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布斯鲍姆 译：黄育谊
在这篇文章里我要作三件事：第一，说明我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用法；第二，讨论过去数年内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作用；第三，就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任务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什么叫“知识分子”？
首先，我同意葛兰西的说法，即每个社会和社会集团都需要完成一定的专门性工作，其中包括技术性工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等等。而完成这些专门性工作的人就叫知识分子。这并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有时他们的人数很少）一定会形成一个与产生知识分子的阶级或集团不同的集团或阶层，更谈不到会在其他各种社会阶级中形成一个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具有特殊社会利益的集团了。这一点有时候是很明显的。例如，在军队里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军官（如总参谋部里的参谋、军事学院的教官），他们与其他军官的区别比他们与其他知识分子的区别要小得多。如果我对葛兰西的话理解得不错，这些人就是他所说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然而，假如需要大批的人来从事这些工作，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工作在技术上十分专门化，这些人当然就有可能形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特征，等等。例如，担任公司和税收法律顾问的人毫无疑向都是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可是，由于他们的工作需要深奥的专业知识，作为律师和企业的公务员，他们有共同之处。
专门训练
第二，葛兰西认为，旧社会造成了知识分子的队伍，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存留下来，他们的职能可以不同程度地适应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的要求。这些人就是他所说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牧师和大学教授。不过，我还要再进一步提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继续存在不仅表现出历史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不平衡的，而且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分子的作用几乎总是与具有专门技能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技能一般只有通过在专门机构内、即学校内接受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在那些没有文化的社会里，只要能读，尤其是能写（“职员”），就算是开始具有技能了。时至今日，非洲许多地方还依然是这样。知识分子们是来自那些至少读过中学的人们中间。在有文化的社会里，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不过，受高等教育仍然是取得知识分子资格的最容易的途径。因此，凡是达到了规定的教育水平的人都算是知识分子。当然，这一定义对于大多数“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都适用，并且提供了两者的共同之处。他们有着同样的遭遇。
但是还有第三点。除某些例外的情况外，大部分“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都为着他们的阶级、或是在一个被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从事专门的技术性工作，因此受到了专门的、有时是高级的业务训练——如会计、技术专家等。这可能会使他们附带形成强大的集团利益。
如果他们主要是为了工资或薪金而工作——这在今天是很常见的——他们就会与其他挣工资的人（如未来的工会会员）有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更容易认识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或绝大多数人与他们所属的阶级的一致性，就象在稳固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医生、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一样。实际上，在这样的社会里，这类集团也许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别人也不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只不过是自己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所属阶级的成员，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又是从这个阶级中产生的。所以，资产阶级给知识分子下的传统的定义完全根据他或她的职业或社会地位。本人是个工程师，或银行家，或出版商，只要他恰巧爱读难懂的书籍或喜爱古典音乐，就也被称作“知识分子”了。
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问题，我认为，葛兰西对“传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所作的区分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清楚和重要。另一方面，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身与受训练的方式倒是关系重大。重要的是要了解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是不是属于第一代受高等教育的人；他或她所受的是一套已经确立了的教育制度的教育，还是一套新的、或经过了改革的教育制度的教育；他或她是属于个人自学（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了）还是集体自学；等等。
但是，不管知识分子的性质如何，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知识分子究竟是多大一个力量。简单说来，过去，他们的人数相对地说是很少的，绝对数字也是很小的。今天，他们的人数有了巨大增长。我举个例子来简要地说明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德学生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相当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学生所占比例的三十倍。现在，即使人数很少的知识分子团体也能在本国政治中起十分重大的作用。
过去的十年
现在，我来谈谈过去十年或十二年的情况。在这段期间，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前几年，特别是自1968年以来，知识分子团体在其本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异常杰出而重要的作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虽然学生界的情况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并不仅仅限于他们。说到这里，我想到在1968—1970年之间，法国、意大利、西德、波兰、南斯拉夫、巴西和墨西哥的学生的作用——也许还有更多的例子——以及在七十年代，泰国、土耳其、伊朗的学生所起的作用。学生的行动推动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发动了推翻政府的斗争，并在政府中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当然也包括严厉的镇压。然而，其他一些比较小的知识分子团体也起了重要的、而且往往是戏剧性的作用——比如1968年和其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波兰、在反对巴西和希腊军事当局的斗争中、以及在印度反对甘地夫人的紧急状态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集团（尽管相对说来人数并不很多）的知识分子有三个主要有利条件。在国内许可的限度内，他们互相串联，并且有机会利用交流思想的宣传工具。要是在国外，他们就更自由了。即使条件十分不利，他们也有着内部沟通思想的系统。他们通过学校和大学，有了能够聚集一堂、集体行动的现成机构，其中许多机构是设在首都或行动容易引人注意的其他地方。总之，在别人尚不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却能在现实权力结构之外作到这一点。在那些来自下层的政治活动遭到限制和禁止的国家里，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自然就成为最重要的了。在那里，知识分子的集团可能就是唯一能够表明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的地方。在今天的世界上，象这样的国家还有很多，这是很不幸的。不过幸运的是，在这些国家里，有不少国家尚能允许最低限度地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或是不再予以有力的制止。如果连这也不允许，那就一切都不可能了。这就是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的原因。然而，正如法国、意大利和西德在1968—1969年的例子所表明的，甚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知识分子们——以学生运动的形式——也运用他们的有利条件来冲破本国政治上的镇压，并且发动群众的力量，包括工人阶级的力量。
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弱点
知识分子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当别人还不能发起一场运动的时候，他们却能够在权力结构之外作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引人注意不仅是由于他们本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所具备的力量，而且是由于在若干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其他任何人很难、或者不可能出来带头。此外——也是最为重要的——除非别人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或是以某种方式来响应知识分子的领导，知识分子的“单干”运动必定会由于过份软弱无力而不能取得大的进展。学生们可以发动革命，但不能干革命。这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
但是，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强调知识分子运动的弱点，而不强调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的工人运动的局限性。很早以前，考茨基和列宁就都承认了这一点。列宁对纯粹的“工会主义的”阶级觉悟（他认为工人自身所能形成的觉悟莫过于此）和“社会主义的”觉悟（这要由外界带到他们的运动中来）所作的区分是人所熟知的。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历史上的概括，可是，列宁在谈到具体的政治实践时，一贯是正确地指出真正的症结所在。在存在着合法的群众政治组织的国家里，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和工会确实有这样的危险，即：不知不觉地陷进狭隘的小团体活动或目光短浅的战术行动，而看不到更长远的目标和战略。在那些不存在这种政治合法性，或是工人运动幼稚而无经验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外界的发动和参加，就很难，或者不可能造成有力的全国性政治或阶级动员。尽管知识分子不能独自取得很大的进展，工人和农民也还是需要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而且也在不同的方面适用于发达国家。
逐渐提高的声望
近年来，有关知识分子的第二个十分明显的情况是，在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比以前大为增加。在两次大战之间，有代表性的工党候选人是矿工或铁路工人。可是今天，他或她更可能是一个叫作“讲师”的人。只要看一看绝大多数地方工党组织中积极分子的情况就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在欧洲大陆上，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甚至更为明显，特别是在那些原来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实质上已经灭亡、并被“欧洲社会主义党”所代替的地方。法国和西班牙就是如此。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日益广泛地参加这些运动，不能无条件地加以欢迎。因为，这涉及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有扩大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的危险，至少会掩盖两者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左翼的、或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成倍增加；另一方面，也是更危险的，参加工人运动的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同时相对地减少。减少的原因是：（一）在现代经济中旧式的体力劳动相对减少。（二）从干部这一级上来看，由于教育的发展不少干部从工人变成知识分子了。在1870年到1939年之间，走出体力工人阶级的社会职业变动的通常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去从事教学工作或是到政府部门的下级机关工作，这些职业并没有使他们与工人阶级的道路和工人运动一刀两断——旧工业区的情况尤其如此；但是，这条道路主要地是引导人们到私家企业部门去从事白领工作——例如当职员——这容易使他们成为保守派，甚至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潜在的拥护者。这种大批的人转而从事各种不同种类的、主要是低级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引导人们走向左派，或留在左派一方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同是一个青年人（无论男女），成为车间里一名能干的工人和成为作为社会工作者或工艺学校讲师的一个富于斗争性的社会主义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而那些从未达到高等或一般水平的青年工人对于这种区别的感受尤其痛切。即使在校的学生和已经走出学校的学生自认为和工人一样或认为应该和工人一样，他们也与工人不同。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
现在，我要谈谈在当前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的第三个方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运动。前两个方面是知识分子在世界政治中作为潜在的中坚分子的新作用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提高的威望。第三个方面与前两个方面不同，它一点也不明显。只有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今天社会上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人为数众多，而且越来越多。他们几乎全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一切受过这种教育的人——甚至那些只受过一般的、非专业性教育的人——就会组成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不过他们由于都是从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可能带有共同的烙印。
实际上，知识分子既有各行各业之异，又有上下高低之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与一定的阶级联系在一起。首先，在生产部门中，有一个很大的、不断壮大的阶层。这个阶层中的人们要作好他们的工作，就需要受到有系统的专门教育，不能单靠当学徒的办法在工作中学习。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职业（其中包括象工程师这样的直接与生产有关的职业）都是如此。但是今天，许多在五十年前应该构成熟练工人的人却构成或变成了低级技术知识分子。第二，某些脑力劳动的职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例如教育、宣传、新闻出版、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行政机构的某些部门，以及日益扩大的计划和研究领域。鉴于科学在今天所起的作用，上述发展中的有些部分可以归于直接生产，不过，我在这里所关心的不是要划出精确的分界线。第三，有一大批人虽然接受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训练，却无法找到知识分子的职业。其原因或是由于资本主义机器所生产的知识分子过剩，或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的职业。
所有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上下之分。在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于提供高级职位或给他们提升晋级的情况下，这种分层即使在那些名义上谁都可以从事的职业中也变得更为突出了。正如在中世纪天主教教士中的情况一样——当然，这部分人构成了封建知识界中的多数——在现代教区的神父与主教和红衣主教之间，在贫苦的修道士与富足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诸如基督教改革运动和法国革命这样的危机中，这种差别就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表现出来了。低估今天在“高级”和“低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是错误的。然而，这并不象以前的工人贵族那样，仅仅是在某个特定的阶级中的分层，因为，某些类型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工人贵族不曾采用、也不可能采用的方式与统治阶级结为一体的。这不仅是由于培养技术专家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且是由于高级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享有特权。
最后，知识分子在出身和选择上也有不同。上层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已经站住脚跟的中产阶级中、特别是被德国人叫作“受过教育的公民”中选拔出来的——他们的社会地位显然是由于其父母的文化资本积累才取得的——还往往在高等院校里受过训练。与此相反，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而造就出来的大批第一代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往往是来自已经确立了的中产阶级以下的阶级，至少其中的男人们是如此。平均说来，他们也要年轻得多，因为他们吸收新成员只是最近大约二十年的事。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承认，他们在理论和实践的活动中，都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作为实践者，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形势的分析；作为理论家，我们的理论扎根于对具体的社会现实的研究。仅从抽象的概念中是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理论的，只有通过人类的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它。我们无疑地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被卷人了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可是，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即在马克思主义分析领域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我们决不是唯一能起这种作用的人，更谈不到垄断这种作用。然而，社会劳动是有一定分工的，不管我们作为个人末说是否比别人更具备起这种作用的资格，作为知识分子，仅就阅读和写作恰恰符合我们所受的训练和从事的工作而言，我们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扣写作。
我要强调的不是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跟上时代，而是如何才能使它跟上时代。我也并不想强调重新考虑我们的分析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人总还承认这种必要性，我们都知道，1895年恩格斯说明了为什么将来的革命不能再用1848年作为样板。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成在一些除权威以外、任何人都碰也碰不得的书本里的一套死教条。
当前，出现了一大批标榜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却象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有的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贩卖自己的私货，有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或认为历史上的分析与政治毫不相干，等等。我想得更多的是那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的作品既不解释世界，也无助于变革世界，其主要目的就是在讨论会上挑起争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正确的”解释。不过，我认为有必要说明，今天，许多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写出来的作品都会使马克思本人也为之愕然。我只希望指出，这种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将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及其变化，就是使理论脱离政治实践，使政治实践变成没有指导的独断专行。这样一来，那些马克思和列宁轻易就会认出是工团主义者、民粹派恐怖主义者、或甚至是马志尼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人就能在他们的翻领上佩戴上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并扬言他们的实践符合这一标志。
在过去二十五年内，我们经历了人类社会里最惊人的变化，这个变化比最初实现工业资本主义还要广泛得多，因为它不但更为深刻，而且更为普遍。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实现。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仅技术和生产过程革命化了——就连最偏僻的人家也由于半导体收音机等的使用而附带地有了改变——而且社会结构、人类关系和文化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应验着旧的预言：农民的消失、家庭的变化和象罗马天主教这样的古代宗教的崩溃。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也处在危机之中。资本家们走投无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束手无策，资本主义理论家们转向反动，而且正如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近作中说的，逃向宗教，自找出路了。
来源：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1979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