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知道《冰点周刊》，更是知道因为袁伟时一篇文章而产生的“冰点事件”。当时李大同是主编，卢跃刚是副主编。当时卢跃刚写了一封“致赵勇公开信”，后来他在退出中国报告协会的时候又写了一封“致中国报告协会的信”。

　　这延续了“报人”的传统。报人精神的基础是恪守伦理底线，能够恪守伦理底线的媒体人也就是报人。

　　理想主义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只要秉持职业精神，恪守伦理底线，“把文章写好”，新闻报道就会永远存在有力。无论互联网还是未来其他形式的变化，人的价值立场主体性不会变化，也不能变化。

　　从“老战士“戴煌的去世开始谈起，上半部分谈到报人精神，谈到媒体的变与不变。下半部分谈到文革与八十年代的反思。

　　以下是搜狐文化专访卢跃刚全文的上半部分：

　　嘉宾介绍：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记者、作家，《冰点周刊》前副主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三十年至今，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出版非虚构作品计有《辛未水患》、《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乡村八记》、《在底层》、《南中国海喻言》、《大国寡民》、《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等等。

卢跃刚

　　报人精神的基础：恪守伦理底线

　　搜狐文化：戴煌先生给后来人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什么？

　　卢跃刚：戴煌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特征的前辈记者，这个特征在整个中国新闻界都是不多见的。他一以贯之地以讲真话，以揭示真相为职业目标，七十多岁还在做调查性报道，这在世界新闻史也是很罕见的。

　　搜狐文化：您如何理解报人精神？

　　卢跃刚：“报人”最早产生于报馆这种民营经济形式的媒体。在传统意义上，报人精神是指以私营经济和报馆平台所衍生出来的职业精神，即张季鸾先生主持《大公报》时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原则。

　　报人精神的本质是中立的公共价值立场，并且能够恪守职业伦理底线。恪守职业伦理底线需要精神支撑，比如在戴煌身上，这种精神就显示为他一生的理想主义，遇到挫折仍然会坚守通达，遇到荣耀会平常心处置。

　　“报人”就是指恪守这个标准或恪守这个职业伦理底线的媒体人。我也是以“报人”自居的。无论是80年代还是今天进报社，采访、写作、编辑都应该遵行公共中立的立场和标准。这是我们进入报社第一天起，至今不会放弃的职业目标。

戴煌

　　搜狐文化：从这种价值取向来看，报人与知识分子是否有共同之处？

　　卢跃刚：知识分子具有公共性、客观性和中立性的社会特征，而报人在其价值的公共性、客观性和中立性方面，当然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

　　搜狐文化：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性是“反抗”，报人也应该是“反抗”的立场么？

　　卢跃刚：所谓“反抗”是知识分子的一面。但我本人不愿意用这种对抗性的词语来概括公共知识分子的属性。现在不提这个词语，可以说“批判性”，比如戴煌就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他们这代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特性，带有很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媒介革命性变化：内容生产的价值和立场不变

　　搜狐文化：如何看待现在媒体的变化？

　　卢跃刚：第一点就是媒介的革命性变化，移动互联网的产生是革命性的，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导致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有大变化的同时也有不变化。内容的生产还是要靠人做。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得到加强。无论如何信息的碎片化，传播的内容没有足够的分量是不可能有持久的社会影响力的。信息内容的生产过程是价值是立场，是靠传统的专业标准确定的，科学技术无法取代。

　　如果媒介的革命性变化对传统媒体是挑战的话，那么“不变化”对移动互联网就是一个挑战。你们的知识结构够吗？你们的新闻信息生产的够专业吗？面对社会，面对公众，面对他们的信息需求，一定就是“娱乐至死”？

　　搜狐文化：如何面对这种媒介形式的革命性变化，可能接下来几年还会有新的变化？ 如何坚持这种不变？

　　卢跃刚：在一个碎片化、扁平化的信息消费市场下，正视这种快速的信息接受和环境反馈是前提。互联网是大趋势，这个东西是改变不了的，而且围绕它所建构的人类社会，新闻的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但不同的题材写作没什么大变化的，都是靠人采访写出来的，你的知识结构，你的专业水准，你的写作水平，想偷懒？想都不要想这种事情。

　　传统的报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他的革命来了，同时他要清醒地意识到他存在的价值。内容生产是传统的，可不是新鲜玩艺儿。在“不变”上，工夫下得是否足够？传统的恪守真的到位了吗？

　　如果我们把新闻看成一个产品，无论是网络上的几句话，还是长篇大论，都是有生产流程的。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坚持的某种理念，既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必须追求的职业伦理、职业标准，也是一个记者、编辑应该恪守的职业伦理和职业标准。这是很刚性的事情。想通过“偷懒”的方式生产好的产品是不可能的。读者才不管你“跋山涉水“如何艰苦，你如何十八般武艺都上阵。读者只是告诉你，稿子写得好不好看，够不够水准。

　　“把文章写好”在伯拉图意义上就拥有了正义

　　搜狐文化：为什么新闻公信力会出现下降的情况？编辑记者要承担什么责任？

　　卢跃刚：我们期待一个好的记者、编辑恪守他的职业伦理底线来报道有用的可靠的信息，如果没有这种预期，或者这种预期破坏了，如何还能去相信新闻的公信力？

　　搜狐文化：恪守伦理可以通过外在来实现么？

　　卢跃刚：只要是伦理就是自律的，无论是个人还是行业，如果是“律他”的，很可能就是虚伪不可靠的。如果不回归到“负责任的个体”，现代社会不存在。

　　搜狐文化：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在哪里？

　　卢跃刚：职业伦理和职业标准的确立，是一个按照社会功能进行分工的成熟社会的必然结果。

　　承认专业分工是建立职业伦理的和职业标准的前提。分工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前提，否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是一个野蛮国家。 对于现代国家来讲，一个是法治，另一个就是分工，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分工就是各行其是，各守本分。作为记者、编辑而言，不要做非分之想，“把文章写好”，在伯拉图意义上就是拥有正义了。

　　搜狐文化：什么是一篇好的文章？

　　卢跃刚：职业伦理和常识伦理是我们行动的具体选择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则。在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伦理底线是必须恪守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克服什么阻力，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好，用什么立场来写稿子，那是真刀真枪的结果。

　　因为不同的情景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但是总体有恒定的标准，而且这个恒定的标准对于我个人选择来讲，传统是前提，比如《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写的社论，我们心向往之。

　　新闻生产最后的问题是主体性问题

　　搜狐文化：作为文革结束之后最早从事新闻报道的一批人，你如何来看待新闻的理想主义？

　　卢跃刚：作为个体而言，很多时候我不愿意去谈一些一般性的现象，比如“理想主义”问题。为什么？是因为这类容易掩盖个人选择，容易消解采访与写作的主体性。新闻生产最后的问题，记者所有的问题，编辑所有的问题，都要回答主体性问题。在我这儿，只追问两个问题：什么是好稿子？怎么写好稿子？

　　我们在80时代是弄潮儿，站在时代的前列从事报道，但是新闻生产的过程一定很顺利？在这个过程当中，难道没有沮丧和失败感？在我们同辈人里面也有很多的参照，比如很早出名、飞黄腾达不构成压力？前面一定是“鲜花满山”，理想国？前面那个东西是虚拟的，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有某些理想主义特征。有些如意有些不如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去做我们能做的，至于结果如何是下一步的问题。

　　搜狐文化：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也是巨大的。

　　卢跃刚：谁都喜欢成功，好东西需要得到赞美。只是不能没实现目标，就丧心病狂了一样；成功以后，老子就一副天下第一的样子。

　　这个过程挺熬人的，在过程中比较沮丧，甚至难免悲观。不要急于给答案，给答案本身恰恰是不现实的。

　　搜狐文化：你个人是如何来做到写作主体的突出？

　　卢跃刚：写作姿态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在专业上是专业主义的，我本人也是90年代初期就比较早地提倡专业主义，用专业主义标准和专业主义伦理来规范媒体和编辑记者个人的职业行为。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在具体的报道样式上，则提倡八十年代末肇始于《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性报道。

　　在新闻上我不是“改变论”者，而是“记录论”者。我的目标是记录历史，而不是改变历史。我们有那么高的职业期待。我宁愿低调一些。我的写作可能会改变历史，但是我不会把改变历史作为职业目标。那样的话，对于我来讲，可能会失态。

　　搜狐文化：近些年，大量媒体人的离去，是这个行业的大势所趋么？

　　卢跃刚：比如“冰点”的年轻记者编辑有新的选择，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我会讲你在选择比较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足够价码值得你去选择？评价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生存，决定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个人要承担选择的责任，需要支付选择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年轻或者衰老是思想层面：有些年轻人食古不化

　　搜狐文化：社会发展是一直向前么？

　　卢跃刚： 社会的发展的过程并不一定是进化论过程，例如勒庞《乌合之众》的参照系是法国大革命，但是最严重的“乌合之众“没有发生在18、19世纪，而是发生在20世纪。这并不是一个社会进化论的结果，而恰恰相反。

　　搜狐文化：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的年轻或者衰老与年岁也是无关的？

　　卢跃刚：从认知而言，年轻或衰老是思想认识。我们看到有的年轻人食古不化，甚至有点社会反动，同包括戴煌，李慎之在内的一些老年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无论从文章上、还是做人上，这些老年人都精彩得很。

　　老年人的预期是自不待言，尤其是有使有良善心的严肃学者们，比如说资中筠、周有光、茅于轼，在现在社会还处于不合时宜的老人，这些严肃的学者，严肃的思想家不被社会所重视，甚至还有点受到打压，这是社会不正常的反应。

李慎之

　　搜狐文化：对于这种不正常，你悲观么？

　　卢跃刚：从审美意义上来讲，我相信真诚的知识分子都会悲观，对于人的有限性和社会发展的不完善，以及不喜欢看见的现实成为主流这样一个情况的悲观。

       采编：沙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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