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可靠的专家与有偏见的积极分子之间的微妙界限。

　　几周前，我和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Jonathan Haidt）边喝咖啡边进行了一场很好的对话。应该说，在现代学者的功能和构成方面，我和他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次对话是我发的微博引起的，我说为了交流，我和乔纳森还是有一致意见的：大学课堂的所谓“触发警告”并无多大用途，反而可能产生很多问题。

　　几天后，乔纳森送给我一篇文章的复印件，那是巴斯·万·德·沃森（Bas van der Vossen）在《哲学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为象牙塔辩护：为什么哲学家应该远离政治？”（不幸的是，受支付墙的限制，你看不到文章，但读者可以给作者去电邮获取复印件）。巴斯·万·德·沃森的论证主要针对哲学家，但我认为同样的途径可以延伸到笼统的大学教授群体。

　　该文的基本观点是积极参与政治行动尤其是直接与研究相关的话题，将与教授的专业职责发生冲突，不仅可能破坏学者在本领域的声誉，而且会破坏其作为积极分子的效率。

　　巴斯·万·德·沃森很清楚，他要与哲学的悠久传统做对，马克思曾说哲学的要点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当然，柏拉图比积极行动主义走得更远，他认为哲学家应该成为开明社会的理想统治者。（结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普遍性结论的案例实在太少。。。）无论如何，现代理想的大学教授似乎是积极参与社会之人，不过，这主要作为一种理想，很少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

　　我认为巴斯·万·德·沃森提出了若干有趣的观点，值得认真考虑。本文先总结他的论证，然后将其用在笔者自己的“积极行动主义”上，即我的公共参与和批判伪科学。

　　巴斯·万·德·沃森关心的是积极参与政治行动会鼓励民众使用党派术语思考问题。这反过来造成两个问题：1）大学教授立刻丧失在学生和同事眼中的可靠性，因为她现在被视为没有充分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因而难以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断（或人能做到的那种不偏不倚）；2）认知科学研究有很多证据证明，一旦人们采取党派偏见立场，他就变得比正常人更容易接受偏见，尤其是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和圈内人偏见。

　　巴斯·万·德·沃森通过一组思想实验阐明了他的观点，其中之一是假设有个外科医师萨姆（Sam）。“萨姆是个外科医师，明天早上安排好给病人做大手术。萨姆知道。他也知道通常情况下若晚上睡得好，手术就做得更成功。但萨姆前一天晚上与朋友一起出去喝酒。萨姆睡了几个小时后就去上班，在宿醉未醒的情况下做了外科手术。”要点是即便手术进展顺利，萨姆在专业职责方面，也是犯下了严重的玩忽职守罪。因为他故意冒风险做一些明明知道可能影响其职业判断的事。同样，巴斯·万·德·沃森认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大学教授心甘情愿地冒风险接受证实偏见，以学者和教师的专业身份去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

　　巴斯·万·德·沃森得出预防性原则，他称之为负责任的专业主义原则：“担任特定角色或者从事某种职业者应该拥有理所当然当然的道德义务，尽量避免可预测到的、会影响其履行专业职责的事情。”

　　我再次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接着他将该原则应用到政治哲学家的具体情况中。巴斯·万·德·沃森声称，大学教授的任务是追求政治学方面的真理（如果真理这个词让你感到不快，我们不妨说尽可能客观地理解政治问题）。他很谨慎，承认这个工作可以是规定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即便是规定性的，它也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研究大桥应力点的工程师。他可以从描述性的角度做事，但当人们开始实际建造大桥时，工程师的工作最好被解释为规定性的。我们应该以特定的方式建造大桥，否则它可能垮塌，造成人员伤亡，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这个原则该如何应用到政治哲学家身上呢？比如，她或许是自由意志论者（如巴斯·万·德·沃森），所以她可能拒绝阅读无此种倾向的学术文献，忽略或贬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著作，因为你知道她觉得其观点是错误的。（更完美的类比案例是进步派自由主义者，拒绝阅读自由意志论政治哲学家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著作。）

　　巴斯·万·德·沃森的论证不仅是理论阐述，而且还依靠认知科学的很多证据。比如，他引用了维斯特（Westen）2008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要求坚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评价政客的行为，如他们是否前后一致、虚伪、可靠等。他发现积极参与政治者在推理方面的偏见就越发严重。”

　　此外，在过去10年左右，柯恩（Cohen）、海德（Haidt）、勒瑞（Leary）、勒纳（Lerner）和特劳克（Tetlock）的研究清楚显示，我们推理方式受到特定社会群体认同的强大影响，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对群体负责。当然，这不仅是政治哲学的情况。尝试一下，对进化论生物学家同事说，你认真思考上帝造人的智慧设计论证，或者对怀疑伪科学的人说，你认为所有这种超感官知觉（extra sensorial perception）的说法很有道理。我可以保证，对方肯定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智慧设计论证应该被严肃对待，也不是说超感官知觉的确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要点在于：一旦我们开始强烈认同特定群体及其“官方”立场，我们的结论就变得僵硬死板，不愿意接受更多证据，我们也将同时失去客观性和可靠性。

　　这让我不由得想谈谈自己捍卫科学，反对伪科学的“积极行动”。我做这些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我在田纳西大学从事进化论生物学的研究。现在我是纽约城市学院科学哲学家，仍然在做这些事。我违背了巴斯·万·德·沃森的负责任的专业主义原则吗？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积极参与政治的同事也应该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答案取决于另外几个议题。首先，什么事有资格被称为“积极行动主义”？在政治哲学里，这可能比其他领域更清晰一些。比如，政治哲学家公开支持某个特定候选人，或在其竞选总部工作，这毫无疑问属于积极行动主义。我同意巴斯·万·德·沃森的观点，应该避免做这种事。但是，该学者仍然能够在总统选举活动中撰写个人评论文章，评判议题和候选人，只要他是从专家而非党派偏见者的角度谈论即可。

　　就伪科学而言，专家和积极行动主义的界限或许有些模糊不清。参加“怀疑论者”的学术会议或许可以被称为积极行动主义，这是我下次再接到邀请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在报刊上撰写个人评论文章，指出拒绝为孩子打预防针（就我们的知识水平而言）为什么是危险的、不理性的行为，这只不过是表达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事实的理解而已（尤其是因为我是生物学家，而不仅仅是哲学家）。

　　那么，为公众写一本揭露伪科学的书怎么样呢？我认为，这再次取决于该书的写作方式，正如巴斯·万·德·沃森所说的政治哲学家的情况。我认为，他肯定不是主张专业人士不应该为普通大众写作（虽然其论文的标题显然有挑衅色彩）。相反，他是在说，他们应该在特定领域坚守专家的立场，而不是成为鼓吹特定党派立场的积极分子。

　　在我看来，当我们从存在合理分歧的领域（如政治学和经济学）转向分歧没有合理性的领域（如伪科学）时，就会出现困难的问题。甚至在第一个领域，仍然存在某些立场，任何一个专家无论其个人倾向如何都可能把某些证据斥之为屁话，或顽固无视驳斥该立场的积累起来的实证性证据。但若据此指控在没有查看数据和论证的情况下就拒绝星相学的科学家有“党派偏见”就太荒谬了。星相学已经死亡的说法并没有反映认知偏见，不过是反映现实而已。

　　虽然说了这么多，我仍然认为巴斯·万·德·沃森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议题，任何一个愿意走出象牙塔的大学教授都应该认真考虑的议题。我们应该总是自问，我们的公众写作和演讲是否跨越了普遍承认的模糊界限，一方面是谈论社会问题，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贡献；另一方面是坚定支持某个具体事业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无论该具体事业是什么。第一种情况体现学者的价值，第二种情况则破坏其作为专家的可靠性。

　　作者简介：马西莫·皮格留希（MASSIMO PIGLIUCCI），纽约城市学院哲学教授。学术兴趣是进化论生物学、科学哲学、斯多葛主义。最新著作是《伪科学哲学：重新思考边界问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年）。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