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北京，印象里就是天天晴日日慢，就那么慢慢吞吞地一天一天。

　　在除夕的守望里，一起来回忆。

　　说北京太大太空，其实我小时候的生活区域，就是以北京钟鼓楼为圆心的两、三公里的地界儿吧。因为钟鼓楼在中轴线上，所以这区域也跨了东西城呢。记得小时候是不被大人允许走太远的，虽然那时候社会治安还很好，却总被吓唬会被拍花子的拍走。所以每回接近世界边缘都充满紧张和兴奋。哪是世界边缘呢？

　　基本上，东边沿着鼓楼东大街，过了宝钞胡同锣鼓巷，到了交道口就到头了，最远就去交道口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候的少林寺，珊瑚岛上的死光，生死搏斗，都是在那看的。提到电影院，还有一座，叫圆恩寺电影院，就在圆恩寺胡同里，也是我们经常去的，就记得在宝钞胡同附近拐来拐去，一会儿就到了。那时的电影票也便宜，基本上五分一张，后来涨了一倍，变成一毛一张了。再说西边到了铸钟胡同，前麻厂胡同就是头了。很少再往西了，虽然当时的5路公共汽车可以一直到德胜门，但小的时候是坐公共汽车都是要出远门的，平时基本靠走。南边儿，地安门大街就是边缘，穿越它去景山，少年宫，北海，故宫，那就是出远门，去旅游了。北边儿，旧鼓楼大街的豁口儿就是头儿了，那时还没有二环路，只是一条当时觉得很宽很宽的马路，过了那条马路，就是荒郊野外了，甚是恐怖。

　　这，大概就是儿时的活动范围了。

　　那时的生活轨迹也很单一，就是去上学和放学回家。草厂小学就在草厂胡同里，出口在鼓楼东大街上，早晨出来，去学校都会去三大爷的早点铺买油饼儿，那个饭馆儿现在还在，只不过改了名，好像美国总统还去吃过炒肝儿。总统肯定不知道炒肝儿是什么，但那个饭馆儿肯定出了名。

　　从三大爷早点铺顺着鼓楼围墙往西到鼓楼前的正门，那就是我儿时的CBD商圈了。那有路西的马凯餐厅，地安门百货公司，食品店，路东泰林副食店，以及烟袋斜街口的冷饮店，和街里面几个新疆人烤羊肉串儿。

　　要是再绕着围墙走，就到了鼓楼后面。紧贴着围墙有口大钟，打我记事儿就在那儿立着。上面刻着各族文字，据说是永乐年间的。那时也不懂什么保护文物，成天界围着钟瞎闹，还经常试图爬上去，很难。

　　当时钟鼓楼间没有那个广场，是一溜房子，路西是理发店，东面是小副食店由于经理姓刘，我们一般叫那个小卖部“小刘”。小刘旁边是个小酒馆，印象中那里面总有几个大爷，像长在里面生了根。酒馆儿北边是个食堂，印象里就没营过业，而烤的果酱面包倒是很好吃。

　　再往北就是钟楼的正门。门洞里石碑隔不久就会一团墨黑，后来才知道这是不时有人来拓印碑文造成的。现在很遗憾当年天天从门前过，甚至在石碑上爬上爬下，就从没有欣赏下碑文了解下碑文。没文化。

　　钟楼不像鼓楼，那时是不开放的。所以我们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能潜入钟楼院里为非作歹。里面荒草丛生，绝无人迹。看门的大爷很有传奇的。据说当年钟楼里有个幽怨的女鬼，而大爷不但不怕，还在钟楼里安然自得好多年。另有说法说1976年一个夏季的雨夜，有公安从钟楼院里抬出大爷遗体，而之后还有人听到院里有大爷查夜打更的声音。总之，看钟楼的神秘大爷一直是我们孩子间的传奇，刺激而神秘。

　　现在的钟楼顶上西边的麒麟角是后装的，原有的在1976年地震时震掉了。

　　钟楼北面是个菜站，大棚里就是附近居民排队购买大白菜的地方，也是孩子们下学折腾的地方。再北，就是豆腐池儿胡同，往东还有赵府街和鼓楼医院，不少同学住在那边，因此也是放学后玩耍地方。我儿时的核心区就是围绕钟楼的钟楼湾儿胡同，以及相通的铃铛胡同和汤公胡同。而另一个经常玩的去处就是居委会办的少年活动站，里面有小小图书馆，负责人是陆爷爷，现在该叫志愿者吧，乐此不疲为我们这些皮猴子管理图书。记得有一年我还被评为优秀小读者，也许那时起就在逐渐培养着读书的习惯吧。

　　北京是个四季分明的城市。且在儿时记忆里，是个没有喧嚣的城市。安逸到有些缓慢。春季的柳絮与风，夏季的季鸟（知了）和雨，秋季的落叶与拔根儿，冬季的棉猴与雪。每个季节都有鲜明的回忆，伴着画面与气味，就组成了脑际间留有余味的这个城市的记忆。清晰却遥远。近在眼前却又再无法触及。

　　那时我们上下学与兄弟姐妹同行，与同学伙伴相约。没人送也没人接。我们上学就坐那听，下学就背着书包跑。没人过多呵护，没有大人陪伴，我们就像疯长的野草，在钟鼓楼间肆无忌惮的成长。没人设想未来，没人在乎现在，傻乎乎，愣科科，没人忧虑，没人束缚。我们就是那样，一群纯纯也蠢蠢的孩子。那时没有密集的交通，横冲直撞的汽车，阴沉的霾，郁郁低首匆匆独行的路人。我们放肆在大街上奔跑，在胡同里疯嚷胡闹，放散着少年的活力，积攒着人生的能量。

　　童年不该这样吗？

　　我有些说不清了。我们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有些说不清了。每当回忆使我迷惘，回忆就变得不再那么有趣了。想想还是暂停吧。

　　除夕到了，无雪，无风。来年会更好！我静静地祝福，也静静地关闭了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