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廖阳
中国著名歌唱家、教育家周小燕是整个中国声乐发展史的见证人。她为中国声乐界培养了几代骨干力量，近百岁高龄依然没有离开教学岗位第一线。鞠秀芳、张建一、高曼华、刘捷、廖昌永、魏松、雷岩、李彩琴、万山红、杨小勇、殷桂兰、李秀英、朱秋玲……这些中国声乐界的支柱力量，都是周小燕在建国后培养的人才。
3月4日凌晨0点32分，周小燕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99岁。
首唱《长城谣》
1917年8月17日，周小燕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商世家。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是一个进步实业家，同时，非常迷恋音乐，受父亲影响。周小燕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
父亲好友的琴行是周小燕童年最喜爱去的地方，她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音乐的启蒙。1935年，周小燕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始声乐学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小燕被迫中断了上海的学业。1937年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开始拍摄潘孑农编剧的《关山万里》，潘孑农邀请刘雪庵为影片配乐。刘雪庵把插曲《长城谣》刊载在自办刊物《战歌》上，很快被一些青年抗日宣传队演唱。不久，身在武汉合唱团的周小燕领唱了这首歌曲。次年，她去法国留学，途经新加坡，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唱片。
1938年年底，周小燕辗转来到了巴黎，进入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成为意大利著名声乐教授贝纳尔迪的学生。贝纳尔迪全新的教学方式，也让周小燕跨越了声乐学习的障碍。
1945年10月，经过七年磨练，周小燕登上了巴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她用中西合璧的唱法高歌《紫竹调》、《红豆词》，令世界舞台第一次对中国美声演员刮目相看。
1947年5月，周小燕应邀前往捷克，参加首届“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音乐盛会，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俄国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等人均到场。与这些世界级大腕同台演出的周小燕，当时唱了不少中国歌，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红豆词》，还有根据民歌改编的《大河》、《杨柳》，“他们觉得美得不得了。”
也是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音乐会上，周小燕用夜莺般的歌声赢得了赞誉，被欧洲舆论称为“中国夜莺”。
“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传播我们的音乐文化。”周小燕说，“你要唱他的东西，要唱到他服你。你光会唱他们的东西，不会唱本国的东西，人家看不起你……所以这种民族的自尊心要有，你有民族自尊心，人家才会尊重你，人家才会信任你。”
1949年，周小燕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活。半个多世纪后，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她：“你这一生吃了不少苦，从法国回来后悔不后悔？”她回答：“不后悔。这里是我的祖国。我为她出力了，我不后悔。如果我没有为她出力，我才会后悔。”出国时，父亲就对我说：‘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二，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学好了，也演出了，并且获得了肯定和好评，应该回来了。”
“文革”中，给学生
开小灶听外国唱片
周小燕班上的学生工、农、兵都有。她说，自己挑学生从不看家庭成分，最重要的是人品。歌唱家魏松跟周小燕时间最长，他自称“大徒弟”，是周小燕第一个重要时期的代表学生。
1973年，魏松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和另一位同伴韩适被沈阳军区派到了上海学习。
“文革”是周小燕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她不能开口歌唱，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魏松来到上海时，周小燕还在干校劳动，主要工作是喂鸡，因为这两位解放军学员，她被调回了学校，“等于是我们两个解放军‘解放’了周老师。”魏松对早报记者回忆说，“我们在系里的走廊和周先生见了面。我们都穿着军装嘛，对着她敬礼，她吓一跳，还以为是来抓她的呢。她后来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
魏松还记得周老师说，“魏松的嗓子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洋嗓子，可以唱外国歌剧。”但“文革”并不允许唱“封资修”，周小燕等于是冒着被批斗、被逐出教师队伍的危险来教魏松。那时，学生也不可以去老师家里上课，怕被老师带坏，魏松一直唱不好，周老师就说，“来我家吧。”
周小燕把魏松和另一名学生领到自己家中，拉上窗帘教，把耳朵贴在留声机声上，听那几张没有被抄走的法国旧唱片，“那时候是夏天呐，不能让外面听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特别是第一次听到卡鲁索的歌声，我就感慨，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声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魏松说，“周先生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不是周小燕让他从男中音改唱男高音，他可能一事无成，“当时还有很多老师不同意这个意见，周先生还是有慧眼的。”
这个从部队来的小伙子，正是从周小燕这里得到了西洋音乐的启蒙，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43年来，魏松与周小燕建立了深厚感情。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魏松接受完早报记者采访，就直奔机场赶回上海吊唁周小燕。
上海歌剧院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是在1982年受教于周小燕的，“她一直都很精神，唱起歌来就倍儿精神，那时候身体好啊。”杨小勇向早报记者回忆：“她是比较宏观的一个人，她会让你独立发挥。她主要是启发你，而不是限制你，让你更多地去理解作品，而不是拘泥于一些细节，从大的方面来把控你的发展。”
在周小燕一长串学生名单中，廖昌永是一位赤着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农家孩子。第一次在校门口见到周小燕时，廖昌永紧张的心怦怦乱跳。他不仅钢琴、乐理基础差，而且一开口就有浓浓的四川口音，这是学声乐的大忌。周小燕把他带回家，一句一句纠正，进步很大。本科毕业后，又成为周小燕的研究生。
有人问周小燕，您这样一位瘦小的女士，怎么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国际一流歌唱家？周小燕说：“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够再培养几个廖昌永。我说这个我不敢说，因为一个学生的成功，教师只占三分之一，就是起个指导作用、理论作用，还有三分之一就是要靠本能。首先要廖昌永会学，他怎么下去自学，怎么举一反三，他能够发挥他那个作用。”
早年廖昌永参加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时，多明戈就跟他讲：“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训练体系”。周小燕说：“声乐教学的个别对待很重要，除了身体的不同以外，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理解、悟性，像小廖，他悟性很高，你跟他一讲，他想一想，悟到了，悟到了他就会在这个上头去前进。”
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是良师又是慈母。1988年，为振兴中国歌剧事业，71岁的周小燕创办了“周小燕歌剧中心”，亲自出任艺术总监。在她的努力下，中心排演了《弄臣》、《茶花女》以及中国歌剧《原野》等大量精品剧目，为中国歌剧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她说：“我不能唱了，不能上台了，我要创造舞台让他们上，给他们创造条件。”
周小燕说：“碰到好学生是老师的幸运”
2014年3月，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市教委联合出品了原创歌剧《燕子之歌》，牵头之人正是时任上海歌剧院院长的魏松。
该剧根据周小燕的生平事迹改编，剧中，燕子老师的学生们也大多以今天活跃在歌剧界的“大腕”们为原型。“前年魏松上任那天，说有事来向我汇报，他要排一出现代题材的原创歌剧。”周小燕对《燕子之歌》创排之初的情形记得很清楚，“我一直觉得歌剧舞台上演古人虽然气势上有共通之处，但还是不如戏曲来得顺理成章。所以现代题材我举双手赞成。”结果魏松说是要以周小燕的艺术人生为原型打造一部歌剧，这个她没想到。
时间回到2011年，魏松受北京大学歌剧研究中心之邀策划歌剧《钱学森》，便萌生了寻找一位上海典型人物作原创歌剧的念头，“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我的老师周先生，她是一位‘世纪老人’，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中国声乐发展的每一步。剧中许多台词都是她平时自然而然说起的原话，以她的人生编排歌剧再适合不过。”
魏松的同班同学、同为周小燕学生的韩适一周之内写完了剧本，对周小燕夫妇二人都极为熟悉的作曲家奚其明担纲了歌剧的作曲。
由于周小燕年轻时是花腔女高音，因此作曲家在剧中歌唱技巧的写作上颇费了一番心思，虽然“难唱”，却得到了周小燕逐字逐句的悉心指导。在剧中担纲女主角的上海音乐学院青年声乐教师刘恋说，周先生要求之严，令她在这一部歌剧的排演中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周小燕说：“这部歌剧讲的其实是一个老师的故事，不仅周小燕是这样，而是所有老师都是如此。我为我的学生骄傲，碰到好学生是一个老师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