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到，财神登场。迎财神是新年期间的重要活动。《上海风俗琐记》载：“吾国习俗，以为元月五日为财神诞辰之日，故必先期迎接，则一年之内，财源必能富裕充足。”北方也有些地方把正月初二视为财神诞日。在这一天前后，古人往往会通宵达旦地燃放爆竹烟花，仿佛要以这种办法刷出存在感，以求财神爷的深情一瞥。有些地方还会“挂牲接神”，杀牛宰羊，好好为财神爷过这个生日。
除了“迎财神”，还有“送财神”。旧时的习俗，新年那天，会有乞丐挨家挨户送上一张财神画像或在墙上画上财神，说几句吉利话，以向户主讨赏钱。近世学者胡朴安辑录的《长沙新年纪俗诗》中就有关于此事的诗句“巧把财神红纸裁，乞儿持送进门来”，其诗旁注更加清楚地描述了这一现象：“新岁初间，乞儿以红纸印财神像，沿家致送，索喜钱十文，名曰送财神。”
财神与人们的生活如此密切相关，但知道他姓字名谁的，却寥寥无几。他的历史原型究竟是谁？他真的很有钱吗？
财神爷是谁，他真的有钱吗？
在中国古代，财神并非专指一个人物，而是“多位一体”的。在中国民间想象中，有一个非常庞杂的财神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是赵公明、关羽两位武财神和比干、范蠡两位文财神。这文武四位财神，一般被称之为“正财神”。
其中，赵公明并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而是在不同典籍和文学作品中不断被丰富起来的形象。关于他的传说，最早见于两晋南北朝之际的《搜神记》、《真诰》等书，那时他的形象是一位受上帝之命来到人间散布害气、取人性命的将军，近乎瘟鬼冥神。此后他也一直作为瘟神出现，变化不大，直到元代秦子晋在《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后集”中，才为赵公明增添了一份兼职：“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在明代许仲琳的小说《封神演义》中，赵公明死后被姜子牙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专司“迎祥纳福，追逃捕亡”。他麾下四位正神的名号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充满节日的喜庆色彩：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能统帅招宝、纳珍、招财、利市者，自然是大财神了。这成为民间将赵公明视作财神的文献依据。
关羽、比干、范蠡三位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财神的一面，文献典籍记载较少，一般是以民间传说的方式流传，当然这些传说都是荒诞不经的。
据说关羽之所以受到商人的推崇，除了本人忠肝义胆、公正无欺外，还因为身在曹营期间他发明了后世商人所用的记账法。比干则是殷商忠臣，因直谏被剖心而死，因“无心”而被民间附会为“无偏私之心”，故成了生意人所崇拜的财神。
范蠡在民间一直有“商圣”的称号，清代的绍兴商会甚至奉他为商祖。他本是春秋时期越国名臣，辅佐越王灭吴后，知谦抑之道，功成身退，更名易姓，隐居民间闷声发大财。他在“陶”这个地方，号“朱公”，所以又叫“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讲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会做生意，品德又好，渐渐便被民间奉为财神。至今民间流传着关于财神范蠡的民歌：“大财神，出凡尘，三聚三散越王臣；越王臣，富贵身，手里捧个聚宝盆；聚宝盆，天下闻，财源滚滚满乾坤……”因他擅长经商，古代民间流传多种经商秘诀之类的书籍，皆假托于他的名下，与今日网络上各种“心灵鸡汤”皆假托出于名人之口，如出一辙。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所列举的四位财神，除了范蠡，都不是“有钱人”。尤其是关羽，“轻财重义”的特点更是天下皆知。就算是最富有的范蠡，也动辄散尽千金，根本不符合财富积累、扩大再生产的现代商业经。他的道德色彩，是胜过财富色彩的。财神中，就没有一位纯粹的富人吗？
按照吕微在《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一书中的观点，我们上述四位财神属于正财神，此外，还有偏财神、准财神、活财神等等一众财神。
活财神，就是纯粹的富人，指生前即享有财神之名的人。这些人死后，经过民间传说的演绎，也进入了民众的财神信仰体系，有一定影响。活财神主要有：以“斗富”闻名历史的晋人石崇、宋代权相蔡京、明代江南富商沈万三、明代嘉靖朝首辅大学士严嵩等人。
石崇曾以财神的形象出现在清代的杨柳青年画中，据说蔡京的生日便是正月初五，民间附会，破五迎财神即是纪念蔡京的生日……活财神的形象基本上都是纯粹的富人，没什么道德色彩，简单因有钱而为神。这些人中，石崇不知谦抑、穷奢极欲，高调炫富，与知退让、善隐遁的范蠡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中国民间“不露富”、“闷声发大财”的低调传统背道而驰。蔡京、严嵩都以奸相名世，库中的银子多是搜刮民脂民膏。
当然，这些人作为财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远远低于赵公明、关羽、比干、范蠡四位形象光辉的正财神。从总体上看，中国财神形象的道德色彩胜过财富色彩。也就是说，中国财神，并不是以有钱人为主，这是为什么呢？
关羽、比干不是有钱人，如何成为财神？
宋代文献始出现描绘“财门”、“财马”年画的记载，因此，学界一般认为财神信仰始于宋代。而宋代恰恰是一个商人地位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朝代。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指出，受中国新禅宗出世之学的影响和冲击，从唐代韩愈起，儒学便逐渐由章句、门第礼学，向人伦日用之学的转变，宋明儒学更是继承了这一点。禅宗讲“劈柴担水、无非妙道”，儒家也开始讲，经商治生，无碍圣人之道。这就为商人地位的上升和儒生“弃儒就贾”扫清了思想障碍。而宋太宗“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间接凸显了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商贾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士人多有出于商门者，而豪杰才俊之士亦多有从商者。商贾阶层被赋予了“睦姻任恤”的色彩，承担起社会公益事业。商贾阶层被逐渐道德化，读书人也不再羞于进入商贾阶层。而读书人的进入，又进一步使得商贾阶层被道德化。
在这种情况下，财神信仰也就成为了儒家道德理想与商贾阶层经商治生之间的一个连接点，财神自然而然具有了两重面相：代表了儒家道德的圣人面相，代表了世俗成功的富商面相。如余英时所言，当越来越多的文人“弃儒就贾”，则越来越多的儒家价值观便被带入了商贾阶层。当这种价值观越来越强势，“重义轻利”的儒家信念就会发挥作用，唯义之所在，财神有钱没钱，反而没那么重要。另外，当财神的形象越道德，也就越发加固了商贾阶层的道德自信：我们所信仰的神灵，与儒家的圣人没什么不同。如王献芝所言，“士商异术而同志”，经商治生之中，自然亦有圣人之学。
因此，财神面相中圣人的一面最终压倒了富商的一面，石崇、蔡京、沈万三、严嵩等人作为财神鲜为人知，更具有神圣色彩或道德色彩的赵公明、关公、范蠡、比干却作为财神的正神而广为流传。
参考文献：
吕微：《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学苑出版社2001 年版
殷伟、殷斐然编著：《中国财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郑建斌：《中国财神》，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