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早在2000年，中国就提出要稳定低生育水平。这说明，已经认识到生育率低了。后来提法有所变化，叫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这就有一个问题，到底多少叫适度？2.1是世代更替水平，低于2.1就是低生育水平。
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这是中国生育政策史上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人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促成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消亡？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扭曲的根源何在？低生育到底有多大风险？它会给现在和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较早关注中国人口低生育率问题并一直做深入研究的人口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听他描绘中国人口认识上存在的诸多误区，以及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的、已经逼近我们的风险。
最大的风险在于对低生育风险认识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全面两孩政策已经放开，中国低生育状况几乎成为共识。你是较早关注低生育问题的人口学者，根据你的研究，现在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低？
郭志刚：其实，最令我担忧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低，而是目前从政府到民众，各方对于低生育的水平、规律和风险认识严重不足。
早在2000年，中国就提出要稳定低生育水平。这说明，已经认识到生育率低了。后来提法有所变化，叫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
这就有一个问题，到底多少叫适度？2.1是世代更替水平，低于2.1就是低生育水平。那么，多少是适度呢？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其实，这一点到今天也并不明确。
这种概念上的模糊导致有关部门对于低生育现实和风险认识不足，在对人口统计数字的采信上，往往是就高不就低。比如历次人口普查，有关部门对于普查数据，总是要通过间接估计的方法把总和生育率往高了调，而且调的幅度很大，总是不愿意面对生育率过低的现实。过去很多年坚持是1.8，现在不说1.8了，又说是1.6，这跟人口调查数据揭示的1.3甚至更低相比差距仍然不小。直到今天，对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高还存在争议。
这些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它直接影响政策出台和实际管理。过去，背后的争论在于生育政策是不是根本不能调整，现在则在于政策能调整到哪一步。
日报：从各个机构做的调查看，中国人的整体生育意愿确实很低，都没有超过2。实际生育行为比生育意愿还要低。各方数据都表明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但为什么这种坚持“中国人太多了，必须严格控制生育”的观念这么难改变？
郭志刚：我想首先还是认识上存在偏差，对人口规模的分母效应强调过头了。比如说“再大的成绩除以13亿都不大了”，这话要是用来反对骄傲自满也就算了，但要是说“13亿、14亿或15亿人口必将导致中国的发展根本没有戏”，就成了典型的人口决定论，完全是错误的。至于“中国人口如果降到几个亿，一定会更富强”，则不过是同一理论的反面表述而已。在计划生育早期，理论界对这些观点就有过批评。今天，中国人口已经处于低生育阶段，这种观点的荒谬和危害就变得更大。但它仍有不小的实际影响，所以应该对此加以清理和拨乱反正。此外，是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问题，屁股决定脑袋。如果政策调整会触动我的利益，那我当然不希望它调整，甚至想办法阻碍它调整。再次就是懒政。过去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方法成了惯性，不想动一动。
核心问题是没人为低生育和老龄化失控负责
日报：有人感觉管理部门还是有这样的担心，比如我一下子全部放开，会不会生得太多？而且一些人会比较乐观地认为，生育率低不用担心，只要我放开限制，生育率就会提升。
郭志刚：这个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很脱离实际。首先说担心全部放开会生得太多这个问题。人口研究是一门科学，在做预测分析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需要数据支持。比如你说政策放开时会增加多少出生人口，你要看有多少育龄妇女，这些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如何，年龄结构如何，这些都会最终影响到结果。从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出，之前的很多担心都是多余的，预想中的生育高峰根本没有出现。
第二个问题更加荒谬。生育率不是你想提高就提高的。全球面对低生育率才是20~30年的事。别的国家反应较快，至今还没有找出好的方法。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现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城镇化、教育、女性就业、生育政策限制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现在虽然生育政策放宽了，但是其他的因素并没有减弱，反而还在增强，怎么可能你一放开，生育率就会提升很多呢？而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生育率一旦降低到一定水平，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也很难有效提升。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新加坡等地，都是如此。
日报：中国人过去觉得生一个无法接受，现在觉得生两个难以承受。当然这其中有养育成本过高的问题，但是生育观的改变还是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改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危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可能真的是不可逆的。
郭志刚：是的，这种危害会很长久。所以我说中国人口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没有人真正对低生育和老龄化失控负责。现在中央对人口形势的认识比较到位，高层领导在多次讲话中对高龄少子化的阐述很到位，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在相应规划及落实的管理中，谁来为低生育和老龄化的失控负责依然没有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