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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9月16日，即美国时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七周年之际，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专家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在《纽约时报》撰文对七年前那一幕进行了总结。伯恩斯坦曾经亲身见证和参与了危机时刻美国最高层的反应和决策过程——他曾经是副总统拜登的首席经济学家：

伯恩斯坦

　　就是这一天，七年前的这一天，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轰然倒下，坠入破产境地。

　　当时，以及之前和之后都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我们已经听过许多遍了。任性胡来的融资催发了房地产泡沫，政策制定者们对泡沫估计不足，甚至嗤笑警告的声音，于是一场灾难发生了，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波及最广泛的财富损失，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无辜者承担，而至少也应该负担一部分责任的金融部门，现在却不但宣告康复，而且还重新过上了日进斗金的生活。

　　只是，不管故事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我们可以总结出的经济教训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中有一些，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不单单是我们，其他许多经济体的决策者们也未能汲取这些教训。

　　不，我不是在说金融市场监管问题。诚然，在这场危机的金融部分，一开始，监管就是缺乏整体性和一致性的，比如贝尔斯登得到了救援，而雷曼兄弟就没有，还有，对于不可能持久的杠杆化的风险，也有着系统性的估计不足，但是，之后我们已经进行了市场改革。虽然《多德-弗兰克法案》真正应用到实践层面之前，我们还无从得知其效力，但是，法案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我自己当时也是支持这一法案的政府经济学家之一)。

雷曼事件绝非凭空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而是引燃了一个装得满满的火药桶

　　事实上，我要说的是对放款者——银行、投资者和货币市场——的极度娇纵，以及财政政策的不充分。这两者彼此之间还存在着关联与互动。

　　不久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当中，阿佩鲍姆(Bin Appelbaum)从技术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联储当初以货币刺激的名义向信贷系统注入了大量的资金，现在为了解决问题，他们正在计划使用一些非传统的工具来提升利率。包括为银行放在联储这里的储备资金提供更高的利息，以鼓励他们不放款，以及用略高的利率从隔夜拆借放款方(货币市场基金)手中借钱等。

　　换言之，当银行鲁莽地放出太多资金，最后连累了所有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现在，我们(当然首先是联储，但更确切地说是整个公共部门)又要贴钱给他们，换取他们不放款了。借款方面对着紧缩、失业和贫困，而放款方在信贷匮乏时会得到救援，而在信贷溢出时又会得到贿赂。

　　在此地是如此，在大洋彼岸的欧洲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点基本常识，我们都会知道这不公平。正因为如此，才会让许多人相信这个系统已经崩坏，才会让那些反主流的总统参选人获得那么高的人气(哪怕特朗普本人有过四次破产和接受救援的记录)。

虽然大衰退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但是严格说，美国至今也没有完全走出泥潭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优待放款方？

　　当然，雷曼兄弟的变故是个重要原因。政府决定不救援，于是雷曼兄弟崩溃了，许多人都因此批评政府，说这引发了后来的大衰退。其他过度杠杆化的，虚弱的机构和他们的投资者们满头雾水，不知道自己一旦遇到麻烦，政府到底是会救(贝尔斯登)还是不会救(雷曼兄弟)——于是，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彻底恐慌了。

　　政府迅速改弦更张，进入救援火力全开模式，美国国际、花旗、摩根士丹利等等机构纷纷“得救”了。不许找放款方的毛病！甚至连债务减记都没有发生！

　　许多改革论者都相信，如果我们当初没有过多干涉，允许那些具有更大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破产，现在的情况应该会更好。他们指出，救援背后的逻辑是，现代经济要正常运转离不开信贷，这似乎言之成理，但是，既然联储是终极放款方，他们当然完全可以暂时接管一切，直至金融市场自己康复。

　　我是个不可知论者，相信决策首先必须要对症下药，必须能够让我们尽可能快地恢复充分就业状态，其次要尽量少消耗国家资源。其实，我们现在也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更加不必说，规避风险是政策制定者的天性，在经济已经麻烦巨大的时候，他们是很难允许一家又一家重要金融机构倒下的。

为当年那惨痛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埋单的，不单单有无辜的美国人，更有整个无辜的世界

　　可是，有些东西是我千真万确知道的。只要私营部门的需求大大缩水的时候，财政政策能够补上缺口，那么，不管是救援，还是允许失去偿付能力的银行倒闭，我们最终都能够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来，雷曼兄弟事件给予我们的最明确教训，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尽管这肯定是正确的)，也不是我们必须为了确保私营部门信贷流，就必须救援那些不负责任的，造成了收入财富不平等和经济不公平的机构。

　　这教训应该是，只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肩合作，才能让我们回到充分就业状态。单单恢复信贷流是不足以让人们重新获得工作的。这是一种纯粹的供应面经济学想法。

　　我想，看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想说：“等等……我知道了，你是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泡沫/破灭并发症——靠着政府举债和支出就可以解决？靠着政府填补一些缺口就可以解决？怎么可能？”

　　我想说的当然不是这个，但是也与它差别不是很大。不止是支出或者填补缺口，而是明确投资于高效能的公立学校，投资于人力资本，投资于弱势和长期失业群体的就业机会，投资于穷人的营养补充和收入提升计划，投资于世界级的机场、宽带、港口和水路。

　　在经济虚弱的时候，这样的投资可以获得立竿见影的巨大好处。受到了太多污蔑和中伤的刺激计划《复苏法案》当中，就有很多这方面的高效措施，但可惜的是结束得太早了。比如，根据我的计算，如果我们2013年没有进行财政调整，而是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那么当年，我们就能够让产出缺口缩小8000亿美元。可事实是，产出缺口虽然也有所缩小，但一直存在，直至今天。

奥巴马签署《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份短命法案

　　不要对我讲什么财政纪律之类的废话。我是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的正式成员，而财政政策必须负责是这个机构一直以来的一贯立场。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们持续存在的庞大预算赤字与这种暂时性的，填补缺口的投资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迟早要付出代价的减税，以及不愿意调整长期需求的顽固立场——我们总是想要得到丰厚的社会保障，但是我们为其掏钱的意愿却落后了一大步。

　　汲取了七年前那场灾难的一些教训，《多德-弗兰克法案》法案也纳入了哪怕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只要破产便允许死亡的内容。正如我前面所说过的，这法案是否会发挥威力，以及未来的政治家们是否有实践它的担当，我们迟早是会看到的。

　　关键是，现在我们还有尚未记取的教训——我们必须终结放款者得到的不公平的优厚待遇，认识到在需求崩溃的时候，信贷只是解决方案的一半。我们晚明白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代价，就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那绝大多数既不放款也不做资金交易的美国人正在不间断地承担着不公平的损失。(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