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不认为在奥斯维辛里挺过11个月并幸存下来堪称英勇。和集中营其他的见证者一样，他哀叹最优秀的人都丧命了，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但我们这些在相对意义上几乎完全没有经历过生存考验的人发现很难相信他。进入地狱却不被其吞噬，这怎么不能算是英勇呢？更何况，他带着如此微妙的清醒、如许多的讽刺几乎是平静见证了这个地狱？我们的一知半解加上怀有的仰慕，导致我们将作者简化为一个有着极度渴求的真诚的混合体：英雄，圣徒，见证者，救赎者。他记录奥斯维辛生活的《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1947）的标题带着一种明显的踌躇和颤栗，被他的美国出版商改成更亲和的、有教导性（How-to-ish）的《活在奥斯维辛：纳粹对人性的摧残》。该书的美国版夸赞莱维的文本是“对不可摧毁的人类精神的永恒证词，虽然莱维不时强调集中营能如何迅速、高效地摧毁人类的精神。另外一位幸存者——作家让·埃默里（Jean Améry）将“理解”误读为“让步”，非难莱维是个“宽恕者”（pardoner），虽然莱维一直争辩自己关注的是正义，而非无差别的宽恕。 一个曾经在集中营化学实验室里遇到莱维的德国军官在《这是不是个人》中读出了“对犹太教（愤怒）的克服，一种对基督教爱邻人观的践行，也是一份对人之信念的证词。”当莱维于1987年4月11日自杀时，很多人似乎都觉得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自己的英雄气概。
莱维确是英勇的，同时他还保持着谦逊，注重实际，难以捉摸，带着一种冷酷的激情，又具有实验性。有时候他带着局限，文质彬彬；有时候他又带着地方习气。（他与来自和自己相同的阶级和背景的露西亚·莫珀戈结婚，并且最后死在他降生的那间都灵的公寓里。） 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名工业化学家；他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的部分内容是在他每天坐火车通勤的路上写出来的。虽然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迫使他开始写作、并成为其作品的核心主题，莱维的写作一直是多变而世俗的，往往还带着一种喜剧的基调，即使在他面对恐怖的困厄时也是如此。除了他的两本战时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和《终战》【（Truce），出版于1963年，在美国被改名成《再度觉醒》（Reawakening）出版】，以及最后那本焦灼地探寻集中营生活和后续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之外，他还创作了一些现实主义和思辨风格的小说——其中一本关于二战时期的一群犹太革命党人，题为《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何时》（If Not Now，When？）。另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报纸专栏和那本优美、无从归类的《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1975）。
三卷本《普里莫·莱维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Primo Levi，Liveright）的出版，对它的出版商、总编辑安·戈德斯坦（Ann Goldstein）和让莱维的工作得以以全新面貌出现的译者们来说，是一种不朽而荣耀的努力。虽然他最著名的作品已经受益于之前已出版的一些英译本，但这一次他的全部文字得以汇总、并且涵盖了那些从未被译成英语出版的文字（尤其是他在1949年至1987年间完成的一组散佚的散文）
普里莫·莱维于1919年出生于都灵一个开明的家庭，他在一个被同化的、富有教养的意大利犹太人世界里长大。 在《这是不是个人》中，他会写到当他第一次听到那个致命的目的地的名字时，“奥斯维辛”这个词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他只是模糊地知道意第绪语（译注：犹太德语），且“只从曾在匈牙利工作过的父亲那里听说过一些意第绪语格言或笑话”。那个社区大概有13万意大利犹太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支持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至少在1938年的种族法案被通过之前，这一法案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激进的反犹主义）；莱维的一个堂兄尤卡迪欧·莫米加里亚诺（Eucardio Momigliano）在1919年就曾是法西斯党（Fascist Party）创始人之一。莱维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虽然他更多是想从中捞到便利、而非出于信仰。
在《元素周期表》一书中，莱维热情洋溢地复活了这个舒适的、有时颇为古怪的世界——这本书是一本回忆录，一段历史，一曲挽歌，同时也是莱维磅礴的文学才华的最佳例证。让莱维的文字有别于其他大屠杀见证文字的，正是他对刻画人物的迷恋、他在认知他人的过程中体验到的愉悦，以及他这种关注所具有的人性的辽阔。
《元素周期表》里充斥着对莱维的亲友们有趣的勾绘。他在《氩》这一章节里微微地对他们进行了轻嘲，因为和这种气体一样，这些亲戚们普遍具有一种惰性：这些懒惰、“静态”的人物们言语诙谐，充满无用的玄想。尽管他们也许是充满惰性的，但绝非黯淡乏味之人。巴伯布拉敏（Uncle Bramin。译注：希伯来语用barba指叔叔）爱上了一个异教徒（goyish）女佣，宣告要娶她，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和奥布罗莫夫（Oblomov）一样，此后的二十年里他选择一直待在床上。 诺曼·玛利亚（ Nona Màlia）是莱维的祖母，在年老时有着令人生畏的威严，和家庭很疏离，还嫁给了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医生。 也许“因为害怕自己的选择错误”，诺曼·玛利亚会轮流去犹太会堂和基督教教堂做礼拜。莱维回忆起小时候，他父亲每个周日会带着他拜访玛利亚祖母。 他们会沿着坡街走过去，莱维的父亲会停下摸摸猫咪，闻闻蘑菇，翻翻旧书：
爸爸是工程师，口袋里总装着书，认识所有猪肉贩子，因他用计算尺算所买的猪肉。他买猪肉时并不轻松，并非宗教原因，而是由于迷信。打破食物禁忌令他不自在，但他爱猪肉，只要看到猪肉店橱窗，每次都无力抗拒。他叹一口气，闭嘴诅咒两下，以眼角盯我三次，似乎怕我批评或期望我的赞同。
莱维在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他后来在散文里显露的许多种特质——严谨、好奇、激烈、灵活，井然有序到自负的程度。在小学时，他就是班里的优等生（他的同学们会欢呼“普里莫莱维优等”——译注:原文Primo Levi Primo！中是取莱维姓氏Primo的双关含义）。在 都灵顶尖的公学Liceo D’Azeglio，十几岁的莱维以其聪慧、并不魁梧的身材和犹太人的身份鹤立鸡群。他受到同学的欺凌，健康恶化。他的英文传记作者伊恩·汤姆逊（Ian Thomson）暗示莱维认为自己在身体上和性能力上都是有缺陷的，所以他后来着迷的那些粗犷的运动——比如登山和化学，都代表了一种自我改进的努力。汤姆逊注意到，莱维日后回忆校园岁月时会将自己经历的不公视为“独特的反犹主义”，并且补充道，“这种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莱维最后经历的迫害的影响，还不得而知。”但是，有可能汤姆逊彻头彻尾弄错了。也许莱维在奥斯维辛展现出的生存韧性和他坚定不让自己再受欺凌的决心有关。
只要读完《元素周期表》第一章，你就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有着永不餍足和如索引般排布的记忆，知道如何让细节变得生动、设置场景，以及如何配置他的佚事。这是一本始终让人有引用冲动的书（莱维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如此，奇怪的是他的小说除外）。《元素周期表》生机洋溢地横贯了莱维一生的不同阶段：十几岁时对化学的兴奋探究；在都灵大学上严厉却不无趣味的“P教授”的课，P教授对法西斯要求穿黑色衬衫的规定嗤之以鼻，“却套个可笑的巴掌大的围兜”，猝然走动时围兜会不断从他的外套翻领抖出来。莱维钦佩自己的老师所撰写的化学教科书“清楚到固执的地步，简洁”,“充满对一般人及愚懒学生的蔑视”，并且还忆起自己唯一一次进入教授的办公室，看到黑板上写着一句，“不管死活，别为我举行葬礼。”
整本《元素周期表》都充满着对矿物、气体和金属既实用、又独特机智的描述。比如在他描述锌时，“锌，锌板，锌块，他们用来做洗衣盆。这不是个让人有想象力的元素，这元素是灰色的，化合物则是白色，无毒，也缺乏有颜色的化学反应。简单地说，这元素很乏味。 ”莱维充满柔情地写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其中一些人我们还会在他的其他作品里遇到——乔丽亚·文耐斯（Giulia Vineis）“待人亲切、慷慨而幽默，是天主教徒而不僵硬，讲话懒洋洋的像活得不耐烦”;阿尔贝托·达拉·沃尔特（Alberto Dalla Volta）后来成了莱维在奥斯维辛的朋友，似乎很神秘地保持了对集中营生活毒素的免疫：“他是个心肠好但意志坚定的人，奇迹似的超脱。他没低头，也不折腰。他的举动、笑颜有种解放的力量，是营网的裂缝……我相信没人比他更受爱戴。”
《元素周期表》最动人的一章也许是《铁》。这一章回顾了和莱维一起学习化学的朋友桑得多（Sandro），莱维和他一起体验了登山的乐趣。和莱维崇敬的很多人物一样，桑得多拥有强健的体魄和精神，并且被描绘成杰克·伦敦（Jack London）小说里顽固的自然之子那样的人物。桑得多看上去似乎是铁打的，祖上和铁的关系也不浅（他祖先是铁匠锅匠），他学习化学是为了营生，不带明显的思考；在周末，他就会去山里滑雪或者攀岩，有时候会在干草棚里度夜。
莱维和桑得多一起品尝了“自由”的味道——也许是一种来自思考的自由；一种征服了身体、矗立于山巅的自由；一种“主掌自己命运”的自由。桑得是这本书里有力的存在，莱维意识到这一点，最终用他的不在场冲击了他的在场——在这一章结尾凄美的哀悼中，莱维告诉我们，桑得多的全名是桑德多·戴马斯楚（Sadro Delmastro），参加了（皮埃蒙特）行动党游击队。1944年，桑得多被法西斯俘虏，并试着从法西斯党部逃走，却被（译者赘注：墨索里尼从少年感化院招募的）一名15岁的儿童行刑队队员打穿了脖子。这首哀歌的结尾是：
今天我知道想用文字编织一个人，让他在纸上活起来，尤其桑德多，是完全无望的。他不是那种你可以说故事的人，也不是那种你可以立碑的人——他嘲笑石碑。他活在行动中，当行动结束，他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就只有文字。
这些文字成了石碑，即使莱维否认自己树立了它。
莱维的修辞风格最动人的一点在于他在声音和沉默、出场和离席，以及生与死之间的切换。莱维一再鸣起丧钟：这些鲜活的人类存活过，然后又消失了。但最终，他们存在过。《元素周期表》里的桑得多“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最受集中营难友爱戴的阿尔贝托死在了严冬从奥斯维辛撤离的死亡之旅中（“阿尔贝托没回来，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小矮个儿”埃利亚斯·林京（Elias Lindzin，“对他当自由人时的生活，无人知晓 ”）；“希腊人”摩多·内厄姆（Mordo Nahum）在莱维在回意大利的归途上帮助了他一段儿、让他活了下来（“我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之后就分手了；从此之后，那震撼了古老的欧洲，将其拽入分离和重聚的野蛮对面舞的旋风终于偃息，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希腊语老师，也没有他的音讯。）而那些“被淹没的”，则是“没有在任何人的回忆里留下踪迹的”亡者。莱维甚至也为自己鸣响了丧钟，因为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湮灭在那个刺在他身体上的编号里了：“事隔三十年，我很难说清楚，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那个有我名字，号码是174517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
1943年11月，莱维和他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游击队。那是一支业余的队伍，只有可怜的装备，训练也不专业。法西斯士兵在12月13日那天的凌晨抓捕了他的部分队友。莱维的身份证明显是伪造的，他把它吞了下去（“照片特别难吃”）。但是这个举措帮了他：审讯的士官告诉他，如果他是游击队员，就会即刻被处决；如果他是犹太人，他就会被送到邻近卡尔比（译注：Carpi，意大利北方重镇摩德纳附近的小镇）的一个集中营。莱维坚持了一会儿，然后选择坦白自己犹太人的身份，“部分出于疲惫，部分由于非理性的自尊”。他被送到摩德纳（Modena）附近的褔索利（ Fòssoli）的集中营。那里的情况还是可以忍受的：那里有战俘还有不同国家的政治犯们，还可以和外界有通信，并且没有强迫劳动。 但是在1944年2月，德国党卫军接管了这个集中营，宣布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犹太人们被告知自己要准备两个星期的旅行。一辆有12节封闭货运车厢的火车在2月22日那天晚上掳走了650人。 他们一到达奥斯维辛，就有500多人被“淘汰”杀死；其他96个男人和29个女人进入了集中营（Lager，莱维一直倾向于用这个德语单词来指代集中营。译者赘注：lager是德语Labeitslager的缩写，指劳动集中营）。在奥斯维辛，莱维被囚禁在一个负责制造一种叫“布纳”（Buna）的橡胶的劳改营里，尽管这种橡胶从未被生产出来。他被囚禁了将近一年多，然后花了将近9个月才最终返回家。“在那650人中间，”他在《终战》一书中写，“只有3个人生还。”这些就是事实，让人憎恶却珍贵的事实。
《塔木德经》中有一个注释，辩称说“约伯从未存在过，只是一个寓言（parable）。以色列诗人、集中营幸存者丹·帕吉斯（Dan Pagis）在他的诗歌《训诫》（Homily）中回应了这种轻而易举的抹消。帕吉斯说，尽管在这种神学上的竞争中存在明显的不对等，但约伯还是不自知地通过了上帝的考验，他用自己绝对的静默打败了撒旦。帕吉斯继续写，我们也许会想象这个故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约伯没有意识到自己打败的何许人也、甚至都没有自己意识到自己获胜了。这不是真的，因为后面就是（帕吉斯）超凡的末句：“但实际上，最可怕的地方在于约伯从未存在过，只是一个寓言。”
帕吉斯的诗句意思是：“约伯的确存在过，因为约伯在死亡集中营里。受难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受难的事实被抹消了。”就是这般，莱维的写作坚称约伯存在过，不只是一个寓言。他的明断是本体论的、有道德意味：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一名受害者见证了这一切，这些苦难永远不该被抹消或者遗忘。在莱维完成“见证”的那些书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读者们很快就被告知了各种匮乏的法则，每样东西——每一种细节、物品和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偷走：电线、破布、纸张、碗、一把勺子、面包。 囚犯们学着在吃饭的时候把饭盒托在下巴底下以防止面包屑掉落。他们用牙齿把指甲啃短。“死亡往往是从鞋子开始的。”感染往往是从脚上的伤口、水肿开始的；不合脚的鞋子可能是致命的。饥饿是永恒、压倒一切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毁灭性的：“集中营就意味着饥饿”。在睡梦中，很多囚犯砸吧着嘴唇，磨着牙床，梦见自己在吃东西。而起床号早得残忍，总是在黎明之前。当囚犯们拖着步子去劳动时，虐待狂式的、可憎的音乐会一直伴随他们：一组囚犯被迫演奏进行曲和流行的抒情曲，莱维说那单调乏味的击鼓声和铜钹的敲击声是“集中营的声音”，也会是他最后忘却的东西。而他称为集中营的“毫无意义的暴力”（useless violence）则无处不在：尖利的呵斥、殴打和侮辱；被强迫的赤裸；荒谬的管理规则，带着施虐狂式的悖论——比如，事实上每个囚犯都需要勺子，但集中营却不给他们发放，囚犯只能去黑市上为自己搞到一把勺子（莱维写道，当集中营被解放时，人们发现了大量全新的塑料勺被藏起来了）；抑或是每天狂热、冗长的点名，不分季节天气，向一群衣衫褴褛、奄奄一息的幽灵索要军国主义的精确。
很多诸如此类恐怖的事实都可以在别的见证者的证词里找到。莱维的作品卓越之处在于他非凡的叙事能力，这一点因为很多幸存者们并不去讲述故事而更加突出；很多人经常会选择诗歌的形式【保尔·策兰、丹·帕吉斯和耶西勒·德-努尔（译注：Yehiel De-Nur 原名是Yehiel Feiner，亦常用笔名Ka-Tzetnik写作——这个名字是集中营的看守称呼他的。他在奥斯维辛的编号是13563，De-Nur是希伯来语中“从火中所生“的意思）；或者从分析性的、报道的、人类学或哲学的视角来讲述这段经历【让·埃默里，日尔梅娜·蒂利翁（Germaine Tillion）， 欧根·科贡（Eugen Kogon）和维克多·弗兰克（ Viktor Frankl）】。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的重点落在了哀悼和充满血泪的礼拜仪式上，要么则是讲究快速精确，向外界呈现确凿的信息，并试图理解这一切。当维克多·弗兰克在《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中介绍奥斯维辛的食物时，他是这么写的：“因为重度营养不良，很自然地，对食物的渴望成了囚犯们的首要本能，所有的精神生活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建立起来的。”在这种对材料的科学处理背后，是一种基于叙事的生涩（narrative naïveté）而产生的谨慎：这些作家们在不同时间里穿梭，从集中营内外的不同年代里，基于某个主题挖掘、遴选出大量细节。当然，弗兰克的行文平静地坚称，“这些材料没有掌控我；我掌控着它们。”【这种姿态甚至也出现在某些关于大屠杀的小说中：豪尔赫·桑潘（Gorge Semprún，1923-2011）是布赫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的幸存者，他的小说《长旅》（The Long Voyage）也体现了这种挣脱时间性（temporality）的自由。这本书的场景设置在去集中营的火车上，但情节会一直快进，涵盖了整个集中营的经历。】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莱维的散文有着一种类似的笃定。在他的最后一本书《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他的分析是如此透彻，按照主题分类归置材料，而不再是讲述一个个故事。莱维也并不总是按照常规的时间顺序来讲故事。但《这是不是个人》和《终战》之所以如此有力，是因为它们并不鄙弃故事。它们游刃有余地铺展着自己的材料。我们在《这是不是个人》的一开始读到的是莱维1943年被捕的经历，而结尾则是1945年1月俄国人解放集中营。我们在《终战》里继续读到莱维这段漫长的、尤利西斯般的归乡之旅。一切都是全新的，一切都是某种引介（introduction），读者似乎也在用莱维那双不敢置信的双眼打量这一切。当他介绍“口渴”这种状况时，会这样写：“他们会给我们水喝吗?不，他们又让我们站成一排，把我们带到劳改营中央的一个宽阔的空地上 。”他第一次提到如今已臭名昭著的、常被引用的老调————“惟有进‘炉子’的人才能从这里出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记录自己的发现，他的句子经常从过去式跳脱到当下的日记体例。
由此产生了一种伦理学，当作家持续在记录他从诸多细节中发现的道德（在这种境况下，也即，不道德的）新奇。这就是尽管其中的材料细节堪称恐怖，每一位阅读《这是不是个人》的读者却不忍释卷的原因。莱维似乎也和我们一样不解，这既是叙事带来的惊诧，也是一种道德的震颤。受难者们对“奥斯维辛”这个名字的一无所知，从现实、象征层面为我们道明了一切。对于莱维而言，直到此刻，“奥斯维辛”才真正存在。它必须被被发明出来，被引入他自己的生命。正如神学家们和哲学家们有时坚称的那样，邪恶不是善的缺席。邪恶是恶的发明：约伯存在过，而不是一个寓言。在第一次被一个德国军士殴打时，莱维体验到了相同的震颤：“惟有一种深深的愕然: 怎么能不带愤怒地殴打一个人呢? ”或者，因为极度的饥渴，他掰断一根冰凌，却被一个守卫粗暴夺走。“为什么？”莱维问。他得到的回答是：“Hier ist kein warum（这里没有为什么）。”又或者，当劳改营的囚犯头目（kapo）阿莱克斯（Alex）获得了凌驾于其他囚犯之上的有限权力时，将自己沾满油腻的手在莱维的肩上蹭擦干净，好像莱维并不是一个人。又或者，当莱维足够幸运地被选中在集中营的橡胶实验室担任化学家时，他遇到了监管化学考试的潘维茨教授（ Dr. Pannwitz），后者抬起眼睛看看自己的牺牲品，“那种目光并非人与人之间的目光，倒像是人隔着鱼缸的玻璃壁看鱼时的目光，是两个不同世界的生物之间的目光，而要是我能解释那种目光的本质所在，我也就能解释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疯狂了。”
莱维经常强调自己从奥斯维辛生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的年轻和体力；以及自己粗通一些德语（他观察到，很多不懂德语的囚犯在前几周都死去了）；还有他受过的化学训练，让他大大提高了好奇和观察的能力，并得以让他在被囚禁的后期能够在一间温暖的实验室的室内工作，与此同时，波兰的严冬正完成对不那么幸运的囚犯们的致命筛选）；其他的一些意外则可以归结为运气。而在这些因素中，排名最后的是时机（他相对较晚地在二战末期加入战斗），还有他和他人缔结友谊的能力。他在《元素周期表》中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大家都信得过、会来吐露故事的人。”在一个终极个人主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必须为生存抗争，他没有让自己伤痕累累的机会主义（scarred opportunism）成为求生的唯一模式。他和其他人一样被戮伤，但又拥有对他的大部分读者来说奥深而不可思议的智谋，因而未曾失去治愈他人和被治愈的能力。他帮助他人，也被他人援助。《这是不是个人》和《终战》中都有关于善行和施舍的美好描述，不是那些制裁者和施虐狂、而是这些生命赐予者（life-givers）——这些支柱（fortifiers）、忍耐者（endurers）、那些支撑莱维幸存下来的男男女女们——的形象跃然纸上。年近五十的施泰因洛夫（Steinlauf），是一位曾效力于奥匈帝国军队、参加过一战的退伍军士，严厉地告诉莱维他必须按时洗澡、擦鞋子、挺起腰杆走路，因为集中营是使人沦为畜生的一架大机器，“我们不应该变成畜生”。
尤其是洛伦佐·佩罗内（Lorenzo Perrone），他和莱维一样来自皮埃蒙特地区，是个泥瓦匠，非犹太人，莱维将他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们在1943年6月相逢（莱维当时在砌砖的劳动队劳动，而洛伦佐是主要的泥瓦匠之一）。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洛伦佐会偷偷带额外的食物给他的意大利同乡，甚至还冒着更大的危险，帮忙送信给莱维在意大利的家人。（作为一个第三帝国的“志愿劳工”——也即奴隶民工——洛伦佐拥有任何犹太囚犯都无法企及的特权）。而和洛伦佐的物质救援一样关键的，是洛伦佐的存在，提醒着莱维，“ 以他那种简单又淡定地做善人的方式，令我经常记住在我们当时那样的生活天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正义的世界…… 多亏了洛伦佐，使我没有忘却我自己是个人。”
你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道德的反抗。莱维写道，他的写作是保持他的鞋子擦得发亮、他的仪态傲然端正的一种方式。他的风格乍看像窗玻璃一样清澈，但其实波澜起伏、充满策略。他因风格的纯粹而受追捧，有时又会因其沉默和冷漠被怪咎。但是莱维的“冷漠”，也只是如同你稍稍远离旺火、遽然感受到的那种寒意。他的镇静是激烈的哀悼、抵抗和确信。他也不是那么平易。他不惧怕滔滔洋溢的修辞，尤其在撰写哀歌时。“黎明仿佛背叛了我们似的蓦然而至；似乎新升起的太阳伙同那些人决意要毁灭我们……在诀别的时刻，我们彼此说了些活着的人互相不说的话。”他喜欢形容词和副词，崇拜康拉德，有时候他的口吻听起来也像是康拉德的——除却有时候康拉德会像拳击手那样将他的修饰语抡得到处都是（词语越重越好），莱维则整齐妥当地处理这些词。祖母诺曼·玛利亚最后嫁的天主教徒被形容为“堂皇、寡言、大胡子”；他的同学丽塔“衣衫破败，目光坚毅，悲哀而笃定”。切萨雷（Cesare）是那些道德强大、身体健硕的人之一，他在莱维需要的时候帮助了他，“非常愚昧，非常无知，又非常文明”。而在奥斯维辛，那些被淹没的、滑向死亡的人，会在“内心无比孤寂”中漂走。
这是一篇古典的散文，一个有教养、从未想过自己仁慈的反语（humane irony）要去鏖战它的道德对立面的男人的书写。但是，一旦加入战争，莱维就将反语变成一件强大的武器。想想这些词，“幸亏是”（fortune）、“冷静的探讨”（detached study）、“慷慨地”（charitably）、“魔力”（enchantment）、“谨慎庄重”（discreet and sedate）、“镇静”（equanimity）、“经历”（adventure）和“大学”（university）。这些词都被莱维令人瞩目地用来描述他在集中营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幸亏是在一九四四年才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就是他带着被人诟病的冷漠，写下的《这是不是个人》的第一句。他冷静地借用了fortuna这个词在意大利语里的双关含义——既表示好运，也有命定的意味。在同一本处女作的前言中，莱维承诺对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进行“冷静的探讨”。而集中营地狱般的进行曲则是一个人必须得摆脱的“魔力”（enchantment）。在《被淹没和被拯救》一书中，莱维描述了当他得知自己要接受生死淘汰时的一个危机瞬间。他微微颤抖，几乎要乞求那个他并不相信的上帝的帮助和庇护。但是“却开始镇静下来”，他写道，后来他抵制住了这种诱惑。镇静（equanimity）！
在同一本书中，他收录了自己在1960年写给他的德国译者的一封信。他写道“集中营以及去记录集中营，是一种重要的经历（adventure）并深刻地改变了我。”意大利原文是“una importante avventura，che mi ha modificato profondamente”，雷蒙德·罗森塔尔（Raymond Rosenthal）在1988年最早的英文译本里保留了这层意味；新的这套“全集”弱化了这种反语的讽刺力量，将这句话转化成“深刻改变我的严酷考验”。因为莱维这些无懈可击的文字，和他的其他文字一样，是有道德意味的。首先，它们记录了那他们所遭遇的玷污（我们会想，不应该称其为“经历”，而应该称其一场“严肃考验”）；其次，它们冷淡地抵制了这种玷污（不，我们坚持带着一种强大的讽刺力量，把这段经历称作一段“经历”）。
出于同样的一种平静而反叛的讽刺精神，《这是不是个人》有着几乎随意的结尾，就像一部传统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带着书本之外的一连串幸福的好消息：“四月份，我在卡托维茨（Katowice）遇上了申克（schenck）和阿尔卡法伊（Alcalai）。他们都挺健康。阿尔图尔（Authur）与家人幸福地团聚了，夏尔（chareles）重新当回老师了。我们相互写过很多信，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见到他。” 这种对（讽刺的）抵抗的侧重，让《这是不是个人》的续篇《终战》不但有趣，而且几乎充满欢乐色彩：集中营不复存在，德国人被战胜了，而更温柔的生活犹如精神的太阳，也在回归。莱维所有的作品中没有比《终战》开始的一个瞬间更动人的了：在经历了奥斯维辛几个月的蹂躏之后，奄奄一息的莱维被两个俄罗斯护士搀扶着下了一辆马车。他听到第一个护士说“慢点，慢点！”(“Po malu，po malu!”);这句话用意大利语表述起来更妙：“Adagio，adagio! ” 这样温柔的仁慈，宛若覆在文本上的一层香膏。
索尔·贝娄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现代作家都试图定义人性，以便证明还有延续生命与写作的必要。这句话用在普里莫·莱维身上尤为正确，即使我们不时会觉得这是命运强行赋予他的一项事业。从某些角度看，莱维是悲观的，因为他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生来就平等的神话是多么空洞”。在奥斯维辛，那些本身就是强者的人成功了——因为他们从身体或道德上都比其他人强硬；又或者只是因为他们不如别人那么敏感和贪婪，在生存意志上更为犬儒。（让·埃默里曾经在比利时遭到德国党卫军的拷打折磨，就曾断言：在痛苦面前，我们也不是平等的。）而另一方面，莱维并不是悲观的神学家。他并不相信“可怜的自然选择过程”，正是这种观点统治着集中营，并且证实了人类本质的残酷。哲学家哲贝雷尔·兰（Berel Lang）最近在一篇对莱维的导读中提出，正是这种道德乐观主义让莱维堪称非凡。兰写道，莱维既不能被转化成一个霍布斯主义者（Hobbesian，对于这种人来说集中营代表了终极的自然状态），也无法成为一个现代达尔文主义者（这种人必须奋力解释纯粹的利他主义只不过是生物性的利己主义的一种伪装）。对于莱维而言，奥斯维辛是一间例外、反常、不自然的实验室。“我们不相信想当然的轻易的推论:当一切文明的上层建筑被取消时，人从根本上来说是野蛮的、自私的、愚蠢的，”莱维直率地写道，“我们反倒认为，就这个问题，唯一的结论是， 当人类面临身体的生理需要和痛苦的折磨，许多习俗和社会本性都无所适从。”
莱维指出，在日常生活里，在胜和负、利他和利己、被拯救和被淹没之间都存在着“第三条道路”，这三条道路事实上即是“规则”（rule）。但是在集中营里，并没有第三条道路。正是这种理解让莱维拓宽了对那些被困在他称为“灰色地带”（gray zone）里的人的理解。他把那些进行了道德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和纳粹合作的人都归到这个区域——从最低等的（那些囚犯通过从事诸如清洁工或者守夜人这样卑微的劳动，从而获得额外的食物）；到稍有野心的（kapos——囚犯头头，也是劳动队长，这些自身也是囚犯的人往往成了屠夫和看守）；到极端悲惨的（the Sonderkommandos——特遣队，即被党卫军选中的犹太人，负责在几个月里运营毒气室和焚尸炉，直到他们自己也被消灭）。这个灰色地带可能会被误认为“第三条道路”，但其实是一种失常，一种因第三条道路的“缺席”而催生的绝望的极限状态。与用臭名昭著的轻蔑（infamous disdain）评价那些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不同，莱维明显试图去抵达某种理解和较温和的审判。他发现这些人既可怜，又有罪责，因为他们（在进入集中营后）立刻荒谬地变得同时无辜和有罪。而他也没有让自己逃脱这块斑驳的道德图景：一方面，他坚定确信自己是无辜的；但另一方面，他为自己幸存下来而羞愧。
莱维有时候会提到他感到一种更大的羞耻——耻于生而为人，因为正是人类发明了集中营。但是，如果说这是一种普遍羞耻的理论，它却无关原罪。 莱维的写作最让人愉悦的一个特质就是，它独立于各种宗教诱惑的自由。他不喜欢卡夫卡的视域的阴暗，且在一句著名的驳论中，抵达了卡夫卡的某种神学性的不安的核心——“他恐惧惩罚，而与此同时又渴望它……这是卡夫卡内在的某种病态。”对于莱维而言，善本身是可感知、可理解的，但是邪恶是可感知、却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他内在的健全。
1987年4月11日早晨，这个健全的高尚的人，在他67岁的这一天，走出了他位于四楼的公寓，跌到（或是将自己抛向）公寓楼梯的栏杆上。如果这是场自杀，那么这一行为就撕开了他生还的缝线。一些人很愤慨，另外的人则拒绝认为这是自杀。尽管从未言明，但这些姿态的意味几乎令人不安地近于某种沮丧，那就是纳粹最终获胜了。“普里莫·莱维在40年后死于奥斯维辛。”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写道。然而，莱维是一名选择自杀的幸存者，绝非无法幸存的自杀者。莱维自己就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关于让·埃默里那一章中反驳过这种病态（morbidity）的争论。埃默里在65岁那年自杀，说自己在集中营里花了很多时间考虑死亡；莱维相当尖锐地回应道，在集中营里他有太多其他事情要忙，没时间来体验这种内心的动荡。“生活的目标是对死亡最好的防御，这不仅适用于集中营的生活。”
很多当代的评论家们对莱维的抑郁症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莱维和抑郁症抗争多年，直到最后病情变得极度严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感觉自己无法写作、身体恶化，同时还担忧着母亲的健康。那年2月，他告诉自己的美国译者露丝·费尔德曼（Ruth Feldman），在特定的层面上，自己的抑郁症“比奥斯维辛还要糟糕，因为我已不再年轻，已经缺乏弹性了。” 他的家人对此却未曾存疑。“不！他完成了他说一直想去做的事！”他的妻子在听到事故时哀号。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莱维看作是个两度生还的人：第一次是从集中营生还，第二次是从抑郁症中幸存。他幸存了很长时间，然后选择不再幸存。这最后的行动也许并非和他的幸存相悖，而是这种幸存的延伸：他决定在自己选择的时间离开他自己的监狱。他的朋友伊迪斯·布鲁克（Edith Bruck）同为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的生还者，说：“莱维的写作中没有怒嚎——一切情绪都是克制的——但是莱维却通过自己的死发出了如此自由的怒吼。”这种描述必定让人动容，也许也是正确的。因此一个人只能自我安慰，且这种安慰是必要的：和很多自杀者一样，莱维的死只是一声沉默的怒吼，因为它吞噬了自身的回音。困惑是自然的，但重要的是不要道德化。因为，最重要的是，约伯存在过，不是一个寓言。
翻译说明：
本文译自《纽约客》杂志2015年9月28日刊。引文部分参考了《元素周期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99读书人出品）和《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上海三联书店，三辉图书出品）。文中《这是不是个人》的引文来自99读书人即将出版的《这是不是个人》中文版。《终战》的中文版《再度觉醒》也即将由三辉图书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