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后的拜访

——写在教师节前夕

四合院的闲人

——王瑞英老师

四十多年的岁月逝去，王老师早已桃李满天下。对仅仅入学一年半、鬓染华发的我们生疏，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但王老师却一个个地叫出我们的名字。数十年来我们也从没忘记少年时代唯一的班主任——王瑞英。

在老师家，我们回忆起短暂的初中。1966年6月我们小学毕业考试完成，还没来得及进行升学考试，就进入了“文革”的造反阶段。13岁的我们并不懂什么叫文化革命，但学校放假，接待来自各地的红卫兵成为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主要“学业”了。每天仍然早来晚走，做的事情与学习无关，跟在老师后面做着贴大字报、游行、围观、接待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后来，老师也一个一个地被打倒，一些出身不好或者走资派的子女们很快回了家。1966年9月-1968年2月应该上初中的我们，却没书可读，更没有老师的教诲和辅导，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1968年初，在“文革”的复课闹革命中，我们被就近分配到中学直接进入初二年级。

终于，我们可以上学了。

人们常说：少不更事。记得我们班好像比较闹，特别是一些男生，王瑞英老师是第二任班主任。当大家知道王老师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复员兵时，老实了许多。我们记得，王老师最爱穿的就是列宁装，也是抗美援朝的女兵军装，帅气透着清雅。后来，发现王老师出身不好，结果班里有了小动作，乱了许多。

大家正聊着往事。王老师缓缓地从座椅上站起来，面对我们问出一句话：

“那时上课，我教你们什么了？”

我们不觉都愣了一下。是啊，那个年代，我们连课本都没有，都学什么了？

华回答：“好像是毛主席语录吧？”

英应道：“背毛主席诗词。”

我说：“还有写大字报！”

玲追了一句：“最新指示出来后，我们去游行。”

我补充：“我学会了26个英文字母。”当然是那位戴眼镜的英语老师教的。

天啊！当年的我们无比地可怜！最好的年华、最佳的年龄段，我们一无所成，浩如大海的知识、学问在我们身边哗哗地淌过……，这是我们永远的痛啊！

幸好，那时我们家中书柜里还有书！

王老师的问话很深刻，她在问我们，你们都学到了什么？后面还有的语言是：你们能做什么？

是啊！我们踏踏实实地学到的就是小学六年的知识！这就是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的基础。我们中不乏中队长、学习尖子、可以考入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的人，却因为“文革”错过了最佳时期，影响终生。当然，后来我们有的人补习了初、高中课程，并考入大专完成学业。那是从兵团返城，已近30岁以后的事情。

虽然没有高学历，但确信，我们已经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挫折去工作和生活了，我们的世界观是正统而又符合当今传统潮流，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我们把自己的孩子都培养成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重要事情，也算是为社会做出的一点点贡献吧。

王老师退休后，又在一所大学工作了十一年，可以感受到老师很强的事业心。现在老师常去活动中心跳跳舞健健身，难怪她的神态和体力都堪称一流。到了一定年龄，心态成为最重要的长寿秘诀。

 王老师一定不知道，当年我们全班同学“一锅端”全部去黑龙江兵团后，生活的艰难困苦出乎想象。第一年的冬天，离密山县兴凯团部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十六、七岁的我们在荒山老林安营寨扎，睡地窨子，吃杂粮冻菜，冒着零下3、40度的严寒修路、伐木、开山采石，为屯垦戍边而战。就在那个严冬，一位20岁的花季战友砸伤，就在我们眼前失去生命。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老师的来信，如春风一般，每一句话每一段都是鼓励和鞭策。老师写道：“我为你们骄傲，因为你们是祖国含苞待放的花朵。”  

曾经的岁月在一滴滴的眼泪和汗水中度过，我们也慢慢地坚强起来。回城以后的生活同样是条弯曲不平的道路，每个人都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阵痛和苦恼，当然也有喜悦和幸福。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生活的写照。

如今，“含苞待放的花朵”们已经进入中老年行列。幸好，我们有同生共死的战友、同学、朋友和家人，还有可以惦念的师长和生活中的导师。我们仍然那么地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今天来之不易的日子。

离开王老师家，英说：热泪长流。我们赶紧看看她，还好，热泪留在心里了。应该是感慨：四十三年啊，真如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

当年，我们四个人总是一起上学下学，游行也走在一起。互相叫着外号，串门，聊天，无所顾忌的年月很短，但却终生难忘。最巧的是，我们的生日除付英三月底外，我们三人都在四月份，而且每人都相隔7天。大家高兴地说，要过一个迟到的生日，而且要去英的新宅过，因为她的爱人、我们的老同学是特级“厨师”。

 我们聊啊聊，直到太阳偏西。

                         2012年9月9日 星期日 于北京