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当然要图利，没有利怎么生活呢?学者不能让家人过上中等的物质生活，是个人的耻辱，更是社会的耻辱。

　　学者当然也要求名，不求名活着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要在学术界生存，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学者身份，而建立学者身份就是要创新、要承传，就是要突破自己的极限、突破学术界的极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术界有自己的名声。

　　当然，名声有实的，也有虚的，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些实的名声。但是，就像叔本华说的，“财富如海水，越喝越渴——名声亦然”。学术界有些人非常热衷于搞学派，热衷于拉一帮人创什么什么学，这就走偏了。比如说我研究信访这个现象，那是不是有必要搞个什么“信访学”呢?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要重视人才培养，当时有两位先生搞了个“人才学”，《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两位先生到重点大学巡回演讲，现在还有人讲人才学吗?

　　当然，虽然我们自己不会这么做，对这样的现象也要有点包容，但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轻率提出某某学，动辄自封某某学派，对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毕竟是个十分危险的诱惑。

　　学者要自信，但不能狂妄。不过，要实现和保持心理平衡，需要很好的修养和自我调节能力。在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和人文学科界，要建立有底气的自信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学者们好像特别乐于彼此贬低、彼此怀疑、甚至彼此攻击。同行之间如此，学科之间更如此。比如说，经济学家看不起社会学家，社会学家看不起政治学家，政治学家看不起伦理学家，伦理学家看不起哲学家，哲学家可能还看不起文学家。这都是不健康的心态。

　　在体育运动里面，你说你跑得快，我说我跑得快，那就到运动场比比好了，用不着打口水仗。但是社会科学界、人文学科界、艺术界往往缺乏客观的标准，很难判断谁做得更好。有的人就把自己所在学科最优秀的成果变成自己身上的光环。假设一个人是学经济学的，另一个人是学社会学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可能比社会学要高明、要成熟，但这不意味着一个经济学家可以看不起一个社会学家，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没有资格把经济学的光环变成自己的。如果多数人这样想的话，学术界就健康多了，也不会为了成立一个什么学派那么处心积虑了。

　　我觉得国内有极少数老师不是在教书育人，也不是在利用年轻的学生，而是扎扎实实地在毁灭人才。如果老师告诉学生这个课题方向是可以做的，学生做完以后有了独立的学术身份，那对于老师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利用，因为学生的成绩也是他的成绩。

　　但是，有些老师是在误导年轻人，而最有效的误导方法就是培养学术明星，制造学术天才，甚至奇才。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就变成了邪教头，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学派，实际上是一个cult。

　　年轻的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对此一定要提防，不要因为哪个学者名气大了就觉得他多么了不起。要判断一个学者有没有本事、有没有底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会不会自嘲。如果一个人在任何场合都说自己的研究如何了不起、自己如何聪明，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有作伪的一面。他可能不是一点本事也没有，他可能有一滴水，但吹成了一个泡。

　　有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在学术界混，因为我的个性确实不太适合学术界这样一种生存环境。尤其是去美国开会的时候，每次听到那些年轻的学者、年轻的研究生在那里自吹自擂，我就替他们感到很难为情。难道你们就活得那么没有自信吗?那些自吹自擂的人在吹嘘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其实都透露出了他们的焦虑?

　　就像季羡林先生说的那样，你可能也有点本事，是一块儿人造黄油，放到汤里面，能看出一点油珠来，但如果去炒作自己的话，就相当于拿人造黄油煎东西，一下锅就变成一缕青烟了。学术界当然有天才，但你什么时候听说爱因斯坦教别人怎么做物理了?陶哲轩会开讲座跟你说怎么研究数学吗?张益唐开个讲座也无非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让你看看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到了那么大的年纪还能在数学上做出成果。你听了他的讲座也还是不知道怎么做数学。所以，超人的天才是有资本炒作的，但他们也不会炒作，而现在炒作的人往往是失心的疯子。

　　打个比方，学术界的那些天才，他们的腿就好像有一百米长。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但我们不行，我们的腿只有一米长。那我们怎么才能从这个头山到那个山头呢?我们只能从这个山头走下去，再爬上那个山头。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往下走的时候要走到低谷，往上爬的时候要过高原区，这个时候怎么坚持下来呢?天才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体会，他一步就跨过去了。

　　那么，是不是那些从一个比较矮的山头走到低谷，然后再慢慢爬上来，克服了高原区，爬到一个更高的地方的人就能教给你呢?也不一定，因为还有两个条件：一方面，他要记得这个过程，他要记得从一个山头走到低谷的那种绝望，要记得在高原区行走很久都没有进步的那种焦虑;还有更难的一面，他要愿意跟你做朋友，愿意跟你讲真心话、良心话，把实情告诉你。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哪怕是一步步爬过来的，也愿意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一步跨过来的。

　　各位要么已经是很好的老师了，要么将来会成为很好的老师，我觉得要当好老师，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功夫。第一，我们要记得自己从比较低的山峰走到低谷，再走过高原区，爬上一个更高的山峰的过程。第二，我们要很坦率地跟学生讲，学习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各位讲这些东西，要感谢很多老师。我运气很好，从小学到博士，都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南开大学的车铭洲老师。我曾经跟他讲过很多让我很焦虑的事情。比如我当时问他，为什么我学英语这么长时间总也不进步?车老师说，这叫高原现象，你到的地方越高，往上走就越难，你很长时间觉得没有进展是正常的，等你再往上走终于突破高原区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这解掉了我当时一个很大的困惑。

　　我1978年进大学，那个时候全民学英语。我中学的时候没学过英语，进了大学以后从零开始，压力巨大。很多同学学过好几年英语，上课的时候人家在那里念课文，而我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有段时间我不想学了，因为那么多基础很好的人都在学。车老师用一句话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他说，学的人很多，学好的很少。

　　第三个我永远忘不了的教训，或者说经验，是有次我跟车老师说，我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感到很惶恐，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脑子空空的。车老师说，我们学过的知识会忘掉，但是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是忘不掉的。听到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还有点东西?要克服焦虑，建立信心，我们需要多少呢?不需要多，知道车老师指出的这一点就可以了。

　　学者追求什么?学者不能追求成就感，不能追求成功，因为成功是由别人来肯定的。我从来不追求成就感，我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但是我有一个追求，就是刚才跟各位强调的自我实现。祖祖辈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一点聪明才智是我们的资产。从小学开始，社会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特权，我们能够上大学是以很多人不能上大学为代价的，我们能够做学问是以很多人要做那些枯燥的、重复的、无聊的、甚至折磨人的工作为代价的。我们有这么优越的条件，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我们要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才没有白活。别人承认不承认我不在乎，我也不追求别人的承认。

　　“学术的艰辛和愉悦都在极限工作，以求不断突破自我。只要是实做研究，不是单纯做文章，永远不会驾轻就熟。有研究经验，能知道黑暗中大体摸到何处，离洞口尚有多远，少些惶恐茫然，多点耐心坚韧。已有的成绩，只是自信的凭据，不是成功的保证。除非甘心自我克隆，否则选题就是自讨苦吃，材料永远繁杂难解，文献总是半生不熟，分析必须挖空心思，写作始终惨淡经营，发表永如万里长征。天才自当别论，‘忽悠’更须别论，中人之材而有志于学，听听实话，或许有助于增强耐心韧性，少受以顺为逆之苦。”

　　这段话是我2009年写的，其实就是讲一个道理，我们作为学者不可能进入炉火纯青、驾轻就熟的阶段。哪个学者跟你说他现在做研究驾轻就熟，那一定是撒谎。张益唐先生这样的数学天才现在日子过得好吗?如果他还像以前一样做研究的话，那一定过得不那么好;如果他觉得日子过得很惬意，那他已经不是学者了。所以，学者不必追求什么成就感，更重要的是要追求自我实现。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