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霍布斯鲍姆说，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霍氏曾将革命概括为两种模式，称为“双轨革命”，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两种革命同时兼备。“革命”的观念体现在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冲击，从器物、制度再到人的精神，一切都沾染上了革命的印记。

　　革命的本质其实与清末以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很大的关联性，革命强调的是由下到上改革社会，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上层建筑，“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里面的这句话一直在20世纪中国上空回荡。革命一词，自它引进之日起就天然地带有暴力性，革命的暴力性背后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观念的渗透，以租借城市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已经渗透进了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工业、商品化已经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逐渐地崛起，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悬殊。城市因为工业化的需求，从乡村招收大量的工人，乡村空洞化的现象从那个时候起，其实已初见端倪。

　　（1）

　　现代性对于中国的冲击，直观的地方是在城市，而间接地则冲击到了当时的乡村。几乎所有走出乡村的年轻人，都将鄙夷的目光投回自己曾经的家乡。检索“五四”以来的文学地图，很多知识分子都有逃婚的经历，他们企图与乡村斩断血脉关系，仿佛这样才能成为一位开明之人。

　　知识分子强烈批判乡村，但同样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改造乡村，依靠乡村和农民改变中国的现状。这里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

　　在上世纪20年代主要有两股力量，一个是1923年由美国教会组织的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帮助农民建立了第一批农村合作社；另一个是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合作建立的组织。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要改革农村组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方法之一就是成立合作社。当时国民党的这一做法，既是帮助农村改善落后的格局，同时，也为国家管控乡村找到了合法的借口。

　　1926年，彭湃、毛泽东等人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当时的革命输送了大量的农民干部。

　　毛泽东因为出身于湖南乡村，天然地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农村，后来提出了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1929年，他所写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成是他今后革命的方针之一：“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从后来共产党所进行的农民运动方式，可以看出来，他的目的就是打倒土豪劣神，一切权力归农会。随着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壮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共产党选择的是通过打倒土豪劣神，保证军队和政府的生存。这既保证了经费问题，也为共产党在农村获得民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1942年也遇到了不小的问题。1941——1942年，因为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让共产党不得不增加税收，这对延安的老百姓带来了不小的负担。为了应对危机，1942年共产党发动史无前例的整风运动和干部轮训运动，其目的是加强党员干部、农民对于党的忠诚程度。

　　共产党在延安实行延安道路，通过民众参与、简政放权和社区自治的方式来协调政权与当地农民的纠纷。“延安道路几乎就是新中国建立后农村建设的预演。延安道路是共产党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国家内在的现代性悖论。它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所实行的乡村改造和建设的钥匙。”

　　（2）

　　除了国家的行为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两次非常著名的乡村建设行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次实验对于今后农村的影响。

　　一个就是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早年醉心于佛教思想，后来转向儒家，他可以算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他不像五四时期那些激进的青年，反对传统，拥抱西方。他早年对印度思想推崇备至，认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印度文化返身向后，中国文化调和适中。”印度文化对于人们的精神改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未来的发展也必进入印度的形态中。

　　后来，梁漱溟反身传统，意识到乡村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他开始有意重新建构乡村。梁漱溟自己也承认，他的学问不是最好的，他的一些理论带着那个时代深刻的烙印，即二元对立的观点，即整体的将中西进行对比，虽然这种对比可以很快地掌握彼此的差距，但其片面性也不可忽视。

　　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反思了中国乡村凋蔽的原因，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此外，还有维新革命的自救同样也破坏了乡村。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乡村缺少科学技术，也缺少团体组织，中国乡村因为没有进入现代体系，所以人们彼此自私。

　　针对这些问题，梁漱溟于1931年在山东邹平进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首先，他注重引进知识分子，走一条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其次，他注重重建乡村组织，由其主导乡村的各项事务。

　　1933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县政改革中，把邹平县内8个区，158个乡和镇全部废除，把全县划分为14个乡，和习惯的天然经济区域、集市区域相适应。他建立乡村的学校机构，并让村民们熟悉“乡约”内容。在经济上，他们实现合作社体制，逐渐增加利润积累，使资本公有化。梁漱溟随后还建立了巡回医疗的体系，让医生骑着自行车到各个村庄进行医疗，完全是后来赤脚医生的预演。我们通过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改革，可以发现他与建国后的上山下乡运动等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

　　但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类似于人民公社的体制，很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也很难过这种统一的生活

　　1938年，梁漱溟曾经携带《乡村建设理论》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曾有过两次长谈，两人因为争论中国是否有地主阶级闹得不欢而散，但据高华的研究，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这次长谈对后来毛泽东的农民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似乎也可以从事实上看到这一点，不过，毛泽东后来似乎并没有深思其中失败的原因。

　　还有两次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由陶行知和晏阳初所办。二人后来合办了“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力求开展乡村职业学校，帮助农民识字，学习农业技术等等，主张学习与农活相结合。当然，最后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也因1949年政权易主而中断。

　　纵观这几次乡村建设运动，我们发现，他与后来建国之后的乡村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即在批判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农村日益被粗鄙化，被遗弃。虽然也有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努力，但最终也是难以阻挡浩荡的潮流。

　　本文由搜狐读书编辑宋晨希独家撰稿，主要参考书籍：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黄平主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三联书店2007年版。

　　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出版社2010年版。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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