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人口政策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去年“二孩政策”出台，到刚刚结束的“两会”，无论是3月5号的政府报告，还是3月8号卫计委主任的答记者问，都涉及到了人口政策问题。
著名人口问题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以马寅初校长为切入口，探讨了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搜狐文化独家整理了李建新的思考。
作者介绍：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提到计划生育，不得不提我们的北大老校长马寅初，马校长在1957年的时候发表了《新人口论》，接着1958，1959年被批判，这个被批判的历史真相是什么样的？被批判以及1979年的平反之后跟我们计划生育的变迁有没有关系？我们一路走过来60多年了，中国的计划生育该如何评价？站在今天，面向未来，我们的政策应该怎样制定？我们今天围绕这几个问题跟大家一起分析。
首先我要阐明我的态度和立场，反思历史不是为了亲善过去，而是为了面向未来。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我们没法修复不幸的过去。对历史进行的反思和批判，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悲剧重演，而是希望建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历史是什么》这本著作里面对历史给出了如下定义：历史是历史学家和历史事件之间的，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无休止的互动。而我要再补充一句，那就是主观的现在和客观的过去之间无休止的互动。关于历史，有句话说的很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以不同的人对历史的看法是不同的。
由于今天的主题是人口，所以我将从人口学的角度阐述我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以统计事实为基础阐述。
一、 马寅初“计划生育”观点与毛泽东“计生”政策孰先孰后？
我们先从马寅初老先生的经历说起，首先要从《马寅初考》这本书说起，粱中堂教授这本书，是去年1月份出版的，他的目的是还原这段历史，戳破马寅初这个神话。他认为这个神话是1979年7月给马寅初平反开始建立起来的。事情要从57年说起，1957年3月在民主会议上，马老先生提出他的人口控制主张，主张计划生育。毛泽东接受了，但是第二年大跃进就开始了。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一篇有名的文章《红旗的创单号》阐述了人多力量大的观点。于是1958年1959年，马寅初是被批判的。以康生和陈伯达为首，对马寅初进行了批判。面对强权，马寅初并没有屈服，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1982年马寅初去世的时候，新华社记者专门发文定位马寅初为我党的诤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马寅初的形象给树立了起来。
粱中堂教授在这本书里面力图还原历史，那么历史究竟是怎样的，梁教授给出了他的回答。就是先有毛泽东于1957年2月提出计划生育的思想，后有3月份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的观点。梁中堂的观点是：马寅初的观点实际上附和了毛的计生的观点。那么我们知道1957年7月《新人口论》出版。在粱中堂的书中，指出康生、陈伯达根本就没有直接参与马寅初的批判，而这个批判是来自于我们北大内部的。从1958年开始，我校师生对马寅初展开平等的批判。《光明日报》和《新观察》在那个时候是民族党派的党报。所以在粱中堂看来，这段对话完全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梁中堂力图还原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除了有他光彩的一面，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戳破他的神话，还原一个真正的马寅初是必要的。这本也在1979年马寅初平反以后大量出版，在社会上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学界似乎大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一切评论也不让发表。
恰逢此时，天则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发现这本书很有历史价值，所以就邀请粱中堂来做报告。作为主讲嘉宾，粱中堂做了主题演讲，呼吁大家还原历史，戳破马老先生的神话。
接下来按照顺序进行发言，首先是统战部的干部胡治安，他是马老悼词的执笔，非常景仰马老先生，所以当时场面有点尴尬。他阐述了两个观点，第一，他坚决不同意粱中堂教授把马老由高大的伟人拉回为普通的知识分子，他认为马老是高风亮节的，始终有知识分子的骨气，他觉得粱中堂的叙述玷污了马老的形象，他很在意。第二，他反驳说，康生参与并且指示了批判马寅初这件事，他的书就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有一次和我们的陆平校长，批判马寅初时候的书记，一起出差。他专门问起这件事，当时的陆平就说这个理论站不住脚。
紧接着就是章立凡进行发言，章立凡是章乃器的儿子，我们知道章乃器是民国的七君子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所以他和中共的高级干部包括跟毛泽东的关系比较深。所以他是从内部的视角看这个问题的。他的主要观点有二。第一，他坚决不同意马寅初是附和毛的观点，他指出，章乃器、邵力子、马寅初、陈达等等这些老一辈的学者，实际上在解放前二三十年代就提出了人口观念，就是计划生育的思想雏形，马寅初绝对不是附和毛泽东的观点，相反可能是毛东听到了知识分子的观点吸收过来。第二，他认为从毛泽东的个性看，从开始肯定到后来批判是完全有可能的。举个例子，工商改造我们本来是计划十年，但实际上我们三年就结束了。所以他是历史的亲历者。是从自身的经历来看待这个历史的，这是他的观点。
接着就是穆光宗，穆光宗在之前就对马寅初有所研究，所以穆老师专门把他写的《大师风范》中关于马寅初的一章带来了。因为穆老师写的书在前，粱中堂写的书在后，所以很多粱中堂的书里面，对历史事件的还原，把穆老师以前提的许多观点给否定了，当时穆老师也是有一点义愤填膺，他也坚决不同意粱中堂把马寅初拉下神坛的行为，他认为马寅初就是我们心中值得尊重的榜样，就是知识分子最有骨气的代表。另外，穆光宗说他亲眼看见过，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寅初画册》中有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批示以及我们党委的关于批判马寅初的会议记录。当时他就联系了马寅初纪念馆的馆长，对方回应说确实有这个东西。
轮到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前面几位都有一点火药味，就希望缓和一下气氛。我就说，我首先谢谢天则所提供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聚在一起还原历史，从每个人的角度了解我们不知道的真相。第二点，我拜访过这件事的亲历者，王学珍书记，给他送给过粱中堂的书，听他还原了一些历史。这些历史有的支持粱中堂的观点，有些是不支持粱中堂的观点。第三我说粱中堂教授这书实际上我们不必纠结历史细节，意义在于引导我们反思这段历史。当时的主持人张曙光也支持我的观点，他一方面肯定了粱中堂对历史细节的梳理非常的完整，另外一方面他也不同意康生没有参与批判的观点。
接下来是新进步的事件，隔了一个星期，穆光宗把证据拿到了，于是他给我和粱中堂发了邮件，里面有两张照片，三个关键文件，一个是康生批判马寅初的记录，一个是校党委批马寅初的记录，再一个是1979年7月我们学校为马老平反的批示。粱中堂看到这个邮件之后觉得自己的研究存在问题，他在检讨自己他搞马寅初的研究若干年了，怎么会遗漏这么一个重要的文献。于是一方面他给穆光宗做了道歉，另外一方面，他也开始重新梳理这个文献，重新定位。与此同时，他委派我做一件事情，重新梳理的时候，让我查阅档案，落实这三份文件是不是出自北大。于是6月15号我去重访，我拿着梁中堂先生给我的画册，翻到那页，到北大的档案馆，我说这些文件已经是公开性的，我就是落实一下，当时我们档案馆的馆员拿出那个文献一翻，果然那三份文件就在我们的档案里面。紧接着粱中堂的意思希望将这些文件摘录或者拷贝。馆员告诉我，这个就需要更高的领导才有权力。第二天经过领导同意，我去拷贝文件。但遗憾的是，只有第三份文件可以记录。接下来粱中堂重新回到文献当中，重新梳理，写了一本《康生与马寅初》。到了11月份的时候，拿到他的新册子，我拜访了王学珍书记，那次会议他也参加了，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主编的《北大纪事》当中没有关于马寅初的事件的记录。所以我感觉北大其实对这件事有点回避，而这点从粱中堂教授的书里面的文献也发现了，《光明日报》，《新观察》这些当事者对批判马寅初的事也是躲躲闪闪。
当我第二次拜访王学珍书记的时候，我提到这件事，王书记从他的文件柜里面拿出两份文件，文件中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并记录我们学校开党委会在布置如何进行批判。出现的新的证据以后，粱中堂又做了一个修整，就写了夯正批判文书，他觉得他首先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把这么重要的文献丢了，这是他非常值得检讨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新的历史资料非但没有推翻结论，相反，更加证实了前面的说法。第一，到底是毛先提出，还是他先提出的，第二关于那对话，康生批判他是1959年12月的时候，我们刚刚说的那段话是1959年11月的事情，所以那段话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实际上还有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1959年9月15号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给民主党派开了一个座谈会，提出了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不进行扩大化批判，不进行扣帽。1959年11月马寅初对1958年《光明日报》对他的扣帽原因不服气，就引发了康生1959年12月对马寅初的批判，而到了1960年初，批马的运动停止了。所以自始至终，北大对马寅初的批判称不上是反右。北大将大知识分子，像冯友兰、梁漱溟 ，定位为“右派王”，对他们批判的猛烈程度以及他们后来的受害程度要远超马寅初。马寅初老先生在退任（北大校长）之后，相比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是被保护的。在北大看来，并没有对马寅初进行实质的批判甚至是所谓伤害的批判。而《光明日报》认为1958年所谓的批判完完全全是学术的交流，他们一方面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一方面给马寅初优先刊登他的反驳文章，这完全是一种他们认为很好的贯彻那个时代的方针的做法，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参与到对马老的批判中。这就是历史不同的解读，我们根据遗留的东西进行推测，但是真正的当事人，陆平已经去世了，王学珍也回避记者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去还原历史。
二、 生育政策就是对生育行为进行的干预措施
下一个主题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起政策的演变，要从建国开始讨论。在人口学当中，人口转变是是从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在人口发展历史上，只会经历一次，往往伴随工业化、现代化。西方是18、19世纪开始的，中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按照人口转变的规律，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不变，就必然会带来人口的增长。影响这个变化的这几大因素，有人口学自身的因素，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制度的因素，有政策的因素，也有观念的因素。
今天我们聚焦在制度、法规、政策上，我们来看看人口转变的模式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变化。我的观点是50、6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兴起，而不是从大部分人认为的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开始的。人口法规政策会影响到人口的变化，人口政策对人口行为进行的干预措施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等。对中国来说，法律是靠文件来传达的，我们说的人口行为包括生育、死亡、迁移。生育政策，就是对生育行为进行的干预措施。建国之后，最早出现人口控制是1955年中共中央对卫生部的批示，提出要节制生子，这是计划生育的重要一环，紧接着这个批示当中还有这么一段话，中国现在的情况和苏联情况不同，中国现在不能提倡多生多育。这个文件给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中央在50年代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提出了节制生育的想法，这个文件早于1957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因此不是受到马寅初的影响。第二，我们过去都认为，毛泽东时代是鼓励生育的，但这个文件清楚的指出，我们国情不适合像苏联一样鼓励生育。接下来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了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的生育，所以我们一些学者认为是毛泽东在会议上，首次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我们国家在建国之后是是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这个计划生育的思想也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紧接着才有了3月1日的座谈会，马寅初阐述了他的观念。这就印证了梁中堂的观点，知识分子往往是充当一个解读大政方针的角色。而到了1957年7月5日，中央发表了新文件，接着1958年6月《红旗》创刊号发表文章，毛泽东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接下来学术界开始了对马寅初的批判，分为1958年3月，和1959年11月两次。后来批马的过程中，就用到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而康生对马寅初的批判是1959年12月。
接下来就回到我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对马寅初的批判，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有没有影响。实际上1955年出台的《关于节制人口问题的指示》已经提出了要节制生育。接着就是1956年的发展方向纲要，提倡推广计划生育。到了1962年12月，中共中央的文件批示提出，提倡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而且还符合有计划的发展。1966年，计划生育的批示是承接了1962年的成效，继续推进。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分大城市已经开始实施这个政策了。
紧接着进入70年代，如果50、60年代中国处于计划生育的起步阶段，那70年代就全面实施展开这项政策了。“50号文件”表明了毛泽东实现计划生育的决心，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提倡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是非常有效的。另外，我国的死亡率已经迅速下降，进行计划生育也是十分必要的。时机成熟，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上提出“晚、稀、少”的口号。1978年的60号文件高度概括了这个政策。70年代该政策实行的成效最为显著，从人口统计的指标上看，PI化是测量人口生育水平的标准。我国的PI化从1971年的5.43，迅速下降到1979年的2.7，这是非常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我们一方面在批判马寅初，一方面却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批判马寅初是知识分子内部口头上的批判，没有因为马寅初的观点而影响实施计划生育，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上升到实质性的层面。
接下来就是一孩政策，1979年初推出一孩政策，1980年9月就以这个政策为目标，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施，从1979年的全面提倡到1980年的强行推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自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否定了过去的发展道路，确定了新的方向，以建设经济为中心道路。而1979年给马寅初平反，树立了马寅初的神话，剥夺了毛泽东的人口神话，符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理论上为我们下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做了准备。同时，宋健他们做了所谓“科学预测”，也为政府提供了支持。当时包括梁中堂在内的一批教授纷纷提出反对的方案。后来哈佛人类学教授苏珊·格林哈尔希在2003年写过一篇文章，2008年又出版了一本书，回顾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从她的角度看，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学者互动又互相利用的结果。而梁中堂坚决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是先有了高层的决策认识，后有知识分子进行解读和逻辑的支持。
我个人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在错误指导下进行的错误选择。从1980年开始，我们的政策已经转成以独生子女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到现在，二孩政策落地了，还没有改变独生子女的阴影。实际上这60年来一直在对过去的生育政策进行修订与弥补。
三、政策实施是“一拖再拖，一错再错”
如何评价我们走过的这60年。我国生育水平从高降低，变化最大的过程是70年代，中国在60年代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没有太大差异，到了70年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明显要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了。
我们要评价就要有标准。第一，我们人口生育政策背后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是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还是以数为本？第二，因为我们的生育政策干预了我们的生育权利，那么生育权利是天赋的权利，还是可以剥夺的权利？第三，既然是干预人口行为，宏观上是干预人口的变化，这种干预会不会破坏人口的发展规律？这是我立的三个标准，有了这三个标准之后，以1980年为界，将这60年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阶段。
第一个观点根据马寅初的观点得出结论，就是彻底否认毛时代的30年的人口政策。
毛泽东的人口观体现在他《论唯心主义破产》这篇文章里，人口与制度变革和发展产生冲突。过去我们说有三种措施，所谓的“减少刀叉，增加馅饼，改变制度”。实际上毛讲的是后面两个。贯彻在整个50、60年代的“六二六指示”（ 1965年），改善了农村的医疗水平，使我国的人口生育水平迅速的降了一倍。
但是我们既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仅从局部的事实来看，我对前30年肯定，对后30年否定，如果一定要让我肯定后30年，那么后30年的目的确实是更好的发展。但是是错误指导下的错误的选择，为今天带来了无穷的后果。
我们施行十八大政策改革一直到今年，两孩政策全面放开了，包括最新政府报告当中提到的关于人口的论述，但是放的还是有点羞羞答答的。我们政策的实施是“一拖再拖，一错再错”。
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我们要对这些不同的目标人群进行不同的宣传、鼓励。可喜的是，高层对人口问题的认知已经发生转变，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挖掘现有的政策，更重要的情况是要开源。刚才提到的卫计委答记者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针对李总理的配套措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措施。另外一方面，是回到过去的认识上，完全废除计划生育的政策。
所以计划生育应该何去何从呢？我的观点是无条件解除计划生育。我们的政策依然还在过去的轨道上运行，依然没有冲破。20世纪人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个巨大变化不是由某个人带来的，而是由人口数量发生的巨大变化带来的。人口是基础，因此人口数量的变化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变化。
18、19世纪西方人口数量发生的巨大变化，成为了他们引领工业革命浪潮的基础。如果超越历史时空来看待人口，就应该认识到人口是巨大的能量，但是很可惜中国采取的政策没有超越时空的限制。“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要想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首先要从价值观取向上改变，要回到以人为本上。如果要对人口变化的干预，那底线就是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促进人口的昌盛发展。有了人口基本变量的长期进步发展，才会实现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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