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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倘若你在一个晴朗、无风、冬日的星期五到来，开罗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气里没有从沙漠卷来的沙土，马路上骇人听闻的车流消失了，没有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引擎声，你可以轻松的从一个地点赶往另一个地点，或是仅仅坐在路旁的破旧、无门的咖啡馆里发呆，看着稀疏的人群从眼前缓缓走过。人们都钻进了雄伟或平庸的清真寺，坐在临时布道堂里听人演讲，或仅仅在家里睡觉。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献给真主与祈祷。
在开罗已经五天了，我习惯了清真寺的高音喇叭传出的颂经声，像是哀挽的音乐。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乐曲式的声音还有特定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个真主，默罕穆德是真主的使者，让我们祈祷吧”卢克索的一个青年即兴地给我翻译。日出、正午、下午三点、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间变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筑、车流、行人、动物、小摊上的水果，都笼罩在哀伤的祈祷声中。
六年前，我在以色列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那是在老城伯利恒，一座似乎将被遗弃的城市，基督教徒眼中的圣城，据说耶稣出生在此地。到处是人去楼空的住宅，路上行人稀少，脸上很少带着欢乐，傍晚时分，我游兴寥寥，突然之间响起了这声音，如泣如诉，像是这荒漠之上的落日哀悼——繁华沦为荒芜，欢乐转为寂静，一切都将终结，一切也因此永生。
那次以色列之行，是为了阿拉法特即将到来的死亡。似乎全世界的记者都涌到了巴勒斯坦狭小的、只算得上耶路撒冷附属的首都拉马拉，他们等待这个传奇人物的谢幕。我们像是携带了照相机、会打字的秃鹫，焦急的等待着死亡。伯利恒清真寺传来的祈祷声，比忙碌的拉马拉，让我更清晰的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和诱惑。
现在，我坐在默罕穆德街旁一家小咖啡店里，塑料矮桌上是一杯土耳其咖啡，褐色粉末漂浮在热水里，拒绝溶化，像是冒着热气的泥汤。白色瓷砖的墙面已污点斑斑，墙上一侧打上的木板上排列着一列水烟，红绿交织的烟管如蛇一样缠绕，一个可口可乐的立放冰柜，冰柜上方一台电视正播放着祈祷场面，人们都拖了鞋跪在地上，朝着麦加的方向。
这样的咖啡馆遍布开罗街头，总是热气腾腾。很多时刻，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开罗精神。一七九八年，拿破仑的人清点过这里的咖啡馆，一千三百五十家，二十七万人口的开罗，每两百人一家。它是开罗人休息、发呆、欢笑、闲言碎语、谈论信仰与国家，忘记个人孤独的地方。而如今，两千万人住在这个城市，咖啡馆的数量以难以清点。
迷人的马赫福兹说，每当他坐在咖啡馆里，抽上一口水烟，灵感就四处涌来。他曾经喜欢去的费沙维咖啡就在著名的胡塞因市场，开罗的伊斯兰老城。尽管手持黄蓝相交封面的《孤独的星球》的游客们已经塞满了这小小的咖啡馆，但你仍旧可以感受到它的动人之处。仿佛整个世界的货物、语言、味道与人种、还有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环绕在你周围，在眼前晃来晃去。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利安的画作，却比它有更浓烈的味道。
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些黑色胡椒粉、红色辣椒粉、还有绿色的（它是咖哩粉吗），曾经驱动世界的运转。五百年前环绕地球的达迦码在东非被当地人问道你们要找什么？他脱口而出，基督和香料。从伊斯兰花纹的灯具、匕首到伪造的劳力士手表，真实、古老的美丽和虚假和廉价的复制，彼此交融在一起。还有不同的人群，给我擦皮鞋的这位黑人小伙子来自埃及南方，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和悲剧性的面孔，再加上污迹斑斑的蓝色长衫和裹在头顶的白巾，像是一位落难的苏丹王子。我身旁的这个善言的青年，说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是爱尔兰人，而他如今住在华盛顿，他来看开罗看自己的朋友。更不论那些游客了。倘若我在每天坐在这里，用不上一年，我或许能见识到世界的每一个国家的人。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马赫福兹每天在这个市场里穿梭，观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坐在费沙维里抽水烟——他喜欢什么味道的，苹果的、橙子、还是草莓。白天他是埃及政府里一名公务员，但夜晚他却是这个城市、或许也是整个阿拉伯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他尝试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开罗。
我从未读过他令人生畏的开罗三部曲，随身携带的是一本薄薄的对话集。他的朋友与仰慕者Gamal al-Ghitani，记录着他们随性的谈话，从一九六零年的夏天一直到二零零四年。34年的光阴，足以发生任何事。马赫福兹获得了诺贝尔奖、遭遇过刺杀，顽强的活了下来，重新开始写作。Gamal则从一个15岁的少年，变成了作家与新闻记者，而他们共同生活的埃及，从纳塞尔政权到了穆巴拉克年代，经历过屈辱与胜利，开放与停滞。对话却始终持续。它不是系统陈述，而是一个智者即席感悟。很多时候，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伟大的传统，是苏格拉底和雅典街头的闲话，穆罕穆德和别人讲起的故事，或者是歌德与艾尔克曼无拘无束的交流。世界不是由复杂的概念与事实构成，而只是人内心真实与直接的体验。其中的几个片段让我印象尤深。一九六零年的歌剧咖啡馆，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谈话。一场聚会尚未开始，只有四十九岁、已经声誉卓著的马赫福兹和十五岁的Gamal。“你为什么写作”，马赫福兹问。“因为我想写作”，Gamal想也没想的回答。马赫福兹点了点头，似乎是对他们漫长的忘年友谊的肯定。第二个片段发生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马赫福兹谈起了本·拉登，距离九一一事件刚刚两个月。“我想象不出历史上有任何人像他这样被追捕，这是一场全球性追捕，用全球最现代手段、所有想象得出的力量去追捕一个人”，马赫福兹说，“我在他的处境：他怎样转移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们怎么入睡？怎么在荒野里藏身。当然，他是个恐怖分子，倡导了一种错误的信念，疯狂将世界划分为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但同时……我也在想他是个从未遭遇过这样追捕的个人。”在停顿的一段时间后，他说起了塔利班，这个政权邪恶但有一点它仍让人有敬意——不管有多少威胁和诱惑，它没有交出本·拉登。最后一个片段，有关污染。马赫福兹说，人们都注意到被污染的河流、空气，却很少想到道德上遭受的污染。真希望哥本哈根的那些狂热的环保主义者们和野心勃勃、不得要领的政治家们，能听到这个声音。
每一个开罗人似乎都知道马赫福兹。我记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里，一位老绅士对着我竖起姆指，“啊，马赫福兹，我喜欢他”，他看到我手里这本书。而在费沙维，一位中年的开罗人说，他十年前在这里见过马赫福兹。他先是记录这座城市的神话，然后成为了神话本身。不过在马赫福兹的笔下，现代开罗的神话，不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是充斥着革命、压迫、动荡、希望、抗争与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正式开创了阿拉伯语的现代写作。
我们稍后再谈论马赫福兹和他的水烟吧。咖啡馆很安静，除去我们这一桌，还有几个穿蓝白相间制服的青年正在抽水烟，他们是附近地铁站的安检人员，偷空出来休息。从咖啡店出来，走上十分种，就是塔拉特·哈布广场。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铜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环岛上。他是经济学家、工业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领域从纺织、船业、出版到电影、保险。他是埃及经济独立的象征之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去世时，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个真正摆脱欧洲影响的埃及的出现，尽管埃及在一九二二年获得独立，但英国人依旧左右着埃及。但他的一生却是埃及最好的时光。在他出生两年后的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通行，在一个日益成熟的全球经济中，埃及是核心的枢纽。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与开通，对开罗的一场改造开始。新城市的面貌与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一八六七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拿破仑三世的座上宾。埃及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庙、东方集市还有贝都因人帐篷——一个典型的欧洲人幻想的埃及。但伊斯梅尔着迷的是巴黎城，经过豪斯曼静心改造的巴黎城——宽阔的大道、花园、百货大楼、拱廊……伊斯梅尔雇佣了大批欧洲的工程人员，在开罗的西侧的空地，建一座足以巴黎匹敌的新城。雄心与虚荣，催生了苏伊士运河与新开罗的诞生，但也将埃及拖入了财政上的破产。欧洲人接管了运河，而英国派来的总督在国王背后行使真正的权力。我要寻找的是塔拉特·哈布34号，雅可比安大厦。我期待它能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钥匙。
二
我对埃及几乎一无所知。头脑只闪现过卡尔·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的比喻，他将十九世纪的中国比作埃及的木乃伊，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灰飞烟灭。我也很难相信，我会真的对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的坟墓产生兴趣。那个早已死去的埃及，或许蕴涵着无穷的美与智慧，但我摸不着头脑。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畔。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黄金的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第二层。来自世界的游客拥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们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中文，热情洋溢的讲述着古老文明。这些历史真让人头晕脑涨，你经常分不清拉姆西斯一世或是图腾卡姆的样子，也搞不清他们各自的成就到底是什么。我强迫自己相信，那些安静的躺在一起、用亚麻包裹起来、裸露着头骨的千年尸体，是了解那个灿烂的、失落世界的入口。但我的头脑空空荡荡——它们不让我兴奋。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不管是这口号，还是四大发明、长城、敦煌，这些成就，都在不断单调的重复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再把这些口号中的辉煌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文明古国吗？让我兴奋的是此刻的埃及。
在飞机上，我读到《埃及内幕——濒临革命的法老之地》。英国记者约翰·R·布莱德利，它描述的不是法老们的故事，而是一个陷入停滞、充满了愤怒的埃及。它的结构松散，叙述平庸，逻辑过分简单，却自有一股吸引力。它饱含愤怒，它不断令我想起中国。四年前，读到奈保尔对印度的描述，我有着类似的情感，不是愤怒，是一种深深的失落。当奈保尔称印度称“受伤的文明”时，中国的形象却突然跃入我的脑海——中国何尝不是受伤的文明。“感时忧国”，夏志清用它来形容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他们太着迷于谈论、感受中国了，既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内心世界，又没有培养起对外界的广泛兴趣。比起中文的“感时忧怀”，英文的“Obsession with China”更传神，中国成为了一个美丽的陷阱、一剂兴奋的麻醉，让一代代杰出的头脑受困其中。但对于我这一代来说，从未体验过这种Obesession，因为我们从来不了解中国。我们甚至还暗暗排斥中国。
我记得那次以色列之行。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的所有陈述角度都是美国式的，因为我读的这本阿拉法特的传记是美国人写的，信息来源主要是英文的。我没去试图追述一下阿拉法特、巴勒斯坦和中国之间饶有兴趣的关系。它曾是中国的密切的盟友，它在对抗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我也想不到，原来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尚未获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就思考过巴勒斯坦问题。世界历史的错综复杂，中国卷入世界的漫长过程，就这样被教条的教育所压抑。在几代中国人中，一种奇特的现象已经形成。在我们的教育、媒体、公共谈话中，我们很少试图去了解外部世界，即使对我们最崇拜与耿耿的美国的了解，也非常粗浅。同时，我们也不了解中国，除去下意识背出口号，我们找不到别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国家。我们似乎陷入了头脑和心灵的瘫痪，丧失了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能力。我们全部的能量，集中在一些本能性的行动上。我们生产，我们消费，我们娱乐，我们喧哗，但我们不倾听、不感受、不思考，也不追问……我逐渐意识到那假装是英文视角是一种多么大的损失，我主动放弃了自己独特生长的背景赋予我的感受力。像是一种逆反，我开始将中国视作我理解世界的主要支柱。它变成了双重的追问，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又怎么折射在中国的镜子中？在布莱德利对现代埃及的描述中，我发现了太多熟悉之处。同样是中断的漫长文明，同样是一个经历着从革命到幻灭的现代社会。
布莱德利在书的一开始就提到了雅可比安，它是一座大厦的名字，也是一本小说和一部以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标题。我在解放广场旁的开罗美国大学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亚库比恩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的英译本，作者阿拉·阿斯旺尼。
每个人都有熟悉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图，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有的人要长久的散步。而书店总是我理解一个城市的支点。在布拉格，我记住的不是圣·胡斯像或是查尔斯大桥，而是卡夫卡书店；我忘记了维也纳的面貌，却牢记正在装修的莎士比亚书店，我在那里买到了茨威格的《一个昨日欧洲人的回忆》。或许是我的头脑太过懒惰、内心太脆弱，面对不扑面而来、热气腾腾的新经验茫然无措，或是我总是“生活在别处”，要么执迷于过去、要么盲目的畅想未来。印刷在纸面上的一行行字迹，提供稳定秩序、经过检验的世界观，还有所谓“纵深的经验”——一个旅行者的浅薄的新鲜感，怎能与咖啡馆中吞云吐雾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这家美国大学书店，是我出入的第一家出入需要过安检、登记护照的书店。对我而言，它就像都市的小绿洲。在满是阿拉伯语、处处破败的开罗，它明亮、整洁、是一个我能读得懂，又经过整理分类的世界。这里有福楼拜和萨义德描写的埃及，有开罗的几代作家们的开罗，几千年的历史、重重叠叠的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都被精心的排列，只等你随时探取。我买了《亚库比恩公寓》。之后几天，我在这本小说和现实的开罗之间穿梭。
三
第一个夜晚，我在开罗街头闲逛。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还有庞然大物式的政府大楼，尼罗河旁一连串的酒店。夜晚的尼罗河缓慢流动，两岸的灯光打散了它的神秘。到处都是人，都是车流，人们浸泡在污浊的空气力。除去在美国大学书店，我再没有看到过一块干净的玻璃，一张整洁的墙面，即使夜色已至，你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灰蒙蒙。似乎一切都已年久失修，一切都衰退。我从没见过如此破败的政府大楼，很多玻璃窗显然破碎已久。马路上汽车让人觉得时光倒流，七十年代的菲亚特，油漆斑驳、车门破损，仍堵塞在马路上，司机们亢奋、焦灼的按着喇叭。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穿过开罗的马路都是一桩轻微的冒险。供行人使用的红绿灯太少，而司机绝没有耐心为你稍作停留，他们将你看成一个障碍物，试图绕过，甚至懒得减速。
“哪里是市中心？”我问路上的行人。没有期待中堪作路标的购物中心、写字楼，它们只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像极了中国的三级城市的市中心，与其说它们是商店，不如说是批发市场。它们一家接一家，卖着相同的产品。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橱窗展式，三米高的玻璃橱窗里，会摆上几十个的塑胶模特，她们里三层、外三层、摩肩接踵的排列着，仿佛她们在不断的自我克隆，毫不在乎人口爆炸的恶果。惨白的灯光，冲到街头的音乐，海量而雷同的产品，价签上的折价信息。或许因为物质太匮乏了，他们希望每个角落都塞满了物质，似乎匮乏从外在转到了内心，人们对打折的货物有着永不消退的胃口。匮乏也塑造了对时间的态度。即使很少有人光顾，商店一直开到半夜。没精打彩的店员和街上的路人，所有人都有大把时间的挥霍。
一个失败的现代都市，这是我对开罗的第一印象。我认同了布莱德利描述的停滞，开始阅读《亚库比恩公寓》。一开始，它的序言比正文更吸引我。阿斯旺尼回忆了他的出版经历。一九九五年，当阿斯旺尼试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时，由于私人出版业非常弱小，他找到了埃及书籍出版总署（General Egyptian Book Organization），这家部门掌管了公用出版业。出版总署的决定了一本书是否能够出版，但它的评审委员不是专业的作家，而是临时从不同部门抽调来的职员，可能是一个司法部，也可能只是个会计，他们参加评审，仅仅是为了获取额外收入，尽管这收入少得可怜。阿斯旺尼对自己的小说富有信心，却没有能够出版。因为阿斯旺尼没能说服，小说主人公嘲笑民族英雄Mustaf Kamil的话，不是作者的本意，虚构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是有差异的。整个故事，像是卡夫卡的K误到了开罗。《亚库比恩公寓》是阿斯旺尼绝望之前的最后努力。他准备移动居新西兰，而这本小说是对埃及的告别。他是一位在美国受训的牙医，回到埃及，仅仅是为了他的业余爱好——写作。这条道路似乎已经封死。最后的努力带来了奇迹式的成功。二零零二年，这本书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后，成为埃及也是阿拉伯语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二零零六年，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了巨大票房。
一九三七年，亚美尼亚商人Hagop Yacoubian建造了这座十层高的公寓楼。它的Art Deco风格，考究的材质，即刻开罗的上流社会的宠儿。房客中有政府高官、百万富翁、欧洲制造商，埃及的大地主……他们是此刻埃及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受益者，百分之零点五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但这也是一个自由实验的埃及，政治上议会、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新闻自由，教育水准则在阿拉伯世界遥遥领先，它也查观念开放的世俗化社会，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彼此交融。公寓楼的命运是埃及历史的缩影。革命不仅给很多埃及人带来了渴望的尊严，也带来了一个更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排外的浪潮——欧洲人、犹太人与富有的埃及人都被迫离去，他们被视作旧政权的合谋者。新政权的特权者成为了新租客，他们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骤然获得的特权没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公寓变得拥挤，房间里养鸡养鸭，再没人愿意维护公寓。七十年代的开放年代，昔日的市中心衰落了，新贵们搬往了新区。公寓被不断的转租、不断破败。阿斯旺尼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衰败之中。一名要进入政界的制衣商人、为了生活要出卖身体的美丽少女，要成为警察、却最终被现实逼迫成为一名宗教极端分子的学生，顽固的想保持昔日的优雅的没落贵族……小说中的每一个房客，都恰似时代的缩影。在大厦衰败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溃败。这是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道德已经崩溃，腐败无处不在，美好的价值难以生长。不仅埃及衰落了，埃及人也堕落了。这部小说触动了整个埃及的神经——是不是一九五二年的革命，彻底错误了？
亚库比恩公寓让我想起了一些老上海的旧楼。我不懂建筑，区分不出ArtDeco与新古典主义的细微差别。它们都像是希腊与罗马建筑的某种改造。不过，拱廊、铁门、百叶窗，大理石的台阶，还有铁栅栏式的辛德勒电梯，却是与某个时代特定的记忆。在那个时代，欧洲人的价值、审美、生活习惯从伦敦、巴黎，扩散到孟买、香港、河内、开罗、内罗毕……本地人以三重眼光来看待这欧洲风格。一方面，它们是被殖民的不幸痕迹，它们以入侵者的姿态强加到此地；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本地变革者来说，外来者也是他们的智力源泉和无穷刺激，提供了他们奋斗的确切方向，很多时候外来这甚至保护了他们，免于传统的暴政和偏狭；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是另一个要服从的权威，比传统的统治者更有力，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变成殖民地。
一间婚纱店、一个牙医诊所、一家青年旅馆，下午的亚库比恩公寓毫无生气，连小说里那种令人拥挤的喧闹都没了，只剩下遗忘。我坐在入门的宽阔的前厅的高高的台阶上。看着掉色的浅绿墙壁，深棕色的信箱，还有门内侧顶上的霓红灯管，正是花体的YACOUBIAN。你可以想象，一九三七年它初次闪亮时，建造者和房客们的欣喜若狂。不知它有多久没亮了。
不知有多少人对老上海产生过类似的感受。开罗是“尼罗河畔的巴黎”，而上海则称自己是“远东的巴黎”。很多中国人在法租界里躲避过战乱，这里有咖啡馆、电影院、百老汇歌舞、赛马、赌场、黑社会，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在这里写作、办报，批评当权者……它到处是西方的优越感，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新奇与优雅。当写作了《上海的生与死》郑念在二零零九年离去时，很多人感慨再没有这样优雅的女人了——她是老上海的女儿。漫步在老市区，你会发现成片的欧式建筑，它们很多比亚可比安大厦更雄伟与典雅。耐心的观察被风沙、岁月和漫不经心所腐蚀的建筑，你会发现他们像是从巴黎移植而来，同样的。你甚至可以想象它们初建时的典雅于堂皇。而如今同样的败落，同样被吞噬在小商铺的嘈杂中……它不由得让人想起《亚库比恩公寓》的电影中结尾的一幕，没落贵族扎基在夜晚的塔拉特·哈布街头绝望的喊道：“时尚在巴黎之前，先出现在这里，街道一尘不染，人们每天都清洗，商店很时髦，人们很有礼貌……他们应该看到这些建筑比欧洲还好，而现在甚至随便在楼道里倒垃圾，我们生活在埃及的衰落时代。”
四
我还是去了埃及的南方。去看那些石像、坟墓和庙宇，法老留下的遗迹，一个旅行者的必尽的义务。在阿斯旺，我看到了和开罗截然不同的尼罗河，河水湛蓝如海水，我住在其中河中央的Elephantine岛上，当年这里是非洲象牙的交易地。每天推开窗，正好看到河面上的白帆船。有时，时空突然恍惚，我觉得这里不是尼罗河，而是希腊的爱琴海，尽管我从未去过。或许是白帆，当地人穿的白袍和湛蓝的河水，令我产生错觉。Conract老酒店也在对岸，阿嘉莎·克莉丝蒂就是在那里写出《尼罗河惨案》的，它正在翻修。
埃及的颜色到这里变深了。当地的努比安人是黝黑的皮肤。我们乘车继续向南三个小时，是阿布辛布，一座边陲小城，再向南四十公里，就是苏丹。它曾经是埃及的管辖地，也是整个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据说，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区之一，如今是人道危机的代名词，中国因此倍受指责。尽管是观光地，小镇控制严格，外国人都必须登记护照。深夜，我出来找宵夜吃，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警察陪着我找到最后一家没打徉的餐馆。我坐在露天的二楼，看着夜色中的南方。忽然想起中国与苏丹的另一桩联系。帮助李鸿章战胜太平军的英国人戈登、常胜军的指挥者，最后不就死在苏丹的喀土木吗？他是个冒险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奇特人格之一。他的一生似乎也是英帝国达至权力顶峰的象征。一个英国人既可以在中国的江南水乡穿梭，帮助政府军评定叛乱；也可以非洲东岸担当总督……
自从一八一三年被意大利冒险家发现以来，阿布·辛布的拉姆西斯神庙惊奇了每一代旅行者。我读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庙都已呈现，剩下的是就是规模了，如果雕像越高大、石柱越粗壮，我就只能越强迫自己惊叹，我私下羡慕那写十九世纪的旅行者，他们可以在石像上刻上，杰克逊，一八四八年至此。不知为什么，我没对它们产生亲密感。或许是太多游客了吧，人人都拿一本Lonely Planet。这是现代游客们的《古兰经》，你逃不出它设定的世界。同样的酒店、同样的咖啡馆、同样的小商店、同样的观光点，它既解放你又诅咒你。你可以如此迅速的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钻入小巷深处。但也是因此，所有人都钻到同一个小巷深沉。人们放弃了自我探寻的风险与乐趣，假装自己可以被同样的景色、味道所吸引。旅行不再是寻找，而是印证，印证Lonely Planet的描述。是加谬说的吧，旅行寻找的是恐惧，是再度的陌生。而更多的人寻找的熟悉、是确认。
从阿斯旺到阿布·辛布，再到卢克索，最后一站是古埃及文明的顶峰，一座纯粹游客城市。国王谷睡在尼罗河东岸，而两座巨大的神庙在西岸。它的市容的确与众不同，更干净、整洁，马路中央甚至种了树，上面有圣诞节的塑料灯。据说雄心勃勃的州长，在过去三年里以埃及官僚系统罕见的高效重整了市容，他宣称要把卢克索变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馆。成为博物馆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我记得十月份在《金融时报》读到的评论《未来的博物院？欧洲此刻的选择》。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森的忧虑恰似此刻欧洲情绪——在一个亚洲和其他地区迅速崛起的年代，欧洲是否越来越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力量？配合文章的是一副漫画，在玻璃罩下是一个悬挂欧盟旗的欧洲城堡，而两名中国人与一名印度人正围着它好奇的打量。成为博物馆，也在宣告着死亡。而卢克索或许还有整个埃及期望通过博物馆获得重生。历史与现实达成了奇妙的结合。法老们崇拜死亡，他们一生唯有两件事，征战、修建自己坟墓。而七千年后，这些对死亡崇拜，变成了此刻埃及的主要依靠。Knack神庙的超出预料的宏伟，即使正是人头攒动的游客的中午十分，似乎这世界各地涌来的嘈杂和廉价的好奇心，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许的震慑力。两、三个身着蓝色长袍、包着白头巾的老人偶尔经过巨大石柱和废墟，像是遗迹的暂时的托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在两百年到来，但所有人都只是暂时保管者，不知下一个托管者是谁。一八四九年的最后一天，英国二十八岁的南丁格尔也曾到此。比起对建筑本身的惊叹，神庙下的地人的生活是另一番景象：“孩子们的眼睛上沾满了东西，苍蝇落在上面，母亲不去驱赶它说这“对他有有好处”，纹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骆驼舔着脚掌……”
“卢克索人”，一位开罗的朋友说，“他们是最糟的埃及人。”而布莱德利更刻薄，他说卢克索是埃及丧失了尊严的标志，而这种丧失与政治直接相关。“如果说纳赛尔给埃及人的礼物是骄傲”，他在《埃及内幕》中写道，“穆巴拉克则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无耻的机会主义和缺乏尊严是唯一被奖赏品质。”布莱德利给出的极端例证是卢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与西方中、老年妇女的露水婚姻。金钱与性的交易在古老的主题，大部分情况是男人提供金钱，女人是性，而这里是少年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廉价的好奇心，甚至战胜了神庙的宏伟。在街头和酒吧，我四处寻寻找年龄不相宜的一对。在绿洲咖啡店，一个善谈的英国妇女却主动讲起了他的埃及丈夫。她看起来不够老，像是四十五岁上下，有着英国人少见的爽朗，大该是卢克索终年的日照让她早已忘记了伦敦的阴霾天气。她说起埃及可怕的结婚手续，她仍不会说阿拉伯语，丈夫比她年轻，他们开一家餐厅，叫“尼罗河的珠宝”。
“她的婚姻算得上成功。”英国女人离去后，大卫说。他是咖啡店的老板，一个毛发很重、肚子很鼓的美国人，自从一九六九年到德黑兰学习阿拉伯语之后，再没离开过中东。他的咖啡店已开了将近十年，他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人，每个人也都熟悉他。对于这些速配的婚姻，他语带嘲讽地说：“这是卢克索最大的产业了。”
咖啡店里有过期的《外交事务》、《纽约客》，是本地的西方人与旅行者的聚会地。他说起这些年在埃及的经历，他从未读过《埃及内幕》与《亚库比恩公寓》，却一口咬定他们的悲观论调，既无知又荒诞。“你可以说穆巴拉克有问题，但是倘若自由选举，他还是会当选”，他的语气既嘲讽有肯定，“他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他暗含的意思是，阻碍埃及的不是领导人与政治制度，而是更深层的东西——埃及人的文化、社会心理。我似乎听到他在说“他们就该当目前的样子”。一些时候，你的确觉得“他们该当如此”。在卢克索的大街上，我和马车夫吵起来。“我的朋友，你说给多少就给多少”，在一路上我不断碰到这样的小贩、导游、出租车司机、赶马车的人。主动的示弱是另一种力量的表示。倘若你给予没有他们期望得多，最初的慷慨就会变成喋喋不休的讨要。一切都是模糊的，所以每次正常的服务，都变成了讨价还价。他们知道旅行者的耐心有限，所以总是能够得到他们期望的价格，它经常要比本地人高上十倍。这两个身穿蓝色长袍的马车夫，刚才还递给我卷着烟土的香烟，和我说起英国女人如何如何，现在又突然多要五十块前，因为“他的马累了，需要小费”。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变得愤怒与烦躁，一个旅行者的种种新奇感和耐心都无影无踪了，我开始大声斥责，威胁着下车，一分钱也不给他们。他们又突然安静下来，刚才的执着与生硬都消失了，满脸堆笑与故作的诧异：“我的朋友，你为什么生气，我们是朋友，你还要烟土吗？”我想起了奈保尔对于非洲人与印度人的刻薄描述——他们摆脱了殖民者，却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他们仍有着被殖民化的头脑，缺乏独立与自尊。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他是对的。但是，我也理解他们的感受。你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外国的旅行者的。倘若你长期生活在一个匮乏的社会，见惯了弱肉强食，新到来的金钱会摧毁掉一个人最后的纯真。但也有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压力与诱惑下，顽强的保持自尊。
在开罗的维多利亚旅馆，我碰到餐厅值班的服务员，他的眼窝深陷，有一张安静、愁苦、又极富自尊的面孔。借助一本阿拉伯与英语的字典，他和我谈起他人生。正是夜半，所有人都睡去了，他用手机放着阿拉伯语老歌，一边给我准备三明治，一边谈起他的个人故事。白天，他是小学教师，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五点，在学校教课。到了晚上九点，他在这里照管餐厅，一直到凌晨七点，房客们开始吃早餐为止。“那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下午五点到九点之间，吃一点就谁，然后就是休息日，学校是周五休息，餐厅周日，这两天我就睡个不停”。他有三个男孩子需要供养，他们要读书、成家。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二十年。他的例证不算新奇，很多埃及人需要两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临行前，一个在开罗工作的小伙子对我们说，“这是他们所依赖的一切，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
五
在埃米尔（Amir）电影院，我看到了《阿凡达》。影院破旧、观众稀疏，看不到一个女人。亚历山大城的繁华与喧闹都集中在Saint Stenfano新区，那里有购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裤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彻夜游荡。我所住的老市区，荣耀不在，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崭新的。但倘若耐心，你会发现它们曾是多么典雅，它们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遗迹，是一个一心要变成另一个欧洲城市的亚历山大的见证。老城堆积着层层的记忆，从23岁征服世界的马其顿的年轻君主，妖冶的克利奥巴特再到奥托曼帝国的年代和拿坡仑的舰队，它诉说着埃及人独特的身份——埃及不仅是尼罗河文明、伊斯兰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在20世纪后半叶，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讲。1956年7月26日，年轻的总统纳赛尔在交易广场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仅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苏伊士运河。自从1882年以来，它一直处于英国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获得真正独立的阴影。宣言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它也与纳赛尔的性格紧密相关，也是新政权的权力本质的展现。不过，对于埃及人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没人想去探究这前因后果，它是一次彻心彻肺的狂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扫而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纳赛尔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领袖，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他象征着中东重获的“尊严”，也是一个帝国退却、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年代最重要的声音。
《阿凡达》就像是詹姆斯·卡梅隆其他电影一样，是惊心的特技和煽情风格的结合，黑白分明的简化世界观贯穿其中——残酷的压迫与正义的抗争，它还如此不可救药的追随时髦情绪——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变暖，我们就来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尔影院（埃米尔是伊斯兰长老的意思），你很轻易产生这样的联想——西方人（一开始人英、法，如今是美国）带着他们的资本主义逻辑与现代科技而来，他们破坏了原本自主的伊斯兰世界。唤醒生命与力量的巫师，是纳赛尔，也可能是本·拉登（当9·11发生后，中东很多地区是多么的欣喜若狂）。简化的世界观则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们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它是共产主义，它是反殖民运动，有时则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出现。总存在着明确的敌人和解决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获得拯救。似乎历史并非如此，审判了资本家、赶走了帝国主义、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后，一个新世界常常并未到来，在很多时刻，它甚至变得更糟了。
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对法鲁克国王的怀旧之中，而对1952年的革命则心生憎恶。至于纳赛尔赢得的尊严，在1967年于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再度转化成羞辱。那个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从未达成真正的联盟，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和睦。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人们，没兴趣理会这些东西。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恨，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20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但是，阿斯旺尼比我乐观得多。最终，我见到了阿斯旺尼。约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他的诊所。Garden City不似Downtown喧闹，却同样破败。夜晚的街上静无一人，路灯昏暗，阿斯旺尼牙医诊所的白色灯箱的广告牌难以被错过，Dr. Alla EL Asswany 名字和他职业牙医赫然其上，标明在第四层。你想象不出在其他地区看到类似的景象。比如在芝加哥，你会看到索尔·贝娄工程公司的名牌出现在街道的拐角，或是北京的余华运转着自己的口腔诊所——他从前也是牙医。
乘着迟缓的电梯，我们来到四层，诊所是顶角的一间公寓房。星期日的晚上，是阿斯旺尼每周两天行医中的一天。在这一天，他下午来到诊所，然后一直到半夜。我们坐在狭小的接待室里等他，耳边不时传来机械动力的声音，不知是什么医疗设备正被使用。一侧墙上挂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授予阿斯旺尼的毕业证书，1983年—1985年，他在那里学习。在埃及，这是最好不过的信誉保证。人们对美国，表面愤怒，内心崇拜。
阿斯旺尼从诊所的里间走出来，身行高大、宽阔，有一种身形相匹配的温暖。“左拉是医生，契诃夫也是医生”，他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双重生活有什么特别。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写作维持生活，马赫福兹一直是一名公务员，直到1988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那些动人的篇章，给他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在《亚库比恩公寓》出版的前两年，尽管它是前所未有的畅销，却仅仅给他带来九千元的收入，思想与创造力不被重视。直到它的外语版权出现后，这一状况才得到，几个月前，它的全球版权卖出了100万册。他仍愿意继续行医生，他担心成功会限制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谈论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着一个作家与现实生活与社会的敏感呢——当一个身处病患，总是呈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贫困、腐败、教育、甚至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他说，“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药。”
和小说中弥漫的绝望，他在现实中的乐观令人意外。存在着两个阿斯旺尼，小说家的阿斯旺尼描述痛苦、幻灭，它们都已紧紧的扼住了埃及与埃及人的咽喉，让他们濒于窒息；而专栏作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阿斯旺尼，则努力使人确信，复杂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解决方案，一切都有希望。他说尽管没有成熟的反对党，但是他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希望就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正热烈的期待巴拉迪的归来。去年11月离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许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埃及人。他决定参与2011年总统大选的消息，是对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奋的冲击。所有埃及人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计划——穆巴拉克的儿子Gamal将竞选、并很可能当选为下任总统。通过他每周一次的专栏与沙龙，阿斯旺尼是一个热忱的公共生活的领导者。但他没准备加入任何党派。“小说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他的这句话适用于所有处于政治高压下的社会。他说小说要激怒人，迫使人们深入的思考他们的生活。这或许解释了他的小说中为何充斥了性描述——在一个蒙面妇女日渐增多、腐败无处不在的社会，性仍是个禁忌的话题。它是权力的滥用、个人压迫的副产品。你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政治与社会效果，超越了文学性。不管是《亚库比恩公寓》还是《芝加哥》，它们都像是情节紧凑的肥皂剧。情节扣人心弦、结果却在预料之中的，人物太过类型化，不管是商店的营业员，投身极端主义的青年，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似乎所有都只是自身背景与现实力量的产物和俘虏，他们无法逃离自己的出身、肤色、性别、阶层，一切努力最终都只是迎来幻灭。它们是充满快感的阅读，却很难说杰出的文学作品。西方世界给予他的广泛的承认，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表达，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姿态。他是当代埃及的反抗声音。
阿斯旺尼自有其辩护方式。他谈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他将小说重新带回了讲故事，当时的法国作家们的那些实验——他们终止了阅读的乐趣。他说自己的小说是给普通人阅读，而不是文学评论家。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有时淹没在突然传来的机械噪音中，有时则被进出的人打断，阿斯旺尼和他们用阿拉伯语谈上几句。当其中一位老先生离去后，阿斯旺尼说他是他的病人，也是开罗大学一位政治学家，著名的反对派——他们在诊所谈论牙齿和埃及的未来。我们的话题从妥斯托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给我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是，他对埃及人独特性的强调甚至于沉醉。它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现在却陷入了停滞与衰退。即使他在《芝加哥》中展现出的难以融入美国生活的海外埃及人，也是某种埃及中心论的延伸。埃及人不习惯于移民，埃及一直是移民的接受者。是欧亚的连接点，有尼罗河，有苏伊士，有细长棉，有石油与天然气，还有8000万勤奋的埃及人，“我们埃及真的不同，从亚历山大到乔治·W·布什，没人能忽略埃及的战略位置。”在法老的王朝结束后，是阿拉伯人的到来，接着是奥托曼帝国年代，拿坡仑的法国短暂的入侵过，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则从19世纪中页一直到1952年革命。走在此刻的开罗，你发现历史像是一个洋葱头，它一层又一层，人们杀戮、谈判、贸易、通婚、生儿育女。在到达开罗之前，我很难想象它曾经被称作“尼罗河旁的巴黎”。
如今，阿斯旺尼最期待的变化来自巴拉迪，2月7日那一天，他们要去机场迎接巴拉迪的归来——似乎是另一个奥德塞归来的故事，另一个现代童话吗？“历史上的任何变革都来自不可想象的梦想”，他说，“很可惜，你们要走了，看不到这场景了”。
六
二月二十日，阿斯旺尼出版了他的新书，《论埃及的现状：一个小说家的激烈反省》。发布会是在那家干净、明亮、必须穿过安检门的美国大学书店。
在网络上，我看到了现场的照片，阿斯旺尼神采飞扬。十三个月前，他在诊所里的乐观期待，如今得到了回应。
十八天的抗议，竟让三十年的独裁者下台了。双方的对比如此悬殊，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平民，除去游行、抗议、在网络上传递信息，别无所能，另一方则掌管了军队、警察与财政。这必定也是历史上最幸运的革命之一，它付出的鲜血如此之少。
一年前，我在旅行时碰到的那些青年，应该都出现在了街道与广场上。长久以来，恐惧是这个政权得以维系的关键。一旦人们冲破了这层恐惧，爆发出的力量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震惊。
在将近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小说里，阿斯旺尼借一位青年人之口嘲讽埃及人：他们满口法老的传统、灿烂文明，却在实际生活中“怯懦”、“虚伪”、“懒惰”、“卑鄙”，他们永远是仆从心态，总是对更有权力的人卑躬屈膝。
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吗？“当一个人陷入真爱时，他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他在几天前对一位记者说，“一场革命就是这样。”他相信革命的参与者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变了样，“我们有了尊严，我们不再害怕”。
他用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来形容穆巴拉克在这十八天里的反应。一开始，他拒绝承认现实。接下来他指责抗议者被“敌人操纵”。而后，他用尽卑劣手段保持权力。当这一切都失效后，他逃离了。似乎不是文学描绘生活，而是生活在模仿文学。
人们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还没人去探问逃离的穆巴拉克的隐秘生活，去追问一个曾被寄予厚望的青年领导者，如何堕落到今日的下场。三十多年前，作为萨达特的主要助手，他的高效与低调作风曾赢得中东诸多领导人的信任。但在他下台前，那个精干的空军军官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现代法老，绝对权力腐蚀了他的头脑，禁锢了他的内心。
仅仅是广场上的公众抗议把独裁者驱赶下台吗？很多人在解放广场上的行动中，看到了新的抗争模式。它是非暴力的，它不需要完善的组织，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新媒体提供了新的联结方式……剧烈的变化，令之前的所有设想都没有发生。穆斯林兄弟会没扮演重要角色，让很多自由派期待的巴拉迪，也没成为反对派的领袖，倒是一位Goolge公司的管理者成为意外的英雄。连阿斯旺尼如今都承认，埃及需要年轻一代来领导。
很有可能，随着卡扎菲在利比亚疯狂屠杀的展开，埃及人多少会对穆巴拉克产生某种特别的感情，他是个独裁者，却还不是个疯子。也有可能，他其实一直是个业余的独裁者，他的权力比人们想象的小得多。一些研究者发现，军队才是控制埃及的真正力量。他们小心翼翼地隐身在政权背后。在埃及的自由媒体中，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界限，他们可以批评穆巴拉克政府，却不敢批评军队。军队也善于使用自己的权力，在这次抗议中，他们的中立态度令声望达到了新高峰，被授予了重组政府的新权力。
悲观者们忧虑军队的不放权，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担心埃及再度掉入历史的惯性。它有过漫长的法老统治，而在二十世纪，则饱尝失败革命的苦果。人们曾经对纳塞尔的革命如此迷狂，如今却缅怀革命前的法鲁克国王时代。二零一一年的开罗，又可能是一九七九年的德黑兰吗？推翻了一个腐朽的世俗政权，却迎来了一群原教旨主义者更封闭的统治。
但阿斯旺尼可不相信这种悲观。他用一九七四年的西班牙作比：在漫长的佛朗哥独裁后，一个民主、进步的时代到来了……
七
“你怎么看埃及的革命? ”
在中山北路的一家咖啡店里，我问对面的年轻人。昨夜，我从北京到台北，打开电视机，发现穆巴拉克辞职了。
这实在出人意料，街头抗议真的能终结独裁统治。狂喜、骚乱与希望，正席卷中东，从突尼斯开始的“茉莉花革命”，迎来了阿拉伯之春。它当然触及到很多中国人的心，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与餐厅里的茉莉花茶焕发了意外的生机。
这也是我第一次清晰感受到民主化浪潮。
我错过了第三波民主浪潮，当它在八十年代席卷东亚时，我还太年幼，只记得电视新闻中，韩国学生向警察仍石块，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说“人民的力量”。我甚至没意识到，天安门广场上头顶上缠着白布条的年轻人，也是这此浪潮的一部分。
二零零四年，当颜色革命一个接一个发生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时，我正沉浸在中国崛起的幻象中，饥渴地想分享一个新超级大国的整体荣耀。隔在“人民的力量”与“颜色革命”之间的是中国令人震颤的经济增长，一个大国崛起（或是复兴）的故事。而在“颜色革命”发生时，这个中国故事的步伐加速，它甚至不仅要崛起，还要“统治世界”。
“民主”概念在这个中国故事中似乎无处容身。一种奇妙的共识正在形成——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推行民主，中国才取得了如此成就。即使一些人承认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也丧失了它的普遍意义。一些时候，它被贴上“西方式民主”的标签;另一些时候，人们则声称中国已经获得了“民主”，一种“中国式民主”。
总之，“民主”既缺失足够讨论，又被过度诠释。它似乎与每个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无关，与那些上诉无门的被拆迁户、上访者、战战兢兢的私营企业主、自我阉割的知识分子无关，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因为足够抽象，它可以被忽略，或任意扭曲。
但这一次可能不同。自从突尼斯的抗议发生以来，它就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奇妙的反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与此相关。我则好奇，中国似乎能抵挡每一次外来的浪潮，这次会有不同吗？
但台湾人生活的是另一个世界。一场小雨过后的台北，清新、少许的寒冷，树叶仍绿，沥青马路上的黄色分隔线更为醒目，出租车与摩托车呼啸而过。距离蒋经国的“解严”已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不管有多少表面的政治丑闻，民主体制已经得到确认，它是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成功者。而且，只要你在这里稍作停留，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业已成熟，它受政治权力影响甚微。
这个年轻人穿着深蓝色的长外套，眉毛稀疏，还有四个月就二十七岁。他热情、敏锐，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尽管有时话太多了。他在一家台湾基金会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有着异常的兴趣。这多少出人意料。
对他这一代人来说，民主像是空气、阳光与水，自从出生起，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被迫的沉默、军警的审查、猛烈喷发的狂热，他们都没体验过。政治或许仍旧重要，但它不是自由与压迫、民主与独裁之间的较量，而是身份的寻求与确认：你是“蓝”是“绿”，是“统”还是“独”？在过去的几年里，甚至这也不再那么重要了，他们都是“台湾人”。距离“解严”四分之一世纪了，获胜的不仅是民主体制，也是台湾的主体意识。
胜利也带来了空虚。年轻一代既不需要对内争取自由、民主，也没兴趣对外争取拓展国际空间。这两股曾推动台湾迅速崛起的力量，如今都消退了。填补这种空缺的是一种自我沉溺。整个台湾社会都在向内看。它可能是不可避免，或许也值得庆贺，每个人、每个团体都要经历这自我寻找的过程。同时，它也令人忧虑，倘若你放弃了对更广阔外部世界的兴趣，这自我寻找经常流于狭隘与单薄。
突尼斯与埃及的革命很难激起这里年轻人的兴趣。它们离台湾太远了，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经贸往来，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相去更远。他们很难、也不需要体验民主分娩时的阵痛与狂喜。一位著名艺人的吸毒，比开罗解放广场上的胜利更重要。
但这个青年不同。“它确认了我对于民主的理解，它真是有普遍价值的”，他情绪激动的说。埃及的经验弥补了他所错过的台湾民主历程，更重要的是，它还确认了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看法——它终究要变成一个民主政体，这是潮流与趋势。我多少理解他的感受。几年来，中国模式的愚蠢论述充斥在世界媒体，当然也影响到台湾，似乎中国真的不需要民主。
他年轻，有很多梦想。他把对中国的民主变革，视作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既不寻常，也很正常。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他恰好把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建立在这个雄心勃勃、也多少显得遥不可及的目标上。这也像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逆反。台湾社会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刺激，他就索性去寻找一个更大的目标。谁知道，他这信念能坚持多久，会不会中途改变。但此刻，开罗的胜利情绪，飘荡到台北，鼓舞他去改变北京的愿望与信心。
八
中国会像埃及一样吗？现在，轮到他问我了。这个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已碰到好几次。
应该很难。中国的情况要更复杂：国家机器更强大，社会控制更严密，共产党的体制也更富弹性，没有一个明确的独裁者作为目标，中国民众的忍受力也超越人们的想象。我总是这样回答，这多少令我的朋友扫兴。
事实上，我对于自己的答案，没有一点信心。我很清楚，对于中国变革的可能性，我不仅缺乏深入的理解，更为致命的是，还丧失了想象力。
我很难想象这个政权突然终结时的场景。在公开的文章里、私下的谈话里，我已经诅咒了这个体制很多遍。不仅从常识上，还是在繁多的政治经济著作里，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更不应该持续。但是，它会怎样终结？该怎样让这种变革更为顺畅、更少振荡？我几乎从未设想过。
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还是蕴涵着某种更深的困境？我可以找出很多借口为自己辩护。知识分子不该成为预言家。近代历史上，已经充斥了这样的例证，中国受害尤深。我也可以搬出那套似乎深刻的“反革命”理论：中国社会总是在暴君政治与暴民政治之间摇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戏剧不断上演，新的解放者经常比旧的压迫者，更令人惊恐。此刻的中国不正在处在这种气氛中？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已被普遍视作一次失败的革命，它不仅没实现最初的许诺，还意味着重重灾难，蒋介石被重新浪漫化为民族英雄与开明的专制者。这情绪也影响到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倘若没有孙文这样的激进分子，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立宪国家。
但一旦静下心来，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原因禁不起推敲。历史或许存在某种规律，它的惯性会影响此刻的现实，但它的复杂性常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的规律与惯性，不过是另一种刻舟求剑。推翻清政府的不是孙文的革命党，也不是武昌城里的临时起义军，而是曾努力维护旧秩序的立宪派。而谁又能料到解放广场的群众示威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埃及的转型当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这丝毫不减弱推翻一个长久独裁政权的成就，政权更迭的代价，则比人们预料得要小得多。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创造性，经常打破所谓的历史的惯性与规律。一年前，我埃及旅行时，人们期待的是巴拉迪，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拥有世界性声誉的自由派，回到埃及领导反对运动。但当革命发生时，一些从未预料到的人物，成为运动的核心，给予运动需要的能量与方向。
为何我丧失了对未来的想象力？很有可能，这与整个知识阶层的失败感相关。
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很难相信知识分子在政治与社会变革中本应扮演的角色——即使不是中心性的，也该是不可或缺的，它既使在实际操作中不够精明，也该有道德与知识上的权威。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多年的政治迫害与持续的反智的社会情绪后，这种使命感与中心感，已经荡然无存，一种无力感四处蔓延。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政治权力与大众都令人惊恐。与其思索那些宏观的、无法左右的问题，不如退回到自己熟悉的小世界。一种反政治情绪也随之而来。我不敢、也无意去想象未来，因为我无力参与其中。
更重要的是，不管我怎样厌恶这个体制，我仍是这个体制中的受益者。我担心既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在突然到来的无政府主义与现存的专制之间，我其实默默地选择了后者，它代表着我习惯的秩序与稳定。
很有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开罗的场景不会在中国发生。但这不该影响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想象力，为可能到来的变革做出智力与情感上的准备。反抗的意义，并不在于反抗一定要成功，而是抱有对可能性的渴求，能够在最晦暗的时刻，仍怀有对光明的想象。而这一切前提是，你必须坚信自己的创造力与使命，同时你又不能过分地自我迷恋，它常常夸大挫败情绪，怜悯自己的脆弱。
我知道，自己仍距此甚远。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