。元曲、杂剧的灿烂可与唐诗宋词比肩。
元代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最为普及的时期。私人授学的书院起于宋代，却盛自元代。元朝除了朝廷在大都(北京)办的太极书院，有文献记载的各地著名书院至少有四五十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000余所。直到清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学校教育如此之普及。最先把“程朱理学”推向官学化的也是元代。
元代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忽必烈时代的大都(北京)，随时可以遇到一些肤色、服饰、语言、举止不同的外族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艺术、技艺、仪式、宗教和学说。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自唐代长安的盛况以来从未见过的。虽然元大都的规模和繁华程度远不及唐代的长安、宋朝的汴京，但它仍然是当时世界的一流城市。受阿拉伯文明的影响，元代的天文学、数学都有长足发展。
可以说，元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盛的国家。
到过欧亚多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元代城市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感到惊奇。《马可波罗游记》对元代中国的描述，尤其是纸币与煤碳的使用，甚至使欧洲人难以置信。“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就是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为了找寻繁华富庶的中国而远航探险的。
历史上，外来族群进入中原的的事件并不鲜有，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中国农耕地区的族群，早在秦汉时期就已逐渐融合为统一的整体，被称为汉人。汉人造就了自己辉煌的农耕文明，所有后来者几乎都被融合于汉文明之中。蒙古人的侵入，是北方族群第一次占领并统治全部汉人地区。蒙古贵族很快习惯了内地安逸奢华的生活，却始终未能放弃征服者的心态。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统治者的政治责任。汉人期盼并努力引导占领者尽快接受汉文明，而蒙古人出于对本族文化的自信和对草原生活价值观的深深依恋，刻意远离汉文明的诱惑。到了中后期，才有文宗、顺帝两个最后的皇帝，较多地注意到做中原皇帝的责任。汉人认为“天命如此”，把蒙古人统治时期，默认作了中国的朝代。
(三)
蒙古人把草原的制度习惯带进了中原。与汉人社会的朝代相比，元朝的确显得另类。
12世纪的蒙古草原，正处于原始氏族公社崩溃的后期。新兴的草原贵族不断发动战争，把从邻近部落掠夺来的牲畜、牧场和俘虏，扩充为自己家庭的私产。蒙古贵族认为，扩张带来的人口和土地应该分配给诸王，由家族共享共治。成吉思汗和后来的几位大汗都是这么做的。忽必烈即汗位后，建立大元王朝，推行汉人的中央集权制，遭到了蒙古贵族的强烈抵制。这使元朝的政治体制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元朝中期的皇帝，交替由生活在汉地和草原的王子们担任，由于皇帝生活背景的差异，国家政策、制度左摇右摆。汉人先进的国家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在元朝全面扎根。或者说，元朝的蒙古人最终也没有完全融入汉文明之中。
蒙古贵族习惯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缺乏道德教化的文治意识。元朝政治是部族政治，按政治待遇的高低，将民众依次分为国人(蒙古人)、色目人(各色各目之人)、汉人(金国人)和南人(南宋人)四种。元朝在处理所有与国家有关的规范人民生活的各项事务中，如，选派官员的资格条件，民事义务与权利，刑事案件的量刑，都显示出这四种人之间的政治待遇有亲疏之别，利益分配存多寡之差。汉人、南人少有入仕进身的机会，造成元代国家缺乏优秀管理人才，政治瘀滞不畅。
元朝社会推行“诸色户计”制度，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的职业户口，世代不许变更。人们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在出生时就已确定。贵族永远是贵族，丐户家的人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做乞丐。户计制度阻断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人们成为社会的囚徒，丧失了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社会生产力也因此失去发展动力。推行“诸色户计”制度是元代社会影响面最广的弊政。有元一朝，蒙古诸王贵族始终在草原有封地，在内地有“投下”(采邑)，并占有大量“驱口”(奴婢，源于战争俘虏)。
那时，“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私属人口)。”“行省长官，贵倨如君长，同列跪起禀白，同于小吏。”贵族“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童仆。”鞭笞、肉刑盛行于世;其他诸如“路引”(通行证)、“宵禁”等制度，宋代已经消失，元朝又得以恢复。
之前的宋代社会，早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法制体系，无所不在的儒家道德教化。其经济、文化繁荣发达，民间风俗温文尔雅。社会上人格相对平等。除了皇帝世袭，任何人都可能在社会阶层中沉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普通平民的梦想。而在元代，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固化，人际间等级分明，人格严重不平等。蒙古人不但给我们带来了广袤的疆土，也给后世留下了草原落后的文化习惯。
古代中国的王朝更迭，多由权臣和军阀操控。皇帝只有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起身于平民。然而，汉承秦朝方兴之制，明续元朝已坏之局。秦末农民起义，六国贵族大量卷入。元末义军却充满平民色彩。大元王朝摇摇欲坠之时，受到蒙古政权政治排斥的知识分子很少主动加入起义队伍。对新王朝的制度再建，他们也没有发挥出建设性作用。出身寒微没有政治远见的朱元璋，不但承袭了蒙古人的诸王分封制、诸色户计制、驱口制等倒退制度，还更进一步废除了自秦朝以来历朝实行的宰相制度。皇权失去相权的牵制，社会进入君主绝对独裁的时代。就社会政治而言，元、明、清三朝相对于宋朝发生了断崖式跌落。
(四)
清末排满。有汉人学者提出“崖山之后无中国”，认为宋灭以后，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延及明清，造成了社会政治走向逆转。与之相前后，民国初年有日本学者提出“唐宋变革”的理论。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接受了“唐宋变革”的论点。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南宋灭亡之后，“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唐宋变革’所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被中断了”。
所谓“唐宋变革”主要指的是中唐实行“两税制”以后，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宋代，范仲淹的“庆历变政”、王安石的“熙宁新法”都以失败而告终，并未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安史之乱”后，唐朝原来的“租、庸、调”制度已无法实行，大臣杨炎策划把一切赋税、差役全部折算为钱，摊入田亩，由田地所有者按夏、秋两季缴纳，被称为“两税”。同时，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收商税。此后，历代沿用这个制度。这样，理论上国家只向土地所有者和商品交易者征税。农民只种田，不服兵役、劳役，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积极作用。民众也由此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农民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两税制加剧了土地兼并，致使失业流民大幅度增加。自宋代开始，朝庭不但在“两税”中添加重复的科目，其它的非法征敛也多如牛毛，“两税制”已徒有其表。晚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满清的“摊丁入亩”制度大致恢复唐朝“两税制”的模样。
科举制的推行也是那个时期的重大社会变革。科举制起自隋朝，但到唐朝才真正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科举由中央政府统考，举子怀牒自荐(凭“身份证”报名，始于宋)，优者取士。国家因此有了选拔优秀人才参政的公平方法。不同地域的平民，有了平等进身社会上层的机会，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增加。这对中国的统一稳定，社会政治的运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宋朝，政治文官化，国家官员皆由平民进身。世家贵族门第衰落，再不能像隋唐以前那样左右政治、垄断文化。社会日趋政治平民化、人格平等化。但是，官员没有功臣豪门的背景，民众没有世家贵族的依托。公权力缺乏抗衡的力量，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的现象进一步强化。
隋唐先后推行科举制与两税制，对后世中国的社会结构重组、思想观念转变、商品经济发展、市井文化兴起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这两项制度并不足以促使社会生产力飞跃式发展。也谈不上中国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唐朝并没有因此挽回颓势，宋朝也始终贫弱。而西方国家走向近代化的过程却是其国家逐渐富强的过程。再联系到广土众民的汉人政权两次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整体吞灭也都发生在晚近的事实，把中国近代落后的责任完全推给蒙古人的统治，恐怕就显得论据过于薄弱了。
中国的本底文化偏重于社会伦理，轻视自然科学。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以后，期望“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彻底失去了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社会也逐渐丢掉了古代贵族的尚武精神。有钱有闲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即便在元朝无法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少有人埋头于自然科学的探索。传统中国社会，没有鼓励科学探索的氛围，没有基础科学的广泛支撑，没有大批知识精英参与生产活动，推动新技术不断产生，就不会有生产方式的突变，因而也难以引发生产力大爆发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即便宋朝较为开明的政治制度能够递延后世，在忠君卫道、鄙薄技术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思想被钳制，创造力被压抑，“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很难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元朝是工匠最受尊重的朝代。忽必烈时期，山西浑源人孙成因善制盔甲受赠“神川郡公”，谥“忠惠”;回回人阿老瓦丁以善制砲(抛石机)世袭“副万户”;尼波罗国人阿尼哥善装塑，赠至太师“凉国公”，这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中国“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印刷术，因文人获益而使我们得知发明者外，无人知晓火药、指南针的发明者。而瑞典人诺贝尔发明炸药却是世人皆知的事。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朝政府引进并重用过外国自然科学人才。忽必烈征召回回学者扎马鲁丁，并为其专门建立了“回回司天台”。后任其为集贤大学士，官秩从二品。扎马鲁丁为中国天文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元代中国的天文历算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扎马鲁丁还首次引进了阿拉伯制图技术，对古代中国的制图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编纂的《元大一统志》，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其内容之翔实，卷帙之浩繁，前所未有。
欧洲走上近代化历程肇始于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却是中世纪的黑暗政治。元朝政治倒退未必是中国“近代化进程”迟缓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唐宋变革”并非思想体系的变革，没有也不会引发社会制度走向的变化。
中国历史的走向，有其内在的逻辑。作为中华文明的一条支流，蒙古政治的汇入，或许增加了河道的弯曲，却没有改变江水东流的趋势。 （来源：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