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曼菱
来源：当代
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岁月和人格构成。
人走了，历史的本质会渐显露出，世态炎凉左右不了。
季羡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记》
2007年7月，秋凉初透。我到301医院病房探望季羡林。
他毫无龙钟之象，白衣凝神，端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编撰的《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他讲了几句，说“这事很有意义”，静默片刻，我俩有一段对话：
季：“你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没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怎么写？”
季：“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怀想起当年朗润园光景。
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热烈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以最精确的护理救治。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生活在孤独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季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他对我突然提及《浮生六记》，那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那是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翌年夏天，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展开是一宣纸，季羡林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是他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词。
此间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五〇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而笑。那时我还在童年。
我感到他的牵念之情，也发觉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
他让杨锐取纸，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
《浮生六记》表面写的都是趣闻逸事，其实也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
季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季羡林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象，一举推到社会顶峰，是北大应“上面”要求推荐的。
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来，这是中国政治的一贯的思路。
王老还告诉我，北大从来没有给季羡林“派”过秘书。因北大不会给一个退休的副校长派秘书。当年的马寅初退休了也没有秘书。
那次去301医院，因我眼疾，行动不便，由在京念书的外甥陪同前往。我曾与他谈：看一个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时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围小原则可以解释的。将季奉为圣贤楷模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当局“维稳”的一个举措。而季羡林心知肚明，配合之。
外甥亦认同此见。他说，季见过中国的乱世，所以他也希望“维稳”。
我想，季羡林可以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理解了。
身后谤议
在季过世后，有两方面的评论令我关注。
一是来自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指责。
余英时不满意的原因是季羡林被大陆称为“大师”一说。
关于“季羡林是不是大师”，在知识界从来都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只是大众与媒体吸引眼球的勾当，不足为知识界认真说道。
当代中国，“大师”满天飞舞，定义早已混淆。
大陆现在有没有像余所指的那样具有民国风范的大师呢？
学界文界，体制已改，时有“遗风”犹存。而遗风能够演绎多久？要看今后的体制是否有利于其养成。
余英时关于“大师”的评议与慨叹，值得思考。
但余的更多指责内容，则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是连同任继愈先生一起抨击的。
余说季羡林“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说任继愈：“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
从而指责季羡林任继愈：“没有骨头”；“后来没写什么东西”；“歌功颂德”“民族主义”等。
这是不公正的；与季任二位的人品业绩事实相违。
事实上，余英时先生自己还是没有脱出那种以“国共”划线的偏见。他自己访问大陆时拜访任继愈，在国外又将任先生接到家中相待，这是学者的方式。为何在别人逝世之后，又出来这么“政治”的方式了呢？这不是“二重人格”吗？
有一位史学界的北大学友定居美国，他曾对我说：“那些海外的学者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国内学者？”这令我感动。
彼此的生存资源已经完全不同。国内学者所经历的曲折与辛酸，是难以对外人道的。而国内学者所承负的责任，和那种“跌倒又爬起来”的弘毅精神，“虽九死而不悔”地推动着中国大地的艰难前进，这种奉献与作用，则更是为海外人所难以取代的。
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并不都如余英时先生这样，持一种“站在干岸上”的态度，来对待国内知识分子。
前些年李政道博士回来，在北戴河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接见。李博士当面进言，希望最高层更加重视国内科学家，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近读刘再复先生写的《师友纪事》，他并不因易其地而变其情怀，而是深情历数国内学界前辈的艰辛。飘泊流离，而心系母土，拳拳赤子也。
此种立场与态度，涉及到人格修养，对历史的理解与负责感，和对同类的敬重心。
说到国内昔日“运动”，我以为“反思”与“追究”是两回事。
这些年我在做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一事，也时常有人对我讲，某位老先生在某次“运动”中如何，总之是不允许人犯过失，连天真的过失也不允许。
当我面对这些耄耋之年犹未敢忘忧国的老人，见他们忆起少年壮志时的兴奋与惆怅，对眼前国情的焦虑，不由自问：他们还有何罪？
我刚入北大时，曾邂逅一位忠厚的清史专家许大龄。他听说我在云南时曾遭受迫害事，即满面愧色地对我赔罪，说他原来是“梁效”。仿佛是他要对中国大地的这些苦难负责。许先生一直生活在沉痛中，终于早逝。
中国文界，罪莫大焉，莫过于当年“文化领袖”周扬了。可是他晚年的悲伤与自责，令人悲悯。
鲁迅说，千年“吃人”，罪在礼教。而这数十年的“整人”，罪之根源又在何处呢？
古人有洞察之言： “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
今年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托翁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损害人的与被损害者，都可以得到复活。这是其他只是揭露罪恶的作家不可及的高度。
难道我们经历漫长黑夜的中国知识界就不允许自己的同仁“复活”吗？
如果没有一点托尔斯泰精神，恐怕很难打理我们这个受到重创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山河。我们成天说“普世价值”，就是要爱人类，为什么连自己苦难的同仁也不爱呢？
近来我常思：经历改革开放后多年的努力、启蒙，这么多殚精竭虑的前辈走了，而中国屡屡进而复退，文化垃圾弥漫。令我们这代人在“将退”之际有一种挫败感。
季逝世后，我在京城听到一些小圈子里的评说。
大众认识的只是媒体上的季羡林。我本以为，小圈子里的人才真正切近季羡林的今昔。所以我很关注。
但令人失望的是，文人小圈子往往充满太多的相妒与相轻之情，少怜悯心。
一种说道，是拿季羡林与钱锺书先生相比较。
我在大一的时候，曾经写信给钱先生，谈《管锥篇》。此书一出，我们都在“热读”。正当我被人们指责为“冒昧”时，却意外地收到了钱先生的亲笔信。信中说“你已大悟大彻”，并邀请我到三里河他的家中谈谈。
钱先生的学问名气太大了，令我不敢草率。面对他的过奖，我得拿出一篇有关《管锥篇》的文章来，才敢上门。这样与钱先生失之交臂。
越到后来，越知道他那封给我的信之珍贵。我浪费了先生给我的这个机会，和为我打开的这扇门。后来闻钱先生走的消息，我曾遥对上香。
季羡林与钱锺书在人生与人格的形成上面有极大的不同与反差。季的起点、家学、家境，以及成才过程都不能与钱先生相比。一个是名门望族，世家才子，另一个是贫寒人家，孤儿寄养。
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能与钱先生的优越家境与才华相比拟。
这个起点和成长过程的巨大反差，也决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从学问到生活，季由于先天的单薄，容易被人利用驱使；远不如钱的成熟，理智，谋略和善于成就与保全自己。
文人学者之比，是为了增进学术，砥砺人品；岂能去比俗闹和排场？
我来京为季先生和任先生送行时，两度八宝山，景况各异，感触良多。
季羡林的告别仪式人潮汹涌， 如赶庙会，几无肃穆。
任继愈的灵前告别那天，早晨大雨，人们被淋湿，神态黯然。来人都是学院、研究所、图书馆这几个圈子的。规模得体。
就个人命运而言，季羡林比钱先生和任先生都要凄惨得多，应令人有兔死狐悲之叹。
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各有抱负，也各有醒悟的机缘。他们各有千秋，各有完成自己的途径。正如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是这样。
相识
季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认识季，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载，相识风雨中。
1981年，北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运动。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当时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加之我个性自由，平时口出狂言，爱唱爱跳，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小平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象。
中文系78届，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我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之于众；正在社科院读研的男友，在这声讨中与我分手。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看了那些大字报，矛头一时都指向一个女生，担心我承受不住压力发生意外，叫人暗中跟着我。
我被带到季的家中，受到他的抚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他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颇为融洽。
1980年初春之夜，中国男排不负众望，冲出亚洲。在北大学子的游行队伍中，我被推举了出来，站在一辆自行车的坐垫上指挥。熊熊的火把燃烧到我的衣服。在那天夜里，我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那时的北大，是我们创造自己，创造历史的舞台。
北大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涌现出来的人物后来各行其道。而那一次竞选中吸引社会各界的各类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内容，直接影响和介入了中国后来的改革进程。
毕业离校时，季羡林将刚刚出版的书赠送我，是印度史诗的译著。文字清明，有东方素朴之风。
1986年岁末，电影《青春祭》在美国举办“中国电影首届新片展”，作为原著和编剧，我应邀访问好莱坞。
飞机起飞后，我突然收到季羡林派人送来的信。
他担心我第一次到美国，万一钱不够花，或有难处，特意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朋友。
我回国后，他却只字不提此事。
季羡林有着激越坦荡的情怀。但一生中轻易不露。
老秘书李玉洁说，季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泼的我却能与他一坐几个时辰。而每知我到京，先生都会兴奋地等待。
季非常细腻和敏锐，谈话直指人最需要的一种精神需求。
他总是对我最狂妄的思想与作为给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着。
1986年我访美归来，正值海南特区初建，促成我心高气大，于是在岛上筹备一所东南亚职业大学。
我对季羡林说，现实社会急需一批具有理想的务实型学子。季表示支持。一天，李玉洁打电话给我，说先生已经筹到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来北大领取。
职业大学事，最终因申报未果而息。筹款岂敢动用？遂分文未取。
季羡林交人，肝胆相见。但这种君子一诺便许千金的方式，不适用于社会。其实季就是在校园内也常在钱财方面受骗。
到后来，他的圈子变化了，而行事依然如此，轻信于人，故发生被欺骗与利用的事情。
写“牛棚”
季羡林的声望达到极顶，应始于北大“百年校庆”。
1999年，我专程从云南赴北大。一进校门，迎面摆开的纪念品摊上，几无例外，皆是季羡林题词有签名。
虽然惊喜意外，却也暗自在思量：既为百年庆，而北大百年之名师，多如繁星，如此只署一人，是否妥当？别人又会怎么看先生？
此必伏下隐患。
而既到朗润园，还想敲门就进屋，却见李玉洁出来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电视台，才赢出时间见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还有某家报纸。云云。
将久盼的兴致勃勃的叙晤，顿时强加上一点“朝圣”的味道。
从此，我要见到季，不再是随意的事情，有了压力。每经过秘书的许可和限制时，仿佛有点“被赏面子”似的。
那天他随手在一本笔记上为我题字“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与曼菱共勉”。
见到先生诚待依然，想我来去一瞬，遥遥万里，也无须去计较秘书“故设门槛“之举了。
季后来门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学界人士渐寂然无踪。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这种“自设门槛”。就这样他的生态环境改变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宏大舞台上，季羡林有壮观的表演，没有辜负观众与时机。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场所和时段，推出了他的重要著作《牛棚杂忆》。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忆“文革”，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然而，他对人性的看透，对自己的看透，却力透纸背，令我尊伏。
其中一个细节，他写自己在被工宣队监视，连上厕所都被跟着，他却坦陈，竟然为发现地上的一枚硬币，没机会去拾而沮丧。知耻近乎勇。
他完全可以只写自己如何在看大门的时候偷偷地进行翻译巨著的工作，给自己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过自己精神史上这最丢人的一笔。
这令我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
他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思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衔接上了鲁迅；这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从一个孤儿自幼奋发，至清华深造，留德时期倍尝家国辛酸，他追随大师陈寅恪、胡适等，从不放弃学业精进和人格修养；可是战火与贫寒都不能改变的风骨，在“文革”中却有此颓废。
他把“文革”称为“人类悲剧”。
他不仅继承了鲁迅的那种自我剖析精神，更通过对自己委靡精神状态的暴露，指出了国民性的贫弱，是由于体制的剥夺。
《牛棚杂忆》说：“我们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季疾呼“研究‘文革’史”。这使他与巴金、韦君宜殊途同归，具为中华民族觉醒之良知代表。
古云“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季羡林此举居高而借风，可谓谋划已久的大举动。对此他是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绝非偶然。看他的书中讲道：现在国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国无。就已经证明他的明确意识和决心。
尊荣之际，他并没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曾拒绝“全国作协主席”的桂冠。说自己是一个作家之外的票友，他是一个朴素行文的学者，的确并非文采飞扬之人。而这风格恰恰适合映证“‘文革’回忆”这一严肃沉痛的话题。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过“文革”、剖析过自己吗？反之，有的人虽身受其害，而写起“文革”来，避重就轻，风花雪月，淡如游戏，愚下媚上。这是新的犯罪。
中国需要有担当的人。
人总得扛住一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园、家国。
我带回家的《牛棚杂忆》，立即被父母亲轮流争读。
母亲说，她喜欢季的清淡文字，如同朋友面谈。同为大学校园知识分子，她回味着浩劫时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
父亲则沉思道，此为有胆识之文字，应该收藏。于是放在他为数不多的案头。
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羡林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前看看荷花。
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
通过《牛棚杂忆》，父亲已经把季羡林惦记心头，置若亲友。
次年来京，我直奔朗润园，向季先生哭诉父亲逝世的哀痛。他为我写下了：“曼菱 无名有品 无位有尊 ”，作为给我父亲的赠词，收入了我记述父亲的著作《中国布衣》一书中。
送书时，李玉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独自守望，思古人云“人生代代无穷已”。倘若没有了这些人间的情节，那一轮满月之辉亦无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别离，望期冀。
本色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着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轻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
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回来之后，季写了“在胡适墓前”的文字。
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见，季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大陆多少年来对胡适的谩骂，季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
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谈陈寅恪，而国内能够谈陈的人不多了。季才答应了。
他着重地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他们是唯一的三代人进入《辞海》的世家。
我由此想到，自司马迁以来就以“世家”来命名的那些重要家族，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不可泯灭与取代的。当代将家族的传统几乎取缔，其实这才是成了真正的“一盘散沙”。
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慎。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
毕业离校后，二十多年的光阴，几乎每度来京都到朗润园去探访季羡林，话题无论巨细。他的本色强烈地吸引着我。
我曾经专程请教过季：我能不能做西南联大这件事？
他打量了我一下，说：“能。你能行。你做很合适。”
在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成正果。”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 。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益。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
当他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做了交代。而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榻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与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的火腿肠，还有咸菜。 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分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以后在301医院见面，谈话时旁边都有人，季羡林变得字斟句酌，极为简洁。人到晚年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总是不会自在的。他的内心再没有了松弛、随意和悠然。
尤其令我骇然的是，在这位晚年学者身上，那种由清华的严谨和北大的清高所打造出来的校园风格，竟荡然无存。报上出现了一些题词，一些不清醒的不合乎身份的话。季羡林被一些有术无学的人包围着。
有一次我从云南来也被拒之门外。李玉洁要我到路旁的“肯德基”去见面，递给我一本季的书。其实这书以前已经给过我了。
我不以为是他不想见我。我有一种季羡林被“绑架”的感觉。
季羡林已经不属于校园，他远离了校园的人群。
在季逝世前后，风波迭起。我在北大校园看见有大字报。学生们抗议“对一个老人的不人道”。
孩子们的直感是对的。由于财产纠葛，校方表示难以介入。
人皆有老。老去的亲人，和自己的老境。
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老人？
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
老年人在生活料理和与外界交流都必须依赖于他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趋从心理，一种恐惧感。也有相反倾向。
老人是需要监护的，公平正义与仁爱的监护。如何维护老人的独立与尊严、安宁与健康？这是一个伦理与人性关怀问题。
老年性心理的蜕变，就是伟人也难以避免。
无论出于公益还是私利，季羡林这位孤独老迈的北大教授都被人使用得太过分。
先是作为一个学者被使用得过分，后又作为一个老人被使用得过分，季羡林现象，是一次新的造神运动。然而造神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崩溃来得很快。
其结果是“寿则辱”。所有的垃圾又都倒在了季羡林的头上。
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2009年4月。
我告诉他，我将去台湾。我要去寻访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的踪迹，为他们扫墓。季向我讲梅校长当年在清华的口头禅“大概”“如果”“也许是”，重复地讲。神态茫然。
突然间，他提出：“还有傅斯年”。他的这位山东老乡，是以风骨耿直和保护青年闻名的。
季羡林最后的最深厚的感情是在校园，在清华和北大。
有的东西，看似柔弱，却连广宇透光阴，是民族的血脉。
昔季羡林米寿，父亲曾为我书写贺幅为：“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先生一走两年了。请受曼菱一炷心香吧。
2011年7月于昆明
本文原题：季羡林——追念与思考
原载：《当代》201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