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影像的形式占有世界，恰恰是重新体验真实事物的不真实性和遥远性。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黄灿然译）
芬兰站是旅客进出这座恰好位于涅瓦河畔的城市的五个铁路终点站之一，芬兰站前耸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一个人，他的名字正是这座城市现时的名字。事实上，列宁格勒每一个火车站都有一座这个人的纪念碑，要么是火车站前的一个全身雕像，要么是火车站内的一个巨型半身雕像。但是芬兰站前的纪念碑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不是雕像本身，因为列宁同志仍是以通常的半浪漫风格塑造的，一只手伸入空中，大概是在对群众发表演说；重要的是那个基座。因为列宁同志是站在一辆装甲车顶上发表演说的。雕像是以当今流行于西方的早期构成主义风格塑造而成的；大体上，用石头来雕塑装甲车这个理念，含有某种心理加速、雕塑家有点儿走在时代前面的意味。就我所知，这是全世界仅有的一座为某个站在装甲车上的男人而建的纪念碑。单是这一点，它就是一个新社会的象征了。旧社会总是由马背上的男人来代表。
够相称的是，顺流而下约两英里，在河岸对面，耸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一个自这座城市奠基之日起就以他命名的人：彼得大帝。这座纪念碑无人不知，被称作“青铜骑士”，它的屹立不动仅有它被拍照的次数可以匹比。这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约二十英尺高，是艾蒂安-莫里斯·法尔孔奈最出色的作品，他是由狄德罗和伏尔泰向纪念碑赞助者叶卡捷琳娜大帝推荐的。在从卡累利阿地峡拖来的巨形花岗岩的顶上，高高耸立着彼得大帝，左手驾驭着那匹象征着俄罗斯的后腿直立的骏马，右手伸向北方。
由于两人都被用来命名这座城市，这使人不单只想比较他们的纪念碑，而且想比较他们的直接环境。那站在装甲车上的男人左边，是当地党委半古典风格的建筑物和臭名昭著的“十字”——俄罗斯最大的监狱。在他右边，是炮兵学院；而如果你顺着他的手所指的方向望去，你会看到河左岸上的革命后最高建筑物——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总部。至于那青铜骑士，他右边也有一个军事机构——海军部；然而，他左边却是参议院，现在是国家历史档案馆，他的手则指向河对面那所他建立的大学，后来那个在装甲车顶上的男人曾在那里受过一点教育。
因此，这座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城市，有两个名字，一个本名，一个化名，而总的来说其居民基本上两者都不用。当然，在信封上或身份证上，他们写“列宁格勒”，但在平时谈话中他们宁愿称它为“彼得”。这种名字选择，与他们的政治倾向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列宁格勒”和“彼得堡”在发音上都有点儿别扭，并且不管怎样，人们总是爱用别号来称呼他们的居住地——那是更大程度的家常化。“列宁”肯定不行，仅就它是那个男人的姓（而且还是化名的姓）而言就已经不合适了；“彼得”则似乎是最自然的选择。首先，这座城市已被这样称呼了两百年了。还有，彼得一世的精神在这里弥漫的程度，依然甚于新时代的味道。此外，由于这个皇帝的真名在俄语中是“彼奥特尔”，因此“彼得”暗示某种外国性，听起来也较协调——因为这座城市有某种明显的外国和疏远气氛：它那些欧洲式建筑，也许还有它的地点本身，也即位于那条流入有敌意的公海的北方之河的三角洲中。换句话说，在一个如此熟悉的世界的边缘。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大陆性的国家；其地块占世界天空的六分之一。在这块土地边缘建造一座城市，甚至更进一步，宣布它是国家首都，这个想法被彼得一世的同代人视为至少是失策的。俄罗斯本身那个子宫般温暖的，且传统得近乎怪癖的，患幽闭恐惧症的世界，在波罗的海的彻骨寒风中发抖。彼得改革的反对之声是令人生畏的，尤其是涅瓦河三角洲的土地实在糟糕。它们是低地和沼泽；而为了在它们上面建设，地面必须加固。附近有大量木材，但没有伐木的志愿者，更别说把木头打进地里了。
但是对这座城市，彼得有他的远见，而且是不止于这座城市的远见：他看到俄罗斯把脸转向世界。在他的时代的脉络里，这意味着西方，而这座城市注定要成为——用当时访问俄罗斯的一位欧洲作家的话说——开向欧洲的窗口。实际上，彼得想要一个大门，并且要它半掩着。与他那些俄国皇帝宝座上的前任和后继者都不同，这个六英尺半高的君主没有患上传统的俄罗斯恶疾——对欧洲的自卑情结。他不想模仿欧洲：他要让俄罗斯成为欧洲，如同他自己是欧洲人，至少部分是欧洲人。自童年起，他的很多亲密朋友和同伴，以及他与之开战的主要敌人，都是欧洲人；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欧洲工作、旅行，以及实际上生活在那里；后来又频频访问欧洲。对他来说，西方不是未知领域。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尽管有可怕的酗酒习惯；他把他涉足的每一个国家——包括他自己的国家——都视为只不过是空间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来说，地理远比历史真实，而他最珍爱的方向是北方和西方。
总的来说，他爱上空间，尤其是爱上大海。他要俄罗斯有一支海军，于是这个其同代人所称的“木匠沙皇”用自己的双手，以他在荷兰和英国船坞工作时获得的技能，建造这支海军的第一艘船（现时陈列于海军博物馆）。因此他对这座城市的远见是颇不同凡响的。他要这座城市成为俄罗斯舰队的海港；成为一座抗拒瑞典人的堡垒，瑞典人围攻这些海岸——他的国家的北方要塞——已有数个世纪。与此同时，他想使这座城市成为新俄罗斯的精神中心：理性、科学、教育、知识的中心。对他来说，这些都是远见的元素和有意识的目标，而不是之后那些时期的军事扩张的副产品。
当一个有远见的人碰巧是一个皇帝时，他便会无情地行动。彼得一世为了实现其工程而诉诸的手段，最好也只能被定义为征用。他对所有的事物和所有的人课税，强迫他的子民与土地作斗争。在彼得统治时期，一名俄罗斯皇帝的子民，选择有限，差不多是要么应征入伍，要么被派去建造圣彼得堡，并且很难说哪一个选择更致命。数以万计的人在涅瓦河三角洲的沼泽中变成无名鬼魂，这个三角洲的岛屿享有类似于今天古拉格群岛的声誉。不同之处是，在18世纪，你知道你在建造什么，而且最后还有机会获得临终圣礼，以及墓头有一个木十字架。
也许，彼得没有别的办法去确保工程的执行。直到他在位之前，俄罗斯除了战争，几乎不知道中央集权，且从来未曾以一个总实体行动过。未来的“青铜骑士”为了完成工程而采取的普遍胁迫，首次把全国统一起来，并催生了俄罗斯极权主义，其果实的味道并不比其种子好。大量会诱发以大量的方式解决，而无论是从教育角度看还是从历史本身看，彼得都没有准备好以任何别的办法解决。他对待人民的方式，与他对待那块他要用来建造他的未来首都的土地的方式完全一样。这个既是木匠又是领航员的统治者，在设计他的城市时只用一种工具：直尺。铺展在他面前的空间是彻底平坦的，水平的，而他有充足理由把它当作一张地图来看待，而地图只要一条直线就足够了。如果这座城市有什么是曲线的，那也不是因为特别规划，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草率的手艺人，其手指有时会滑出那把直尺的边缘，铅笔也跟着滑出。他那些诚惶诚恐的部下也是如此。
实际上，这座城市与其说是坐落在被建筑工人打入地下的木桩上，不如说是坐落在建筑工人的骨头上。在某种程度上，旧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如此；但话说回来，历史会小心照料不愉快的记忆。圣彼得堡碰巧太年轻了，不足以建立安慰人的神话学；每逢天灾人祸发生，你便可以在人群中发现一张脸，苍白，好像饿极了，看不出年龄，眼睛深陷，呈白色，一动不动，并听到一声低语：“我说呀，这地方受了诅咒！”你会战栗，但过了一会儿，当你试图再看一眼那个说话人时，那张脸已消失了。你的眼睛将徒劳地搜寻那无目的地慢慢蠕动的人群，人群挪近：你将什么也看不到，除了冷漠的过路人，以及透过那斜斜的雨的面纱，看到帝国大厦群雄伟的轮廓。这座城市的建筑透视图的几何学，最适合永远找不到事物。
但整体而言，这样一种情绪是有其逻辑的，也即认为大自然有一天会回来，夺回它那一度屈从于人类的袭击并被篡夺的财产。这种情绪源自那蹂躏这座城市的漫长洪灾史，源自这座城市可触摸地、有形地接近大海。虽然麻烦永远不会多于涅瓦河跃出其花岗岩的约束衣，但是亲眼看到大团大团铅似的乌云从波罗的海直扑这座城市，不能不使居民厌极了那不管怎样都永远挥之不去的提心吊胆。有时候，特别是在深秋，这种天气，连带其强风、暴雨和涅瓦河水溢出其河堤，会持续好几个星期。虽然什么也没有改变，但仅仅是时间这个因素就会令你觉得它还会恶化下去。在这样的日子里，你会想起这座城市周围没有筑堤防护，想起你实际上被这支由各运河和支流组成的第五纵队包围着；想起你实际上是住在一座岛上，它是一百零一座岛中的一座；想起那滔滔巨浪是你在电影中——又或者是在梦中？——看到的诸如此类，诸如此类的；于是你扭开收音机，收听下次天气预报。天气预报通常都显得积极和乐观。
但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大海本身。说也奇怪，虽然今天俄罗斯积累了庞大的海军力量，但是大海这个概念对一般民众来说依然有点儿陌生。民间传说和官方宣传以一种含糊，尽管也许是积极的浪漫方式来处理这个主题。对普通人来说，大海主要是与黑海、休假、南方、度假胜地，也许还有棕榈树联系起来。在歌中和诗中最常遇到的修饰词是“辽阔”、“湛蓝”、“美丽”。有时候你会遇到“粗糙”，但往往那上下文其他部分也很粗糙。自由、开放的空间、离开这鬼地方之类的概念，都被本能地压抑着，然后以相反的面目浮现，就是怕水，怕溺死。仅就此而言，这座位于涅瓦河三角洲的城市，是对民族心灵的挑战，并合理地获得“自己祖国里的外国人”这一由尼古拉·果戈理授予的称号。如果不是外国人，至少也是水手。可以说，彼得一世已实现其目标：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海港，而且不只是实际意义上，还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在俄罗斯任何地方，思想都没有如此乐意与现实分离：俄罗斯文学正是随着圣彼得堡的崛起而确立的。
也许彼得确实计划要建造一座新阿姆斯特丹，但是其结果与那座荷兰城市毫无共通之处，如同它与以前哈得孙河边那座名字相同的城市[译注:指纽约，纽约以前叫作新阿姆斯特丹。]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但后者是向上发展，前者则是向水平线扩散；不过，规模则是一样的。因为单是河的宽度就要求不同的建筑尺度。
在彼得之后那些时代，他们开始营造不是单幢的建筑，而是整体建筑群，或更准确地说，建筑风景。到那时为止，俄罗斯尚未被欧洲建筑风格影响过，现在它打开水闸，于是巴罗克风格和古典主义一拥而入，淹没了圣彼得堡的街道和河堤。管风琴似的圆柱森林耸起，以它们那欧几里得几何的凯旋仪式，沿着那无止境的宫殿正面排列了数英里之远。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头二十五年，这座城市成为意大利和法国的顶尖建筑师、雕塑家和装潢家的真正游猎场。为获得它的帝国外貌，这座城市可谓巨细靡遗到了极点：河流和运河的花岗岩护墙，它们的铸铁护栅每一个弯曲处的精巧琢磨就能说明一切。同样说明一切的是沙皇家族和贵族那些宫殿和乡村宅邸的内部寝室的装饰，这些装饰的多样性和精致性近乎令人厌恶。然而不管建筑师们的建筑标准是什么——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等——结果明白无误总是俄罗斯式的，因为建筑师在决定把另一翼放置在哪里时，他往往听命于空间的过于充足，而非他那位常常是无知但财大气粗的委托人反复无常的意志。当你从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眺望涅瓦河全景，或芬兰湾旁的大瀑布时，你会获得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不是俄罗斯试图赶上欧洲文明，而是后者通过某个幻灯机被放大并投射到一个由空间和水组成的巨大屏幕上。
归根结底，这座城市及其辉煌的迅速增长，应首先归因于水的无所不在。十二英里长的涅瓦河从城市正中央分岔，连同其二十五条大大小小的盘绕的运河，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数量如此多的镜子，使自恋变得不可避免。城市每一秒都被数千平方英尺奔波的银色汞合金反映着，仿佛它正被其河流拍摄着，河流则把其连续镜头排入芬兰湾，芬兰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看上去就像这些令人目眩的影像的贮藏库。难怪有时候这座城市使人觉得像一个十足的自我主义者，正心无旁骛地凝视自己的样貌。确实，在这种地方，你更多是注意建筑表面而不是人面；但石头无能力自我生殖。这些半露方柱、柱廊和门廊的无穷尽的、疯狂的繁殖，暗示了这种具有城市特征的自恋的本质，暗示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即至少在这个无生命的世界里水也许可被视为时间的一种浓缩形式。
但是，也许这座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称的“预先计划的城市”，更多不是被其运河和河流反映，而是被俄罗斯文学反映。因为水仅能谈论表面，而且还是外露的表面。对这座城市实际内部和精神内部的描写，对这座城市对其人民和他们的内心世界的影响的描写，几乎从城市奠基日开始就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要题材。从技术上讲，俄罗斯文学是在这里，在涅瓦河畔诞生的。如果就像俗语所说的，所有俄罗斯作家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出来”的，那么值得记住的是，这件外套从那个可怜公务员身上被抢走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19世纪初的圣彼得堡。不过，俄罗斯文学的音调，却是由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定下的，其主人公是某个部门的职员，在他心爱的人被洪水冲走之后，他指控那座骑马的皇帝雕像玩忽职守（没有筑堤坝），当他看见愤怒的彼得骑着马跃上人行道追赶他，要把他这个冒犯者踩死在地面上时，他便疯了。（当然，如果不是这首长诗本身的重要性，它完全有可能只是一则关于一个小人物反抗专横权力的简单故事，或关于被迫害妄想狂、下意识对超我等的简单故事。这首诗是有史以来赞美这座城市的最杰出诗篇，除了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之外，曼德尔施塔姆在普希金死于决斗一百年之后，实际上被一脚踩死在了帝国的地面上。）
不管怎样，至19世纪初，圣彼得堡已经是俄罗斯文学的首都，这个事实与宫廷设在这里没有什么关系。毕竟，宫廷设在莫斯科长达数百年，但莫斯科却几乎没出产什么东西。这股创造力突然爆发的理由，再次主要是地理意义上的。那时候，在俄罗斯生活的脉络中，圣彼得堡的崛起与发现新大陆差不多：它使当时有思想的人有机会仿佛从外部反省自身和全民族。换句话说，这座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把这个国家客体化的可能性。从外部进行的批评是最有效的，这个概念即使在今天也极受欢迎。接着，在这座城市的另类——至少是视觉上的——乌托邦特点的加强下，它给那些首先拿起羽毛笔的人灌输了一种意识，觉得他们所宣称的东西具有几乎无可置疑的权威。如果说每一个作家都必须疏离自己的经验才能对之加以评论，那么可以说，这座城市提供了这种疏离服务，省去了他们一段旅程。
这些作家出身贵族、士绅和神职人员，用经济阶层划分来说，他们全都属于中产阶级：所有地方的文学之存在，几乎全赖这个阶级。除了两三个例外，他们全都靠写作维生，也即生活寒酸得足以无需解释或疑惑就能理解那些生活最悲惨者的苦难和上层阶级的显赫。后者对他们的吸引力少得多，因为不说别的，单是向上爬的机会就少得多。结果，我们有了一幅对真实、内在的圣彼得堡的颇全面、近乎立体感的画面，因为穷人构成了现实的主要部分；小人物总是举目皆是。此外，小人物周遭的直接环境愈是完美，他们就愈是显得碍眼和不协调。难怪他们——退休军官、贫困寡妇、被抢劫的公务员、饥饿的新闻记者、被凌辱的文员、患肺结核的学生，等等——在古典风格柱廊这一无可挑剔的乌托邦背景的衬托下，全都在作家们的脑中萦绕不去，而俄罗斯散文开篇都泛滥着他们的形象。
这些人物在纸上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把他们放在纸上的作家数目如此之多，他们对他们的材料的精通和材料本身——文字——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不久这座城市便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承认这些无可救药地由语言反映的事物的过程，包括充斥其中的道德判断，已变成认同这些被反映的事物的过程。如同常常发生在镜前的人身上那样，这座城市开始陷入对文学提供的三维形象的依赖。不是说这座城市作出的调整不够（确实是远远不够！）；但是如同任何自恋者都有固有的不安全感，这座城市亦开始愈来愈专注地凝视那面镜子，那是俄罗斯作家们拿着——用司汤达的话来说——穿过圣彼得堡居民的街道、院子和破旧的寓所的镜子。偶尔，被反映者甚至会试图纠正或干脆粉碎那个反映，而鉴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住在这座城市，因此完成这件工作要容易得多。到19世纪中叶时，这两样东西合并了：俄罗斯文学赶上了现实，它达到如此程度，以至哪怕是今天，当你想起圣彼得堡时，你竟不能区别虚构与现实。对一个其历史仅有两百七十六年的地方来说，这有点匪夷所思。今天，导游会带你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审的警察第三局旧址，以及他笔下的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用斧头砍死那个当铺老妇的房子。
19世纪文学在塑造这座城市的形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因为这是圣彼得堡宫殿和大使馆逐渐演变成俄罗斯官僚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最终演变成工业中心的世纪。建筑开始失去其完美的——达到荒谬的程度——抽象特色，并随着每一座新建筑而恶化。这与其说是由转向功能主义（它只是营利的高贵名称罢了）造成的，不如说是由普遍的美学堕落造成的。除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外，彼得的继承者们几乎没有任何远见，也不懂得他的远见。他们全都试图推广他的欧洲版，并且做得颇为彻底；但在19世纪，欧洲根本就不值得模仿。从一个皇帝到另一个皇帝，衰落愈来愈明显；唯一为新冒险挽回面子的，是这样一种必要性，也即新冒险都调整自身以适应它们伟大的先驱。当然，今天就连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军营式风格，可能也会使一个深思的审美家感到心头温暖，因为它很好地传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整体而言，用这种俄罗斯方式执行普鲁士军事式社会理想，加上古典建筑群中夹杂着大量笨拙的公寓楼，产生了一种颇令人沮丧的效果。接着，维多利亚式结婚蛋糕和灵车便来了；到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这座一开始就从历史跃进到未来的城市，有些部分看上去活像一个普通的北欧布尔乔亚。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19世纪30年代宣称“彼得堡比所有美国城市更具独特性，因为它是一个古老国家里的新城市；因此它是新希望，是这个国家奇妙的未来”，那么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讽刺地回答说：“这是一座庞大的现代化酒店的建筑——它的效率已经具体化，它的美国风格，数以百计的房间；再清楚不过的是，我们也有铁路，我们也突然变得像高效率的民族了。”
用“美国风格”来称呼圣彼得堡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时代，也许有点儿牵强；但视觉上与欧洲的相似性却是颇为惊人的。况且，并非只是银行和合股公司的门面以其巨象似的坚固性匹比它们在柏林和伦敦的同类物；一个像埃利塞夫兄弟食品店（它还完整保存着，而且运作良好，原因之一是今天可扩充的食品并不多）这样的地方的内部装饰，可轻易与巴黎的福雄媲美。真相是，每一种“主义”都是在一种其规模大到足以嘲弄民族身份的程度上传播；资本主义也不例外。这座城市正在蓬勃发展；人力资源从帝国四面八方涌来；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一倍，卖淫业繁荣，孤儿院泛滥；港湾里的水因出口俄罗斯谷物的船只而翻腾，如同今天它因船只把谷物从国外运来俄罗斯而翻腾。它是一座国际城市，有很大的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聚居地，更别说外交官和商人了。普希金借“青铜骑士”之口说出的预言“所有旌旗都将以客人身份来探访我们”如假包装地实现了。如果在19世纪，对西方的模仿肤浅如贵族阶层的化妆和时装（“这些俄国猴子！”一名法国贵族在冬宫出席一次舞会之后叫道，“他们学得多快！他们已胜过我们的宫廷！”），那么19世纪的圣彼得堡连同其暴发户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花柳社会等，已变得够西化，甚至可以对欧洲怀有一定程度的轻蔑了。
然而，这种主要见诸文学中的轻蔑，与传统俄罗斯的恐外症没有什么关系，恐外症常常以论证东正教优于天主教的面目出现。这种轻蔑更多是这座城市对自身的反应，是自称的理想主义对商业现实的反应；是审美家对资产阶级的反应。至于东正教对西方基督教，这事儿从来不成气候，因为那些大教堂和教堂都是由同一批建造宫殿的建筑师设计的。因此除非你踏入教堂的地下室，否则你根本就难以确定它们属于哪些教派，除非你注意穹顶的十字架形状；而这座城市实际上没有葱头形圆顶。不过，在那轻蔑中，仍有某种宗教因素。
对人类状况的每一种批评，都包含批评者意识到有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角度，一种更好的秩序。俄罗斯审美史是这样一种情形，以至圣彼得堡建筑群，包括教堂，都是——而且依然是——被视为最接近于可能体现这样一种秩序。不管怎样，一个在这座城市活得够久的人，注定要把美德与比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古老的希腊观念；但在这北方天空下，它却获得了一种特殊权威，体现出一种处境艰难的精神，并且至少可以说，使得一个艺术家非常注意形式。这种影响在俄罗斯诗歌，或者——以其诞生地来称呼——彼得堡诗歌中尤其明显。两百五十年来，这个流派从罗蒙诺索夫到杰尔查文到普希金及其同代精英（巴拉丁斯基、维亚泽姆斯基、杰利维格），到阿克梅派——本世纪的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都一直是存在于它被设想的那个标志下：古典主义的标志。
然而，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对这座城市的赞美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的发声相距不足五十年。后者说：“住在彼得堡是一种不幸，它是世界上最抽象和预先计划的地方。”如此短的间隔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也即这座城市的发展步伐实际上不是步伐：它从一开始就是加速度。这个其人口在1700年是零的地方，在1900年达到一百五十万。在别处要一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在这里被压缩在数十年内。时间获得了某个神话般的特质，因为神话乃是创造的神话。工业蓬勃发展，城市周围迅猛地升起的烟囱呼应它那些柱廊。俄罗斯帝国芭蕾舞团在珀蒂帕监制和安娜·巴甫洛娃主演下，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就发展出了将芭蕾舞作为交响曲结构的概念——一个注定要征服世界的概念。每年约有三千艘悬挂外国旗的船驶入圣彼得堡海港，而在1906年，将有十多个政党在叫作“杜马”的未来俄罗斯议会开会，“杜马”在俄语里的意思是“思想”（回顾起来，它的成就使得它的英语发音“Dooma”有一种特别不祥之感）[译注:Dooma的发音和字形都有“末日”或“毁灭”之意]。前缀“圣”从这座城市的名字中消失了——逐渐地，但合理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反德情绪，这个城市的名字被俄罗斯化了，“彼得堡”变成了“彼得格勒”。这座城市那一度完全可感可触的理念，其亮光在不断浓密起来的经济之网和蛊惑人心的公民宣传之中渐渐失色。换句话说，这座青铜骑士的城市以一座普通大都市的姿态，昂首阔步奔入未来，践踏其小人物并把他们推向前。有一天，一列火车抵达芬兰站，一个小个子男人从车厢里出来，爬上了一部装甲车的顶盖。
这次抵达，对这个民族是一场灾难，对这座城市却是一次拯救。因为它的发展突然完全停下来，如同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这座城市冻结了，仿佛在即将来临的时代之前陷入绝对哑默的迷惑中，不愿意加入。甚至可以说，应当在这里为列宁同志立纪念碑，因为他使圣彼得堡免于成为地球村低劣的一员和免于蒙上成为他的政府所在地的耻辱：1918年，他把俄罗斯首都迁回莫斯科。
仅是这次迁都的重要性，列宁就可与彼得相提并论。然而，列宁本人不大可能会同意这座城市以他来命名，因为别的不说，他在这座城市度过的时间大约只有两年。如果由他来决定，他会更愿意选择莫斯科或俄罗斯任何其他地方。此外，他对大海并不太在乎：他是一个大陆人，而且还是一个城市居民。而如果他对彼得格勒感到不舒服的话，有一部分原因是大海，尽管他警惕的不是洪水，而是英国海军。
也许，他与彼得一世只有两个共通点：对欧洲的认识和残酷无情。不过，虽然兴趣广泛、能量充沛、其宏伟设计只能算是业余的彼得要么是文艺复兴人的升级版，要么是其过时版，但列宁却是他的时代的地道产物：一个心胸狭窄的革命者，有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偏执狂权力欲，而权力本身亦是一个极其资产阶级的概念。
因此列宁去彼得堡，因为彼得堡正是他所认为的地方：权力。为了权力，他愿意去任何其他地方，如果他认为那地方有权力（而事实上他这样做了：住在瑞士时，他曾在苏黎世试过同样的事情）。简言之，他是这样一批最早的人之一，对他们来说，地理学是一门政治科学。但问题在于，彼得堡从来不是权力中心，哪怕在尼古拉一世当政的最反动时期也不是。每一个君主政体都依靠这样一个传统的封建原则，也即在教会支持下心甘情愿地屈从或顺从一个人的统治。毕竟，无论是屈从或顺从，都是一种意志，如同投票一样。可列宁的主要理念却是操纵意志本身，控制心灵；而这对彼得堡来说是新闻。因为彼得堡无非是帝国统治的所在地，而不是这个民族的思想或政治中心，而这是因为按定义，民族意志是无法被地方化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产生其组织的种种形式，如同树木产生彼此间的距离，尽管过路人把这称作“森林”。权力这个概念，也即国家控制社会组织，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如同来了一个伐木者。这座城市糅合建筑的雄伟与网络状的官僚传统，这本身就是对权力理念的嘲弄。宫殿的真相，尤其是冬天宫殿的真相是，并非所有的房间都有人住。要是列宁在这座城市里多待一阵子，他的国家理念也许会变得稍微谦卑些。但是从三十岁起，他在外国居住了近十六年，主要是在德国和瑞士，构筑他的政治理论。他只重返过彼得堡一次，那是1905年，他待了三个月，试图组织工人对抗沙皇政府，但很快就被迫去国，重新过他那在咖啡馆谈论政治、下棋、读马克思著作的生活。这不能帮助他变得少些怪癖：失败很少能扩大视野。
1917年，列宁在瑞士从一个过路人口中得知沙皇退位，于是与一群追随者登上了一列由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密封式火车，驶往彼得堡，该参谋部要依靠这些绅士在俄罗斯境内承担第五纵队的任务。那个在1917年从芬兰站下火车的人，当时四十七岁，而这次抵达可以说是他最后的赌注：他要么赢，要么面临叛国控罪。除了一千二百万德国马克之外，他唯一的行李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梦，这场革命一旦在俄罗斯引发，将产生连锁反应；还有另一个梦，就是成为俄罗斯国家元首，以便落实他的第一个梦。在这次驶向芬兰站的十六年颠簸的漫长旅程上，两个梦整合成一个有点像梦魇的权力概念；但是，在爬上装甲车时，他并不知道只有一个梦是注定要成真的。
因此，与其说是列宁来彼得堡获取权力，不如说是权力这个理念早就抓住了他，现在正把他带去彼得堡。历史书上所说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事实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变，而且还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在讯号发出之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船头炮发射了一门空炮——一排新成立的赤卫队便走进冬宫，逮捕了无所事事的临时政府的大批部长，后者正徒劳地试图看守沙皇退位后的俄罗斯。赤卫队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他们强奸了一半守卫皇宫的女性，并洗劫了皇宫里的各个房间。为此，两名赤卫队员被枪杀，另一个溺死在酒窖里。皇宫广场唯一的枪战，包括身体倒下和探照灯在天空中划过，是发生在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电影里。
也许是有鉴于10月25日晚上那场运动平淡无奇，这座城市在官方宣传中才被称为“革命的摇篮”。它继续做摇篮，一个空摇篮，并颇为享受这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城市躲过了革命的大屠杀。普希金说：“上帝不准我们看见俄罗斯人的灾难、无意义和无情。”而彼得堡没看见。内战在周围和全国肆虐，一道可怖的裂缝撕开了这个民族，把它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阵营；但在这里，在涅瓦河岸，两百年来第一次，安宁主宰一切，青草开始从空荡荡的广场的鹅卵石缝里和人行道的石板间长出来。饥饿导致很多人死亡，还有契卡（克格勃的原名）；但是除此之外，这座城市没人打扰，自映自照。
随着首都迁回莫斯科，这个国家亦退回其子宫般、恐闭症和恐外症的状态，彼得堡由于没处可退，便陷于停顿——仿佛被拍了摆着19世纪姿态的照片。在内战后那数十年间，它没有怎么改变：有些新建筑，但主要在郊外工业区。此外，总房屋政策是所谓的聚合，也即让赤贫者与优裕者住在一起。因此如果某个家庭自己拥有一个三室公寓，它就必须挤进一个房间，让别的家庭搬进另外的房间。因此这个城市的内部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陀思妥耶夫斯基式，而表面则剥落和吸取尘埃，如同被时代晒黑了的皮肤。
安静，不动，这座城市耸立着，看着四季的流逝。在彼得堡，一切都可以改变，除了它的天气。还有它的光。那是北极光，苍白而扩散，那是一种记忆和眼睛以不寻常的敏锐在其中活动的光。在这光中，并且由于街道的直接性和长度，一个走路者的思想会走得比他的目的地还远，而一个有正常视力的人可以在一英里外分辨驶来的公共汽车的号码或跟在他后面的盯梢者的年龄。一个生于这座城市的人，至少在其青年时代花于走路的时间绝不逊于一个真正的贝都因人。并不是因为缺乏汽车或汽车太贵（有一个出色的公共交通系统），或因为要在食品店门口排半英里的长龙，而是因为在这片天空下，沿着这条巨大灰色河流那褐色的花岗岩堤岸走路，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延伸和远视的锻炼。在不断流动、离去的河水旁那花岗岩路面的粒状岩理中，有什么东西往你的鞋底徐徐渗入一种几乎是感官式的走路的欲望。从海上吹来的、散发海藻味道的逆风，治愈了很多被谎言、绝望和无能为力过度饱和了的心灵。如果这构成奴役的共谋，那么奴隶也许是可以原谅的。
在这座城市，忍受孤独似乎要比任何其他地方容易得多：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孤独的。一种奇怪的安慰来自一个看法，也即这些石头与现在没有关系，与未来就更没有关系了。那些表面愈是进入20世纪，它们看上去就愈是过分讲究，根本就无视新时代和新时代的问题。唯一使它们与现在打交道的事物，是气候，而它们在深秋或过早来临的春天及其夹雪阵雨和令人迷失方向的鲁莽暴风这类恶劣气候中最是感到自在。或者——在死寂的冬天，当宫殿和官邸披着沉重的雪饰品和雪围巾高高地耸现在冻结的河流上空，如同穿上厚大的皮褛，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眉头的老态龙钟的帝国权贵的时候。当一月的落日那深红色圆球以其金液涂抹它们那威尼斯风格的窗户，一个被冻坏了的过桥人会突然明白彼得竖立这些墙时心中想到什么：一面用来映照一个孤独星球的巨镜。他一边呵气，一边几乎可怜起那些圆柱来，因为那些圆柱赤裸裸的，有着多利斯式发型，仿佛是被俘虏来，赶入这残忍的天寒地冻，这齐膝高的积雪里。
温度计愈是降低，这座城市看上去就愈是抽象。摄氏零下二十五度已够冷的了，但是气温还在不断下跌，仿佛收拾了人民、河流和建筑物之后，还要把理念、抽象概念也埋掉。随着白烟在屋顶上飘浮，沿河一带的建筑物看上去愈来愈像一列开往永恒的列车陷在那里动弹不得。公园和游乐场的树木看上去就像学校的人类肺脏图，树上的鸦巢如同一个个小黑洞。而在远方，海军部大楼尖顶的金针总是像一束逆光，努力要麻痹云层的内容。并且，你永远搞不懂谁在那个背景下更不协调：今日的小人物或他们那些乘坐塞满保镖的黑色轿车匆匆驶过的强大主人。至少可以说，两者都使人感到很不舒服。
即便是在30年代末，当本地工业终于开始赶上革命前的生产水平时，人口也没有显著增长；总是在接近两百万水平的某处浮动。事实上，由于内战、20年代的移民和30年代的“大清洗”，历史悠久的家庭（那些在彼得堡居住了两代人或以上的家庭），其百分比不断在下降。接着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漫长的九百日围城，围城导致近一百万人死亡，被饿死和被炸死的数目几乎一样多。围城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最悲剧性的一页，而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列宁格勒”这个名字终于被幸存的居民采纳下来，几乎是作为对死者的追念；要跟墓碑雕饰争辩是困难的。这座城市好像突然老了很多；仿佛历史终于承认它的存在，并决定以她一贯变态的方式处罚这个地方：堆积尸体。三十三年后的今天，不管怎样重新油漆和粉刷，这座征服不了的城市的天花板和表面，看上去依然保存着其居民最后一口气和最后一瞥留下的锈斑似的印迹。又或者，那只是油漆和灰泥质量太差罢了。
今天，这座城市的人口约为五百万；在早上八点，过度拥挤的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辘辘驶过无数的桥，把黑压压的人类藤壶运往工厂和办公室。房屋政策已从“聚合”改为在郊区建造新房屋，其风格与世界上所有的房屋相同，在本地被称为“兵营屋”。真应该给本市当今的父老们记一大功，他们实际上完整地保存了这座城市的主体。这里没有摩天大楼，没有交叉往来的高速公路。俄罗斯有一个建筑上的理由对“铁幕”的存在表示感激，感激它帮助她保留了一个视觉身份。如今，当你收到一张明信片，你得花一会儿时间猜测它是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还是从波兰的华沙寄来的。
并不是本市父老们不喜欢用玻璃和水泥把自己不朽化；但不知怎的，他们不敢。虽然他们竭尽全力，但他们也被这座城市的魅力所迷，于是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这里那里竖起一座现代酒店，一切都是由外国（芬兰）建筑师来做——当然，除了电话和供电线路：后者只由俄罗斯技术来完成。通常，这些酒店都是专门服务外国游客的，他们通常都是芬兰人自己，因为芬兰邻近列宁格勒。
居民以近一百座电影院和十来家剧院、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来娱乐自己；还有两座庞大的足球运动场，而本市则养了两支职业足球队和一支冰上曲棍球队。总的来说，体育运动得到官方实质性的认可，并且这里的人们都知道，最热情的冰上曲棍球迷住在克里姆林宫。但是列宁格勒的主要消遣就像俄罗斯所有地方一样，乃是“瓶子”。就酒精消耗量而言，这座城市堪称俄罗斯的窗口，而且是敞开的。早上九点，看到酒鬼的频率要比看到出租车高得多。在杂货店的酒类部，你总会看到两个男人，脸上露出那悠闲但机敏的表情：他们正在寻找“第三个”，与他们摊分一瓶酒的价钱和内容。价钱就在收钱员那里摊分——内容则在最靠近的出入口。在那些出入口的半黑暗中，摊分的艺术达到其极致，把一瓶伏特加均分为三份，一滴不剩。奇异、意想不到但有时候延续终生的友谊会发源于这里，当然还有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虽然官方宣传在口头上和印刷物上谴责酗酒，但是国家继续出售伏特加并加价，因为“瓶子”乃是国家最大的收入来源：一瓶成本五戈比，售价则是五卢布。这意味着利润为百分之九千九百。
但喝酒习惯对居住在海边的人来说并非稀罕。列宁格勒人最大的特色是：坏牙（因为在围城期间缺乏维生素）、发咝音辅音很清晰、自嘲，以及对这个国家其他地方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傲慢。在精神上，这座城市依然是首都；它与莫斯科的关系就像佛罗伦萨与罗马或波士顿与华盛顿的关系。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某些人物，列宁格勒从“不被承认”、受排斥中获得某种骄傲和某种几乎是感官的快乐；然而它又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对每一个其母语是俄语的人来说，这座城市比世界上任何可听到俄语的地方都更真实。
因为还有第二个彼得堡，由诗歌和俄罗斯散文构成的彼得堡。散文被一读再读，诗歌被背诵，原因之一是苏联学童如果想毕业就得背诵它们。正是这种背诵，确保了这座城市在未来的地位和位置——只要俄语依然存在——并把苏联学童转变成俄罗斯人民。
学年一般结束于五月底白夜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些白夜将在整个六月份持续。白夜是指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的夜晚，这种现象在北纬地区是很常见的。那是这座城市最神奇的时刻，你可以在凌晨两点读书写作而不需要灯光，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周围是如此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支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天空染上了透明的粉红色，亮得河流那浅蓝色的水彩几乎无法反映它。那些桥则被吊起，仿佛三角洲中的诸岛屿松开它们的手，并开始慢慢漂流，拐入主流，朝着波罗的海游去。在这样的夜晚，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猛，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人不会投下阴影，像水。
1979年
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