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里•沙维特 译：简扬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恐惧，那种真切的恐惧。我生长于以色列。20 世纪60年代中期的以色列，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然而，我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涌。我恐惧着，总有一天，这汹涌的暗涛会吞噬掉我们所有人，就像神话中的大海啸一样，摧毁海岸，将以色列一扫而空。也许，以色列会成为另一个亚特兰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处。
1967年6月的一个早晨，我那时9岁，跑到父亲跟前——他当时正在盥洗室剃胡子——询问他那些阿拉伯人会不会赢？阿拉伯人会占领以色列吗？他们真的会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扔进海里？而就在几天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1973年10月，灾难哭号着揭开序幕。在静谧的赎罪日下午，我感冒卧床；与此同时，F–4 战斗机轰鸣着撕裂天空。他们从我家屋顶500英尺高的上空飞过，前往苏伊士运河拦截突袭以色列的埃及军队。很多飞机再也没有回来。当西奈沙漠及戈兰高地防线崩溃的消息传来，16岁的我目瞪口呆。在那十天里，我陷入极大的惶恐之中。看起来，我最初的忧虑变成现实——以色列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第三圣殿的石墙摇摇欲坠。
1991年1月，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市发射了“飞毛腿”导弹，又有传言，我们可能会遭到化学武器袭击。于是，一连几周，以色列人无论去哪儿都随身携带自己的防毒面具包；偶尔有防空警报拉响，我们便立马戴上面具躲进防空洞里。虽然传闻中的化学袭击并没有发生，但是，每天重复着这种荒诞的、离奇的仪式，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如疽附骨。我曾那样细致地聆听空袭警报，数算它的每一个音阶，也曾那样惶然地望向我深爱的人们，望向从德制面具中透出的、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眸。
2002年3月，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震撼着以色列。来自巴勒斯坦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攻击着公共巴士、夜总会、大商场，数以百计的以色列平民因此丧生。一天晚上，我正在撰写有关耶路撒冷的文章，突然，传来一声近在咫尺的、巨大的爆炸声，就在附近的酒吧！我一把抓过速记簿跑上街道。然后，我看到三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坐在酒吧里——他们已经死去，面前的啤酒杯还是半满；我看到一个娇小的女子躺在拐角，年轻的脸庞泛着死灰，失去了生命迹象；我看到更多受伤的人在尖叫，耳边是他们无助的哭号。就在这灯光灿烂的夜晚，在被炸得粉碎的街边酒吧，我环顾四周，看到自己身处人间炼狱。作为一个专栏撰稿人，我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以色列的未来在哪里？这令人发疯的现状，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以色列人享有盛誉的生命力，会屈服于企图灭亡我们的暴力？
1967年的“六日战争”，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胜利驱散了我们的战前恐惧。20 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复苏，医治着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深深伤痕；90年代的和平进程修复着1991年的海湾创伤；新世纪的繁荣掩盖了2002年的恐怖。恰恰因为一直以来的前途未卜，以色列人无比坚信着自己，坚信以色列的民族与国家，坚信着未来。然而，这些年来，笼罩在我心头的那层淡淡的恐惧始终未曾远离。谈论，或者显示这种惧怕成了一种禁忌，但是，它确实在那里，无论我身往何处，它如影随形。我们的城市就像建在流沙之上，我们的住宅从来不曾坚固。尽管，我们的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富庶，我依然忧虑地感到——它脆弱无比。我意识到，我们显露多少力量，就会面临多大威胁。是的，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充实而富足的，我们奋发图强并享受快乐。以色列建立的安全感来自它在物理、经济、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及活力。然而，我总是恐惧着，有一天这样的生活会倏然冻结——就如火山灰下的庞贝城一样。以色列，我挚爱的家乡，一旦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阿拉伯或伊斯兰军团突破它的防御，我的以色列将不复存在，湮没于史海。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占领。就在9岁的我问父亲阿拉伯人会不会打败以色列的一周之后，以色列就攻占了阿拉伯人口稠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个月后，我与哥哥跟随父母踏上第一次家庭迁徙之旅——我们将前往新占领区的拉马拉、伯利恒和希伯伦。我们所到之处，尽是燃烧着的约旦吉普、卡车、军用战车，投降的白旗在房屋上空飘荡，街道上以色列的坦克碾过豪华的奔驰车以及车里烧焦的尸体。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还小的巴勒斯坦孩童，清澈的眼睛里笼罩着无尽的恐惧，他们的父母则是一脸悲痛屈辱的表情。不过短短几周，强大的阿拉伯人变成了受害者，而险遭灭国的以色列人成了征服者。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胜利了，它骄傲而又得意地陷入狂欢，深深陶醉于自己强大的力量之中。
当我还年少时，我觉得一切并不坏。大家普遍认为，所谓的军事占领还算仁慈。现代化的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占领区带来了进步和繁荣，我们落后的邻居开始享有电力、自来水及医疗服务——这是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生活从未这样好过，并且感恩我们赐予他们的一切。当迎来真正的和平时，我们会归还大部分占领的土地。就目前而言，在以色列的国土上，一切都很好——全国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共处，享受平静和富足。
直到我成为一名士兵，我才意识到，我错了。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伞兵部队6个月之后，我被派往占领区的市镇。10年前，我曾在那些地方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现在，我被分配做一些不怎么光彩的苦活儿：驻守检查站，以及软禁、暴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最打击我的，就是闯入民宅，把年轻男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进行毫无人道的午夜审讯。我不禁自问：这算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保卫祖国的方式是欺凌平民、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我的祖国以色列要占领和压迫另一个民族？
所以，我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分子。从一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到一个专栏作家，我用激情对抗着暴力征服。20世纪80年代，我反对在巴勒斯坦占领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90年代，我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建国运动，21世纪初，我支持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但是，几乎我参与的所有反战运动最后都失败了。现在，距我们第一次家庭迁徙已有将近半个世纪，西岸地区依旧被占领着。更糟糕的是，“占领”已经成为这个犹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它同样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反对军事占领，却仍然要为此负责，因为，我不能否认或者逃避这个事实：我的国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侵略他国的国家。
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领悟，我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恐惧与我对国家占领政策的道德义愤密切相关。一方面，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实施占领政策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又是唯一一个切实受到威胁的西方国家。占领和威胁的双重作用使以色列那样独特，以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大支柱。
很多观察员和评论家否认这种二元性，左派关注占领而忽略威胁，而右派恰恰相反。但是，事实真相是，如果不把这两个要素纳入同一个世界观体系下考察，就不能真正理解以色列，或者理解巴以冲突。任何不注重紧密联系二要素的思潮及观点，势必流于缺陷和无用。只有第三种途径——将占领和威胁内在化，才是切合实际并符合道德规范的，才能帮助以色列步入正轨。
1957年，我出生于雷霍沃特市的大学城。我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母亲是一名艺术家，我的祖先们不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像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在18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伞兵。服役期满后，我进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修习哲学，就是在那儿，我投身和平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权运动。自1995 年开始，我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主要媒体之一《国土报》撰写文章。尽管我总是站在支持和平、支持“二国方案”的立场，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和平运动的缺陷和偏见。我对“占领”和“威胁”的理解使我的声音不同于那些主流媒体的观点。在我的专栏里，我同时挑战着左翼势力与右翼势力。我已经认识到，在中东问题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正如没有解决巴以冲突的捷径一样，以色列的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哀的。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表现可圈可点——她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活动，高速发展尖端科技，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欣欣向荣。她的经济强势如猛虎，向全世界展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富于创新的强国形象，并享受着这一切。然而，在这非凡成功的光环之下，一种焦虑正在默默地酝酿、发酵。以色列人开始大声地提出质疑——这些问题也是我这一生中不停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不再是简单的左翼与右翼的区分，或者世俗与宗教的对抗。我们正在触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很多以色列人为新以色列的复兴感到不安，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属于一个犹太国家，甚至怀疑以色列的前途。于是，有人申办了外国护照，有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社会精英们也开始留意除以色列之外的其他选择。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仍然热爱他们的国家、赞美她的福祉，但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以色列未来的坚定信念。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贪婪的以色列已被五大隐忧的重重阴影所笼罩：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战略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度变革的以色列社会越发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力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五大隐忧之中，每一个都意味着重大威胁，而它们的合力更引人注目。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濒临消失，以色列的合法性日渐凋零，以色列的民主旗帜逐渐破裂，以色列的社会矛盾使民众渐行渐远。如果现在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该如何承受又一个长达整整一代的世纪之战？尽管，以色列仍然保持着创新、魅力与活力，她却已经成了一个深陷质疑的国家。焦虑徘徊在这片土地之上，宛如处在一座不祥火山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
这就是我展开这段历史旅程的原因。这就是以色列建国65年之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起116年之后，所面临的核心矛盾。如今的挑战，远远超出当时的军事占领，也比单一的和平议题要深入得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直面以色列问题的三重性：为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意味着什么、以色列将何去何从。
辩论回答不了以色列问题，以色列是如此复杂，它不会屈从于某一种论证或者抗辩；而回答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追述以色列的历史。于是，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我自己的视角，用我的独特方式，将我们所有人的存在阐释为一个共同体。这本书讲述一个以色列人的个人旅程，他因经历席卷家乡的、戏剧性的历史进程而陷入深深迷惘。跨越时间和空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对国家更广泛意义的探索。通过家族历史、个人历史，以及深度访谈，我试图描述以色列的大历史，解决更深层次的以色列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处于现在的境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我深深的焦虑是否有根据？我们的犹太国家是否真正处于险境？以色列人是否陷入了绝望的悲剧？我们是否能复兴和救赎自我，挽救我们深爱的土地？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