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辩论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博士生迈克尔·里根（Michael Oman-Reagan）通过推特质疑美国选民的用词。“rabid sports fan”（通常译作“狂热的体育迷”），迈克尔将“rabid”一词键入苹果电脑的词典（该词典内容经由牛津词典授权许可），“a rabid feminist”（通常译作“一个狂热的女权主义者”）的例句跳了出来。“‘rabid’作为一个贬义词，这样的例句是否对于女性有失敬意呢？”迈克尔不禁发问。

　　迈克尔将词典页面的屏幕截图通过推特发送了出去，并@牛津词典，附以“或许该词条释义值得商榷”的建议。第二天一大早，当迈克尔从床上爬起来后，发现自己的“质疑”竟然被数百次转发，很多人同样列出了自己认为词典“错释”的词汇。如“shrill”一词 [“（声音）尖锐的”]，苹果电脑词典中的解释为“女人发出的声音”;再如“psyche”（“灵魂”），其例句则为“我永远都读不懂女性的心思”。迈克尔发现，在“doctor”（博士） 和“research”（研究）等词条中，常常用的是特指男性的“he”;与此同时，在对于“housework”（家务）一类词汇进行解释时，特指女性的“she”则频频出现。

　　从此，迈克尔就没停止过对牛津词典的“挑战”，直到星期五对方通过推特轻描淡写地做了一下反馈，“或许很难找到一个词汇足以形容您对于‘女权主义’的强烈情感”，并紧跟着在下一条消息中进行了补充，“我们的例句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法”。

　　持续的网上混战让双方都未能幸免。迈克尔说，他的批评者开设了至少两个论坛，专门用来对其进行“攻击”。而迈克尔的“对手”———牛津词典内容编辑的主持者凯瑟琳·马丁（Katherine Connor Martin）却表示，“对于我个人而言，看到那些‘大男子主义’支持者力挺牛津词典，我一点都不觉得骄傲”。

　　最终，牛津词典通过推特进行道歉，承诺核查“rabid”一词的例句，但并未公开回应大家对于“shrill”、“psyche”以及其他词条的质疑。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者和语言学家从未停止对于“潜藏在词典文字表面”之下的性别歧视情绪的讨论。如何摧毁这种歧视的情绪？答案或许回归到了对于词典编纂原则的广泛讨论:究竟词典编纂应该放弃记忆，建立一个标准的、趋于正确的词汇用法？还是向现实“致敬”，尊重已然存在的、习惯的用法，在大多数编辑们的眼中，答案往往是后者。

　　牛津大学语言学家黛博拉·卡梅伦（Deborah Cameron）指出，当牛津词典辩说“例句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法”时，其实是在承认“我们的生活中，性别歧视客观存在，而牛津词典只是描述了它而已”。

　　自此，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止于“rabid feminist”。牛津词典再次通过推特发声，“词典例句是编辑们搜索语料库———其中包括书籍、报纸及其他文字作品的语言档案资料，并从中选择而来”。同时，他们发现，与“rabid feminist”相较，“rabid fan”（狂热的粉丝）和“rabid supporter”（狂热的支持者）的用法更为常见。语言学家表示，修正词条的原因不应局限于释义的准确度，人们的感受同样构成修改的原因。若想问题更加明朗，无论是词典的编辑者，还是读者，都要尽量想明白，是否要把语言中“丑陋”的一面展示出来。

　　1987年，女性词典问世，激进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玛丽·戴利（Mary Daly）称以往的词典无一不为父权体制的产物。根除词典中的性别歧视的诉求，无疑掀起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1976年，“lesbian”（女同性恋者）一词在其出现并被广泛使用了近两个世纪之后，终于被编进了牛津词典，并引入了作家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的话作为例句，“女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诗人，除非她是残缺的，或者同性恋，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狂热门”（一些语言学家如是称呼这次风波）之后，凯瑟琳·马丁女士表示，不管她本人及她的同事情愿与否，无法回避的是牛津词典正前所未有地扮演着语言仲裁者的角色，“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本词典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超越其载体本身。置身其中，我们有责任去伪存真。而非自捂双耳，顽固地‘尊重’已然存在的、习惯的用法”。语言本身始终在进化，词典的更新不可避免地会滞后。对于如牛津词典般体量的词典而言，绝大多数词条或许要等上数年，甚至几个世纪才会被“官方”重新校验。这也就意味着，词条内容的校验责任不知不觉中转移给了普通读者。密歇根大学英文历史学家安妮·柯赞（Anne Curzan）认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倾向于服从词典的权威性。但是当问题与我们自身，或者我们了解、珍爱的人相关的时候，责任感会不期而至。“此时，我们有权说:‘这样解释值得商榷，因为我有更好的释义。’”

　　（ 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